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

　　从巴塞罗那的游轮码头到我居住的酒店，其实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计程车司机故意绕了个大圈子，要了我二十欧币。我一直在用手机定位，所以知道他在兜圈，但我懒得说破。来到陌生的国家，我不想惹是生非，我的西班牙语只有婴儿水平。五月中旬的巴塞罗那本应凉爽，今天却闷热得出奇，从码头走到酒店不会好受，尽管我只有一个很小的箱子。拉着一个无需托运的小箱子旅行十天，在我还是头一回。巴塞罗那是最后一站，一共只停留两天，原本没有旅游的计划，所以计程车司机想兜就兜吧，我就只当是搭车观光了。

　　于是我看见满街的足球海报，海报边上飘舞着巨大的旗帜。其实我并不能识别任何西班牙职业球队的徽章，但我认得足球。那个花里胡哨的圆家伙，我跟它有些不解之仇。这梁子大概是从我一出生就结下了。

　　三十五年前，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我爸还是一家小药厂的厂长。常常有人不知道他的职业，但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球迷，为此，让我损失了体体面面生在医院里的机会。那天我妈肚子有点疼，叫他去巷子口的电话亭打电话找车。当然我妈也不是第一次肚子疼，所以我爸也就没当回事。途经邻居院门口，看见邻居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看球，就钻进去看了半场。看完了也就忘了打电话，直接往回走，没进家门就已经听见我在号啕大哭。还好我妈有生孩子的经验，每次都顺利得好像下了个蛋。所以我妈倒是没太紧张，只是怒气大得很，当然精神也是出奇的好，和我爸大吵了半个小时，把邻居引了进来，这才有人注意到了光溜溜的我。于是我生了肺炎，在医院住了两周。我童年身体极差，瘦得像根火柴棍。这都赖你爸！我妈总这么说。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其实这都赖足球。

　　好像火柴棍的我，自然痛恨体育课。各种球类都是我的敌人，弹球除外。这状况持续到初二，直到巍子转学来到我们班。巍子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作为初二的学生，肌肉有些过于发达。他的座位在我前面，我便时常看着他的后脑勺。他的头发很短，脑后有一块凸出反骨。他常穿一件深蓝色的化纤运动服，那上面有些浅淡的烟味。他不抽烟，但他父亲抽得很凶。有时他把运动服脱掉了，只留下白色的跨栏背心，这一般发生在午后，第一节是自习课。中午是男生们踢球的时间，当然我除外。巍子浑身散发着新鲜汗水的气味，那气味很浓，但并不难闻。短短的发尖上还挂着细小的汗珠，那块反骨于是变得光泽柔润。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伸手去摸一摸，他却突然转过头来，古铜色的脸上咧出一个巨大的笑容：借我数学作业本！

　　数学自然是我的强项。和他相比，任何一科都是我的强项，除了体育。作业本是唯一令我骄傲的私人物品。他看出我的不情愿，于是用手捏我的脸。他手指上有青草的气味。我推开他的手，他趁机抢走我桌子上的作业。

　　我用拳头捶他的后背，再用手掐他的脖子，触到了他的喉结，又高又硬。他抓住我的手，把它们从脖子上拉开。他的力气比我大很多，疼得我热泪盈眶。我一下午没再理他，直到放学，我还独自坐在座位上生气。他转身把作业本放回我桌子上，我把作业本扔到地上。他弯腰捡起来，嘻嘻笑着：怎么跟女生似的？ 我继续沉默。他摆出一副讨好的样子：我请你吃冰棍？我还是沉默。

　　每天都请，到期末？

　　我忍不住笑了。他脸皮不但黑，而且厚。他也笑：不过有个条件，你得陪我踢球。

　　我当然不会踢球。但我开始看球。每天中午，坐在球场边的双杠上，有时是下午放学后，双杠的一头挂着我和他的书包，一看就是好几年。操场的草皮换过几茬儿，有时没有草，有时雨后布满水坑，有时干脆就下着雨。他让我在教室里等他踢完球一起回家。我坚持坐在双杠上，他不知去哪儿借来雨衣给我披上。他们踢得更欢，好像下的不是雨，而是兴奋剂，他的跨栏背心变花了，汗水里融进了清新的泥土气息。

