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女，出生于1964年3月。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曾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全国文学作品大赛创作奖。
1
千叶第一次到我家来，买了一束花。我问这花多少钱，她说两百八十元。我说，我买花都不舍得花这么多钱。我说的是真的，前段情人节，知道不会有人给自己送花，我跑花店买了两支紫玫瑰。其实我喜欢绿玫，但因为多了几块钱的缘故，我放弃了。紫玫有点小，品种一般般吧。但放上几支银柳和满天星，也热热闹闹。给自己买花已经是进步了，要放过去，根本舍不得。
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当然不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都说出来。千叶脸上一暗，我就知道我话说冒了。果然，千叶一拨棱脑袋，面带讥诮说：“你别以为我们穷，连束花都买不起。”我用剪刀剪花根，把花插到了花瓶里，姹紫嫣红一大簇。我说：“我是这个意思吗？”
千叶还买花，证明千叶还是我印象中的文艺女青年，这种感觉相当不错，瞬间让我觉得虽然二十几年没见面，我们相隔并不远。她给我打电话时，先问我有没有听出她是谁。我耐着性子说，我从没听过你在电话里的声音，怎么会知道？我是有这本事的，对声音的分辨能力特别强，所以一般人瞒不了我。只要我听过，就不会忘。她说她是千叶，我哦了一声。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千叶是跟老聂打听来的。及至见了面，我对千叶说，我从没跟老聂有过联系。只是有一次开会，我俩坐前后排。说起过去的几个同事，老聂说，什么时候我们去看看那谁那谁那谁那谁。这一连串的名字中，没有千叶。我没以为意。于是我们留了电话。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几年中，老聂从没联系过我，当然，我也没联系过他。说去看那谁那谁的话，根本都是无心之语。过去，我会把这些话放在心里，一心一意等待。现在不了。我跟老聂一样，就像刮西北风，说过就拉倒。
留下的电话就这样派上了用场。
我在手机里翻到了老聂的电话。如果不是千叶来，聂新根的名字估计就是条深水鱼，永远也翻不到上面来，我甚至不记得我有他的联系方式。我说，中午一起坐坐吧，千叶来一次不容易，我做东。老聂说，我没空。副县长过来调研，我走不脱。否则我就请千叶了，让你作陪。
若是过去，我就信副县长去老聂的单位了。当然，也许副县长真的去老聂的单位了。老聂在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任职，人不多，是一把手。所以如果真有领导驾到，他真出不来。我说，既然你没空，我就拉千叶去家里了。
老聂简单“哦”了声，就把电话挂了。
砂锅里丢了冬笋和腊鸭，咕嘟咕嘟小火炖，我和千叶坐沙发上拉家常。千叶不是美女，当然，我也不是。两个不是美女的人时隔二十几年坐到一大簇花下，这感觉真是怪怪的。
我不问千叶为啥来埙城。她到了埙城才找我，显见得不是为我来的。那么就是她来找老聂，老聂没空？看来她一直跟老聂有来往。可如果她提前知道老聂没空，为什么要选择今天来？
这些疑问在心里存了下来，我没问出口。千叶是个鬼魅的人。很多年前她就鬼魅。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家单位做临时工，有我的地方一定有她，有她的地方却不一定有我。有次去南大出版社校对一部书稿，千叶明明跟我住在一栋楼里，我却不知道她在哪个房间。我一个一个敲门，最终也没有找到她。
我跟老聂打听时，老聂说：“你找千叶，你缺心眼啊！”
“你老了。”她先说。
我摩挲了一下头发，说：“都老了。”
我觉得，我还是比千叶说话委婉，像许多年前一样。
“严先生呢？”千叶问。
我说：“他值班，要值一天一宿。”
“没想到你们还真成了。”千叶边喝水边朝我挤眼。那一瞬间，我觉得千叶还是二十几年前的千叶，除了皱纹和白发，她什么也没有变。
她那时就看不上严先生。严先生是同事刘大姐介绍的，见第一面，我觉得他的长相像我表兄，我的表兄威风凛凛，是海军。他还有一双俊逸的手，目光温和。我是属于细节定乾坤的人，所以别无多虑。千叶却说他学历低，家底薄，还是罗圈腿。她每天都在我耳边嘀咕，让我的耳朵起茧子。说真的，我和严先生能走到一起千叶有一多半的功劳，因为我总要表示对她的言行不以为意。也就是说，她如果向左，那我就一定向右。可千叶是这样的人，从不把别人的不以为意以为意。所以，她越看不上严先生，我就越跟严先生交往。我越交往，她越看不上严先生。婚礼是单位给操办的，我买了些糖，给大家唱了曲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这婚就算结了。千叶没参加我的婚礼，她跟老聂去拉萨了。当时我们都知道千叶去西藏行走，她一直在为此准备，却不知道有老聶随行。有一天傍晚，我们都在会议室里看报纸，老聂打来了电话，询问单位近况。因为一部书稿完成，单位要有人员变动。刘大姐刚好坐在电话旁，顺手拿起了听筒。“你是谁？聂新根啊！这么多天不见，你死哪儿去了……人员近期调整，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都在单位等消息。组织上给了一个转正名额，云丫和千叶之间只能转一个人，主任说要她们俩抓阄……三天之内办齐所有的手续，关键时刻千叶联系不上，你说急人不急人……”
老聂慌了，这才说他跟千叶在一起，刚从布达拉宫出来。刘大姐没好气地说，人家千叶去西藏是为了梦想，你为了什么？老聂说他为了做梦。
刘大姐嘲讽说，那你就继续做春秋大梦吧！
我们都听出了刘大姐这话的弦外之音。老聂自诩与主任关系好，表面低调，骨子里却狷狂。不狷狂哪里会去什么西藏，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彼此看一眼，谁都没说什么。
千叶从拉萨回来，好一通闹，骂单位的人都是骗子，合起伙来骗她。这幕场景我没有看见，是听刘大姐说的。其实刘大姐也没有看见，是听看见的人说的。我第一个去新单位报到，拿了介绍信，一溜烟就跑了。人员被分流完了，千叶无处可去，只能卷起铺盖回家。
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残酷。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后来我经常想，假如真的形成抓阄的局面，千叶肯定是胜利者，她总有办法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命运之手不知怎么一捣鼓，方向和际遇都变了。做几年小工一直心有惴惴，到了新单位，一下就是农民翻身当家做主的感觉了。
一盆冬笋腊鸭汤端上桌，千叶看了一眼，说油太大。我默默烧了一壶水端上桌，先自己稀释了一碗。我是在给千叶作表率，既然油大，就有油大的吃法。两个炒菜都素，千叶说一个没烧熟，一个炒得太大。我承认，千叶说得有道理。我炒菜的时候，千叶总在我身后转，我有些心猿意马，平时手顺的活计，也做得磕磕绊绊。我说，看来你饭菜做得不错，这么有道道。我平时在单位吃食堂，偶尔做一次，的确手生。千叶敏感地问，我来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我反问，你说呢？千叶说，我不知道，所以问你啊。我说，你添麻烦了，很麻烦。千叶笑了下，说，我就是来添麻烦的，不给你添给谁添？
“如果当初去西藏的是你而不是我，你的一切就都是我的。”端着杯子坐到沙发上，千叶环视着房间。她果然旧话重提。不提就不是千叶了。
“不包括严先生。”我说，“你看不上。”
“当年你说陪我走西藏，后来又不去了。我傻乎乎的，一个人走了。”
“还有老聂啊，你哪里是一个人。”
“老聂给我买了火车票。”
“他如果给我买，我也去。”
我说的是实话。当年工资七十多块钱，还没有老聂的零头多。老聂经常带领我们出去玩，他买好吃的。老聂明显更喜欢千叶，他总说我太保守，在饭桌上都不敢端酒杯。
“你跟千叶学学，都是新时期的青年，你就像个老古董。”老聂的刻薄让我脸红，但我不怪他，我确实像他说的那样。
从西藏回来，人都分流完了。老聂一直想去公安局，结果，名额被别人撬走了。唯一一个下乡的名额落在了老聂的头上，这是人家挑剩下的。大家都不愿意下乡，下乡艰苦。后来我听刘大姐说，老聂走时闷闷不乐，把门帘扯去擦屁股了。
“你那时对我是什么印象？”千叶问。
“抢尖拔上，鬼机靈。”我跟她说话从来不客气。
“你是蔫人出豹子。”不等我问，千叶马上回击。
我给她的杯子倒水，问她此话怎么讲。千叶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老聂说的。去拉萨的火车上，闲得无聊，我们一个一个议论单位的人。提到你，老聂说，千叶你别小看王云丫，她以后会是个人物。
“我是人物吗？”我问。
“跟我比，你是。”千叶答。
“我跟谁都不比，我是我自己。”
“你就喜欢说冠冕堂皇的话。”千叶看着我，“难怪你能当干部。”
“老聂呢？”
“他跟你一样。”
我们这群人，千叶混到了底层，顶数我和老聂混得好。这是刘大姐几年前在菜市场跟我说的话。我问，你咋知道千叶混到了底层？刘大姐说，她一个农民，嫁了个农民，还能混哪儿去？
我嘴里说不至于。千叶是个聪明人，啥时都不会落潮。但心里赞同刘大姐的话。吃公家饭的人都高人一等，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福利。
我问刘大姐，咋知道千叶嫁了个农民？我们自打分手，就再没了彼此的消息。刘大姐说，他跟千叶的婆家沾亲带故，有时年节走亲戚时能碰上。“她还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喜欢不务正业。”
菜市场人来人往，并不适合交谈。刘大姐转身的时候一龇小虎牙，说了这句话。我那天去买了两刀豆腐，硬邦邦的那种，自己做香干。严先生在门外的廊下吸烟，等我。我问他有没有看见刘大姐，他说没看见。
我说：“刘大姐说千叶喜欢不务正业。”
严先生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
2
千叶脱了鞋，把脚收到了沙发上，放平两条腿，我便从长沙发上移驾，坐到了小沙发上。那里放了一个自动按摩椅，我把肩胛和颈椎的位置找好，任它按摩。千叶眼里有了羡慕，说我这样的生活就像地主婆，后面有看不见的四只手，相当于一边站一个小姑娘。我说，你不知道我的颈椎多痛苦。千叶说，她的腰也不好，有一次躺了十九天，连窝都动不了。我问她最后怎么好的。千叶说，熬呗。庄稼人，除了熬还有啥法。
这样示弱的话，我很少听千叶说出口，所以特别不适应。千叶的穿着依然是时尚型，打底裤，黑毛裙，上面是带假领的毛线衫。外罩脱掉了，是一件收腰的长款风衣。我因为腿不好，夏天都不敢穿裙子。衣服也多是休闲款，与千叶比，真是又传统又老土。我洗了盘草莓放到茶几上，千叶说：“种草莓的都不吃草莓，你怎么还吃这种水果？”
“好吧。”我说。
“你从没想过对不起我吧？”千叶说。
