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性能，云南昭通人，1965年出生。1987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作家。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花城》《钟山》等杂志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中短篇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中篇小说集《有人回故乡》收入中国作家前沿文丛，中篇小说集《下野石手记》收入云南文学精品丛书。曾获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云南文学奖等。
1
回到昆明的时候，天空正下着雨，机窗外一片暗淡。中午时分，细雨密织，均匀而有序地滴落在机场的水泥跑道上。远方的天地间，混沌，视野尽头缺乏必要的过渡，建筑物轮廓模糊，铁灰色，这幕布上的水渍，沉重的阴影正在被溶解。导航车闪着警灯，在雨幕中无声穿行，像一只小小的甲虫。此时，果儿也许正在乌蒙山里穿行，它的身后，是从北方席卷而来的寒流。在去泸州之前，我们都注意过气象预报，但没有人意识到，那一年的第一场寒流会来得如此迅速。当飞机越过西凉山的上空，机身下，高海拔的山头已经被积雪覆盖，现在，我只有祈祷果儿能够在回途中，加入候鸟的行列，藏身于巨大的雁阵，隐忍、低调，以躲过沿途鹞鹰和猎隼的捕杀。
2000年12月25日上午，我和昆明十多个养信鸽的朋友，在四川泸州放飞了一批信鸽，为了纪念护国运动85周年。12月的泸州，灰蒙蒙的天幕下，江水无声流淌，城市形销骨立，让人感觉有些冷凉和忧伤。长江边的河滩上，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铺陈到水边，光滑、圆润，偶尔有黑色的昆虫飞来，藏身于相互混淆的石头中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就隐约有不好的预感，可又心怀侥幸。抬起头来，我看到河堤上，悬垂的布标系在两根竹竿之间，上面张贴的大字有的清晰，有的因布标扭曲而变形。
鸽笼整齐地摆在地上，金属的、木条的、竹编的。信鸽被掬在各人手中，等待放飞的号令。这一天的果儿有些奇怪，当我把它从鸽笼里拿出来时，它就一直挣扎。蹬腿，扭动着翅膀，不安分，头前伸后缩，幅度很大，直到我把它颠倒过来，让它的头迎向我，果儿才安静下来。
鸽子的脸上没有皮肤，只有羽毛、角质覆盖的鼻瘤、坚硬的喙和镶嵌于头部左右两侧的眼睛，看不出它的表情。来泸州之前，果儿鼻子上的硬壳脱落，露出肉红色的鼻瘤。它的双耳外毛纵起，如同一丛茂盛的植物，将它的耳洞遮掩得严严实实。我发现，当果儿转过来面向我之后，它后脑上的羽毛突然耸起来，看上去像是戴了一个前低后高的无檐帽，这让我有些意外。
竞翔之前，果儿安静地窝在我的手中，我能感受到它的体温，以及它小心脏微弱的跳动，仿佛柔和的鼓点。这体温和鼓点通过果儿腹部的羽毛传递过来，纤细，真切。主持人是一个穿着黑色毛呢大衣的胖子，头戴一顶黑毡帽，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看上去像一只肥硕的狗熊，正念着手中的稿子，流利的四川话随着江风传来，带着浓烈的辣椒和花椒味。我们一排人手捧信鸽站在江边，神情肃穆，感觉像是正在聆听队长号令的行刑队。当主持人吆喝一声，发出放鸽命令，几十只鸽子突然“噗噗噗”飞了起来，羽翅拍打空气的声音格外杂乱。我手中的果儿没有一点起飞的迹象，仍然淡定地卧在我的双掌间，歪了歪头，望着我。事后，我曾回忆起果儿当时的表现，也许它当时就意识到，此次的放飞，于我们，便是永别。
2
为了迎接果儿的归来，放飞的那天上午，当果儿的身影在灰蒙蒙的天空消失以后，我立即打车直奔泸州蓝田机场，买了最近的一个航班赶回昆明。鸽舍必须得认真清扫，还得撒上除臭剂，让果儿的闺房变得清新宜人。我在鸽笼里圆形青花瓷盅里换了干净的矿泉水，在长条形的松木食槽里，放上果儿最喜欢的高粱和红米。数百公里的飞行，果儿到家的时候一定是精疲力竭，需要补充能量。做这一切的时候，昆明的天空令人揪心地下着雨。我很后悔，早知道气候会变得如此恶劣，我就不会带果儿到泸州去放飞。我错了。
整个下午，我一直心神不宁，除了打扫鸽舍外，我无法专注做任何事情，隔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跑到阳台，看果儿是否会出现在它的鸽舍里。有几次，我甚至出现了幻听，我听到了熟悉的鸽哨声由远及近传来，天空中美妙的滑音，带给人一种渗透进骨头里的欣喜，可当我奔到阳台，果儿的鸽舍仍旧空空荡荡。黑夜降临的时候，我看着窗外茫茫天宇，意识到，果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儿的失飞让我失魂落魄。当天夜里，我又一次梦到了那些昆虫。它们长着绿豆一样大的身体，八根细长的脚，与身子不成比例。我看见它们从远处爬行过来，感觉是在用几根发丝支撑着舞蹈，等它们爬进我的大脑，开始吞噬我的脑髓时，密集的昆虫，收敛的螯紧贴在圆形的脸部，这让它们在进食时，仿佛是得手的窃贼，躲在阴暗处，小心谨慎，面带笑意地清点手里的钞票。不幸的是，我还能在睡梦中，清晰地看见那些昆虫的表情。
欧阳医生对我说过，从来没有人能做两个完全相同的梦。他是位心理医生，我找他看过失眠癥。在一次催眠之后，我把几十年来如影随形的噩梦告诉了他，但欧阳医生认为是我的幻觉，或者梦魇。催眠之后我说些什么，我完全没有了印象。但欧阳医生说，当年，李小兵的欺凌，给我留下的阴影太重了。作为治疗的手段之一，欧阳医生通过催眠，试图改变我的记忆，他让我相信自己在年轻时，曾经无数次地痛打过李小兵。