　　我裹着雨衣坐在双杠上，感觉雨滴飘到脸上，看着一群人在雨里奔跑嚎叫。我知道我还是不喜欢足球，可竟然一看就是好几年。

　　高二那年，双杠上多了一只书包。那个女孩叫苒，从外校考来的。她是我高中的邻座。高中时巍子和我已不在同一个班，尽管我每天还在操场边看球，也还和他一起回家。

　　苒从不管我借作业本，她只管我借录音带，她有一个随身听。她陪我坐在双杠上，把一只耳机塞进我耳朵里。我听到《同桌的你》，看着操场上那个汗流浃背的身影，还是那么黑，个子仍不算高，但更加壮实。他在草地上翻滚，掀起一些泥土和碎叶。他仰头高呼，喉结高高耸起，就像后脑的那块反骨。阳光和汗水润泽着它，其实很硬，我摸过很多遍。

　　苒和我的家住得很近，远的其实是巍子。但我们放学一起走了多年，早就成了习惯。 苒不骑车，我和巍子的两个车后架子供她选择。她选了我的，两颊微红。这成了巍子的笑料。苒悄悄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整天和他在一起？我不是很喜欢他。

　　可我们还是整天在一起。我们仨，直到高中毕业。

　　苒和我去了清华，巍子去了北航，大专。他的成绩本来能进大本，他说他想离我们近点。 那时苒已经不再那么讨厌巍子，因为巍子越来越体贴。我们每周见两三次面。巍子的课业比我们轻松，所以每次都是他买了零食来找我们。后来他和自己的同学熟了，每天下午都要一起踢球，来找我们的频率就少了。有时我想，足球是他最好的哥们，我排第二。世界杯的时候，巍子彻底不再有空来找我。我只好拉上苒去找他。我们仨会在北航附近的一家有电视的小饭馆里，一直看球到深夜。苒竟然比我更了解足球，她和巍子一起欢呼，还有巍子的另外几个同学。他们精神抖擞，我却困得睁不开眼。睁不开眼却又舍不得离开。足球毕竟还是我的敌人。

　　巍子最后一次来清华找我，是在我出国前的第三天。其实那年我才大二，可我爸坚持要我出国。他的医药公司风生水起。他要他的小儿子拥有国外的文凭，以后能在国外生活。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真实用意，只当是他迷信西方的教育，为了让我光宗耀祖，以后把他的企业发扬光大。

　　那天晚上，我们仨在荷塘边聊到深夜，然后送苒回宿舍，我再送巍子到校门口。他说：我可以帮你照顾苒，可你得照顾好自己。他说完又来捏我的脸，我则抬手摸他的反骨。他笑着跳上自行车，狠狠骑出去一段，屁股离开车座，扭过身来向我挥手，像个杂技演员。午夜的街灯洒在他头顶，又看见那块反骨，我刚摸过的。

　　我到美国，一切都好，因为不缺钱。我都不知道我爸有多少钱。他为我在学校边上买了一所公寓，配齐了家电，还买了一辆奔驰车。可我一切又都不好，因为缺朋友。苒常常发来电子邮件，巍子则只会来信，不会使用网络。他本来就不喜欢电脑，他喜欢的就只有足球。

　　有钱的孩子都任性，我也一样。那年圣诞前夜，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订第二天的票飞回北京。我没提前告诉任何人，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飞机在下午三点降落，我打车直奔北航。我想先找到巍子，再和巍子一起去找苒。我要分别看到他们吃惊的样子。巍子不在宿舍，我很清楚他会在哪儿。

　　我远远地看见他，快步跑出球场。他的额头汗涔涔的，大团的白气从他嘴里冒出来。他并非跑向我。他根本就没看见我。他跑向球场边等着她的女生，苒。他拉起她的手。

　　他身上的深蓝色运动衣，看上去很眼熟。可我知道，肯定不是我用拳头捶过的那一件。过了这么久了，我们终于都长大了。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返回美国，没让任何人知道。