我站起身，把草莓放回冰箱里。我见不得它受冷落，红艳艳的惹人怜爱。关冰箱门之前，我丢了一颗在嘴里，咕囔说，愿闻其详，我怎么对不起你了？
我过得不好。千叶手肘支在沙发扶手上，转着眼珠看我，说跟苏连祥没感情。不是也生了女儿吗？我问。她的女儿跟我女儿一般大，这些信息路上她就告诉了我。千叶说，他们的感情出问题，就是从生了女儿开始的。那时国家讲究一对夫妻一个孩，千叶响应国家号召，自行做了结扎手术。打那儿开始，苏连祥就总威胁她，要找个地方生儿子，直闹到离婚的地步。那年女儿五岁，拿了根小绳学上吊。绳子结到驴槽边的钉子上，千叶打草回来，正好看见了。千叶问她为什么要上吊，女儿说，以后又没爹又没妈，不如死了算了。打那儿起，他们再不敢提离婚的事了。
“你会去打草？”我真是有太多的疑问。
“我不打谁打？家里养着大驴呢。”千叶说。
“一个女孩就去做结扎，全县大概就你一个。难怪苏连祥对你有意见。”我故意说得轻描淡写。我没见过这个人，千叶一提起他，我就在描绘影像。先说这个名字就不各，太普通，不像千叶的名字，透着许多想法。当年我就问过她，这样洋气的名字谁起的，她说是自己改的，上初中的时候。
她原名叫朱玉娟，后又改过朱亚红。派出所的一个哥对她好，任她把名字改来改去。
“结扎这样的大事你居然自己做主，男人不有想法才怪。”
“不结扎怎么办？我容易怀孕啊！”
千叶告诉我，女人常用的手法对她都不起作用。避孕药不行，上环也不行。有一年她坐了三次小月子，人差点就交代了。大喇叭一喊育龄妇女到大队检查她就心惊肉跳。检查床就是老光棍睡觉用的，一股汗馊味。那些人边说笑边用器械插下体，检查你的子宫。计生小分队里也有男人，就在窗外晃来晃去。一个破布帘上都是洞，外面的烟味儿直往屋里钻。你说你没怀孕也要查，你说你有例假也不行，得脱了裤子给人看，检查你有没有新鲜的血。每年春一季秋一季，查两回。人哪有尊严可言啊，躺在那里，就如同剥了皮的狗。
我打了个寒战。倾过身子，离她近了些，又关了电动按摩椅。那轻微的旋转摩擦声也让我觉出了噪，我有些想听千叶说话了。那些年的喧嚣我也记得。孩子小，寄养在父母那里。小弟妹在用笤帚扫院子，大喇叭一通狂吼，小弟妹就浑身发抖。她结婚早，才二十出头。
大喇叭里重复发出很不堪的威胁，牵牛、灌粮食、扒房，都是最终结果。你躲出去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满街都在追剿大肚子，一经发现，手脚都给捆上，四脚朝天往车上抬。有一次，把人拉到医院才发现那只是个小姑娘，才上五年级。只是胖得走了型。医生手术刀都准备好了，上手一摸，那肚子是空的！
耳朵听着那些村干部的气势汹汹，多少次庆幸自己不是村里的媳婦啊！
我探过身去，情不自禁摸了摸千叶的手。
千叶继续说：“在村里经常觉得活得不耐烦，早晨天亮得早，晚上日落得晚。啥叫度日如年，这就是。苏连祥说我在城里做了几年小工做出毛病了。咋能没有毛病呢，那时我们多幸福啊，在宾馆办公，有专门食堂。春天去郊游，夏天去游泳。还有许多文娱活动，跳舞、朗诵诗歌、演讲，看摄影或书法展览，参加读书会。我经常想，我离开了这些，王云丫却没有离开。假如我当年不去西藏，你的那种生活就可能属于我，我的这种生活就可能属于你。你别看我过得不好，你如果嫁到村里，不一定比我过得好。我没有跟你抓阄，是拱手相让了这种生活。否则真不一定谁笑到最后。”
我看着她，心里隐隐钝痛。我当然不这样想。我为什么要那样想呢？难道这不是命运的抉择吗？我相信，这就是命运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我。
她说的那种生活其实我也没有走近。也就是说，我没有拥有那种生活：跳舞、朗诵诗歌、演讲，看摄影或书法展览，参加读书会，这样热闹的场景我都不喜欢。我年轻的时候就不是活泼的人，除了看书没有多余的爱好。所以千叶是女文青，我不是。她当年有许多朋友，办公室的电话很多都是找她的。
她一跳一跳跑去接电话，后面的人就彼此递眼色。又有人送花了，又有人请饭或看电影了。千叶的嘴里都是这个总那个董，听起来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刘大姐给我介绍男朋友却没人给她介绍。大家都觉得，千叶不用别人介绍。
“你如果不去西藏就好了。”我多少生出了些愧疚，时过境迁，我可以站在千叶的角度考虑问题了。我是有“抢”了她的生活之嫌。“你干啥要在那个节骨眼去西藏呢，还和老聂一起去。”我想说，男男女女，这不是找是非么，机关本来是非就多。但关键时刻，我咽下了后半句。
主任姓崔，是山东人，有很浓的潍坊口音。我们都说他的口音像风筝一样，可以随时飞起来。他也是喜欢千叶的人，经常开一些很出格的玩笑。那些玩笑经常让我脸红，千叶却没事人一样，听得大大咧咧。那晚听说老聂和千叶一起去了西藏，他简直暴跳如雷。我从没看见他那么激动过，黑红的脸膛变得青紫，像被人盗挖了心肝一样。两只眼睛瞪得铃铛大，在会议室里“哐哐”地走，带出一溜风。他说老聂太无法无天了。人要交流了，眼里就没有领导了。这要不是念及交情，开除他都不在话下。
老聂是小学教师，是崔主任当才子从学校挖来的。谁都知道崔主任对他第一好，出门都要带在身边。
“背叛你的都是你对他最好的人，天底下再没有比他更没良心的！”主任骂得咬牙切齿。
我们埋头看报纸，其实谁也没有看下去。会议室里很紧张，连翻动书页的声响都没有。主任平时是个谨慎的人，这个时节有点像破罐破摔了。
转天一上班，崔主任就把我喊了去。他是望六十的老人了，头发花白、稀疏，却被啫喱水定型在脑后，形成了背头，像一排弯曲的小钢丝。门牙像两块陈旧的门扇，中间明显磨出了缝隙。脸上有肉的地方是眼睑，让下眼皮显得重重叠叠。可他的眼神像鹰隼，我从不敢与他对视，这又与千叶不同。千叶在他面前就像只云雀，可以又唱又跳。
“王云丫，我如果给你办成大事你怎么谢我？”他说得很严肃。
“您说怎么谢就怎么谢。”我忐忑的样子估计像个傻瓜。我从没奢望他给我办什么事，还别说大事。此刻脑细胞却活跃了一下，我硬着头皮问：“什么大事？”
“你还是缺少情怀。”千叶抱着膝盖摇了摇，这样总结我。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抹了下桌子上的水渍。“你说得对。”我附和。
我和千叶下乡，遇到了一只受伤的小麻雀。千叶把麻雀放进车筐，带了回来。每天去花园捉虫给它当点心，养了好些日子。有天打开后窗，麻雀自己飞走了。千叶从此就变得神神道道。她总说麻雀有一天会飞回来，来看她。我说麻雀不会记得这件事，它来的时候还很小，羽毛还没长全。走的时候已经是一只大鸟了。即使是一只大鸟，除了捉虫它也没有别的本事。从本质上说，麻雀是一种蠢鸟。
“你没有情怀。”千叶当年就这样说我。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滇红是一种酒红色，喝起来爽心爽口。这是朋友从云南寄来的，嘱咐我这是好茶，千万别送人。千叶却不喜欢，她每次喝水都如同喝中药，脸上一副苦相。我说，你还是不相信命运。千叶说，我咋不相信？我说，你还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其实，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在一个无职无权的部门干一份可干可不干的工作，经常遭领导训斥。我们的领导是个变态狂，经常挖坑给人跳。“也可以这样说，我的生活是你放弃的。”
千叶耸了耸鼻子，一副莫可名状的样子。她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
严先生，她说，是一个务实的人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给你买小背心，买一打。三块五一件。我们背后都笑话他，哪有给女朋友买这个的？也就是王云丫好糊弄，买啥都是好的。当时我跟聂新根说，他若是我的男朋友，哪儿远我给他扔哪儿去。用小背心打发人，还要脸不要？
我插话说，那是严先生第一次给我买礼物。之所以买那么多，是我要求的。背心是处理的韩国产品，平时并不容易遇到。高弹、柔软、耐磨、色泽纯正。他单位的女士觉得好，每人都买了很多件。那些背心我确实穿了好几年，也确实穿得很有感觉。因为后来再想买，已经买不到了。
千叶说：“你知道苏连祥是个什么人吗？好交际，喜欢说大话。大事干不好，小事看不上，还不愿意付辛苦……”我插话说：“他也是文艺青年吧？”千叶说，还真让你说着了。有一段时间，他迷恋唱歌，买双喇叭的录音机，唱张帝的歌曲。你知道张帝是谁吧？就是那个公鸭嗓的……我开始不想支持他，可他走火入魔，不支持不行。后来我想，万一唱出来呢？买行头、买盒带、买麦克风，还到附近的学校拜师学艺，每天早晨去河边练声，村里人都管他叫神经。连着参加县里的好几次选拔赛，他成绩都不错。可成绩不错有啥用？上县电视台，一分钱也没有。有人请他唱堂会他还放不下身段，十块钱一首歌，他说他不卖唱。
酱紫。我说得有口无心。我不知道她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千叶说，唱歌活不了人，干啥呢？人家都去城市打工，他一说打工就头疼。人家都蓋了大房，我们还是那三间，是老人七十年代盖的。大墙垛，不是明窗，天不黑屋里先黑。年轻的时候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现在不想了，想不动了。他过他的我过我的，我们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已经很多年了。
我想开句玩笑，我特想开句玩笑——那个，那个事怎么办？当然，我不会说出口。我觉得，我们没有谈私密的氛围。
一个唱歌的人。我想，跟千叶是匹配的。但我不喜欢，如果一个男人嘴里总唱歌，我会觉得喧嚣。我真是不喜欢喧嚣的人。
千叶把自己放平了，身形像面条一样软。她说，我最近特别爱累，说这些话，就觉得特别累。我看了下时钟，一点半了。我说，是午休的时间了，睡个觉就好了。千叶说，好。
3
卧室在最里间。我邀千叶上床，千叶拒绝了。她说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十分钟，躺十分钟就好。我回到卧室，把房门掩上，把睡衣换了，我想好好休息下。我真是挺累的。跟千叶聊天挺累的。给千叶做饭挺累的。刚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就觉得累。这些年她都没找过我。依她的性格，她肯定经常到埙城来。她到埙城来却不找我，这说明她不想找我。现在来找我，难道是来跟我算旧账的？我哂笑了下，真是觉得莫名其妙，能算出什么呢？
还有那一大束花，插在墙角的花瓶里。煞是好看，可就是觉得好看得可疑，像是包裹着一团不可告人的秘密。
困得哈欠连天，又流鼻涕又淌眼泪，我却睡不着。拿了本杂志，却看不下去。我隐隐有些亢奋。千叶让我亢奋，为什么呢？我自己很难解释。千叶说了那么多话，其实没什么中心议题，基本就算女人之间的闲话。这样的闲话谁都能说上一箩筐。你以为我没有？我只是不说而已。
或者，不想对千叶说。
我睁大眼睛看屋顶，脑子里乱七八糟。
