一九九八年,春天又暖又早,楼前连野草地都开出蓬蓬荆条花。好几天了,我中午出门总能撞上段雪飞,蔫儿吧唧的,半蹲在明黄花丛里,像一只举棋不定的猫。
我家住锅炉厂宿舍,七层红砖房,一楼四户,共用一个有冲水设备的卫生间。隔壁楼是镀锌铁丝厂宿舍,他们厂不行,宿舍里一层一个公用厨房,上厕所只能出门再走两百米,十几个人一字蹲开,那场景但凡见过的人,都不可能忘记。老有他们楼的人跑我们这边来解大手,按理说卫生间水费是走厂里水表,给人用用谁也不吃亏,但我们楼的人都觉得卫生间相当高级,而锅炉厂理应比铁丝厂高级,所以每层楼都在门上装了锁。这其实很麻烦,每天早上还得揣着钥匙上厕所,有时候忘记带,又憋不住,气氛就会变得很紧张。
锁经常会被铁丝撬开,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镀锌铁丝厂的人,天时地利耳濡目染,使用铁丝的技术比较娴熟。但连续三天都遇到段雪飞,胖墩墩黑黢黢一个人,鬼鬼祟祟蹲在门口,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大声叫住他:“段雪飞!你又要来撬我们厕所,我爸说了,里头的锁芯都被你撬坏了!”
段雪飞平日里吊儿郎当,梳郭富城头,总学社会青年双手插兜,今天却把右手背在后面,涨红了脸,说:“谁撬你们锁了,甭乱说!”
段雪飞爸妈都是铁丝厂工人,镀锌工,永远脸青白骇,嘴唇乌紫,远远看去有点像鬼,都说是在车间里被酸熏坏了,一个月可以多拿三十块劳保补贴。小学三年级,我和段雪飞同桌,我妈偷偷给班主任送了一瓶雅倩润肤霜,让她给我换了个位子,“哟,谁知道他身上有没有毒”,这就是我妈,任凭再小的事情,也能运筹帷幄一番。
锅爐厂是三线企业,迁过来几十年,我妈却认为自己还是北京人,任何节日都在家双刀剁馅包饺子,坚持说普通话,也逼着我说,但我对此没什么兴趣。我是个四川人,特别爱吃肥肠,口头禅是“日起鬼哦”和“你给老子等斗”。
我后来被换去和薛凌峰坐,我妈感到满意,因为薛凌峰是锅炉厂副厂长的儿子。我妈是个有手段的女人,我和薛凌峰一直同桌到现在。上中学后段雪飞分到了差班,又留了一级,我们都高一了,他还在读初三,我们再没说过两句话,直到他老来用我们楼的厕所。段雪飞撬锁的技术实在不错,有两次我爸都在门口要堵住他了,他戳两下就又得了手,把门反锁,不紧不慢上完,再从窗户跳出去。我家住三楼,窗外有一棵密密匝匝的黄桷兰,段雪飞就先跳到树上,再溜下来,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这家伙,跟只猫似的”。我后来发现,我爸内心深处其实有点欣赏段雪飞,就像他欣赏我长期背着我妈,四处跟人说“你给老子等斗”,他就没有办法,还得正儿八经说普通话,加很多儿化音,做一个流亡在外的北京人。
我冲上去,把段雪飞的右手翻过来,说:“还说没撬!你看看这是……咦?这是什么?”
他右手翻过来,不是铁丝,是两张《泰坦尼克》的电影票,粉红色,在手里攥久了,汗津津的,有一张还缺了角,用作业本纸胡乱补了补。区里电影院正放这个,排队的人早上五点就坐在门口嗑瓜子排队,我六点起床,还吃了冬寒菜稀饭再过去,最后只在门口买到一堆搂搂抱抱的不干胶。
我又惊又气:“你怎么能买到?!”
段雪飞支支吾吾,想了半天,说:“我舅舅给的,他在文化局上班。”
“卖不卖?”
“什么?”
“卖给我,怎么样,你反正也看不懂。”
段雪飞脸又红了,气呼呼地说:“可以!老子本来就是要卖了买烟!五十。”
“什么?”
“五十一张,要不要?”
“你咋子不去抢?”
“不要算球。”段雪飞转身就走。
“你给老子等斗。”我追了出去。前头有个水泥乒乓球台,台下搁着巨大的潲水缸,每周才有人来收一次,今天大概是第五或者第六天,天气暖热,那味道半旋空中,不易形容。段雪飞听我叫他也不转头,不知怎么回事,却跳上乒乓台,蹲在那里,往潲水缸里吐口水。
我捂着鼻子:“三十,我就这么多钱。”
“四十。”
“三十五。”
“行吧。”他跳下乒乓台,明明穿皮鞋,却没一点儿声音,我想到爸爸说的,这家伙,跟只猫似的。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团十块,数了七张,扔进他手里,又把两张票都抓过来,他愣了愣,没说什么,把钱胡乱塞进裤兜,又对我挥挥手,走了。
花光三分之一毕生存款,我却喜滋滋的,把那两张票压进数学书。下午一点,暖到近乎于热,春天游移不定,让一切变得浑浊,空中飘浮大团白色柳絮,潲水缸里有将馊未馊的红苕稀饭,前方段雪飞走得极快,像一只仓皇溜走的猫。
那几年大家都过得不好,到了九八年,身边大部分同学的父母都下了岗。别人家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家反正总吃白鲢,活白鲢一斤三块,刚死不久的一斤一块,我们就总吃刚死的,拼命加辣椒和大葱,这样能压住腥味。“多吃点,鱼吃多了聪明。“我妈说。但我并不那么在乎是不是聪明,白鲢寡油,我变得很馋,想吃肥肉,我妈一直稳着不买,我就每天早上用猪油拌饭,睡前吃一小碟油渣蘸白糖,牙坏了,照镜子能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洞。
已经是这种情况了,我们锅炉厂依然比别的厂高级,因为下岗人数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四十岁的不下,技术骨干不下,夫妻双职工的,只有女人下岗。我妈不服气,她是车工,工资本来比我爸要多二十五,我爸这种电工只能换换灯泡,拿电笔四处戳戳是不是漏电,没什么技术含量。她去厂里闹过几次,先没找到人,最后一次见到副厂长薛建国,也就是薛凌峰他爸,薛建国抱着泡了胖大海的玻璃杯,语重心长地说:“罗桂芳同志,你是党员,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支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国有企业改革嘛……现在呢,我们厂里头是有点困难,但这只是暂时的,等再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做好准备随时回来嘛,再说了,你家肖全辉不是还在厂头?”