我觉得，如果我重复的梦魇与李小兵有关，那么睡梦中钻进我大脑吞噬脑髓的，不应该是那种绿豆大的昆虫，而应该是蜈蚣。
李小兵脸上有条伤疤，从右边嘴角延伸到下颌，据说是在一次打斗时，被人用菜刀劈留下的。蹩脚的外科医生，医术过于粗糙，在缝合伤口时心不在焉，拆线后留下了明显的针脚，这让李小兵脸上的疤痕，看上去像是一条正上爬进他嘴里的蜈蚣。
幸亏梦见的不是蜈蚣。红头蜈蚣，身背绿黑色的铠甲，冰冷，阴暗，像一个秘密行动的执行者。想想上百条这种阴魂一样的昆虫扭动着身体，在我的大脑里吞食我的脑髓，哪怕只是设想一下，也令我不寒而栗。
3
果儿是只昆明瘤鼻鸽，楚楚送的。我曾经对她讲述过，童年时，有一只鸽子飞到我身边，帮我解除了劫难。她也许是希望送给我的这只鸽子，会再次给我带来奇迹。楚楚后来嫁到了挪威。我们在一起时，当她听说李小兵对我的欺凌之后，便像个小母亲一样，把我的头揽过去，善良的姑娘，用食指，轻轻抚摸我额头上那些看不见的伤痕，又用温润的嘴唇，贴在假想的伤痕上面。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与楚楚分手。那一天，我把租住的房子换了锁，请了工休假，到外地旅游。我给楚楚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喜欢上了别人。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很正常。为了让楚楚死心，我后来甚至不惜糟蹋自己的名声，公开带着医院一位对我有好感的护士，出入各种场合，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最终还是得直接面对。两个月后的一天，楚楚约我到“火车南站”餐厅晚餐，她希望我们的感情有个正式了结。残存的法式建筑，过去是滇越铁路公司驻昆办事处，黄色的墙体、弧形的门头和窗楣、巨大的阳台以及上面依次撑开的遮阳伞。我和楚楚坐在二楼的窗户边。落座后我才吃惊地发现，这个位子是我第一次约她到这儿来吃饭时的位子，木质的桌子厚实沉稳，上面铺着蓝底白花的扎染，相对而放的两只凳子是铁铸的，上面放有铁灰色的坐垫和靠垫。我猜测楚楚特意早来，餐厅里除了服务员外，还没有前来就餐的客人，她可以随心所欲选择座位。
清冽的阳光从天空漏下，楚楚的身子藏在墙体遮挡的阴影里。她的两只眼睛泛红，圆圆的，兔子般的眼睛，无辜、温顺而又茫然。她告诉我，她已经厌倦了这座城市。说这话的时候，楚楚把头转过去望着窗外。夏天，窗外院子里的植物疯长，有白桫椤、云南苏铁、香子含笑，还一棵叶片巨大的芭蕉树。
最后的晚餐，我与楚楚吃得无比沉闷。那天，楚楚提了个要求，她想与我再住一个晚上。从餐馆出来，天已经黑了，我搂着楚楚的肩膀，能够感觉到皮肤下滑动的骨头。我能明显地感到，楚楚瘦了。
当天晚上的性爱疯狂又绝望。贪婪的小母兽，敲骨吸髓，让人欲罢不能，像是想用这种方式，把我的灵魂收入她的腹中。事后，她像一只乖巧的兔子，缩在我的怀里，可是我怎么也不敢入睡，我担心在梦中，我会再度把她当成李小兵，痛殴一顿。我就这样假寐到天明。
一大早我去医院上班，中午的时候我抽空回来，楚楚已经走掉了。她也许在我刚离开就起了床，除了床单和被褥，她把我所有的脏衣裤都洗了，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最让我意外的，是她像变魔术一样，在我的餐桌上放了一只鸽笼，里面有一只雏鸽。楚楚，楚楚，我叫了两声，没有回应。我在餐桌旁的凳子上坐了一会，来到了卧室，把身体埋在被褥下面，试图想触摸到楚楚留下的一丝体温。棉质的被褥，有一股若隐若现的熟悉气味，稀薄得像幻觉，想着楚楚温润的身体，此后可能会被其他的男人拥抱，我就忍不住抽泣起来。
我把楚楚送我的鸽子取名叫果儿，这是我对楚楚的昵称。果儿是纯粹的中国种，有点子鸽的血统，还有上海远程鸽的基因，杂交品种，在讲究血统和出身的信鸽圈里，并不被认可。但我没有料到，成鸽以后的果儿，毛色洁白，脖颈修长，羽翅光滑，抚摸上去有丝绸的柔滑质地，是鸽子中少见的美少女。曾经，她用了一天一夜从南京飞回昆明。
直到今天，与楚楚在一起的那几年，依旧是我一生中最快乐和满足的日子。是天性，或是幼儿师范教师的职业，让楚楚的性格温顺、柔软、懂事，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人，我也许在一个柔弱的姑娘面前，才敢暴露出我残忍的一面。这让我特别看不起自己。
4
与楚楚分手后不久，我分到了单位的房改房，位置在市中心的家属区，院子很小，却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入夜以后，如果我不拉上窗帘，就能够看见周边楼房晚睡的灯光，朦胧地照在那棵大树的叶片上。扇形的叶片，光滑、经络均匀散开，看上去有如密集悬垂于树枝上的蝴蝶，一动不动，假死一般沉睡。果儿飞失的那天夜里，我毫无睡意，只能眼睁睁看着叶片上的光一点点褪去，直至那棵银杏树完全陷于夜晚的黑暗中。上帝终于关掉了最后一盏灯，屋子外面史前一般的靜谧，只听见一个失眠者或轻或重的鼻息，像河流中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被时间的水流覆盖。
噩梦、与楚楚分手、果儿飞失，这些事情让我原本就薄得透明的睡眠千疮百孔。许多夜晚，我只有借助红酒的劲儿，才能稍微入睡一会。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安眠药了。从十来岁起，我就患上严重的失眠症，这一生我吃过的安眠药，集中起来吃的话，可以让我死几十次。还是红酒好。酒意上头，我会短暂忘却一切。