当年抽调到这个临时单位我比千叶早几天。千叶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开会，敲开门，千叶的脸在门口晃了下，说：“哪位是崔主任？”崔主任放下手里的讲稿，马上出去了。会议没有进行下去。我们在会议室里等了半天，崔主任没有回来。于是大家看书的看书，看报纸的看报纸。快到下班时间了，聂新根跑过去问了下，崔主任说，今天的会不开了。
我和千叶同岁。千叶却像个城市姑娘。长裙，短发，小圆眼镜，头发挑一绺明黄。后来熟悉了才知道，她也是村里出来的，家在大洼深处，在一家复印社打工，偶然认识了崔主任，被招了过来。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到外省市跑资料，我从不知道她的眼镜只是装饰，她的两只眼睛离得近，据说是利用眼镜调节一下距离。我那时还是个不懂装饰的人。渴了喝水，冷了穿衣。世界在我面前就是实用主义。千叶显然跟我不一样。她很快就跟每个人都混熟了，比我还熟。酒桌上喝酒，联欢的时候又唱歌又朗诵，这样的女孩大家都喜欢。连我都喜欢。
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茶壶煮饺子——太闷。
千叶的生活比我丰富得多，我连嫉妒都还没学会。每天下班以后我都抱着一本砖头厚的书坐在楼梯口，那里对着夕阳，有一束温暖的光。那些书都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的。我借书有一个标准，不管内容如何，都要符合砖头厚的特点。不够砖头厚，我根本不借；不够砖头厚，我看着都没意思。
千叶是我生活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比如去西藏，她说去就敢去。说起这个话题时办公室的人都在，刘大姐也信誓旦旦，说一辈子没去过西藏是人生的一大遗憾。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那部书稿历时三年多，很快进入了扫尾，十几个人，各怀心事。千叶宣布要去行走时，甚至都没引起响动。崔主任面临退休，单位是一种树倒猢狲散的颓势，每个人都让未卜的未来弄得忧心忡忡。所以，千叶就像一道明亮的光，在她心里，似乎没有什么事值得担心。
只是没想到西藏之行就像个陷阱。她紧赶慢赶跑回来，我已经去新单位报到了。
只是……如果真的形成抓阄的局面，胜者就一定是她吗？
刚好十分钟，千叶就像猫一样钻了进来。她眼睛有点惺忪，看来是睡过了。这种觉叫狗眨眼。小孩子睡的时间短，大人便会说，就睡这狗眨眼？千叶问我能不能在床头靠一会儿，我没忍心拒绝。我往一旁躲了躲，千叶上来了。千叶说，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哦，说到了我特别累。我总是特别累。身体累，心也累。刚结婚的时候，公婆和我们住对屋。你能想象吗，他们从不刷牙。吃饭他们就坐我对面，黄板牙一闪一闪的，让我受不了。我给他们买牙膏牙刷，监督他们刷牙。婆婆牙龈出血，赖我的牙刷有毛病。他们总跟我吵。开始是一个对一个，后来是一家人对我一个。煤气罐摆在那儿，不用。到处捡柴烧大锅。天黑透了也不亮灯，夏天剩饭馊了臭了也不舍得倒掉。更可笑的是，他们总偷偷到我屋里找零钱，他们觉得我不会过日子，钱在我手里他们不放心。我老公，就是那个苏连祥，你没见过。见过你就知道了，真是一表人才。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如果从外表看，真是比你家严先生强不是一星半点——当然现在不行了。一个人在村里，赚不来钱，就不受尊敬。庄稼人显老，又不讲吃又不讲穿。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唱唱歌，半大老头子再唱，人家就说你疯癫了。多亏那年老聂给他找了个事做，老聂来乡里当乡长，我舍下脸去找了他。我说，文化站缺人不，能不能赏他口公家饭？
我一直趴着。侧着脸。千叶说的这些我熟，都是从村里出来的，面对的问题都差不多。观念、差异，城市乡村都一样。我悠悠晃着两条腿，千叶说的这些却显得不真实。我是说，都不像发生在她身上。当年的千叶……我无法想象穿着黑毛裙的千叶蹲灶坑旁烧火，灶灰扑扑地飞。吃饭时对面坐着黄板牙的公婆。她怎么会嫁给那樣的人家——且慢，千叶说的是过去，现在境遇应该改善了，瞧，千叶穿得多时尚，比我时尚多了。老聂居然帮了千叶那样大的忙，他让苏连祥吃了公家饭！
我一下坐了起来。我想到了千叶和老聂的西藏之行，苏连祥知道吗？
千叶翻了个身，把后背对准了我。我拍了一下她的屁股，问，苏连祥当了文化站长？如果干到现在，应该享受正科级待遇。
千叶说，文化站不缺人。老聂把他安排到了信用社，当信贷员，算合同工。那是我们家顺风顺水的几年。闺女刚上初中，成绩特别好。我去了乡里的毛纺厂，做技术工。我不是吹，那些个活计我眼到手到，一看就会。厂里的师傅都说，全厂几百人，数我心灵手巧。那年月毛纺厂效益好，厂长是从天津聘请的，拿年薪。师傅也是从大城市来的，一个月两千多。连乡里的干部都参与分红，发二胺、发苹果、发服装。可你知道工人拿多少吗？一个月七八十块钱，年底连奖金都没有。
有一次，工厂给日本赶一批高档毛活，工人加班加点连轴转，规定的时间运不到港口，要交成品一倍的罚款。战前搞动员，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听厂长训话。车间门口挂横幅，质检员都成了监督员，乡政府也派人来督战，工人去厕所都一溜小跑。深夜，我们端着大碗蹲在院子里吃面条，干部们在会客室里喝酒。厂长喝得哇哇吐，臭味熏得我们都吃不下饭。这批活赶完了，很多人都病倒了。可第二批活又来了，休一天假要扣三天的工资，有个女工小产，休三天假一个月就白干了。他们真不把工人当人啊，我实在忍不住了，揭竿而起。
我看着千叶。我突然发现我有点喜欢她了。
千叶说，厂子四个车间，每个车间七八十人。我写了一份罢工宣言，号召姐妹们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些权益包括，每个月要有四天假，加班要有加班费。工酬要与普通干部同等水平。要为工人上保险。我请人写成大字，贴在车间门口。我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工人们都不理解我，人家该干啥干啥。厂方把我开除，我从此成为无业游民。这些我都想到了。我不怕。我天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宁可人负我，我不负别人。只是有一点我没想到，这一天早晨，有个女工看了宣言抱着我哇哇痛哭。她在厂里干了三年了，腰都累弯了。一个人哭，所有的人都哭。偌大个院子都让哭声填满了，响声如雷。我问大家，宣言中写的要求合不合理？大家说合理！我问，大家愿不愿意跟我站在一边？大家说愿意！我很激动，那样多哭着的脸，抹净了眼泪变得群情激昂。我一挥手，众人都跟在我身后，找厂长谈判，大家一窝蜂往厂长办公室里涌。厂长吓坏了，说工资都是由乡里定的，他做不了主。我们浩浩荡荡去乡政府，三四百人的队伍，把街筒子都挤满了。厂子离乡政府有三里地，来到这里才发现，大门紧闭，门口站着警察，荷枪实弹。许多人一看见警察腿就软了，扭头就往回走。苏连祥从信用社里跑出来，一把揪住我，说我丢人现眼。我与他搏斗，就像跟敌对势力搏斗一样。
我们干了半天仗，在地上来回滚，滚了一身土。他的脸被我抓破了，我的上衣被他扯掉了袖子。警察看着我们哧哧地笑，大概谁都没看过夫妻这样打架。仗打完了，大门敞开了，警察撤了。我一回头，大门口就只剩下了我们俩。
苏连祥说，你干的好事！
我说，我没干坏事。
苏连祥骂我傻，傻逼。说天底下就没有像我这么傻逼的人。我说，你不傻？谁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老婆？我们过去感情也不怎么好，那件事又成了一个导火索，他很长时间不回家。他不回家我也不找他。后来听说他跟一个开小卖店的好上了。有人传到我耳里，我心说，他爱跟谁好跟谁好，只要不让我碰上就行。
我捏了千叶一把。我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这是哪年？”我问。千叶支起了身子，说那年公婆已经去世了，家里新添了一辆幸福牌摩托车。应该是2003年。
“后来呢？”我问。
千叶说：“哪有后来。没有后来。工人陆陆续续回厂上工。老聂找到我，说我不该挑头闹事。我说这怎么是闹事呢，这是争取权益啊。他说争取权益应该走正规渠道，这样耽误生产，损失谁赔？”
我想了想，千叶是对的。老聂也是对的，他是一乡之长，乡长有签字权。财政都靠企业支撑着，他没有理由支持千叶。
换了我我也不支持。
但不影响我此刻用崇敬目光看千叶，一个人一生总要做件了不起的事，我觉得，千叶已经做过了。
千叶也有些得意，说当年全厂的人都听我一声号令，那场面你都想象不出来。
我想象得出来。电视和电影都看过这种镜头，那是革命者，举义旗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可惜现在不是那种气候了，千叶注定是悲剧。我说，那个厂，现在什么样？
千叶说，早黄了。不黄才怪。工人开始偷东西，线、机器零件、整件的毛衣、玻璃纽扣，揣袄袖里，塞裤裆里，方法五花八门，厂方防不胜防。更别说消极怠工、蓄意破坏了。有一次没按预定时间交货，被罚了不少钱。工人也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四个车间变成了三个，后来又变成两个、一个。冷清得就跟小作坊差不多。当然，那时我早已不在那里干了。我被厂里开除了。我去周边的好几个厂子求职，结果哪里都不要我。腌制场、蜡烛厂、缝制厂、工艺品厂，哪里都不要我。我就知道，我名声在外了。
“你为什么不来城市？你更适合到城市来。”想起千叶长裙飘飘的样子我就惋惜。
“孩子呢？家呢？又不是单身一个人，哪能说来就来。”
我说：“当初你怎么肯嫁到乡下？”
千叶说：“我哪里有你那么好的命，天上就能掉馅饼。”
我说：“你后悔去西藏吗？”
千叶果断摇了摇头。说做过很多后悔的事，唯有去西藏，不后悔。
我长吁一口气。转念想，不知道去西藏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的电话响了，我起身去接电话。千叶去了洗手间，她在洗手间待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在院子里把电话讲完，她还没出来。
“老聂请我们出去喝茶，他可越来越能贫嘴了。”
千叶说：“他终于有空了？”
4
我这才知道千叶一直在等老聂，她应该找老聂有事。开车出来我对千叶说，我把你送到茶楼下就走。千叶说，不行，你得陪我。我看了千叶一眼，说，你见老聂还用我陪？千叶说，我一个人见他会紧张。我噗地笑了，这话说得怪有趣。千叶说，我没跟你说笑话，我真的有点紧张。我看车窗外，这话我能认真吗？认真我就是傻子。车子停在茶楼下，老聂在楼下候着。我原本不想下车，老聂把车门拉开了。老聂说：“有一家西餐厅牛排做得好，本想让你们去开开洋荤，偏不巧，县长临时跑去了。我们喝会儿茶，晚上再去那里吃。”千叶在车里捣鼓，半天也没下来，老聂点着了一支烟，眯起眼睛说，王云丫，你不吃饭啊。
我说，千叶比我还瘦。
老聂喊：“朱千叶，你还有完没完？”