我妈说:“肖全辉一个月工资才三百,过不下去。”
薛建国说:“不止哦,午餐补贴还有三十,防暑降温费二十八,肖全辉一个月三百五跑不脱。”
我妈说:“三百五也过不下去,肖珉珉要中考了,需要补充营养,多吃点肉。”
薛建国说:“小幺妹,肉吃多了也不好,青春期发胖,以后瘦不下来,我看珉珉腿就有点粗,多吃点鱼嘛,吃鱼长脑壳。”
我妈还想说点什么,薛建国挥挥手,起身给胖大海续水,说:“罗桂芳,你差不多可以了,你看看边上铁丝厂,百分之九十几都下了,人家也没有怨党怨政府,你是首都来的,北京人,素质高,高风亮节,你说是不是?”
我妈没话说了,只能高风亮节,回家经过菜市场,买了一条没死透的白鲢,白鲢一块五,葱姜蒜辣椒一共五毛,都快走到家了,又掉头回去,买了三两猪头肉,七块五,挑了特别肥的一截,老板都拌好了,回家她还加了一大勺猪油。
我吃完凉拌猪头肉,满嘴蒜味,刷了好几次牙,又嚼了我爸杯子里的茶叶沫儿,这才出门去电影院。我妈没问我去哪里,她每晚都要在门口的烂茶馆里打麻将,五毛钱的底,三番封顶,血战到底,北京人按理说不应该打这种不上档次的小麻将,但如果手气旺,一晚上能起来一周的饭钱,我妈最近手顺,考虑到我的猪头肉,也就顾不上北京人的身份了。她打牌,我爸就坐在边上,喝茶,剥花生,看黄易的武侠小说,要是我妈有一阵儿实在不顺,他就上去换个手,赢家一般都不愿意有人换手,这会败风水,但我妈说了,她有病,憋不住尿。她总是尿很久,再回来时,一上手就做三番,十之八九又能风生水起。
这就是九八年,连政府清洁工都有一大半下岗,如果总不下雨,走在路上就会吃土,那个冬天只有两场小雨,于是人人都穿着旧衣服,灰扑扑吃土。没什么人出去吃饭,路旁小饭馆却也没有关门,生意不好,大家就凑在门口炸金花,也是五毛的底,但上不封顶,输赢过了五十,气氛就会非常紧张。卖肥肠面的老板见我经过,总让我用棒棒手给他切牌,如果切出好牌,就奖我自己去锅里夹两块肥肠,他家的肥肠不撕油,我细心选出肥肠头那一截,两块下去确实止馋,何况我总夹三块,肥肠油的味道萦绕口腔,帮我度过了那个冬天。
就这样,每个人都觉得难,却每个人都活了下来, 那年春天又来得如此迅猛急促,让人觉得这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多年之后,我还被困在一九九八年。
大年二十九我才回家,在T3安检口遇到薛凌峰,拖一个蓝色Rimowa,灰色大衣搭在手上,满脸不耐地打电话。我们有半年没见了,上次是在七月,暴雨预告三天,却一直没能下来,我满脸油汗,坐在一辆没有空调的846上,车上密密挨挨的人,我为有座位感到庆幸。那段时间我总这样,提醒自己为任何事情感到庆幸,发票刮出五块钱,抢到大望路一元剪发团购,吃味千牛肉炒饭牛肉特别多,诸如此类。
车刚过传媒大学,薛凌峰给我发短信:“晚上要不要过来?我十点左右到家。”我在东大桥下车,不过下午三点,找了家麦当劳硬生生坐到九点五十,去卫生间补好妆,确认身上没有汗味,这才走去薛凌峰的小区。
小区很大,底商很有几家好餐厅,有两次薛凌峰让我下午五点过来,做过爱之后,他也请我下楼吃日本菜,两个人坐在吧台上,隔好一段距离,呆呆等着厨师做手握寿司,海胆、鳗鱼、金枪鱼腹,有一次吃到河豚,就是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却足够我又一次为当下感到庆幸,以及发几次朋友圈。吃过之后薛凌峰买单,客客气气给我打车,塞给司机一百块钱,我回家走京通快速大概八十五,但有十块钱过路费,我总等车开出去一会儿后说:“师傅,走朝阳路。”朝阳路堵一点,红灯也多,但能省二十,我又并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门铃响一声薛凌峰就开了门,正在扯领带,他拉我进门,把我压在玄关的换鞋长凳上,又撕开内裤,一言不发,就这么硬硬进去。他总撕我的内裤,倒是没有撕过裙子,毕竟我在这里也没有换洗衣服,不穿内裤却不怎么要紧,好几次我就这样,空空荡荡回家,夏夜暖风,钻进裙底,像一双充满爱意的手,比薛凌峰温柔一些的手。
性生活本身没什么不好,不短不长,不管是时间还是尺寸,几乎每一次我都能到高潮。只是薛凌峰从不把我放在床上,换鞋凳,三人沙发、单人沙发、地毯、料理臺,像某部狂热的偷情电影。我却还是比较喜欢床,料理台非常硬,地毯上有猫毛和零散猫砂,真皮沙发入骨冰凉。房子是规规矩矩三室两厅,有一个层高五米的阳台,做完之后薛凌峰会去上面抽烟,靠在栏杆上,前头是那种理应如此的北京夜景,国贸三期闪烁灯牌,三环堵得要命,世贸天阶的天幕下似乎有人求婚。我洗完澡,也出去找他要了烟,他一直抽七星,一股薄荷味,烟雾缓缓上升,汇入无边灰霾,一支烟可以拖得很长,我们都不说话,像两个不怎么熟的人,不明白一切怎么走到了今天。
安检时薛凌峰终于看见我,点了点头。后来再见就已经登了机,他坐商务舱第一排,换好拖鞋,低头读一份英文报纸,通道上有人放行李,我站了好一会儿,他就一直没读完头版。座位在倒数第二排,也不靠窗,因为买得早,机票打了五折,飞机升空时遇到气流,我这位置颠得厉害,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会死在今天。死倒是没什么,只是那样人人都会以为我和薛凌峰死在一起,想到这种可能,我突然感到不可遏制的恶心。