但是，即使是喝了红酒，我也会在午夜后醒来，此后就再难入睡。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忧心忡忡。我仿佛是一个即将被夜晚施刑的罪人，我既渴望睡眠，又害怕睡眠。上床之前睡意沉重，可一躺平，大脑立即处于混沌中的清醒。我由此变得焦躁，会把两个枕头撤掉一个，再撤掉一个，让头平躺在床上。片刻之后，我又会从床的这一头搬到那一头。失眠让人苦不堪言，有时，为了惩罚自己，我甚至抱着被子，在客厅里走过来走过去。
是命定，还是巧合？果儿失飞的那一天，当我从泸州回到昆明，楚楚恰巧跟着她新婚的丈夫去了挪威，我们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擦肩而过，她得从这里先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奥斯陆。我后来查过航班，地图西北角的那个国家人口太少，从北京抵达奥斯陆的航班都得转机，这样楚楚在空中的飞行时间接近二十个小时，比果儿从泸州飞回昆明的时间还要长。
从此远了。率先竣工的昆明南二环高架桥凌空蹈虚，在城市的空中浮游。每一次，当我乘坐汽车穿过南二环赶往巫家坝机场时，我都会想起楚楚来。曾经肌肤相亲的人，从这座城市离开以后，她在地球的那一端如何生活，她的夜晚和白天，她的欢乐及无助，我都再也触摸不到了。
5
顶、抱、担、提、挎、缠，身随拳动，当我的拳头落在李小兵身上时，我能感觉身体里的力量释放之后获得的满足。移动的沙袋已经瘫软，但我并不准备住手，顶肘左右翻，抱肘顺步赶，我的每一招都充满复仇的杀机。李小兵跪倒在地，小声地哭了起来，我没有想到一个欺凌我的人，会哭出声音，这让我有些发蒙。
……耳畔传来女子嘤嘤的哭泣声，怎么会是楚楚？我努力睁开眼睛，头顶瓦斯灯黄色的光晕慢慢洇开，梦里的打斗紧张而又兴奮，我精疲力竭，仿佛有谁刚把我的骨头，一根根从身体里抽走。我挣扎着转过身去，抱住了发抖的楚楚。“怎么啦？楚楚！”
清晨，当我从洗漱间里的镜子中看到楚楚的时候，我的心猛地一沉。镜子中，她正眯缝着眼，查看眼眶下面青紫的伤痕。平常素面朝天的她，这会儿像一个老到而有耐心的裱糊匠，正在用一把小毛刷，小心地把粉均匀地涂抹在患处。她看上去很投入、专注，脸上一点也看不出受到暴力袭击后的忧伤。幼儿师范学校的老师，用一支粉笔，完成了只有化妆师才能抵达的魔术效果。她没有意识到，我在她身后借着一面墙的掩护，偷偷地观察她的脸。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梦里实施暴力。我想起了在朱城生活的时候，那时我只有十来岁，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在睡梦中听到妹妹的哭声，声音响亮，像一些突然被惊起翻飞的蝙蝠，刺耳、杂乱。醒来之后，听到妹妹向我母亲控诉，说我一脚脚踢她，直到把她踢到了床下。我向母亲解释说，我踢的是李小兵，愤怒的母亲突然从床上捡起谷秸绑扎成的扫帚，劈头盖脸地打在我身上。我痛得从床上跳了起来，母亲的手扬在空中，没有忍心再打下来，她看到了我睡的床上，有一摊尿渍。
母亲把妹妹安顿睡在她的床上，回过身来，把我的被子、床单和垫絮抱出了卧室。我只有横躺在床头度过长夜，身下是坚硬的床板，我把脸贴在上面，闻到了木头的朽味。第二天起床，我发现床单和被子晾在后院里的铁丝上，而堂屋里的地炉上面，罩着一个竹制的鸡笼，我的垫絮正放在上面烘烤。
为了防止我再尿床，母亲后来在我的垫单下面放上了一块油布，黄色的油布，纤维粗壮，用桐油处理过，防渗漏，在四十年前的长途货车上常常能见到。从那天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重新像婴儿一样，变得需要母亲照顾。夜晚昏暗的电灯下，她用父亲破旧的裤子、妹妹不能再穿的婴儿服、我因长高之后淘汰的衣裤缝制尿片。家里时常停电，她就坐在煤油灯下缝制，安静的脸上，眉头轻皱，偶有微风灌进屋内，灯影就会在她脸上轻微晃动。
很快，母亲就发现，我会在睡梦中小声啼哭。她想尽了办法，不见效果，只好求救于道师。道师给了母亲许多符章，是一些红色、黄色和绿色的彩纸，上面用木刻印上了几句话：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位夜哭郎，行人念过一百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夜里，在我与妹妹睡着之后，母亲会偷偷出门，带着从纸盒厂拿来的糨糊，把那些符章，连夜贴在朱城一些不易被人撕掉的角落。每一座城市，清晨的行人，除了行迹匆匆的旅客，就是早起上学的孩子。南来北往的旅客见多识广，不会有人对突然出现的彩色张贴感兴趣。但孩子就不同了，他们会对出现在电杆、土墙和树干上的彩纸感到好奇，不少孩子会凑上去，照着上面的文字读上一遍，这才悻悻地离开。
道师的法术并不灵验。母亲说，我每次尿床，其实都有迹象。我会在梦中小声哭泣、哀告，有时还会发出凄厉的惨叫，有时又是愤怒的呐喊。“你怎么啦？”她忧心忡忡问我，“睡觉的时候怎么老是喊打喊杀？”
6
我与妹妹跟随母亲到朱城生活是1974年。那一年，我们家遭遇变故，父亲被下放到席草田监视劳动，母亲被开除工作，她只好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离席草田几十公里远的朱城。此前，这座高原小城与我们家没有一丝关系，纯粹就是它离席草田农场近，方便母亲抽空去看望在那儿劳动的父亲。
房子是提前租好的。空旷的院子荒芜、诡异，但便宜。数十年历史的老房子，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气息，不知道之前是什么人居住在里面，但我从住进那个院子的第一天起，就觉得鬼气森森。母亲是在租住进去以后，才在街坊的窃窃私语里，得知租下的是一座凶宅。