千叶下来了，低着头，沾身上的线毛，总怀疑衣服没有穿齐整，这里抻抻那里拽拽。老聂其实没看她，可千叶分明是紧张的，让我好生奇怪。荧光一闪，我发现她涂了唇膏。我暗自笑了下，觉得她还是有些鬼魅，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我问，你们多久没见面了？老聂说，你们多久我多久。我说，尽瞎说。老聂说，你问千叶。千叶对老聂说，是很久了，上次我到埙城来想见您，结果您没空。
我看了老聂一眼，我起鸡皮疙瘩了。做梦也想不到千叶跟老聂说话要用敬语。做同事时可不是这样，他们一起走过西藏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千叶踏雪回来穿兔子皮的外套，老聂问，你没遇见猎人？千叶把两只冻红的手倏然伸进他衣领，老聂跳了起来……是老聂出问题了还是千叶出问题了？他们固然没生活在一个频道上，可这不该是理由啊！老聂率先往楼上走，倒背着手。千叶想让我先走，我把她推了上去。我故意说，都是老相识了，千叶你干吗客气。千叶说，你们都是当领导的人，看见你们我气短。我心说，在我家也没见你客气。
茶是老聂带来的。他说他只喝白芙蓉。“云丫你也尝尝，这是极品。”水斟满了，千叶显而易见的惶惑。我说，我这段爱喝小青柑，喜欢茶汤的颜色。老聂说，小青柑好是好，就是味道有些锈。我说，白芙蓉味道好，我哪里去淘换极品？
“回头我送你一饼。”
都是話赶话随口说的，说的无心，听的无意。却也让千叶眼花缭乱。谁说话她看谁，脑袋像转轴一样动。真是奇了怪了，在我家沙发上她怎么那么恣意？还挑我的饭菜咸了淡了、荤了素了。真是卤水点豆腐啊。每次端起杯子她只是稍稍一抿，唇都未见得怎样湿。她的坐姿也很有意思，拔着腰板，扭着两条腿，上下身却不在一条直线上，真是比年轻的时候还有范儿。这也让我觉得别扭。老聂是外人吗？老聂不是外人啊。尤其千叶与老聂的渊源更深，两人曾经多么亲密啊。我忽然想起老聂曾经是千叶的父母官，千叶曾经上门求过他。看来是拿人家手短了。老聂明显有些轻慢她，说话从不看千叶的脸。我逐渐如坐针毡，真正觉出自己的多余来。我想，他们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我在场的缘故。我才是外人，他们放不开。或者，他们有话需要我避一避。我又想起了千叶年轻时的鬼魅，她真的像一只得道的狐狸。虽说解放以后不许成精，可千叶骨子里就带着仙气儿。电话适时地响了，我摸出电话时顺手拿起包，却被老聂一把摁住了。老聂说，你去哪儿？我说我有事。老聂说，有事也不许走。电话持续响，老聂抢过我的包放到了自己的身后，我只得朝千叶招了下手，拿了电话一噔一噔下楼梯。这个电话真正有意思，一首韩国歌曲一直唱到尽头。
不是怎样重要的电话。当然，打电话的人重要，是我老娘，问我这周回不回家，有只大公鸡摔断了腿，准备杀了吃肉。我说，大公鸡有翅膀还能摔断腿，它是神鸡啊？老娘说，它从棚子上往下跳，让铅丝套住了，鸡头朝下，别了半天。我说，先养一段吧，看能不能把腿养好。老娘说，养好了干啥，不也得杀了吃肉？我说，别自己吃，卖了吧。老娘说，卖了让别人吃，我不舍得。我说那就等过年再说。老娘说，过年东西多，就不想吃鸡肉了。横竖我是救不活它了，我说，我这周不回去，您该杀就杀了吧。老娘说，你不回来我杀它干啥？
茶楼下面有两棵大杨树。我一直绕着这两棵树走。走“8”字，或走圆圈。许多吊死鬼落了下来，被我踩在了脚下，一地绿汪汪的，其实是杨树花……老娘一再说别费电话费了，挂了吧，挂了吧。我坚持找话题。好在有关村里的话题很多，三婶子二大娘，东街坊西街坊，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了不知多久，老娘反而忘了电话费的事。车轱辘话从头说，问我这周回不回去，我说不回去。老娘说，回来吧，大公鸡把腿摔断了……
我赶忙打住。一气说这么久，老娘估计都晕了。
我回到楼上，才发现只有千叶一个人，呆呆的，两只眼睛失神地看着角落，石像一般。那些个神采和灵气，似乎都被谁劫持了。我很奇怪，老聂呢？千叶说，他单位有事，你下去不久他就走了。哎呀，我说，我就在门口，怎么没看见他？心里却在想，他一定能看见我，却不打招呼。这个老聂！千叶抿了抿头发，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我给她的杯子添水，被她挡了。千叶说，也许我不该来见他。我说，你的事，说了吗？我断定千叶有事，才会一再约他。千叶眼里突然含了泪，骨碌一下，那些泪珠跳出了眼眶，顺着鼻翼朝下翻滚，至唇边，形成了一道小溪。千叶说，我想说，可他不愿意听。千叶虚弱的样子让我有点不忍，我心里骂了一句，挨千刀的老聂，还说晚上请牛排，真是个吹牛不上税的。我有点后悔，在下面耽搁的时间长了，否则也许能帮帮千叶，让她不致如此尴尬。我无奈地说，我以为你有些话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说。千叶说，我是不想当着你的面说。咳咳，我假意咳嗽。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蠢的人了，我领会错了。“那你干啥还让我陪你？”我没好气，是上当了的感觉。千叶咕嘟一下嘴，突兀地笑了下，说我刚一提贷款两个字，他就逃之夭夭了。
我愣住了。
千叶说，你别害怕，我不是来借钱的。
我心里说，难怪老聂跑路，这是敏感词啊。
千叶说，我原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云丫，我总得告诉个人。否则我这么多年的血汗不是白流了？
我喊服务员添水，茶已经凉了。
屋里黑着灯。严先生揿亮电灯时吓了一跳。“我以为家里没人，你怎么摸黑待着？”我懒散地伸了个懒腰。把一条腿架到沙发背上。严先生说：“没做饭？”他去厨房转了一圈，回来了。“中午来客了？”中午饭菜做得不合口味，我和千叶都没怎么吃，其实是没心绪吃。严先生追问谁来了，我说，你想不到，朱千叶。
严先生说：“可是很多年没见她了。”
我说，你想知道她说了些什么吗？
“我来见老聂，是人生的一个目标。”千叶用纸巾抹了抹嘴，用力些，那些唇膏的颜色已经很浅了，她又反复擦了擦。粗鲁地擦，好不爱惜。她的唇膏不是为我抹的，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用了，我这样理解。“这个计划很早之前就有，当我还清十八万元贷款那天，我就想来找他，可他没空，他总是没空。这次来，我事先发了短信，只写了一句话：这辈子不见你一面，死不瞑目！”
我很吃惊。你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可这样说话会把他吓着，男人都不经吓，何况老聂是当领导的，心里如果再有挂碍，千叶就死定了。我对千叶说：“他是聂主任，不是早先那个聂新根了。”
千叶有些颓废，说，我当然知道。可我就想开个玩笑，提醒他我要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事，他一直没有回短信，我就想，我重要的事可能對他一点都不重要。
“见了面人就矮了。”千叶说，“其实我也不喜欢那样。”
我知道那样是哪样。“不说了。”我说。
千叶感激地看着我。
我在你家说过的，我曾经找过他，给苏连祥个饭碗。他爱唱歌，寻思能去文化站就好了，可文化站不缺人，苏连祥去了信用社当信贷员，说好了，算合同工。
苏连祥对工作很满意。工资没有人家正式工多，但比那些在外自己打食吃的农民工已经好太多了。干净，体面，不累。适合他。第一年我们就买了幸福牌摩托车，他上下班骑。每天他一进村，我就能听到他的摩托车声。村里也有几家有摩托，但跟我们家的响声不一样。
苏连祥每天回家都喜气洋洋。他跟邻居说，千叶认识乡里的聂乡长，聂乡长也管着信用社，所以这个月又发奖金了。邻居问我，朱千叶，你是咋认识乡长的？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啊！
苏连祥不是多有心计的人。有天邻居问他，你媳妇跟聂乡长有啥关系，人家肯帮那么大的忙？苏连祥大概愣了一下，问我。我说能有啥关系，过去的同事关系呗。
苏连祥说，邻居大概不这样想。
我一下子火了，我说，我想陪人家睡觉，人家看得上农村妇女么！
第二年，出了点麻烦事。苏连祥值夜班时进去了盗贼，偷走了保险柜里的十八万块钱。这天一同值班的有单位的司机，还有信用社主任。可这个晚上主任去喝酒了，只有苏连祥一个人。早晨一起来，苏连祥发现防盗窗被整个撬开了，保险柜四敞大开。他吓坏了，赶紧给主任打电话。苏连祥问，主任怎么办，派出所就在前院，赶紧报警吧！主任变颜变色说，你是不是想进监狱？想进监狱早说话！苏连祥当时就哭了。问主任咋办，主任说，先别慌，我想想办法。
苏连祥把我接来时，主任的办法已经想好了。是主任让苏连祥去接我的，他看苏连祥只会筛糠，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主任说，我不跟你说话，我跟朱千叶说话。路上我坐苏连祥的摩托车，他一个劲地抖。他抖摩托车就抖，我也跟着抖。我心说，这好日子才刚看出点眉目，就遇到了污糟事。这就是穷人的命，我们的命就是这样。主任对我说，这件事一旦让警方知道，案件也不一定破得了，两边的人都得吃挂落儿。我问，两边的人都是谁？主任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又往前院指了指。我就知道他说的是聂乡长。主任说，聂乡长给你们安排一份工作是好意，如果因为这件事毁了前程，你们就是千古罪人。我说，能毁？主任说，最次也得免职。我一寻思，就把想法坚定了。我说，主任，娄子是苏连祥捅的，我们不能连累聂乡长，也不能连累您，就是出房子卖地，我赔。主任“啪”地一拍桌子，说，聂乡长果然没看错你，他说朱千叶是女中豪杰。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弟妹，你有这态度，聂乡长也会感到安慰！
主任详细跟我说了办法。因为是周六，大家都不来上班，可以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找工匠复原防盗窗，找锁匠恢复保险柜，他家里有三万块钱，先拿出来堵亏空。我说，这钱算我借您的，我以后准还。我问余下的钱怎么办？主任说，以弟妹的名义借贷款，就说搞家庭养殖。回头让会计做账目，利息就按中央精神说的，支援三农，按最低利率。
主任说，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一旦走漏风声，我们就都完了。
后来我跟老聂说了贷款的事，老聂一声没吭。我觉得我还是给他找麻烦了，他心里是怪我的。
5
严先生瞪着眼睛说，千叶难道是糊涂人，怎么能这样做事情。我说，你先别急着发表意见，听我把话说完。