刚上大学那一年,我们算谈过恋爱。我高考失误,读一个根本没想到会那么烂的学校,又正好遇到新校区搬到良乡,薛凌峰却在北大,见一次面需要往返坐六个小时公交地铁。刚到北京,我们都有一种恐慌式孤独,于是每个周末都见面,总是我去看他,和现在一样,我并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公交一路往北,因为上车早我总有位子,我就一直坐在那里,看窗外经过一家沙县小吃,又一家沙县小吃。我一直没有相信这件事是真的,我是说,有一个读北大的男朋友这件事,我甚至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认为这样以后就不至于让自己显得太难堪。
一开始薛凌峰也会在未名湖边上抱着我,久久接吻,后来他有了一点变化,这种变化微妙,然而明确,在他回我短信变成两三天一条时,我提出分手,他表示同意,整个过程和我的想象完全一样,有一点无人知晓的屈辱,却也不算难看,确定分手时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一次电话。那时我们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因为并没有钱去开房,有几次他非常冲动,让我把手伸进裤子,替他解决问题,精液又黏又腥,我不怎么喜欢,但像别的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并没有拒绝。很多年后我才开始为这件事后悔,替男人手淫不怎么重要,但那种甚至没有想过拒绝的心情,在后面的时间中,出人意料地慢慢变得重要起来,有一次半夜想到,突然愤怒地摔了手机,对着有青白霉斑的墙壁,我大声说:“你给老子等斗!”
等到2012年,我和薛凌峰通过初中同学群互加了微信,有一个周末他突然问我:“你这两天会经过国贸吗?”我分明应该揣着一把刀去复仇,但真他妈日起鬼,我居然换了裙子化好妆,在他家的沙发上,和没有戴套的薛凌峰做了第一次。也是盛夏,中央空调开得极低,我一直发抖,中间有两次想贴住他取暖,但他又挺身起来,除了连接的地方,我们一直有点距离。房间里不知道什么地方藏着音响,放那种极闷却极合适的音乐,后来我发现薛凌峰总放这一首,就问过一次,他刚结束,漫不经心从我身上下来,躺在地毯上,伸手去扯抽纸,“好像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他也不怎么确定,“买音响送的碟,一直没拿出来。“有一次我拿套的时候看到那张CD的盒子,“Schubert Schwanengesang, D 957”,后来我在家也常常听,舒伯特第957号作品。
这种关系就这样持续下来。如果遇到例假那几天,我还是替薛凌峰手淫,中间那几年的后悔与愤怒并没有消失,却和另外的东西并行不悖,拽着我走到今天。我也想过等我交到男朋友就和他断掉,但还是日起鬼,两年里我一直没能认识什么合适的人,不合适的倒是有几个,都和我一样,挣税前六七千的工资,在通州破小区里租房,出入地铁,吃二十块以内的晚餐,脸上有一种一眼即知的窘迫,我甚至没法假装自己对他们有什么兴趣。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在楼下吃麻辣烫,有个男人看我一眼,又看我一眼,小心翼翼问能不能加我的微信,我觉得他有点面熟,就让他扫了二维码。回家后我沉沉睡了一觉,梦中有魇,半夜醒来,窗外路灯斜斜照进余光,房间逼仄,似有鬼影流动,眼前是多年前的一场大火,这让我终于想起来,那男人长得圆头圆脑,顶上有两个旋儿,看起来一股傻相,正是一九九八年的段雪飞。
去电影院是想碰碰运气,我手上没有票。中午到学校,薛凌峰已经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写作业。我们从幼儿园就是同班,他一直是个端端正正的男同学。职工子弟幼儿园就在厂里,原本是个废弃车间,里头有几个坏掉的耐热炉箅子,那东西有点像个带缝隙的圆桌,厂里省钱,下面垫一个锅炉风帽,再铺上油纸,我们就在上面画画、撕纸和吃白糖泡粑。门前有一个巨大水泥坝子,每逢组装锅炉,几十个小孩儿屁滚尿流,堆在坝子里围观,焊枪火星四溅,如果遇上冬天,每个人的棉服都被烧出小小黑洞,让这更像是在过年。
只有薛凌峰,丁点儿大一个人,谨谨慎慎地爬到窗前长桌上,透过污脏玻璃往外看,“我爸说了,这有危险”。就这样,大家都到了十五岁,小时候人人都长得一团混沌,也就是这两年我才意识到,原来长得像他那样端正的男同学,并不是很多。课间操举目四望,要不瘦得像猴儿,手长脚长,满脸脓包,要不就像段雪飞,圆圆短短一张脸,校服裤子卷了两卷还拖在地上,袖口脏得堆泥,整个冬天都只穿一件手打黑色高领毛衣。
十五岁,好像必须得喜欢个什么人了,我思索良久,決定喜欢薛凌峰,一是同桌比较方便,二是班上也并没有更合理的人选,三是我觉得这样我妈会比较高兴。下岗后她过得不好,吃着吃着饭也会无端端哭一场,如果我的未来能和薛凌峰扯上一点关系,她也许会稍感安慰。我们班有二十八个女生,我疑心有二十个决定喜欢薛凌峰,这也让我感到安全,我总是走拥挤的道路,因为这总是让人感到安全。
我坐下来也酝酿了一会儿,这才推推薛凌峰:“喂。”
他看看我,继续写作业。
我又推他:“喂。”
“嗯。”
“电影看吗?”