朱城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城，瓦屋、木制墙壁，石板镶嵌的街道泛着青光。有一段时间，每到夜里，母亲就会听到有人在舂米，木制的捣杵砸在石臼里，发出沉闷的回响。问题是，当你侧耳倾听，却难以判断声音来自何方。街坊里的人都说，那声音就来自我们住的院子，仿佛到了夜里，就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在此开始热闹的生活，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而那舂米的捣杵声，则延续了半年，因此每到天黑，母亲都会把通向后院的门锁上。
母亲刚到朱城时，四处寻找学校，问需不需要代课老师。短短的几个月，她换了几个学校，没挣到钱，唯一的好处是让我进了学校读书。那时我就知道，交完院子的租金以后，母亲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坐吃山空不行，当她听说街道办的纸盒厂，原来的保管员脑溢血死掉了，就用家里仅有的几元钱，买了两封绿豆糕，带着我去找居委会的宋委员求情。月薪十八块的岗位，辛苦、耗时，当地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
前进街的大人物，住在几十米开外的王家大院。老地主的旧居，方形的院子，几幢房子围成南方常见的“一颗印”建筑，宋委员家住在靠北那幢房子的三楼，得沿着木制的楼梯往上爬，每上一级台阶，楼板就会发出叽嘎叽嘎的呻吟。到了顶楼，还得穿过一个十多米长的过道。过道的防护栏上，有一个用松木制作的鸽笼，十多只鸽子，在里面咕噜咕噜叫唤着。
此前，我曾经坐在屋后的天井里，看这群鸽子从天空盘旋而过。一只、两只、三只……我数了几遍才数清，一共十五只鸽子。
母亲要与宋委员谈事情，便把我留在了屋外的过道里。当时，宋委员的儿子李小兵在过道上伺候他的鸽子，他大我四五岁，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衣，同样草绿色的军帽，里面用一圈纸板做成帽箍，戴在头上轮廓分明，感觉相当地帅。见我站在他的身边，李小兵从鸽笼里拿出的鸽子递了一只给我。灰色的鸽子，眼皮紧箍着眼球，圆圆的瞳孔里，是发黄的眼砂。在此之前，我只看见有鸽子在屋顶盘旋而过，但我从来没有触摸过鸽子。因此，当李小兵把鸽子递给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才能捧住手中的大鸟。但我几乎在第一次触摸到鸽子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它，我能够感觉到鸽子的体温，它柔滑的羽翅和温和的表情。但让我措手不及的是，看上去温顺的鸽子，竟会突然挣扎，从我的手中挣脱，拍打着翅膀，飞到了对面的屋顶上。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回过头来望着李小兵，而他只是冷冷地说：“你把我的鸽子放飞了！”
“你要还一只给我！”他对我说。
“你养的鸽子，飞了，应该还会飞回来！”我怯怯地说。
“你放飞的那只是老子新买的，还不认识家呢，你这一放就飞丢了！”李小兵恶狠狠地说，“你以后每天放学要先到我这儿来，让我弹五十下脑门，直到你还上我的鸽子！”
就这样，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来到李小兵家外面的走廊，站在他的鸽笼旁边等他。李小兵会让我稍息、立正，命令我像树桩一样站得笔直。每一次，当李小兵绷紧手指，用力把食指弹在我额头上时，他都不允许我眨眼睛。
“不要给老子眨眼睛听到没有？”李小兵的样子很凶，“只要眨眼，刚才弹的脑门都不算！”
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食指一次次弹过来。有时候，他会延缓时间，改变节奏，食指在我的眉心间打着转，往往是在我的眼皮发酸，快支撑不住的时候，他才突然弹过来，让人防不胜防。
我就这样牢牢记住了李小兵的脸。至今，我都能记得李小兵的嘴唇厚而鲁莽，口里是一撮快要爆炸的锯齿，错进错出。他的脸上，有一条粉红色的疤痕，从右边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上，看上去，就像是有一条活着的蜈蚣爬进李小兵张开的嘴里，卻被他用锯齿死死地咬住。
7
每天清晨，我都会早早去上学。朱城地处高原，即使是夏天，早晨也会让人感到薄薄的凉意。天还没完全亮，间隔过远的路灯，彼此的光晕难以交集。我之所以早起，并不是要赶去学校，而是要赶在早晨大街清扫之前，看看地上有没有被人丢弃的牙膏皮。铅做的外壳，里面的牙膏用完以后，可以作为废品回收。大的中华牙膏皮，拿到废品收购站，一个可以卖二分钱，而个头小的白玉牙膏，只能卖到一分。王家大院后面，有一条细长的檐沟，钻进去，里面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霉味。住在一楼的人家，几乎从来不打开窗户，而二楼和三楼的人家，则把这条檐沟当成了随心所欲的垃圾场。我曾在里面捡到一只牙膏皮，外面覆盖着泥土，当我用木棍把泥土刮干净，发现是中华牌牙膏。上海牙膏厂生产的牙膏，几十年前风行一时，铅皮上面镀了层黄色的漆。走完三十多米长的檐沟，再也没有其他收获，檐沟上密布着蜘蛛网，灰黑色的蜘蛛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傍晚时分，天光开始暗淡下来，能听见街上有人呼喊自己家孩子回去吃饭的声音。