　　我本科毕业，留在美国一家大医药公司工作，之后又读MBA，然后再工作。一待就是十年。其间也回过几次国，参加过同学聚会，巍子和苒却从没出现过。据说他们分别和别人结了婚。我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也根本没兴趣打听。最近一次同学聚会是一个月前。我爸把我叫回北京，和我谈谈“公司的未来”。那次聚会苒依然没有出现， 巍子却突然出现了。十年没见，他比以前胖了些，脸上也有了皱纹。皮肤黑的人原本就容易显老。他看见我，眼里冒出一些兴奋而复杂的光，我突然莫名地难过，这是我没预料到的。我高声说笑以掩饰自己的不自然，同时伸手打算和他握一握。他却一把把我拉进怀里。他的力气还是那么大，他身上有我久违的气息。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原来有些事情就只能隐藏，不能遗忘。

　　那次聚会谈得最多的竟然又是足球，好像那是学生时代唯一做过的事情。饭桌上我和巍子称兄道弟，可每当有人提起以前，我们都沉默不语。我再次对足球生起厌恶之心。这种反感主观而固执，其实我的回忆里差不多也只有那片操场，和挂在双杠上的书包。我知道他现在还在踢球，只是膝盖和腰都在成为阻碍。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不但长大了，而且开始变老了。

　　聚会结束时大家互相加了微信。他最后一个扫的是我。其实他若忽略我，我会更舒服些。

　　第二天巍子给我发来微信，问我何时回美国。我说今晚。他要送，我拒绝了。我说我过不了多久就会再回来。他说那太好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觉得好，反正我并不觉得。我爸让我把美国的工作辞了，以后帮他打理公司。我爸说：你虽然有美国护照，可毕竟还是我的儿子。 我完全不了解我爸的公司，只知道规模大得惊人。我心里突然有了丧失自由的失落。巍子又发来一条微信，是个笑脸。我想起二十年前，他管我要数学作业本时的样子。

　　我一直单身，原来我一直这么喜欢自由。

　　微信是个奇妙的东西，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有同学主动告诉我巍子的近况：他在一家外企工作，收入不高，离婚了，没有子女。同学又说：没人知道他公司的名字。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十年没有联系了，而且，我并不关心这些。

　　回到美国，我从公司辞职。一切安排妥当，接到我爸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去巴塞罗那，把一件东西带给某人，然后飞回北京。行程都是我爸定好的，看起来非常诡异：飞到米兰，坐火车到威尼斯，搭乘游轮，在地中海转一圈，最后在巴塞罗那下船。那东西由礼品纸包装，貌似一本书。我爸再三叮嘱，不许打开包装。我开始觉得，我要送的东西有些蹊跷，我爸的生意也有些蹊跷。坐飞机直飞巴塞罗那会把名字留在航空公司和海关的记录里。火车和游轮则是另一回事。我忍住了没打开包装，尽管拆了再恢复原样并不复杂。我想等我回到北京，我该和我爸谈谈：我不想参与他的生意，我该回美国过我自己的日子。

　　我入住酒店，把旅行箱留在房间里，下楼到街上闲逛。天突然阴沉起来，有要下雨的趋势。我并不在乎。我跳上一辆双层观光巴士，二十欧币，可以在城里转上一大圈，还能用耳机收听讲解。我爬上顶层，密集的建筑从两边掠过。耳机里不停重复高迪的名字，仿佛全城的建筑杰作都出自他的手。

　　观光巴士经过一处巨大的圆形建筑，这次录音讲解没提到高迪。这是巴塞罗那俱乐部队的主场，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队徽旗帜。我突发奇想，用手机把那旗帜抢拍下来，用微信发给巍子。

　　三分钟之后，我收到他的回复：这么巧？你也在巴塞罗那？

　　我的心脏突然收紧，随即快速地跳动。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酒店附近的一处咖啡馆见面。巍子带着一位他的同事，他们正巧到巴塞罗那出差。世界就是这么小。

　　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吃晚饭。巍子点了红酒，酒可以填补饭桌上的尴尬。一瓶酒很快喝完了，巍子又叫了一瓶。我本打算阻止，巍子却坚持。他说他的公司可以报销。其实这根本不是我的顾虑。但我看得出他的那一点点自豪，尽管他身上的西服和腕子上的手表都证明他的确收入不高。

　　打开第二瓶红酒之后，我们的话也多起来。酒精在体内发挥作用，肌肉和大脑都渐渐松弛。巍子讲起他的工作—— 一家专门代理工程机械的西班牙公司。他还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头衔—— 业务经理。我发现他鬓角的白发，鱼尾纹似乎也比两个月前更密。他和我同岁，但一直都比我更显老。他的同事问起我的工作，我没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将会做什么。晚餐快结束时他的同事接到一个电话，我这才知道，那同事借着出差的机会把老婆也一同带了来，他们三个人挤在同一个房间里。