这样处理我们不是没疑虑，苏连祥有，我也有。不连累别人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苏连祥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所以，除了把责任扛起来，哪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我还有私心，不愿意让聂新根为此看轻了我们。人穷但不能志短。我们紧紧张张过了一年。你知道这一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我养鸡养鹅养兔子，种花生种芝麻种棉花，啥来钱干啥。做饭连油都尽量少搁，大半年连个肉星都没有。闺女说，妈，我走路都打晃了，我都忘了肉是啥滋味了。我真是豁出去了。去洼里掏沙子，别人装一车我装两车。夏天去粮库晒场，跟男人一起扛起麻包走独木桥，这样可以多挣出一个人的工钱。大家都说我财迷转向了，干啥都像豁出身家性命的。可我家年复一年不盖新房不添衣服，邻居都奇怪，不知道我们挣钱干啥使。苏连祥每个月留三十块钱生活费，烟戒了，酒戒了。这一年下来，我们连同过去的积蓄打扫打扫，刚好把主任的三万块还上了。主任是说不要，我说，钱先在您这里存着，啥时该用啥时用。听说信用社有转正名额，到时您想着苏连祥就行。主任说，还用说么，单位这几个合同工，顶数苏连祥表现好。
转年，事情就出岔子了。有一天晚上，苏连祥回来饭也没吃，躺炕上不起来。我问咋了？苏连祥说，单位清理临时工，他被辞退了。我急了，说，你不是合同工吗？苏连祥说，说是合同工，可一直也没订合同。咋没订合同呢？我问。苏连祥说，我咋知道，就是没人给我订合同。憋了半天，我说，先吃饭，明天我问问是咋回事。苏连祥说，还问啥，聂乡长调走了。我激灵一下，问啥时调走的？苏连祥说，有俩星期了。
我去找了主任。主任过去对我一直挺客气，再见面，却像不认识一样，别着脸跟我说话。我问主任，为啥开除苏连祥？主任说，上面有政策，临时工一律清退。我说，苏连祥是合同工啊。他伸手跟我要合同，说，空口无凭，你手里要是有合同，明天就来上班。我说，主任，你行行好，我们还得用工资还贷款呢。主任说，你们的贷款跟我有啥关系？我当时就哭了，苏连祥有份工资，这日子就有指望。我说，主任你咋还骗我们，你不说要给苏连祥转正吗？
主任说，我要是有那么大的本事，就给全县人民都转正。朱千叶，我不是聂乡长，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
我千方百计打听聂新根，原来他调到了农业局，当局长。农业局在新华大街西段，门口有棵梧桐树。我找着了门，却没敢进去。我在外面的花岗岩台阶上坐了半天，看看自己的样子，蓬头垢面，就像个叫花子。一双旧皮鞋在家里用抹布擦了半天，可还是不洁净。这里地势高，我能看到外面的行人。天气热了，女人都穿裙子了。我也是喜欢穿裙子的人，可却连穿裙子的资格都没有。你连穿裙子的资格都没有，有什么脸来找聂新根？他要是不管你，岂不是自取其辱？我衡量来衡量去，决定不找他了，回家。我刚站起身，就看见聂新根从外面回来了。旁边跟着一个女人，穿条大摆幅裙子，高跟鞋叮当作响，边走边跟聂新根说着什么。聂新根说，规划先做出来，报给政府。批不批是他们的事，报不报是我们的事。凡事要主动，别自己找不自在。女人不住地点头，说，我明白了，聂局。他们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谁也没有看我一眼。我靠在了旁边的墙上，知道女人跟聂新根不一定有关系，可还是忍不住想，他身边都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哪会正眼看我。
回来的路上，好歹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我想，我不见聂新根是对的。再不能跟他张嘴了。他调走了，原来的地方也不一定买他账，我何苦给他出难题。苏连祥一个大男人，凭什么非要我管？我回家天都快黑了。下车步行一公里走到了村头，离老远就看见有个人在桥上转来转去，走近了一看，是苏连祥。我说，你不在家里做饭，跑这里来干啥？我进城散心，没告诉他去干什么。可苏连祥说，你找到聂新根了吗？我能回信用社了吧？我勃然大怒，我说，你是个老爷们儿，没有信用社莫非就没了活路？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废物的人，要扯别人的衣裳襟过日子！苏连祥一路没有跟我说话，进屋就把桌子掀翻了，上面的盘碗都摔在了地上，碗碴子亮得刺眼。他说，我没有信用社是不能活，我就要扯着他的衣裳襟过日子。当初你为啥让我去信用社，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聂新根那点污糟事？我说，我跟他有啥污糟事？苏连祥勾着脑袋不说话了。我上去捶他、挠他，让他说清楚。他用力往外一推，我一下摔倒了。后脑勺在锅台的三角棱上磕了一下，我感觉那里流血了，不疼，只是觉得那里有些凉，有些麻，有些湿。我疲乏地躺了半天，想就这样流死算了。生活这样没意思，还活着干啥。
你知道我当时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你，我真的想到了我在埙城时，做一份体面的工作。参加朗诵会和读书会，看各种展览，春天踏青夏天游泳，恍若隔世啊！我当年如果不去西藏，也会像王云丫一样有份稳定的工作，生活优越，受人尊敬。我一直没有跟你联系，但我一直在留意你的信息。有时会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你，我会对人说，瞧，我认识这个人，她在县里当领导，当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听的人嘴角一撇，脸上都是嘲笑。他們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是觉得我混到这个地步了心还不死。他们背过脸去故意说，苏连祥的媳妇心气高，就是命不好，纯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命。要是不嫁给苏连祥，说不定能把日子过天上去。也有人鄙夷说，不嫁给苏连祥，她嫁给谁？谁要她？
严先生一直看着我，几次想打断我的话，我都用手势制止了。我累了，喝了口水，问：“你想说什么？”
严先生说，千叶不该那样处理盗窃案，让她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债务不公平。
我说：“你不觉得千叶对形势有了误判？她也在选择利益最大化，只不过押错了宝。”
严先生没有说话。
我说：“她真是可怜。”
严先生随手摁遥控器，说，也未见得。说不定人家觉得你可怜。
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严先生说：“你看，你没亲手种过一粒种子，没直接创造过一分钱的财富。上班除了喝茶就是看报纸，按时下流行的观点，这种人生苍白且没有意义。”
我说：“累死累活就有人生意义了？如果不认识你，我还当你是文艺青年。”
“对了，”严先生说，“她跟老聂是咋回事？按说，这件事老聂应该能够摆平，除非他不想帮她。”
我说：“十八万啊，即使是十年前，也不是小数字。”
严先生说：“十八万不是问题，是那个主任耍了滑头，他怕丢乌纱帽。”
我说：“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千叶怕苏连祥丢工作。”
严先生说：“她还说了什么？”
苏连祥居然沉沦下去了。经常去小卖店买散装白酒。只要他不跟我要钱，我知道他手里也没多少钱，我不管他，早晚有一天他买不起。不喝酒了，哪怕去建筑工地做小工呢，也能挣一两千。这年闺女读高二，成绩越来越稀松平常。到年底，自己找个人嫁了。那人大他八岁，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了。每个月都要还本金和利息，我都要让贷款逼疯了。你们挣工资的人，拿一千两千不当什么。我们土里刨食的人，一千两千都得豁出命去赚。一分钱也不会白上你的口兜来。有一天，我去小卖店买卫生巾，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我很奇怪，做生意哪有关门的道理。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也没人。可货架子后面分明有动静。我还以为是猫在啃方便面，绕过去一看，原来后面有一张钢丝床，有两个人在忙活。
男人背对着我，女人闭着眼，他们都没有发现我。空间狭小幽暗，我一眼就看见了男人屁股上的痣，像黄豆那么大，是褐色的。他耸动的时候那颗黄豆跳来跳去，就像抖动的默片胶片。我呆呆地看着他们，什么感觉也没有，就像看两只狗。真的，就像看两只狗。那颗黄豆我年轻时经常摸，就像他摸我的乳头。我想，我可能从来都没爱过这个男人，摸他也像摸陌生人。就因为从不爱他，我才想豁出命去为他做些什么，这种心理我就是在这一刻想清楚了。不爱他，不恨他，却想帮助他。他们终于完事了。草纸就放在旁边的小柜子上，是撕好的。一看就是提前作了准备。既是有准备，就不是第一次。男人抓了草纸擦，女人斜着身子起床，一片肚腹松软地堆积着改变了方向，像一摊沙。他们射到里面了。我想。我甚至看见了那一股浑浊的液体在干涸的河床上奔涌。女人这才看见我，身上一哆嗦，我说，我买包卫生巾。说完，我往外走。男人一回头，我想起了女人比我大十多岁，我回头问了句：“你绝经了吗？”
严先生原本斜倚在沙发上，突然坐了起来。
这天晚上，我破例给他炒了两个鸡蛋，把酒给他倒满了，就像对待一个功臣。鸡蛋只炒俩，多一个也不会，我不吃。边炒边想，这两个蛋，也可以是男人的，都没什么特别。小时候会看到珠子大小的鸡蛋，大人会告诉你，这是公鸡的。公鸡也下蛋，公鸡也流血，除了煮到锅里，它们跟母鸡没什么不同。他逛到很晚才回来，酒气熏天。我问他在哪儿喝的，跟谁喝的？他说，就在小卖店，跟老板娘喝的。他是有些羞愧的，那是种虚张声势的羞愧，还多少有点趾高气扬。一边羞愧，一边趾高气扬。我安静地看着他，我说，挺好的，没用你花钱吧？他挥着手说，没用。我说，她应该倒找你钱，她那么老。他在桌边坐下了，用手指敲打桌子。我听出了，那是四分之二节拍。再早，我会为他的节拍着迷，他唱歌的时候，总会掌握得恰到好处。我问你们就的啥菜？他说开了青鱼罐头和午餐肉，还开了一袋花生米。我说，没有素菜？他说，还有一袋桔梗。我点头，还行，她没有亏待你，比咱家伙食好。他说，你咋不吃饭？
我盛了一碗粥，这一天我没干重活，有一碗粥就够了。肚子丝丝拉拉疼，下面一团一团往外涌。我知道那是血块，就像小产一样。白天他们的行为刺激了我，我内心也很躁动。我不生他们的气，我生自己的气。他说，你吃炒鸡蛋。我说，我不吃，给你留着，明天早晨吃。他说，你为啥不吃？我说我舍不得。其实我想说我嫌恶，我突然不喜欢鸡蛋的那股腥气，非常硌硬。可我说我舍不得。我假装温柔说，这段咱家伙食不行，你需要营养。他神情一暗，站起身，去了屋里。我猜，他这是对我说话不满意，我很少这样和颜悦色说假话。这种说话方式比刀子都锋利，能割掉整张面皮。我分外仔细地收拾了碗筷，也进了屋里。我们都没开灯，也没开电视。就那么像两具僵尸一样卧着，中间隔着一个人。屋子像一座空间巨大的坟墓，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呼吸越来越平稳均匀，我甚至看见有粉红色的梦像虫子一样往他的脑子里钻，落在蜘蛛网一样的脑组织上，细小的腿在那里蹬扯。我翻了个身，面对他。我说，你想听我跟老聂的事吗？
月色突然移了过来，打在他的半边脸上。他激灵了一下，没动。可呼吸突然急促了，我就知道他想听。