当然，每天早上去上学的时候，我也会留意路上有没有被人丢弃的桃核和杏核。如果发现了，路边就找一块石头，把坚硬的壳砸碎，取出里面的桃仁和杏仁，小心藏进书包里。我听说了，砸出来的桃仁杏仁，晒干以后，收购站也收，只是不知道多少钱一斤。至于纸烟盒，虽然收购站不收，但当时的少年大多喜欢收集，并且可以私下作为货币流通，最值钱的是中华和云烟，五分钱一张，但几乎见不到，其稀少程度，相当于今天80版的猴票。许多年以后，每当有人与我聊起香烟品牌，他们会奇怪，我从不吸烟，却知道“劲松”“团结”“翡翠”“芙蓉”“大前门”这些老牌香烟，这让那些资深烟客感到非常困惑。
朱城的城中心，有一个鸽子市场，当地人叫草市。历史悠久的老城，总是会隐藏着一批玩家。草市上有信鸽卖，也有肉鸽卖。肉鸽五毛钱一只，信鸽的价格太贵了，贵得根本无法想象。可即便是五毛钱一只的肉鸽，我捡了两个月的牙膏皮和桃仁杏仁，也没能买得起。
不过，承蒙宋委员的恩准，我母亲如愿以偿，去纸盒厂当了保管。七岁的妹妹跟着她，整天坐在堆满报纸和旧书的仓库里，无所事事地在里面翻看连环画。
通常，母亲回家比较晚，她得等所有工人走了以后，锁好纸盒厂的大门，才能回家。每天傍晚，从李小兵家出来，我都会坐在门槛上，眺望着街头，等待着她和妹妹。那些年，天好像黑得早一些，六点半的时候，街口渐渐模糊的电线杆上，高音喇叭会传来国际歌的乐曲。那是许多人的时钟，只要听到这首曲子响起，就意味着黄昏、归家、暮色降临。
我后来发现，李小兵喜欢在天黑前放鸽子。有一天，当我抬头清点那些从天空中飞过的鸽子时，我吃惊地发现，鸽群仍然有十五只。这个发现让我既激动又气愤，我跑到了李小兵家，告诉他我的发现，李小兵却对着我破口大骂：
“那是老子重新花钱买来的！你敢诬蔑老子！”李小兵对我说。
话刚说完，一记耳光搧在我的左脸上，清脆的响声还没完全消失，第二记耳光随即而至，我的右脸也肿了起来，感觉像是浸泡在滚烫的水里，这时李小兵飞起一腿踢在我的肚子上，我的身体瞬间被抽空，内脏扭结在一起，我吸不进半口气，弯着腰，就像是肚子里钻进了一只锋利的刀子，我听见自己脚步踉跄的声音，也听到了自己摔倒在楼道里发出的闷响。
但是，更让人羞耻的是，李小兵走过来，提着我的两只裤脚，把裤子从我身上褪下来，挽成一团，丢到下面的天井里。我光着屁股，跌跌撞撞从楼上下来，到天井里拾起裤子，边跑，边穿。害怕，羞耻，只想早一分钟逃离王家大院。身后的楼上，李小兵扔了一句话砸下来：从明天起，每天弹一百个脑门！
8
记忆中的朱城，仿佛总是黄昏，只有一次例外。下午，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林批孔。学生们站在粗糙的广场上，看台子上的人声嘶力竭地控诉。人太多，广场外面的公路边，用草帘搭起了十来个简易茅房，里面统一地摆放着两只粪桶。冤家路窄，我竟然会在简易茅房的外面，撞上了李小兵。
李小兵当时正带着几个人从简易茅房出来。我正准备偷偷溜走，被他一声呵住：“小杂种，你跑什么？过来，今天的一百个脑门要提前弹掉！”
就在茅房外面，他让我稍息、立正，再稍息、再立正。有不少好奇的人围在一边，我无地自容，却又不敢反抗。众目睽睽之下，他的食指一次又一次弹在我的额头上，发出嘭嘭的声音。我感到很羞耻，盯住李小兵脸上的那条疤痕，死死咬住下嘴唇，泪花在眼眶里打着转，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在额头的疼痛上，不让眼泪流下来。
用力过猛，李小兵弹到五十个的时候，食指弹疼了。四鼻子、三弯腰、贩贩……你们过来，每个人弹十个！
我站在人群中间，额头上每被弹一下，只要声音响亮，围观的人都会发出一声欢呼，而李小兵则会得意地四下环顾，右手高高举起，打一个响指。就是那一次，当其他人弹我脑门的时候，我死死地盯牢李小兵，我暗暗发了誓，等我有一天长大，我会一次次暴打他，直到他跪地求饶。
“嘿！还敢瞪老子！嗯？明天就叫你老妈没得工作！”李小兵威胁说。
从批判大会的会场回到家里，天还早，我来到院子里，坐在天井边的条石上，想着明天还要去李小兵家让他弹脑门，我不知道这种折磨何时是尽头，心中充满恐惧。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李小兵的手在我眼前晃动，那天下午，对李小兵的害怕已经覆盖了我对这个院子的恐惧。什么时候，我才能攒够五毛钱买只鸽子还他。这时，我突然听到有悠扬的鸽哨声传来。抬起头，我看到有一群鸽子飞过天井的上空，李小兵的鸽群，我数了数，十五只。
突然，我发现对面屋子的瓦脊上，站着一只鸽子。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朝思暮想的鸽子，铁灰色，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脚心到整个小腿和尾椎骨都在发麻，心脏缩成米粒那么大。屋脊上的鸽子，在上面踌躇了片刻，竟然展开双翼，无声地滑行下来，降落在我身边的石板上。近在咫尺的鸽子，令我难以自控地慌乱，我的身子僵硬，呼吸困难，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身边的鸽子身上了。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侧身朝那只鸽子扑了过去，它没有飞走，也没有挣扎，当我觉得已经牢牢把它抱在怀里时，我内心狂喜，如释重负。
李小兵对我突然归还他鸽子有一些意外，更让他意外的是，他发现鸽子的脚上有一个铝制的足环，上面有“济南”两个汉字和一串阿拉伯数字。“咦！”他偏着头斜眼问我，“哪来的鸽子？”
“自己飞来的，”我告诉他，“这只鸽子是自己飞到我家天井里的。”
李小兵不相信我说的话。怎么会有一只鸽子莫名其妙飞来，被你捉住？但他对鸽子的好奇代替了对我的怀疑。他对着鸽子的眼睛认真看了看，“眼砂好呢！”李小兵喜笑颜开，又展开了鸽子的羽翅看了看，装模作样说，“你的这只鸽子瘦，没我的那只肥，所以我还得最后弹你一百次脑门，才扯得平！”