“嗯?“
“《泰坦尼克》,就是挺好看那女的……”
“我知道《泰坦尼克》。”
“我有两张票,就今天晚上的,我舅舅在文化局……”
“多少钱?”
“啊?”
“都卖给我,多少钱?”
我有点泄气,但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在乎趁机赚一笔:“一百。”
“可以。”他没再说什么,从校服裤子里摸出一百块,这张钱和薛凌峰所有东西一样,崭新,体面,干净利落。我想到我递给段雪飞那揉成一团的七十块,拿出那两张用作业本补过的电影票,薛凌峰皱皱眉,收了下来。教室里人渐渐多了,值日生开始擦黑板,青天白日,尘埃在光中清晰地画出一道实线,我在这边,而薛凌峰在另一边。
电影院门口都是我这种人,不想花钱,又想碰碰运气。三四十个人聚在售票处前头,不知道谁带了瓜子,于是大家都蹲在地上嗑瓜子。有人说开场了总能溜进去,又有人说,电影院后面有个小门,看门那老头儿姓李,平日里凶是凶,给他买包娇子脾气也就好了。我远远看见薛凌峰,似乎在等什么人,他还是穿着校服,洗得蓝是蓝白是白,里头一件白得不合理的高领毛衣。我也还穿着校服,里头也是白毛衣,因为一周只能洗一次澡,领口一道黑垢,有时候不得不把领子往下翻两圈,我妈也不是不洗衣服,只是非常奇怪,她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洗成糊里糊涂的灰色。
七点半的电影,到了八点,谁也没能溜进去,也没人舍得十块钱去买娇子,人先散了一半,剩下一半就近找茶馆打牌。我有点失望,但想到一天里平白赚了三十块,又不想回家,就在电影院对面找了一家小面馆,吃加两份肥肠的肥肠面。
火大概在八点半烧起来,我正犹豫要不要再点一笼粉蒸肥肠,抬头已看见隐约火光。开始以为是灯,旋即闻到烟味,电影院大门拥出惊慌人群,我放下碗,却鬼使神差向那火光冲去,像黑暗之中有莫名暗示,提醒我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错过某些莫名又确定的东西。往外奔跑的人太多,我没能进大门,倒遇见脸色苍白的薛凌峰,都这个时候了,他明明鼻尖粘黑灰,身上一股怪味,却还是那副全然洁净模样,实在是日起鬼。
我拉住他的袖子:“咋子回事?”
他略微焦急,看着前方:“烧起来了。”
“哪里烧起来了?”
“放映室。”
我还想问两句,他却挣脱我的手,急匆匆走了。我看见前头有个女孩子,和我一般穿着校服,束高高马尾,薛凌峰追上她,侧过头去和她说话,我这才认出来,那是林小云,我们校长的女儿,原来另外一张票去了这里。
林小云长得也就和我差不多模样,瘦瘦长长,却有张鼓鼓圆脸,麦色皮肤,额头上有一个黑灰圆印,倒像是特意化了印度妆。她大概有点冷,这么远也能看到发抖,睫毛垂下,要哭不哭的模样,薛凌峰低头拍拍她的背,拍得很轻,又更轻地说了几个字,空气弥漫烟灰,以及一种让我陌生的柔情。薛凌峰这个人平日里看不出什么情感,考第一名是什么样子,吃包子时他就也是这么个样子。我有点怕他,同桌这么多年,开口说话还得猛提一口气,永远不敢抄他作业,看了几本言情小说,我恍然大悟,喜欢一个人原来就是这样的,带着距离、陌生和恐惧。
火并没有熄,不紧不慢烧着,往不确定的方向蔓延,消防站就在附近,消防车却好一会儿才到。电影院门前是个窄窄斜坡,车进不来,几个消防员满面酒气,不怎么耐烦,慢悠悠在那里铺水管,铺好后发现消防龙头没有水,又把管子接到肥肠面馆,老板大概想到水费,期期艾艾不肯把水开到最大,那水管瘪了很久,才渐渐充盈,等水的时间里,几个人就蹲在面馆门牙上,若无其事点上烟。耗了这么些时间,火已经渐渐弱下去,走远的人又陆续回来,大家都顶着漫天烟灰嗑剩下的瓜子,像看一场比《泰坦尼克》更让人入戏的电影。这附近都停了电,火光如水流动,在黑暗中越行越窄,渐至干涸。
我也站了一会儿,开始只看见火光,后来发现火光中总浮动着林小云的脸,圆圆鼓鼓,两颊酒窝,睫毛垂下时似有阴影,像我用了魔镜,照出一个更美的自己。我在人群中找了又找,她和薛凌峰都不在。他们大概觉得这些事情没什么意思,想到这个,我觉得自己没意思极了。
火迟迟未灭,我嗑完手里最后几颗瓜子,转身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身后天空又亮了一亮,我应该看见一点余光,然而挫败和厌倦让我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连回头都不愿。我走进黑漆漆的门洞,又走进黑漆漆的房门,爸妈没有回来,我在黑暗中想了许久,试图想清楚一些不确定的问题,但最终我只是决定忘记这该死的一天,然后睡了过去。
大年初十,我去羊肉汤馆参加小学同学会。此前我已经参加了初中同学会和高中同学会,这种聚会当然非常无聊,总在火锅店或者羊肉汤馆里,带空调的包间里摆三张油腻圆桌,永远只能坐满两桌,剩下一桌零星有三五个人,对着一桌子菜,也不喝酒,开最大瓶的雪碧,默默吃到最后。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总是坐在这第三桌上吃到最后,菜太多了,为了避免和人交流近况,我只能一直埋头苦吃,有两次甚至吃到恶心,回家后吐了一场,黄色胃液翻腾,马桶里有完整的毛肚和羊头肉。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也想过,明年索性不要参加,却一年比一年去得更早,说不上什么原因,大概人落魄时就是这样,连最微不足道的地方,也会失去勇气。薛凌峰就从来不参加同学会,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有一次和他上床后我才猛然意识到,我们从幼儿园一直同学到高中。