　　于是我说：巍子今晚住我那儿吧，我的房间里有两张床。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大概是酒精的缘故。酒精是许多错误的根源。

　　巍子犹豫了片刻，目光有些纠结，很有些为难的样子。我心里突然懊悔，不该提出这样的邀请。那同事的双眼却明亮起来。我们都知道他想和老婆独住，巍子也就不好意思再拒绝我。

　　我和巍子走回酒店，在路边的便利店里买了牙膏牙刷。巍子顺手又买了一瓶红酒，还有一盒香烟和打火机。走出店来，竟然下起了小雨。他从包里取出一把小伞，得意地说：在巴塞罗那，出门就要带伞。但伞实在是太小，挡不住两个人，他坚持把我罩在伞下，自己则有一半露在雨中。我们到达酒店，他的头发和上衣都是湿漉漉的，就像他在雨中踢球时的样子。在电梯里，我站在他身后，看到他头后的那块反骨，又发出湿润的光泽。他身上仍有淡淡的烟味，那已和他的父亲无关。

　　那一晚我们喝光了红酒，之后坐在各自的床头。我们互相注视，他的目光变得浑浊。突然我们无话可聊，屋里变得格外安静。于是我听见窗外沙沙的雨声。我起身打开窗，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巍子也起身站在我身边。他说：这样的天，真适合踢一场球！

　　我沉默着并不回答。巍子是有多爱足球。巍子却突然转身看着我：以前你总看我踢球，后来你不看了，我都觉得踢着没意思。

　　我的心猛地一缩，像被谁狠狠捏了一把。我说：你转过身去。他乖乖转过身。我提起拳头，在他后背重重捶了一拳。他并不躲闪，仿佛一尊雕塑。我再次提起拳，手却停在半空。我张开手指，触摸他头后的反骨。他猛回过身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腕。他似乎想说什么，嘴张开了，高耸的喉结上下游移，却并没说出一个字来。

　　我突然平静下来，用力抽出手：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办事。

　　那天晚上我突然在半夜惊醒，屋里弥漫着淡淡的烟味。黑暗中，我看见巍子站在窗前，手指间有红点在忽明忽暗。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酒店门前道别，各自去办自己的事情。我们都计划在巴塞罗那再住一晚。所以我们约好，今晚他还住在我的房间。是我开的口，他点头答应。我迈开大步走向交接地点，心里却在回忆昨夜他站在黑暗中抽烟的样子。我脑海中顽固地停留着他的脸， 目光深邃而复杂。其实在那么黑的夜晚，我根本不该看清那样的细节。我突然有些后悔，今晚不该再邀约他同住。可后悔之中却又隐约有些莫名的兴奋和憧憬。

　　上午的交接非常顺利。前来收取东西的是个中年妇女，珠光宝气，浑身名牌，却搭配得并不和谐。其实我见过这个女人，她曾在我爸举办的家庭宴会上出现。记得是某位“大人物”的老婆。我恍然大悟。不打开那包裹，我也知道那里是什么。我立刻做了决定：我得回北京去告诉我爸，我不能参与他的生意。

　　那天夜晚，我买了一瓶红酒，巍子却并没回到酒店。我发微信问他在哪儿，直到凌晨都未收到回复。我想，也许他也曾后悔接受了我的邀请。我独自把酒喝光，醉醺醺地躺在床上。窗外又开始下雨，我能听见雨滴的声音。我把眼闭上，却看见宽阔的操场，我正坐在双杠上，看着一群男生在雨中踢球。踢进了一个，巍子跳跃，滚翻，然后起身向我奔跑，浑身都是泥水和碎草，细小的水滴在头发上乱跳。

　　我突然被铃声惊醒。手机上显示的是我爸的号码，讲话的却是我爸的司机：你爸被公安带走了！公司也被查封了！千万别回北京！也别和任何人联络！尽早离开西班牙，直接回美国去！