严先生烧了一壶水。把剩茶倒进了专用的茶渣盆里，这些茶渣要去给葡萄做肥料。他说，你又忘了洗茶吧？你总是忘记洗茶。我说，小青柑封闭得那么严，哪里有污染。他说，你以为茶是自己长进去的？
6
我和老聂，聂新根，怎么说呢，有点像一见钟情。当然这么说不准确，他有老婆有孩子。即便他是独身，我们之间仍有天然的壁垒，农业和非农业，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我们从一见面就彼此有好感，是确定的。这个好感其实也与主任有关。主任对我有好感，因为我是他招进来的。主任也对老聂有好感，我和老聂之间有好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他是从学校借调过来的，是语文老师。为了不当孩子王，托门路来到这里。门口那块埙城历史学会的牌子，就是老聂写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不拒绝谁喜欢我，老聂、主任，或其他人，我喜欢别人喜欢我，我天生性子活泼，喜欢热闹，热爱一切文化、文艺活动。走在人群里，我能暂时忘掉身份。而不像另一个跟我身份一样的王云丫，是个比木头还闷的人。我经常看见她在楼梯口捧本砖头厚的书看。她是真看，旁边无论走过谁，她都不抬眉眼。
有一天，老聂去参加同学聚会，回来对我说，几个同学都很羡慕他。城内有房，夫妻两个都在城里。谁知道我的苦衷呢？老聂说，他之所以跟这个女人结婚就是看中了她是独生女，家在城市中心有所平房，她本人在城市的棉纺厂上班，是个初中毕业生。其实两人一点感情也没有。而他的那几个同学，两地分居的一定能团聚，城里没房的迟早会解决。没怀孕的迟早会生出孩子。关键是，人家都有感情。他结婚以后才意识到，他选择没感情的婚姻才是最大的悲剧，他管自己叫二逼。
他不愿意面对她，没事就在办公室耗着。休假都很少待在家里。女儿三岁了，跟他一点不亲。从生出来就被姥姥揣在棉裤腰里，那时冬天还没暖气，姥姥说，棉裤腰里比被子暖和。他们几乎没有性生活，他老婆有一句口头禅，孩子都有了，还忙活那个干啥？
一个男人相信你，什么都对你说，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让你觉得生活充盈，隐隐觉得在这个单位有了倚仗。其实主任也对我好，但好的方式不一样。我看得清主任，却看不清老聂。比如，喝多了酒主任会在酒桌上这样说，千叶的脸红扑扑的，像个大苹果。而私下里，主任会这样问，千叶，你还是处女吗？我说，我当然是处女，主任怎么想起问这个？主任说，我老婆跟我结婚的时候也是处女。我咯咯地乐，说，您结婚还是旧社会吧，是不是要在新娘身子底下铺块白布？
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有一天在办公室里突发奇想。我其实是说给老聂听的，看他有什么反应。去西藏只是一个理由，除了满足想法，还想衡量一个人的态度——看他牵不牵挂我。单位那一段无所事事，大家都没正经上班。我知道会有一个转正名额，但不担心落到别人头上。主任不止一次答应过我，他说他喜欢我，当我是女儿。“我没有女儿，过年你可要给我买酒喝。”我笑嘻嘻地应，像女儿一样给他捶背。在我眼里，他是干木柴一样的老人了。他还喜欢聂新根，当聂新根就像儿子。“他要是没有结婚，我就撮合你和新根，这样我就称心如意了。”他的眉毛很长，笑着的样子就像只老猫。我说，我可配不上他，人家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主任说，这都不是问题，你也会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说这话时我站在他的背后，他倒骑在椅子上，他的腰背總是酸痛，让我使劲捶。他说，千叶你离我近点，再近点。他突然伸出两只手朝后搂，把我背了起来。我笑得不行，他说，傻丫头，小点声。就在这个时候，老聂突然进来了。
我没什么。真的，我没什么。主任有些尴尬，他放下了我，说，我跟千叶闹着玩呢。老聂什么也没说，打一晃，又出去了，他脸色很不好看。主任说，这个聂新根可真是，倒像你是他老婆。就是他老婆，我背一背又怎么了？他问我去西藏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衣服、鞋子、药品、防晒霜，都准备好了么？他还想给我500块钱，我没要。
我把这些原原本本告诉了老聂，他审我像审贼一样。问主任的手放在了哪里，有没有乱动？我意识到他有些吃醋，心里暗暗得意。我说，主任待我就像亲闺女，你想哪儿去了。我把有关转正的事情告诉了他，主任怎么说的，一字都没漏。这对于我来说是大事，老聂也很高兴。老聂问我，转正以后你去哪儿？我说，主任说了，几家行政单位由我挑，他亲自去找县长。老聂激动得在地上转圈，他说，千叶，我陪你去西藏。你是要转正的人了，路上可不能有闪失。我刚想大叫，他用嘴把我的嘴堵住了。他说，这事儿只能悄悄的，要让他知道，他会停发我俩月工资。
他朝隔壁指了指。
我们俩的关系在火车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车到成都，他去厕所，也把我拉了进去。那天我穿的是短裙子，只是向上一撩的事。他说他早就爱上我了，他说到西藏海拔高，干这事儿有生命危险。他小心地检查用过的纸，发现有血迹，才放了心。一路我们都在研究离婚结婚方案。他说他什么也带不出来，我说，我啥也不要，就要你这个人。
他说，我要把闺女带出来呢？我说，没事儿，我就让你闺女叫妈。
事实上，我们躺在西藏的小旅馆里哪儿也没去，整天就是他在上或者我在上，我们过得气喘吁吁天昏地暗，似乎是，把一辈子的日子都过完了。
严先生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他眼前袅袅，他噘起嘴巴吹了下，躲着烟雾看我。“千叶的话你信吗？”他问。
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
严先生笑了下，说，我觉得不正常，她的话太多了。
我说，你觉得千叶没有说真话？
严先生说，她是不是想气苏连祥？
我想了下，摇了摇头。回想千叶在茶室时的样子，脸上一层寒气，每说一句话，都像是板上钉钉。
严先生说，老聂的为人咱又不是不知道……不像抛妻弃女的人啊。
我想起来了。严先生跟老聂是棋友。跟我认识以后，严先生经常过来串门，老聂追着他下棋。开始是在我的办公室，后来转到了大会议室，那里有张大桌子。我给严先生打饭，千叶给老聂打饭，然后我们一起吃，就像两家人一样。
“所以老聂最终没离婚。”我说。
“他最后是怎么跟千叶交代的？”
“没有交代，老聂什么也没说。”
千叶告诉我，从西藏回来单位的人都走净了。老聂的调令扔在会议室的一堆报纸上，老聂拿到手里一看，脸就黑了，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老聂是从乡村小学出来的，他不想再回到乡下去。千叶给主任打电话，问自己去哪里。主任说，单位解散了，你是临时工，只能哪儿来的回哪儿。
千叶问，主任，你答应我转正的事呢？
主任说，你不回来，我总不能浪费名额。王云丫已经去新单位报到了。
老聂已经走到了外面，千叶拉开窗喊他，他没有听见。也许，是假装听不见。
西藏之行就像一个梦，如果美梦成真，千叶就圆满了。
只是天不遂人愿。有一种叫命运的东西，悄悄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千叶回家昏睡了三天，第四天有人来提亲，说歌唱得好，配得上千叶，两个人认识二十几天，嫁了。
千叶告诉我，结婚那天她连衣服都没换。
“有一个事情是明白的。”严先生说，“千叶如果不去西藏，转正的肯定是她。老聂如果不暴露他也去了西藏，就不会影响到千叶，这事儿有点阴差阳错。”
“哦？”我看着他。
严先生说：“主任是真的生气了。”
我说：“填表有最后期限，千叶赶不回来。”
严先生说：“你天真哪……那是主任不想让她赶回来。当时的县长是主任的学生，如果主任想帮她，一定帮得到。”
我倒憋了一口气，“主任……好人哪。”
从茶楼上走下来，千叶几乎摇摇欲坠。似乎所有的筋骨都被抽走了，人软到无形。我架着她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她哆嗦着说，喝醉了，我一定是醉茶了，我从没喝过这么好的茶。我清楚，她的心恐怕在滴血。她来找老聂不轻松，给老聂说些话不轻松，可老聂却没有给她机会，老聂以为她又是来有事相求的，让贷款两个字吓跑了。其实，她是想告诉老聂，她把所有的贷款还清了，一分不剩。一分不剩。十八万，本息加在一起二十几万，换作别人可能都吓趴下了，千叶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她很自豪。她想在老聂面前表现这份自豪。这样的自豪她希望有人见证。我有些羞愧，为老聂，也为我自己。与千叶比，我们都少了点什么。我开车送千叶去车站，千叶可怕地沉默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千叶面孔灰白，头发凌乱，嘴唇经常无缘无故地哆嗦。过一个十字路口，千叶忽然笑了下，指了指右前方。那是埙城最大的城市公园，里面有一座石头雕塑，是燕国一位君王的女儿，手里托举着一只鸽子。当年这座雕塑曾经引发过全城大讨论，为城市的公园该不该有这样一座雕塑，为这个女孩手里该不该托只鸽子。为了找到历史依据，任务拍给了埙城历史研究会，那时研究会刚刚组建，我和千叶奉命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资料还没公开，雕塑已经立起来了。各种传说各种段子满城横飞，有说雕塑像歌女的，有说像妓女的，有说像厨娘的，正要给腐败官员熬大补汤。如今人们早已淡忘了那场争论，如果不是千叶坐在车上，我也想不起来。每年无数次从这里过，从没觉得我与这座雕塑有什么关联。往事让她的笑容有一抹辉光，但很快就暗淡了。她的手忽然一垂，缓慢地放下了。夕阳明亮的光透过车窗打在她的额头，她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我以為她想说点什么，等了又等，她到底没有说。
在车站门口停下车，千叶却没有急于下去。她眼睛望着前方，忽然问我：“你有情人吗？”
我有些慌乱，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有，或者没有，都很容易回答。可我不知道千叶想要什么样的回答。我怎样回答她才不失望。千叶又说：“只要是婚外性行为都算，哪怕只有一次。”
我小心地看着千叶，问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千叶忽然凄冷一笑，说：“跟老聂一样，你不会对我说实话。”
7
千叶买的花第二天就开始枯萎。严先生奇怪地说，你怎么没放水？
我一支一支剪根，居然没放水？事实胜于雄辩，花瓶里的确一滴水也没有。我想起鹅太太洗澡的典故，在大木盆里，里面没有水，鹅太太洗得心满意足。那是只傻鹅。女儿小时候我经常讲这个故事，把她乐得前仰后合。我有点丧气，难道我也变成了傻鹅？很显然，现在放水已经晚了。“既然早晚得蔫，那就当干花看吧。”