最后的劫难。额头上传来食指弹击在上面的声音。有时候他因用力太猛，自己的食指也感到了疼痛，李小兵就会将它放在嘴唇边吹气，仿佛是他的食指被什么东西给烫了。渐渐地，他的速度放慢下来，似乎很是享受弹击他人额头带来的快感，还剩下十多次的时候，李小兵有点不舍得，他的食指绷紧，在我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好一会才弹一个。因用力的缘故，我看见他指节皮肤的后面，透出了指骨白色的印迹。
9
当年，欧阳医生在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催眠治疗之后，又建议我去学学武术。身强体壮之后，他对我说，你心理上对李小兵的恐惧会减轻一些。
果儿飞失的第二年，我决定重返一次朱城，找李小兵打上一架。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的武术老师曾经去师大体育学院给我找来了两位年轻学生，要我与他们进行实战搏斗。那时的我与练武前相比，已经换了一个人。尽管依然身材瘦削，可是手握成拳头后，就像一个铁锤。如果伸开，除拇指外，其余的四根手指，几乎是一般齐。指尖上全是老茧，指甲变厚，内卷，戳在人的身上，硬度就像是几根钢筋。虽说是以一敌二，我还是轻松把那两位年轻的学生打趴在地上。教练拍了拍我的肩膀，点了点头，伸出了短粗有力的拇指。
楚楚去挪威了，就再没回来过。当我的身体强壮起来以后，我发现自己除了灵魂以外，身体也对她充满了怀念。曾经，子夜的十二点，我与她的身体相互追逐，直至完全疊合……就像墙上挂钟的时针与分针。现在，她的白天是我的黑夜，我们之间，隔着永远无法追赶的时差。我看着挂钟下面的地图，位于地图西北角的挪威，我记住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城市、河流、湖泊、铁路、海湾……我甚至用支铅笔，就能把脑海里的挪威国境线画个八九不离十。尤其是楚楚生活的城市斯塔万格，我知道它每一天的气候、它的城市街景、大型超市以及海岸风光，想象楚楚在那座遥远城市的生活，已经成为我每一天的功课。残忍的功课，绝望的怀念，它是我无望当中的守望。
前往朱城的那年我三十五岁。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我看了看自己两只胳膊上鼓起的肱二头肌，觉得要搞定一个年届四十岁的男人，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在乘车前往朱城的时候，我想象自己就像在梦境之中那样，暴打李小兵。我把他打得求饶，还让他站起来，以其人之道还之彼身，让他做稍息、立正的动作。我也弹他脑门，不仅仅弹他的脑门，还要看他脸上什么地方青紫，我弹什么地方。甚至，我像他当年侮辱我那样，在大街上脱掉他的裤子，然后扬长而去。这样的想象让人快乐，我感到浑身充满力量，脑门中央青筋鼓起，有力地跳动，我的呼吸有些堵，并感到口干舌燥。
可是在朱城，我没有找到李小兵。离开这座城市二十多年了，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年少时与家人寄居的那条街，已经了无踪迹，我甚至都怀疑自己来的是不是朱城。拓宽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将我记忆里的朱城彻底篡改。只漏网了一些名不副实的地名。小石桥看不见石桥，月牙塘也不见水塘，而我小时候游过泳的南广河，现在成为朱城的下水道，被结结实实的水泥块覆盖。
前进街早就不在了。城市的花名册上，是靖远街。短暂的更名史，给我寻找李小兵带来了麻烦。街道的改造、拆迁，原来居住在前进街的人已经走散，不知去向。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如果我要找人的话，退休在家的邮递员老苏，或许能够提供信息。
我记得老苏。那时的朱城，他每天骑一辆载重的永久牌自行车，像只大鸟一样，在石板路的老街，飞过来又飞过去。邮车后座的两侧，各自悬挂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着报纸、杂志、信件以及小型的包裹。找到收件人的家，老苏就会把邮车支起来，扯开嗓门喊：陈丛林，报纸；或者余永庆，包裹！他熟悉这座小城老街上的每户人家，如果是碰到不识字的年老妇女有子女寄来钱，比如郑汝玲，老苏就会在喊过名字之后，稍作停顿，补上一句话：拿章来盖！
老苏已经不做邮差了，他退了休，现在最喜欢的事情，是端着个酒杯，坐在家门外的一个方石凳上，看街上人来人往。一坐就是一下午。他不知道李小兵。但是他知道前进街曾经的居委会委员姓宋。
“宋委员死掉啦，她的儿子也死掉了，听说是强奸罪。1983年严打，送到新疆那边去劳改，死在那边，太远了，尸体都没能运得回来。”
“死了？”
我有些缓不过神来，原本在身体中积蓄的力量突然消失，令人有些沮丧，也有些失落。从老苏家离开，我神情疲惫地走在街上，两条腿有气无力地拖着整个身躯前行，我的背包从右肩滑落，甚至我都不想去拾起。路边两个孩子在用水枪互滋，喷到了我的脖子和脸上，我的眼睛眯了一下，停住，水滴顺着额头的发梢滴在脸颊上。我蹲了下去，摊开双手，注视着上面毫无用处的老茧。
没有李小兵的朱城，我一分钟都不想停留。坐上朱城开往昆明的大巴时，正值一天的中午。车窗外面，阳光下的行人并不多，偶尔，会有一辆汽车驶进车站。我把额头顶在玻璃窗上，看见形形色色的旅客从车上下来，消失在车站门外的大街，感觉就像是一些散落的雨滴，在酷夏被烈日迅速蒸发。
不过，自从知道李小兵死在了新疆，那个数百只虫子吞噬我脑髓的噩梦，就再也没有做过。
10