进包间不过五点半,里面稀稀落落有七八个人,都是班上過得不大好的那种,每年我们都是来得最早的一批,男男女女都显得过分隆重,男同学明显刚擦了皮鞋,女同学穿着紫色拼貂大衣。我知道这种衣服,皮草批发市场上卖两千五,可以打九折,我妈去年刚买了一件,自贡的冬天并没有冷到这个地步,但她每日每日地穿着。北方人都穿这个,我妈说。她现在不怎么说自己是北京人了,只偶尔提到北方,像一种遥远而不切实际的意象,过年照旧包饺子。
我穿一件驼色羊毛大衣,这是薛凌峰去年送我的,春节前我去他家,结束之后他本来裸身躺在地毯上刷手机,却突然站起来,从四周散落的衣服里摸出钱包,又扔给我一张购物卡:“新光天地的,你拿去随便买点东西。”卡里有一万块钱,我于是买了这件打完折九千多的大衣,含30%羊绒,纯羊绒的更轻更薄,但要两万出头。卡里剩下的钱我拿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和酸奶,超市非常贵,几百块钱并没有买到多少东西。我拎着几个塑料袋,去新光天地对面的公交车站,坐930回家。
进屋后一会儿我才发现,当中有个陌生面孔。远远看过去有点面熟,定睛一看又的确不认识。圆头圆脑一个人,穿胖墩墩的黑色棉服,衬得皮肤更显病态苍白,他坐在角落里,并不和任何人说话,却面带饥渴,认真听每个人说话,手捧一个巨大保温杯,每隔几分钟要续一次水,这让他频繁进出去上洗手间。在看着他第四或者第五次蹑手蹑脚把门掩上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个走路像猫一样悄无声息的中年男人,是多年未见的段雪飞。
饭局七点才开始,大家一直在等一个当了副区长的男同学,最后他在群里发了语音信息,表示自己“给大家赔罪,实在来不了”。
我照例坐没满员的那一桌上,这次坐了五个人,对住面前起码五斤羊肉羊杂,和一大铝盆碧绿豌豆颠。我暗暗下了决心,今天要少吃一点,再早一点走,并没有什么人和我说话,我却每年都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这样就不用和任何人告别。
桌上的人年年都见到,但我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想来他们对我也是如此,大家甚至没有装作应该互相加一下微信。也许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坐这一桌的人,并不值得加什么微信。汤很快沸了,大家沉默着往自己的小料碗里加汤和小米辣椒,我一时走神,撒了太多调味盐,汤勺已经递给下一个人,鼓了许久勇气,我才敢出声把汤勺要回来再加一点汤,心虚和胆怯一旦开始,似乎就会这样无止境下去,这让我非常疲惫,却又无计可施。
这家的羊肉汤在自贡是有名的,刚才去后院上卫生间,一张血红羊皮挂在竹竿上,下头有人在剔羊头肉,旁边板凳上一字排开几个剔得干干净净的羊头。回到桌上,第一筷子就夹到带眼珠那块肉,我犹豫半刻,吃下了那颗眼珠。
羊眼珠柔软滑腻,蘸上小米辣椒并不难下口,但这仍然让我许久才夹了第二筷子羊肉,这块却又太肥,刚裹着饭勉强吞下去,段雪飞拿着保温杯,坐在了我边上。他刚才坐在旁边那桌,倒也没人说什么,只是没人和他说话,到了现在,他大概醒悟过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子,他的位子和我一样,在这第三桌上。
桌子很空,大家都间隔着坐,段雪飞却实实在在坐在了我边上,我感到困扰,但又能怎么办呢,我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他闷头吃了一会儿,我看他只拣肥肉和带油羊肠,把雪碧倒进保温杯里,并没有喝酒,吃了一会儿却满面通红,终于,像我一直担心的那样,他开口和我说话了。
“珉珉,你过得挺好的吧?”他侧身过来,想看着我的眼睛。
“还行。”我不显山不露水地挪了挪位子。
“你们一家都回北京了?”
“没有,就我在北京。”出于奇异的自尊心,我没有解释并没有“回北京“这种选项,我父母被困在自贡,就像我如今被困在北京。
段雪飞“哦”了一声,放下筷子,双手抱住保温杯,他那脸本就红,现在则近乎于大火烧伤。他努力许久也没有找到下一个话题,却始终不肯把头转回去。羊头汤熬成某种胶质,大家开始下豌豆颠,我佯装没有注意到段雪飞一直微微侧身坐着,他不再吃菜了,只是一直用保温杯加雪碧喝,包间里起码有二十五摄氏度,他却没脱棉服,衣服拉链拉到下巴底下,更显缩颈缩喉模样。我吃了两筷子豌豆颠,又起身加了一次米饭,终于为自己的沉默感到不忍。
“你……出来多久了?”