　　我心中一阵莫名的恐惧，后背立刻渗出冷汗。我打开微信寻找巍子的头像，手指开始不住地颤抖。

　　正如我所担心的，他已经把我删除了。

　　我发疯般地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他给我的名片。我拨打那上面的号码，座机无人接听，手机则是关机。我拨打北京的114查号台，那里根本没有名片上公司的记录。我取出自己的手提电脑，打开电源，电脑却提示我，上一次关机不正常。上一次关机是在下船之前，那一次是正常的！有人曾经偷偷打开我的电脑。

　　是巍子！

　　十年后他的再度出现！巴塞罗那的邂逅！他所谓的西班牙机械设备代理公司和同事！他在演一出戏！他是警察？！冷汗不断地从每个毛孔里溢出来。他动过我的电脑，他还得到了什么？我心中一阵剧烈的绞痛，几乎要昏厥过去。

　　那天夜里我仿佛灵魂出体，丧失一切思维能力，只有心脏一直在痛，火烧火燎，就这样痛了不知多久，我才终于明白，那不是悲伤，而是愤怒。我头脑中一片空片，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等到天亮，找到巍子，向他复仇。拂晓时我终于再次睡去，再醒过来已是午后。在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然后我明白过来：一切都是真的，我爸进了监狱，是巍子欺骗和利用了我！

　　我坐在房间里苦思冥想，前台打来的退房提醒电话惊醒了我。我终于恢复了理智： 我爸迟早要被抓起来的，而我将永远再也见不到巍子。这想法多少让我平静了一些。我订好当晚飞往美国的机票，打电话委托朋友接机，然后拖着箱子下楼退房。大堂经理却交给我一个密闭的信封：是清晨送到的。

　　信封里似乎有个硬硬的方块，外面用英文写着我的名字。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是巍子的字体。我连忙躲进咖啡厅的角落，拆开信封，信封里只有一个相机的内存卡。我把它插在电脑上，于是我看见十张照片：第一张是我交给那中年女人的包裹。第二张是打开的包裹，里面有一本小说。第三张是翻开的小说，里面夹着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第四张是支票上收款人姓名的特写。第五到第十张，是我把这包裹递给那中年妇女的过程。从前四张的背景判断，应该就是在我房间的卫生间里拍摄的。

　　我似懂非懂，脑子里有些混乱，心中却隐隐地感到不安。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这回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讲话的却还是我爸的司机：有消息说，你爸能出来！所以你别担心，但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直接飞回美国。

　　我来到机场，机场大厅里有很多旅客，一群一群簇拥在电视机前，观看着足球比赛。不知是西班牙人太热爱足球，还是今天情况特殊，机场大厅里的电视也在转播比赛，但都引不起我的兴趣。足球是我的敌人，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痛恨它。我办理了登机卡，快步走向海关，然而我的余光却突然扫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心中一震，连忙侧目仔细搜索。于是在最远处的特殊通道，我看见了巍子。他和他的“同事”正快步走进通道。他低着头，目光凝视地面。他的“同事”就跟在他身后，紧紧握着他的手腕，一脸严峻的表情。

　　我似乎突然明白过来，朝那通道奔跑。 当我到达通道前，却只遥遥地看见两人在通道的尽头消失，肩并着肩，手似乎还牵在一起，手腕上似有亮光一闪。

　　我的心也跟着狠狠一抽。

　　他把到手的证据“弄丢了”。那证据就在我的牛仔裤口袋里。我的手正紧紧攥着它，手上的汗水已经把它浸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冲过那通道，追上去高声呼喊：我爸迟早要坐牢的，你用不着这样做！

　　但我毕竟还是理智的，那样做无济于事。我只能让这内存卡永远地消失。就像我和巍子， 将从彼此的生命里永远消失。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四周的人群在沸腾，年轻人互相拥抱。我仰头看头顶的电视，球场正在沸腾，巴塞罗那队获得了冠军。有人向我大声说话，还有人拥抱了我，我却毫无反应，只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屏幕上换成球员的特写：穿深蓝色带条纹的球衣，抱着足球亲吻。

　　深蓝色的球衣。足球。巍子。

　　突然间，我也很想像他那样，抱着足球拼命地亲吻。

　　可我没有足球。我只有一脸的泪水，顺着下巴淌进脖子里。

　　选自《中国作家》2016年第4期

　　原刊责编 赵 虹

　　本刊责编 郭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