都不知道在睡梦中把楚楚当成李小兵暴打过几次了。曾经，我是那样地担心，楚楚会因我夜晚难控的暴力离我远去，但她好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的暴力让她痛苦、同情又依恋。与楚楚在一起的最后那段时间，每当夜晚到来，我根本不敢睡过去，梦中怀抱着的瓷器，发出幽暗的光。光滑、细腻，有着我身体长久接触留下的体温，我害怕自己在难以控制的梦中，失手打碎它。但越是这样，我如果真的睡过去，常常会在夜里突然发狂，把身边的楚楚当成了李小兵，一次比一次打得要狠。
最后一次梦里的殴打，可能用力太大了，至今我都无法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想，如果谁把我的楚楚打成这个样子，我会毫不犹豫去拼命，我当时看着自己的双手，十个张开的手指，掌中的老茧、清晰而又简单的掌纹，本来我以为它们能够保护楚楚，现在却给她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我甚至担心楚楚会失明或伤残，未来让我恐惧。
楚楚所在的学校，学生要升旗和晨读，每天早晨她都去得很早。往往是，缠绵、一起入睡，但醒过来时，除了周末，她都不在。如果不是夏季天亮得早，她离开家的时候，外面的天还黑着，尤其是冬天，冷风吹拂，冰冷的空气会像一些细小坚硬的针尖，刺伤她本已受伤的皮肤。
我决定离开楚楚。但对于以后的生活，却一片茫然。内心做出决定的那天，当楚楚下楼去上班，我来到阳台，躲在窗帘后面，看着她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街口。天空慢慢放亮，仿佛是誰，在我毫无知觉的时候，用净水清洗了黑夜。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大地的轮廓开始清晰起来，由近及远，这人间的幕布徐徐拉开，山河的布景已然完成。光恰似水，又一个白天来临，阳光所照之处都是舞台，数以亿计的演员粉墨登场，而我与楚楚，也即将在这个舞台上走散，想想就让人感伤。
离开楚楚之后，我不知道回了多少次头，却只能看到她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即使是到了今天，只要想起楚楚来，我的身体就会处于轻微的膨胀和持续的低热状态。我相信如果自己是皇帝，我会因为楚楚而冷落后宫的三千佳丽，甚至我也不要江山，而是要把江山，埋在楚楚的身体里。
11
宋为民，男，54岁。因发热、右上腹痛13天，于2015年2月18日入院。病起寒战高热，第三天感右上腹持续胀痛，向右肩放射，拟为胆囊炎，使用多种抗生素，但热不退，腹痛范围扩展，顽固呃逆。超声检查发现肝区多个液囊。曾有胃病史多年，有外伤手术史，有中风后遗症，无急慢性传染病史。经体检，腹水呈阴性，肠鸣活跃。血红蛋白122g/L（12.2g/dL），白细胞26×10g/L（26000/mm3），中性粒细胞94%，尿阴性。透视右膈抬高，右肋膈角少量积液，但肺和腹部无异常。拟诊肝脓肿及胆道系统感染……
原来李小兵并没死，而是更名为宋为民。1983年的时候，他的确因强奸未遂被押送去新疆劳改，刑满释放以后，为了生存，他改跟母亲姓，此后结婚，生子，并在朱城郊外租了一个鱼塘搞养殖，也许，他还保持着少年时的爱好，养鸽子。
周三的下午，他被急诊科转了过来，要做胆囊切除手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我的患者。几乎是在看到他脸的那一瞬间，我就认出他来了。他的龅牙，尤其是他右边嘴角的那条疤痕。
重新见到李小兵的时候，他穿着白底蓝条的住院服，躺在住院部肝胆科第12号床。见到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来查房，他一脸谄媚，想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这才发现他的身体，有半边僵硬。“还不扶我起来！”他厉声对床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身子激灵了一下，赶过去，与年轻小伙子一道，把李小兵扶了起来。
“中风！”李小兵有些含混地说。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沙哑，那一瞬间，我仿佛又听见他让我稍息、立正的声音。
晚上，我好不容易入睡，却又做了噩梦。密集的虫子爬行过来，数目多得难以想象，我被固定在床上，动弹不得，那些黑色的虫子，爬进了我的房间，我无路可逃，只能看着它们顺着我的鼻孔、耳洞，爬进了我的大脑里。疼痛，伴随着它们咀嚼的声音，我仿佛看到天空里，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倾覆下来……
12
楚楚到挪威之后，住在斯塔万格郊外。海滨城市，步行不到一公里，就能到达海边。海浪在视野的尽头晃动着白光，松散的一条线，像被谁的手牵住了两头，慢慢向岸边移动过来。到了近处，海浪成为一堵移动着的蓝色墙壁，在大浪的最高处，水墙垮塌，海水摊开，泛着泡沫，谦卑而又执着，匍匐到楚楚的脚边。真正的前赴后继，海浪拍打过的沙滩上，楚楚赤足走过的脚印，短暂，易毁，消失在海水的浸湿里。
说起来也是医疗条件很好的国家，我在电脑上查询过，它的福利、环境、设施……宫外孕并不是绝症，楚楚的丈夫是一位石油工程师，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海上的钻井平台上，我不知道，是他的缺席导致楚楚腹痛的时候没能及时送进医院，还是楚楚的延误，竟然没能及时打出一个紧急求救电话，使她失去了最后的抢救机会。