“三……三……不对,四个多月。”他的声音几乎是在发抖。
“哦……那……你现在住哪里?”段雪飞的父母都死了,前后只差一年,都是癌,“我早说了有毒”,这是我妈的评价。镀锌铁丝厂得癌的人很多,那两年哪个厂得癌的人都很多。段雪飞他妈死之前遇上公房改革,花几万块可以买下宿舍产权,但她自然没有几万块,她死了之后,房子就被收了回去,“人家厂里还是可以,让她住到死,就是孩子可怜,出来也不知道住哪里”,这也是我妈的评论,除此之外,起码有十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谁提起过关于段雪飞的一切。
“住单位,有宿舍,我找到工作了,在电影院做保安,假日影城,你去过没有?”也就是他这样的人,也不是公务员,却还在说“单位”。
“去过,就还在以前电影院那地方。”我想,他倒是不避讳。
中学时的电影院前两年拆了,建成商场,底楼是电影院加游戏厅。和薛凌峰的恋爱跨了一个寒假,大年初三我们约好看电影,两点的票,我等到两点四十,发过去的八条短信都没有回音,我撕掉那两张票,转头进了游戏厅。那天似雪非雪,游戏厅里没有空调,又坏了一扇窗,我正好坐在窗边,打到最后双手僵硬,窗外雾雪沉沉,我明明停下来搓手,不知怎么回事,一拳砸向操作杆,游戏机发出怪响,春丽的双腿半悬空中,是那个冬天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
“你什么时候看电影就来找我……我……我请你。”最后三个字说得很轻,段雪飞的脸突然之间白了下来,却还留着一点红印,像一个热气腾腾的人骤然入了冰天雪地,一时间拿不准如何反应。
说一句“好的”应该非常容易,我却无论如何没有说出口,只是起身去了一次卫生间。天已黑尽,通往卫生间的小院灭了灯,隐约能见阴森白骨和斑斑血迹,站在院中踯躅许久,我终于意识到,那是剔干净肉的羊头。
拖了十五分钟我才回到包间,段雪飞已经走了,在我碗下压了一张纸条,用纯蓝墨水端端正正写着“珉珉,上班先走了,有空和我联系。雪飞”,下面是他的手机号。真是日起鬼,我们从来没有过可以互称“珉珉”和“雪飞”的关系,
我再看一眼,发现段雪飞写一手漂亮颜体,小时候我们同桌,一起在书法课上临过帖子,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但现在谁还会写字?也只有他这样的人,还随身带着钢笔,用纯蓝墨水。
里面可能太闲了,也就能写写字。他可能以为外面还在用BB机。我略带快意地想,却不知道这快意来自哪里。
桌上其他人都看过来,我反倒不好意思撕掉纸条,只能若无其事揣进兜里。
饭局到了尽头,羊肉汤早关了火,屋里迅速冷下来,每个人都裹上外套,吃店里送的醪糟汤圆。自贡的醪糟汤圆应该是无馅儿的,我却吃到一粒里头有芝麻和花生,这让我又一次隐秘地感到庆幸。和往年一样,有人开始约饭后去大时代卡拉OK,我向来都是去的,人均一百的消费,我一首歌都没有唱过,也不喝酒,不过在超大包间里默默坐到凌晨一点,吃两瓣果盘里的橙子,果盘里还有西瓜、樱桃和草莓,但橙子最便宜。橙子总是很酸,天花板上有旋转彩灯,照得每个人都像鬼,而每个人唱歌也都非常难听。
但今年,今年将会不一样,今年我下了决心,要做最早一批从聚会上离开的人。今年,今年是开始,也是终局,明年我会退出所有的群,不给任何人发新年祝福,不再参加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同学会。
老板进来买单,我正打算给份子钱就走,却听到有人说:“等会儿卡拉OK别凑钱,让薛凌峰买单,狗日的总算要来了,好歹还是个班长,集体活动一次都不参加……我们班现在是不是他最有钱?”
我在虚空中点了点头。薛凌峰城里的房子起码值一千五百万,有一次上床后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刚在顺义买了一栋别墅,“有空带你去看看“,他说,从手机里翻出几张照片,一看就是开发商自带的装修,水晶灯、欧式沙发、罗马柱、喷泉、假山,齐齐整整的草坪,有钱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对此也并无其他想象。
“真漂亮。”我穿上内衣,努力显得真诚。
“还行吧。”他连衬衫都穿好了,转头问我,“你怎么回家?”