可它到底不能当干花，花瓣一片一片脱落，尽显丑态。那天清扫的时候我突然心里一动，这束花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或寓意？
放下笤帚，我坐在了沙发扶手上，就那么呆呆地坐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千叶买它花了大价钱，即便于我，它仍等同于大价钱。我是个实用主义者，对任何虚无的东西有种本能的排斥。这束花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她像千叶一样，是不速之客。回想那一天的点点滴滴，我忽然觉得怆然。紧挥笤帚，一片花瓣都没有留下。千叶留下的踪迹已经在我家客厅里消失殆尽，我希望她从没有出现过。
可我的心里，终日觉得不干净。
“是不是我欠了千叶什么？”我经常这样问自己。
千叶就像一个巨大的伤口创面，表面愈合了，内里却一片溃烂。什么时候想到她，便觉得心里拧得慌。
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外出游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谈到她。实在是，有些问题悬而未决，让我们心有挂碍。比如，她跟苏连祥现在怎么样了？按照千叶的说法，他们之间的裂痕后来再没有弥合。苏连祥好吃懒做，去工地做了几天小工，就把腰累折了。后来他在家里经营几亩地，千叶到外边干传销，跑保险，甚至给人做保姆，昼夜陪伴老人。千叶说这些时语声轻飘飘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她甚至隔一段就这样问我：“如果你是我，一定不会做这样下等的活计吧？”逢到这个时候，我便看到了千叶虚弱的一面。是的，她虚弱极了，殷殷的目光里，都是惶恐，与初到我家时判若两人。我抿紧了嘴，没再说什么。我不想再说假话，言不由衷的话，冠冕堂皇的话，比如，凭劳动吃饭，活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等等。大家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你每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与给别人端屎端尿不一样。你每个月轻松地拿到她四到五倍的工资这感觉能一样吗？换成别的场合我也许会，但今天不会。当着千叶的面，不会。后来我经常宽慰地想，千叶那次来穿得时尚而又新潮，花二百八买一束花，证明过得不差，年轻时的千叶又回来了。生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波折，总归都过去了，女人这一生，谁不得经点风雨呢，都过去了就好。那天如果不是老聂出幺蛾子，我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相聚。千叶终于还清了贷款，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晚上老聂请吃顿牛排，我们用一杯美酒祝福千叶，生活简直就像预定的那般美好。
然而，然而。
想起这一出我就气得胃疼，忍不住就会骂一句：“挨千刀的老聂！”
那天我和严先生去登山，走到半山坡上，眼前是一大片潾潾湖水。严先生环顾左右，突然说，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走到过这里。我看了看方位，发现了崖畔的一棵野桃树，当年挂满了小毛桃。千叶要吃小桃子，老聂费尽周折给她摘。依稀记得老聂的三接头皮鞋是棕色的，被石头磕破了一块，老聂心疼得不得了，一个劲嘬牙花子。千叶穿条葱心绿的百褶裙，飘飘欲仙。后来让桃毛弄得哪哪儿都痒，恨不得长出三只手。那可真是快乐时光啊！远处仍是那片湖水，在天空下闪着蓝瓦瓦的光。那棵桃树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二十几年，它还活着。当然，它也许不是原来那棵树。它原来长什么样，谁又记得呢？它仍在结小桃子，虽然很寥落。它看不出年轮，我们确实老了。我和严先生站在山巅上，青葱時的影子在天上飞。我们都没有去摘小桃子。二十几年前我们也没伸手摘，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恪守，不拿别人的，哪怕是大自然的。
那次千叶吃了两个，非要给我两个，我没接。我说，我家的院子里也有棵桃树，也结小毛桃，所以这东西对我没有吸引。
千叶说我矫情。说，你家的桃子再好，现在能吃到吗？
顺理成章的，我又说起了千叶。当年那个盗窃案，千叶考虑欠周，她为什么要把责任都背起来？她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值班的不是苏连祥一个人，还有主任，只不过主任那晚进城去喝酒了， 把责任推给了苏连祥。
严先生说，千叶仗义？
是设问句。
我说，这更像一个圈套，她掉进了别人挖好的坑里，然后，差点被埋。
严先生说，千叶要是有证据就好了。
我说，也难说没有证据。过去了这么多年，警方还能启动调查吗？
严先生说，首先要有证据。
我突然叫了一声严大律师。他当然不是大律师，他是律师事务所的普通一员。但他也是律师啊。
我说，帮帮千叶。
他摇了摇头，继续往山上走。我索性不走了，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远，我开始往回走。严先生无奈，跟了过来。
我说，按照法律程序，有没有可能启动调查，如果千叶有证据的话。
严先生说，当初他们没报案，隐瞒案件也要追究责任。当然，这仍需要证据。
我说，我们去找千叶。
严先生说，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大家都该忘了。
我说，试一试，我们一定要试一试。
他说，结果呢？你有没有想到结果？
我说，就是因为想到了结果我才这样主张。千叶担起了所有的责任，被开除，被赔偿，不会有比这更坏的结果了。如果法律判决主任负主要责任，她岂不可以拿回些自己的血汗钱？哪怕拿回一部分。银行不应该亏欠她个人。
“我不说这没有可能，这基本没有可能。”
我就不愿意听这种话，仿佛律师就是法律的化身。
电话突然响了。小弟在那端焦急地说，我们都在医院呢，你们也快来吧！
因为扫五朵落在地上的木槿花，母亲在老家院子里摔伤了腿。我们赶到医院时，母亲蜡黄着一张脸躺在病床上，嘴里说，我不治，送我去火葬场。她的心情很恶劣，大概是对自己太失望了。没人让她干活，是她自己抢着干。她是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可添了麻烦却是大的。所以很多天她甚至拒绝进食，人瘦得就剩下了一把骨头。手术很成功，可因为她的糖尿病，伤口久久不能愈合。那两枚硕大的钉子支到了腿骨外，所有的裤子都在右外侧凸出来一块，看上去，像一只裤管里灌满了风。
那种忙乱和焦急，相信谁都能体会得到。出院以后，母亲回了老家。我们有一点空就往家里跑，查看她的刀口是否有什么变化，反复试用各种消炎药，哪怕红肿的皮肤起一点褶皱，也能让人欣喜。骨头愈合的速度更是缓慢，照了两次相，结果都不理想。母亲的伤病把我从千叶的事情中拖了出来，我很久都想不起她了。那只花瓶以后再没插过花。那是只敞口瓶，要一大束花才能插满。如果要插满，大概需用二百八十块钱，说真的，我不舍得。可有一天，它自己从桌子上掉下来，摔碎了。花瓶本身不值钱，它摔碎了我们不心疼。可它怎么掉下来的，却让人纳闷。我说是严先生碰的。严先生说是我敲核桃震的。我试着又敲了几个核桃，哪会有那样大的震级。扫那些瓷器碎片时我又一次想到了千叶，但她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多停留。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了，母亲的伤口终于成了一个凹槽，围绕在钉子旁边，长满了细细碎碎的皱纹，像一个瘪着的嘴巴。腿骨长得天衣无缝，只是外部掉了很小的一块骨头，就像木柴被削去了一角。及至拔掉钉子，母亲已经行动自如了。
母亲站在院子里，响声大气说：“这天真大呀！”
那天两个人都休假在家，严先生打了个长长哈欠问我：“千叶的事情你还想问问吗？”
他一直在看手机，我边看书边做按摩。按摩椅上有四个圆球，在我的颈部和腰部揉来揉去，恰似几只温柔的小手。千叶曾经说我像地主婆，一边站一个丫鬟。我有些懒散了。时过境迁，有些感觉确实淡了。感觉淡了，意味便也淡了。不像去年这个时候，千叶几乎是我的碎碎念，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她的一部分，为她分担些什么。有次开会跟老聂坐在一起，我们说悄悄话，交流的都是手机里的风光照片。没有提千叶。他没提我也没提，就像我们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千叶这个人。生活就是这样，你一直往前走，往前走，都是错过而不是过错，最起码自己会这样认为。很多时候，你是他的风景，他却是别人的风景。这就是生活。
这个时代，比城际列车掠过的速度还快。谁又能为谁停留得长久呢？
我问严先生为什么想起了千叶。严先生说，这不是无聊么。工作的时候盼着休假，可真休假了，又觉得无所事事。这种荒废感能把人打到地老天荒的情境中，就想像张饼一样摊着，摊久了，都拾不起个儿了。严先生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像马一样甩了甩鬃毛。“要不，还去登山？”是因为昨天已经登过了。我们在山谷里迷了路，如果退回去，还需要两个小时。可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通往山外的路。关键时刻我们一致决定再登山，只有到达山顶，才能看清方向。这是一个下午第二次登一座山的顶峰，即使海拔只有一两百米，仍是挑战极限的感覺，一步一步都万分艰难。关键是没有路，荆棘和草木把山体包裹得严严实实，既防山石磕破腿脚，又防枝杈碰到眼睛，我们不时彼此提醒。松枝挑走了我的帽子我都不知道，发现时，已经走出了三十几米远。那里恰好有一道塄坎，我们四脚着地爬上来的。严先生自告奋勇要下去，被我拦住了。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都需要保存体力。一顶帽子，由它去吧。终于在日落之际到达了山顶，薄暮中看到了我们的车停在了遥远的十字路口，像一个火柴盒。我们这才长舒一口气。望了望身后黑黝黝的深谷，严先生担心地说了两个字：“好悬。”
这样的生活我们最近几年才热爱。孩子去国外读书，三人世界变成了两人世界，起初觉得特别不适应，漫长的假期更是无法打发，严先生便有了一个决定，要爬遍城市周围所有的山头。
这是千叶想要的生活啊！
既然谈到了千叶，千叶便轻易来到我们中间。说起那时候，千叶真是热爱郊游啊，每次活动都是她操持，看山、看水、看花、看雪。每次都有名目。带啤酒饮料火腿面包榨菜，还曾在废弃的一座宅院里烧烤，烟火引来了一条蛇。我那么木讷的人，也跟她跑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风景。有次也曾迷路，千叶在前边披荆斩棘，老聂跟在后面。老聂幽幽地说，如果我们今天失踪，会不会是埙城最大的新闻？