就地安葬，楚楚最终也没能回到她的故乡昆明，就像那只飞失的鸽子果儿，再无踪影。一晃眼，楚楚走掉已经一年了，我是在她去世两个月后，才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我请了假，独自一人去了“火车南站”餐厅，找到了我们最后晚餐坐过的那张桌子，恍若隔世的体验，望着对面空着的椅子，我不知道楚楚在弥留之际，是不是想过万里之遥的昆明，想过，罪痕累累的我呢？
李小兵的手术安排在周五进行。那天早晨，当我走进手术室时，他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钨灯悬垂地点在手术室的顶上，明亮得有一些刺眼，当护士褪去李小兵身上的蓝底白条的住院服，把一瓶酒精倒在他身上进行术前消毒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李小兵的下体。垂头丧气的物件，在一丛花白的毛发中间，我想起了邮差老苏说的话，李小兵犯下了强奸罪。1983年的严打，从重从快，强奸罪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李小兵逃脱最严厉的惩处。现在，我觉得应该由我来主持正义。
手术刀锋利的刀刃划在李小兵腹部的皮肤上，感觉与我之前做过的数百次手术完全不一样。划开皮肤，剥开脂肪，再把腹肌破开，我感觉这个男人在中风之前，一直有着比较大的体力劳动，他腹部的肌肉紧密，与他这个年龄并不相称。坐在手术台边的护士，递过来一把又一把的止血钳，偶尔，我能听见镀铬的金属器械碰撞发出的响声。
此前，我曾经幻想要在做手术的时候，制造一个小小的医疗事故。是用过量麻醉药？还是先让他失血，然后在输血时给他输入被细菌或霉菌污染过的血浆？或者，我在他脓液较多的腹腔使用双氧水，引起空气栓塞？我还设想，将他胆囊附近的血管悄悄切一个小口，那样的话，当他的腹部伤口长好并拆线以后的某一天，不断渗透的血液会蓄满他的整个腹腔，从而彻底解除我的心头之患。
李小兵术前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没有与他相认，我相信他不会记得我了，我也不希望他记得。住院后，我为他采取了有效的治疗措施，主要是持续抗感染治疗，包括氨苄青霉素、氯霉素、链霉素、补液及输血。不是于心不忍，而是我幻想把他养好之后，再收拾他。
没有注意李小兵的脸，以及他下颌上的那条疤痕，职业的习惯让我短暂忘记腹腔打开的这个患者，曾经带给我那些铭心刻骨的凌辱。
一把小小的手术刀，能完成期待已久的复仇，在他的身体里面游动，从内到外的凌迟，让他痛不欲生；手术刀携带的病菌在他的体内发炎，红肿、灌脓，让他像一只存放时间过长的苹果，由内到外无可挽回地溃烂……
只是幻想。就在我把李小兵身体里的病灶切除的时候，我仿佛突然听见了熟悉的鸽哨声传来，悦耳，婉转，忽近忽远，感觉有只鸽子就在我手术室上空盘旋。嘤嘤嗡嗡的声音，让我的内心宁静而祥和。胆囊切除手术我做了数千例，不需思考，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我的身体忙碌着，脑子却想象鸽子从我头顶上掠过的样子。我想起了当年在泸州放飞的果儿，也想起了当年在朱城，那只从屋脊上飞到我身边的鸽子。
鸽哨声里，手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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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做完，直至出院，我都没有再见过李小兵。
我没想到给李小兵的手术会做得如此漂亮，他的家人对我充满感激，想有所表示，被我严词拒绝了。李小兵活着，楚楚却已经不在人世。上帝建构人世的时候，他把一切设计得如此精密，环环相扣，却又留下疏忽和遗憾。
我想，如果楚楚不去挪威，不住在斯塔万格的郊外，如果我这个外科医生就在她身边……作为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我曾做过数以千计的手术，却无以挽回自己最爱的女人。问题是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上帝只对信仰他的人施予宠爱。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从泸州放飞果儿返回昆明的那天，巫家坝机场的上空，正下着笼天罩地的細雨。那一天，机场引流道上滑行过的一架架飞机，其中的一架载着楚楚，消失在2000年冬天的雨雾中。
自从李小兵出院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那个令我恐惧的噩梦，一次也没有。但我还是那么怀念，怀念楚楚在我梦里哭泣的时候，把我摇醒，用食指，一遍遍抚摸我的额头。她不知道，我是如此贪恋她的手指，她的嘴唇，她留在我额头上的余温。
今年春天，就在我快要把李小兵给忘掉的时候，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只鸽子：荷兰奥斯卡信鸽。是李小兵的儿子送来的。我本来想拒绝，但想了想留下了。我不知道李小兵让儿子送这只鸽子来是什么意思。也许他认出了我，而且还想起当年他曾讹过我一只鸽子。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想把李小兵送我的信鸽养大，我还想把它取名为果儿，等它长到三岁，我会带它到挪威的斯塔万格。楚楚，我的楚楚，你说，如果我在你的墓地放了它，我们的果儿，能否越过千山万水，飞回到我们的故乡？
选自《大家》2018年第4期
原刊责编 周明全
本刊责编 向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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