大概怕我再不肯回家,薛凌峰并沒有带我去过别墅,但我知道,我们班现在数他最有钱。
大时代开了怕有二十年,最早叫“欢歌KTV”,也就一百多平方的一个厅,摆了二十几张小圆桌,大家挤挤挨挨坐在一起,像一粒一粒粘住的汤圆。五块钱唱一下午,等麦克风轮到自己大概要两个小时,一下午最多能唱三首。中学时大家都来,自带瓜子、话梅和扑克牌,四人一桌,没轮到麦克风的时候,我们就打拱猪,输最多的人替另外三人付那五块钱。老板是个胖胖的男人,坐在门口收钱,老板娘是个胖胖的女人,化极其隆重的妆,却只是整日坐在吧台后面看一个黑白小电视,厅内大家都扯着嗓子唱《海阔天空》,她依然镇定自若,看郑少秋演的《大时代》。
就这样,老板终究是发了财,把平房扩建成三楼,变成远近闻名的“大时代娱乐城”,每次过去,老板本人还是坐在前台收钱,似乎这成为一种个人爱好,胖胖的老板娘则多年不见。也许她不再是老板娘,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种隐秘剧变,即使那些看来停在原地的人,也是如此。
薛凌峰在群里说了三次“马上就到”,真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大衣濡湿,他用灰色围巾擦擦头,说:“下雨了。”本来有人在唱不知道哪首张宇,薛凌峰进门后,他们就把伴音关了,包间里骤然安静,顶上彩灯空转,分明是黑漆漆的地方,我却清清楚楚看见薛凌峰的脸,黑眼圈极深,鼻子上长了一个粉刺,他还是少年时的轮廓,只是像一幅画洇了水,边缘渐渐含糊不清,整个人外扩了一圈。
薛凌峰坐在环形沙发的正中,有个女同学让出那个位子,就坐在旁边。我则坐在最靠门的那个小墩上。我总是坐这里,一是离卫生间近,二是随时要出门叫服务员送酒和小吃,到了半夜大家都会点消夜,我就一一记下,几碗抄手,几碗排骨面。有些人麻烦,要吃炒饭,我就去和厨房沟通,能不能炒一锅蛋炒饭。厨房在走廊尽头,经过一排罗马柱和水晶灯,踩在有斑驳花纹的仿大理石地砖上面,薛凌峰的别墅应该就是这种样子,但他会用真的大理石。
不知道谁说,“别唱了别唱了,大家聊聊天”,于是大家都围坐在一起聊天。我出去让服务员又送了两打百威,两个特大果盘,一斤焦糖瓜子,犹豫了一下沒有叫消夜,还没到时间。这么进进出出,薛凌峰却似乎并没有看见我,果盘上来时他俯身拿了两颗草莓,抬头正好撞上我的眼睛,他没有停留,把草莓扔进嘴里。
说是聊天,话题一直只是绕着薛凌峰旋转。他已经脱了大衣,里面是一件白色羊绒毛衣,半明半暗中是一种耀眼银白,自贡的冬天一直下雨,四处泥泞污脏,我们都穿深色打底,但薛凌峰从来不是我们。
“薛班长是不是发了财就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同学哦,同学会咋子从来都不来?”一个看来眼熟的男同学给薛凌峰倒酒,我想了想,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他的名字。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来,干一杯干一杯。”薛凌峰干了那杯酒,于是大家都干了一杯。
“班长现在到底在发啥子财哦?”一个女同学问,我记得她叫王媛媛。去年有同学发错群,说“你晓得不?王媛媛离婚了,说是分了一套房子,还有三十万现金”,这句话很快撤了回去,但我疑心每个人都已经看到。后来再看到王媛媛我会想,就是这么个人,发面馒头一张脸,口红涂到牙齿上,却也有一套房子,和三十万。
“发个龟儿子财,还不是随便在北京混混日子。”有时候做爱中途有电话过来,薛凌峰看看手机,会决定是不是中断起身,去卫生间接电话,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到底做什么,想来也就是和投资、金融、商业这些词语有点关系,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龟儿子”,我们都长大了,一直有礼有节,只说普通话。
“班长谦虚了噻。”大家都这么说,薛凌峰微微笑起来,又拿起一个草莓。
话就算这么聊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知道薛凌峰本来在基金公司,这两年出来自己做私募,前几年赚自然是赚的,去年股灾时几个产品则亏了不少,“……跑赢了沪深300,当然……但还是损失惨重啊……谁损失?客户损失不就等于我损失,你们说是不是?……我给你们说,明年不要再买银行这种大蓝筹,国家不会再拉银行股了……钢铁不错,去年我见朋友开峰会,哪个不说钢铁去产能、业绩提振?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都介入了呗,流通市值已经锁住了,这时候不进场什么时候进场?”薛凌峰的话一直有一种精妙平衡,既要说明自己的确挣了钱,又不能显得挣太多,就像他那套我一直没有真正见过、却又知道确实存在的别墅。
说到股市大家都激动了,起码有三个人打开手机录音,我也拿出手机看了看,十二点四十,再不点消夜,厨房师傅就要下班,去年我们拖到一点半,面条硬心,抄手破了皮,蛋炒饭是我自己去厨房炒出来的,蛋炒得太老,饭汪在油里,最后我自己全部吃了下去。
我用手机把大家点的东西记下来,五碗排骨面,五碗牛肉面,三碗肥肠粉,七碗抄手,两份凉皮,今年没人点炒饭。薛凌峰点了牛肉面。我知道他喜欢牛肉,他带我楼下吃日本菜,上来一份血红生牛肉,用生鸡蛋拌开,他吃了一口,点点头。
“你也试试,”他说。
我只得夹了一块最小的,说:“好嫩。”其实那味道非常恶心,牛肉和鸡蛋的腥气久久不散,喝多少冰水也压不下去。
我写好备忘,薛凌峰突然说:“诶,我不要香菜,也不要葱。”
其实我知道。我们在北京吃过一次川菜,薛凌峰吃红烧牛肉不要香菜,家常鲫鱼不要葱,那顿饭吃得非常仓促,因为中途来了一个他的熟人,薛凌峰对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姓肖。”于是人家客客气气地叫我,“肖小姐”。
“知道了。”我按了叫铃,出门去等服务员。
服务员还没到,我就听到薛凌峰问:“那是谁来着?”
“肖珉珉呀!你们以前同桌那么多年你不记得了?她不是也在北京?”
“哦,可能吧,我不知道,工作实在太忙了。”
服务员还是去年那个小姑娘,大概困得不行,脸上妆容花了一大半,顶头灯光又劈头盖脸照下来,让她看来更显不耐。
“要啥子?肥肠没得了,排骨还能做三碗面。”
我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删掉那条备忘,说:“按错铃了。”
的确在下雨。刚出“大时代”时还只是细细雨点,沿着河走了一会儿,路灯下我骤然看见雨中带雪,急急冲向黑暗水面。这条河上游原本有个纸厂,多少年我们都习惯了黑灰色的腥臭河水,纸厂放污水时河面堆满泡沫,就这样的河水中居然也有活物,盛夏时我陪爸爸在河边钓鱼,一个傍晚能钓起十几条二指宽的小鲫鱼。偶尔我们会遇到段雪飞,黢黑黢黑一个人,光着膀子,穿猜不出原本颜色的大裤衩,拿一个破网兜,探头探脑看我们竹篓里的鱼。
我大声喝住他:“段雪飞,你又想偷鱼!”
