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莉

　　《圣经》箴言中说道：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在人体的器官中，嘴大概是得到评价最为低下、受到信任最少的一种器官。嘴的功能除了饮食，便是言说和传情达意，然而就是这种功能，往往使它成为是非之源、祸福之门。古人对口舌的描述常常带有贬义，不乏“口蜜腹剑”、“蛇口蜂针”、“信口雌黄”之类极端色彩浓重的词汇，隐含着对口舌负面作用的警惕与告诫。杨争光的早期小说《杂嘴子》中就描写了陕北高原上一个管不住自己嘴的少年，他用他的故事充分地诠释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含义。

　　吉祥村的少年民生从小多嘴多舌，被村人称作“杂嘴子”。他在各种场合中都喜欢胡言乱语、无事生非，说出的话语往往令人不快甚至生厌，各种秘密、小道消息也常常从他这张嘴中流出，无端惹出许多祸端，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成串的麻烦。他曾在学校里质疑老师的课堂言论，造成他与同学间的一场严重的斗殴;他用一句不合时宜的讥诮引发了丑娃和群生的冲突，导致群生砸毁了心爱的手扶拖拉机;最严重的是，他透露了父亲将县上拨下来的修路款借给赌徒王三的事情，直接把父亲送进了监狱。当然，和所有摇唇鼓舌、出言不逊的人一样，民生也受到了惩罚，除了背上一个坏名声，家人还以断绝亲情为威胁，勒令他不准说话。

　　多言多语仿佛是少年民生生命的先天痼疾，明明知道不当的言语会如利剑一般伤害他人，他也压制不住言说的渴望，即使在犯下大错之后，和他忏悔自己的过失相比，更大的痛苦反而来自于被禁言的压抑感。他说，“想说话的时候嘴就痒痒。”“我经过憋屎憋尿的滋味，也经过吃得太饱憋胃的滋味，我感到憋住话不说比憋屎憋尿肚子更难受。我的喉咙里像塞了一把猪毛。”和饕餮之徒无限地向内填塞不同，“杂嘴子”或长舌者的特征是却是拼命地向外喷吐，喷吐出各种各样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言语，这种欲望经过小说的描写，变得和食欲、性欲或其他本能欲望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多言的欲望，究竟是一种从婴儿口欲期就落下病根的精神疾病？还是一种人性中无法被社会改造的低贱本性？抑或是人的潜意识里一种附着在语言活动之上的破坏性冲动？小说中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能够看到的是，人在这种欲望之前是那么的无能为力。

　　类似“杂嘴子”，在其他众多的作品中，杨争光常常让他笔下的人物带有一种极端的因素，要么是性格上的某种缺陷，要么是思维中的某种偏见，要么是对人或事物一种不可自拔的偏嗜。这些极端因素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操纵着人物，构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不可抗力”，使得他们的生存呈现出疯狂和古怪的姿态;这些因素也引领着他们盲目地穿行在生活的矛盾和困境中，直至无意识地跌入命运的悲惨谷底。《杂嘴子》里除了主人公固执地要说话，“我哥”群生也固执地爱着燕麦，“我妈”王玉梅则固执地要给群生留下一个孩子。另一篇更为典型的小说《赌徒》里，甘草死心塌地爱着对她毫无感情的赌徒八墩，不爱对她一片深情关怀备至的骆驼，骆驼也执迷不悟地爱着不爱他的甘草，不在乎她总是和别人睡觉。这种对人物的设置无疑基于作者对人性的思考，人毋宁说是理性动物，不如说都是偏执的非理性的主体，人的行为表面上可控，实际其支配的动机都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非理性因素，行为不过是这些因素的理性的外化。于是可以看到，大量灵魂不全的多余之人在小说中出现，“杂嘴子”一家、甘草、骆驼，和杨争光其他作品中那些类似的陕北高原人物，承载着作者对人性矛盾的深切理解，他们自生自灭，无事生非，野蛮生长，形成了一组面目既清晰又模糊的“黄尘”影像，一起构建起一道诡异、神秘、蛮荒的“黑风景”。

　　说到这里，还想讲讲杨争光小说的叙事风格、语言特点。和小说人物“杂嘴子”的多嘴多舌恰成对比的是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的惜言如金。杨争光很大一部分乡土小说都带着独特的简约风格，叙述讲究节制，淡化环境背景，用词和句式都很简单。特别强调人物语言的真实，但语言也极其简省，语句单调重复、意义贫乏、刻板无聊，句式只有主干没有枝叶，有时一个叹词就构成话语的全部。而且，人物语言的性格被故意忽略，相近的语言属于所有人而不单属于某个人。即使塑造“杂嘴子”这个形象时，作者也并不依靠人物语言的堆砌和铺陈，对比一下刘恒塑造的另一个贫嘴人物张大民，就可以看出这一明显的特点。杨争光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小说要有所控制，不能滥情。否则就是欺骗读者的感情，特别无聊。”在小说中，杨争光便是通过对简约风格的自觉追求，刻意摆脱鲜活繁复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入侵，极力挣脱具体历史环境对人物和故事的束缚，穿越生活的表象，直抵人性的内核，表达出对人与世界高度抽象和哲理化的思考。

　　“管住你的嘴。”这是母亲对“杂嘴子”民生最后的忠告。言愈简意愈丰，这是读者从杨争光小说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