8
车子朝西南方向走，是条乡村公路。因为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人坐在车里，像坐在船里。我与别个不同，不管开车坐车，我都喜欢这样的路，那种颠簸和摇晃，比在平展展的高速公路上更舒服。高速路上的那种明晃晃，总让人有些眩晕。那个村庄很特别，叫醉八里。我曾经问过千叶，为啥叫醉八里？千叶说，与一个老头有关，他每次喝完酒，都要走出八里地，然后让别人送回来。他住在庙里，享用人间烟火。千叶小的时候还见过他，已经是一座泥胎彩塑，醉八里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只大海碗。至于他都有过什么事迹，没有变成口口相传。千叶说，她小时候还有人讲，现在都忘差不多了。
“文革”的时候，醉八里改成了八里庄。改革开放以后，又改了回来。村里人说，醉八里是先人，先人的名姓咋能随便改？
不出所料，是一座小村庄。远远搭一眼，就那么一小块地方，长着寥落的树木。几只母鸡在村头觅食，鸡头一耸一耸的，啄得旁若无人。有条狗临街站着，狂吠不止。“大庄的人，小庄的狗。”严先生又重复了这句话，意思是，都不好惹。大庄的人见过世面，小庄的狗护庄就像护主。严先生万分小心地把车开了过去，还是差点轧到一只鸡的脚。它张开翅膀扑棱，惶恐地大叫着跳到了路基下面，虚张声势。前边是十字路口，有个女人在树下哄孩子。我把车窗揿了下来，说，你知道朱千叶家怎么走吗？她看都不看我，摇头说不知道。我说，苏连祥呢？苏连祥总知道吧？女人索性背过身去，仍是摇头。严先生说，你下去，你没有下车，她嫌你没礼貌。会是这样么？我推开车门下去了。女人果然板正了身子看我，先问你是谁？我说，我是从埙城来的，是苏连祥媳妇的朋友。她问，什么朋友？她眼睛钉子样地盯人，嘴里都是不屑。我说，我们曾经做过同事。她问，哪儿的同事？她的语速很快，近似抢白。我没有不愉快，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跟这个女人不愉快，我预备回答她所有的问题，看她问哪儿去。可严先生不耐烦地摁响了喇叭，我只得朝女人摇摇手，回到了车上。严先生说，这个人毫无善意，跟她啰唆干啥。
开到一条横街，墙根下的石头上坐着五六个男人，有老的，也有不那么老的。吸取刚才的教训，我下了车。靠外站着的就是不那么老的一个人，穿一件土黄色的夹克，肥大的裤子，半截腰带头在肚子上支棱着，还是那种三股叉样的腰带。一张典型的乡村男人的脸，与周围的面孔毫无二致。我先问候了句你好，然后才说，请问苏连祥家怎么走？周围的人都笑，说这可是问对人了。男人一偏头说，跟我走。我跟在他的后面，他问我：“你是从埙城来的吧？”
严先生停好车，也朝这边走来。十几米远就是一个院落，两扇铁门已经斑驳，泥墙头上长着草，泥坯里的麦余子若隐若现。院子很长，但很空旷。拉开了一扇门，男人首先进了屋。我犹豫了一下，也进去了。堂屋黑洞洞的，前门闭合，只有天窗透出一点微弱的光。男人打开帘子，屋里明亮些，一条被子摊在炕上，里面分明卧着一个人。一堆乱发铰得长短不齐，从头发缝里露出一张骷髅脸，已经没有人形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我问这是谁？我说我是来找朱千叶的。
男人说，我是苏连祥。你是王云丫吧？我看过你的照片。
我一下捂住了嘴，指点着炕上说，难道，难道……
苏连祥说，她就是朱千叶。你来得还真是巧，再晚来两天，就不一定能见着了。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苏连祥说，宫颈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也熬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就这两天了。
我抖着手撩开了她的头发，嘘着声音喊，千叶，千叶！生怕声音大了惊着她。苏连祥说，你白喊，她听不见。水米未进七天了，好人饿七天也该见阎王了。我怀疑活着的不是她，而是她的癌细胞。
我说，她怎么会得这种病！
苏连祥说，她不得谁得？医生都说得这种病是因为性生活过频过乱。不是我冤枉她，她稍微检点点儿，哪会得脏病。
我惊愕地问，这是脏病？
苏连祥说，医生说的。
我抽了下鼻子，我不知该说什么。这个苏连祥，太出乎我的意料，
我说，你唱过歌？
我得对对暗号，我怀疑我走错了人家。
他不好意思了，说，都是年轻时丢人现眼的事儿。
我说，你现在不唱歌了？千叶就是因为你唱歌才嫁给你吧？
苏连祥说，她嫁错了，早后悔了。
我发现苏连祥有个特点，说任何事都不带语气，就像说“你吃了吗”一样寻常。这是什么样的男人，像是石头生成的。
我撩开了千叶的被子，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孔。我先屏住了呼吸，然后才一点一点放出风来。千叶穿一件碎花布衫，佝偻着腰身，一只手背向身后，一只手压在身下。我把两只手臂给她顺过来，那就是两根柴棒一样的骨头，十指尖尖，长着很长的指甲。
“我洗完衣服小手特别好看，十指尖尖赛竹笋”。千叶年轻的声音从空中传来。我还是没有忍住，眼泪汹涌而落。
男人送我出来，叨叨说，你别觉得我是铁石心肠，她嫁错了人，我也娶错了人。遠的不说，就说去年去埙城，她居然还去找老聂，居然花两百八给你买了束花。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富婆？
我说，这么久的事，你倒还记得。
他说，能不记得吗？回来一分钱都没剩，想打蹦的都没钱，累个臭死。
我说，她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苏连祥说，能不说吗？凡是让我生气的事她都说，她就是想气死我。我就是不生气，生气早让她气死了。
想起那一束花，我说，不是你说的那样，还清了贷款，她高兴。
苏连祥从鼻子里哼了声，说，要不是她装大尾巴鹰，哪会平白无故背那么多贷款。
我说，都是千叶还的吧？
苏连祥不吭声了。
我说，你知道她跟老聂的事？
苏连祥忽然气愤了，说，醉八里谁不知道，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她有一次在乡上让老聂的媳妇堵住了，她媳妇打到家来了。老聂从那儿就不理她了。要不，主任敢那样对我？
我想了一想这其中的逻辑，对这个男人充满了鄙夷。
严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车上。他压根儿没进屋。我问他为啥不进屋，他说他猜到了那人是苏连祥，就知道事情不需要证据了。
苏连祥没有走过来，他袖着手站在了门口。我让严先生原地掉头，别往前走。我一眼也不想再看见那个人。
9
跟老聂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酒桌上、牌局中，人顺手了就成了搭档，隔三差五就能被提拎。说起那次不辞而别，老聂是这样解释的，县长临时找他有急事。我听着，没说什么。是不是县长找他，有没有急事，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了。说真的，我是有些私心的，这点私心有点像司马昭。我一直问自己，有关千叶的事，告不告诉他。又不是好事，何苦告诉他。当着他的面我会这样想，但转过身去，我又后悔。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可告诉他又不能太正式，太正式有点说不出口，我简直变得处心积虑。那天我俩到得早，外面突然大雨如注，我们凑到窗前看雨帘，老聂说，那两个人如果还没出来，多半出不来了。我说，按时间算，应该是在半路上了。这是一家会馆的二楼，有很大的落地窗。老板跟老聂是朋友，打完牌，还有茶点伺候。
我刚迈进门口，大雨就下来了。
你总是运气好。老聂说。
我说，你呢？
当年下乡反而救了老聂，乡镇提职快。老聂从组织干部到副乡长，从乡长直接进的城。这在埙城也绝无仅有，一般要干到乡镇党委书记才有这资格。盖因为他的农业设施建设走到了全县的前列，组织部门算论功行赏，他稳稳坐了大局的一把交椅，按说已经是不错的人生了。去年又提了一格，贵为副厅。千叶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办交接手续了。百万人口的城市，厅局级也就那么二十几个，算金字塔的上层。反观另几个当年留城的，到老也就混个正科副科，还未必是实职。
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我望着远方说：“我昨晚梦见千叶了，也不知道千叶还在不在？”
老聂看了我一眼，掏出来一支烟，在烟盒上蹾了蹾。他没问在不在是什么意思。
我进一步说，我春天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混沌了。七天水米未进，也许我前脚走，她后脚就过世了。
老聂说，那人，就那命吧。
我说，你知道？
老聂应了一声。
老聂说，有次苏连祥来找我，问我天堂向左、人间向右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不知道我会知道？
我眼睛瞪圆了看老聂。
老聂说，你别这样看我，怪吓人的……他说千叶告诉他，这话是听我说的……千叶活着的时候有话，死了出门要向左转。关键是，他家的坟地在东边，要向右转。苏连祥哪会听她的……关键是，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了。
我默默。我说你也许年轻的时候说过。
老聂掐灭了烟，说，难道她还想上天堂？
我别过脸去。我说，她最后一次来埙城是想跟你说些话的，可惜你当时忙，没来得及听。
其实我特别想问，假如当年从西藏回来转正的是千叶，你还会不要她吗？只是我不敢问，我得给他留点脸。老聂是个要脸的男人。
老聂把烟点着了火，完全是下意识的。老聂说，那都是借口，她是来取检查结果的。
我说，什么！
老聂瞥了我一眼，说，你别假装大惊小怪。你们待那么长时间，就她那个脾气，会不跟你说这些？
我这回假装了一下，这些是指什么？
老聂说，她得宫颈癌嘛。她自己说得了脏病，不想治。我说宫颈癌也不一定是脏病，大夫嘴上无德。我当时还劝了她，生命只有一次，别跟自己过不去。
我傻傻地张大了嘴巴。喃喃说，千叶没告诉我，千叶没告诉我……
老聂说，你别听她说贷款什么的巴拉巴拉的事，那都是借口。她来取化验结果，顺便想借点钱。我大概给得少，她没要。
天空忽然炸了一个雷，吓了我一跳。玻璃窗在我们面前剧烈地抖，我急忙后退了两步。老聂却很淡定，他说，不谈那个人了，没意思。
我问，你相信有天堂吗？
老聂说，不相信。
我說，西藏就是天堂，千叶亲口对我说，她做过许多后悔的事，唯有去西藏，不后悔。
房门突然开了，两个搭档湿漉漉地蹿了进来。
选自《北京文学》2018年第5期
原刊责编 张颐雯
本刊责编 朱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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