他照例脸红:“嫑乱说……哪个偷鱼……肖珉珉,龙虾要不要?”
他把手里网兜递过来,里头是挤挤挨挨的龙虾,刚从河里抠出来,糊满污泥,河水里没什么吃食,龙虾比我的鲫鱼还小。
我撇撇嘴:“哪个要你的龙虾,咪咪儿大,剥半天还吃不到指甲大一块肉。”
他的脸又白下来,气呼呼把网兜收回去:“不要算球!老子拿回去让我妈炒酸菜!”
雨雪下得更密,像千萬根锥心刺骨的针直直扎进身体。
对岸是露天夜宵摊,塑料顶棚下半悬闪烁白炽灯,隔着滔滔水面我也闻到酸菜炒小龙虾的浓烈味道。我本打算过桥去吃小龙虾,但那座桥真长啊,像是永远不可能抵达对岸,直到我看见不远处红红蓝蓝的巨大霓虹灯招牌:“假日影城”。
保安室就在影城门口,单独搭的一个小亭子,不知道有没有五个平方,里面倒是挤下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桌前极为勉强地放下一张矮凳。段雪飞穿着保安服躺在床上,盖一床起码八斤重的棉被。我拎着两饭盒酸菜炒小龙虾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听一个还能拉出天线的收音机,像是一个音乐节目,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找到的收音机。
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我,猛地起身掀开被子,想站起来迎接我,但屋内窄到无法承受如此剧烈动作,他膝盖撞上桌腿,发出可疑声响。
“我没事我没事……是这桌子不稳当……”段雪飞急得不行,“……你……你怎么来了?”
酸菜的味道在逼仄房间里更显明确,我把饭盒打开,说:“不是你说要请我看电影。”
他又愣了一会儿,才说:“……哦……但今天没有电影了……明天,明天我请你……”
我自顾自剥起了龙虾。“你吃不吃?还是自贡的海椒辣得舒服,北京的小龙虾八块钱一个,放的都是辣椒素。”
他摇摇头。“我现在胃不好,在里面穿过一次孔。”
“里面”这个词让我不安,像有什么义务把对话引向那边:“……你在里面……这么些年……到底怎么样?”
他想了想,这才说:“开始不怎么好,后来……后来也就习惯了……十几年其实过得挺快的,你说是不是?”
并不是这样,我这十几年像刚才走过的那座桥,怎么过也过不完,但我总不能和一个一直在监狱里的人说,我过得比他还要缓慢艰难。
“没想到你会做电影院保安。”话一出口我就感到后悔,有什么必要反复提起那场大火,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死去的电影院保安,十六年的刑期,一场大火,大火后第二天突然去自首的少年。
他倒是好像不怎么在意,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个纸杯,给我倒上水。“……找不到别的工作……我这种人……这是我舅舅介绍的。”
我猛地想起那两张电影票:“对,你舅舅在文化局。”
他眼睛亮起来:“你还记得?”
“记得,他给你的《泰坦尼克》的票。”
他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是我自己买的。”
“买?怎么买得到,我早上七点过去都排不上。”
“七点是不行,我五点就去了。”
“……为什么?”
他笑一笑。“不为什么,想请你看电影。”
酸菜浸透汁液,辣得我一下说不出话,也无法问出另一个“为什么”。十六年之后,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无数次羞辱、挫败与不知所以的性交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当年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做的一切,不可思议地,这是为了我。
我突然想给他一点慰藉,在这冰冷的小屋冰冷的冬天里,我坐到床上,握住他的手,试图吻他干裂乌紫的嘴唇。
他吓得再一次跳起来,又再一次撞到膝盖,说:“……你不用这样。”
“为什么?”
“你不用补偿我。”
“什么?”
“我没有后悔。”
“什么?”
“……真的,珉珉……我想过这件事,一开始我是后悔的,后来……也没多久,大概两三年后吧,我想明白了,我不后悔。”
“什么?”
“珉珉,你不用这样……我都知道,我不怪你,真的,我后悔的时候也没有怪你……那天我溜进电影院了……我用你给我的钱,给保安买了包烟,他就放我进去了,就是烧死的那个保安,你不知道吧,他人挺好的,一个老大爷,还问我要不要吃杏子,那年的杏子特别甜……我……我就想看看你和谁一起去看电影……我记得那张票的座位,不大好,倒数第二排……我就躲在后面,看到你们了……你和薛凌峰……我看到你们电影放了一会儿,就去了放映室……我看到……看到他亲你……后来,后来就起火了……我不知道火是怎么起来的,我在监狱里问过人,那人是个化学老师,他跟我说,可能是不小心把碳精棒头和用过的油棉纱头撞到一起了……我想,可能是你们踢到了什么垃圾筐……开始我以为烧了也就烧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大爷死了……珉珉,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我总不能让你坐牢……”
段雪飞不认识林小云,他只认识我。他只知道那两个他五点排队买到的位子上,坐着薛凌峰和我。他只知道我是一个穿着校服、扎高高马尾的姑娘。漆黑影院中他看不清我的脸,他只知道那是他喜欢的姑娘,他愿意为之坐整整十六年牢、而且不后悔的姑娘。
收音机里一直一直放着同一支旋律,我声音沙哑,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什么?”
“这个音乐,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哦……刚才主持人说,什么小夜曲。”
我点点头,说:“957号,舒伯特。”
“什么?谁住在957号?”
“没什么,一个外国人。”
从窗口望出去,雨已经停了,真正的雪降落下来,覆盖肮脏万物。我伸出双手,握住三十二岁的段雪飞,像隔空握住那个蹲在我家门前野花丛中的羞涩少年。
“我们出去跳支舞吧。”
“什么?”
“我说,我们出去跳舞,跟着957号上的舒伯特。”
选自《小说界》2018年第3期
原刊责编 项斯微
本刊责编 朱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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