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莉

　　《一九八四》已然降临，《二○一五》即将到来。

　　古希腊传说中讲，人类的世界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人一代比一代更加堕落。这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命名的由来。本期“再发现”栏目重温的小说《二○一五》即是“时代三部曲”《白银时代》中的一篇。由于《白银时代》将故事时间设置于未来，以及《二○一五》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著名小说《一九八四》在名字上酷肖，让人很容易误以为这是一部预言性质的未来小说。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在中国小说史中几乎很少看到未来小说，除了晚清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吴趼人《立宪万岁》等那集中的一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相对模糊淡薄，缺乏西方那样明显的线性特征，而是强调循环流动、周而复始。从汉语文字来说，没有像西语那样规范的时态，无所谓“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区别——语言习惯里，一个“吃饭”从来不会有“吃过”、“正在吃”和“准备吃”的困扰。以上原因，似乎让中国缺少产生幻想未来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和语言学土壤。这仍不是全部。更深层的，是中国古代那个超级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进步和变化微乎其微，存在的只是兴衰、治乱、成败的区分（相应地，在文化体制上亦只有松紧、宽严、缓急的不同），一如自然界的春夏秋冬的更迭，又如佛经中所说成住坏空的四劫，一波一波地循环下去。社会发展和进化论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才会产生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一位当代学者说过，中国社会尚在秦汉建立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未来只是现在的重演，现在只是历史的重演的重演，那么，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有多少兴趣和动力构思未来，艺术想象的翅膀又在哪里展开呢？

　　《一九八四》 作为伟大的政治寓言，价值在于远见卓识的政治洞察力和丝丝入扣的艺术想象力，对未来不幸言中，一语成谶。《二○一五》却未必相同。作为揭示和探讨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生存困境和荒诞性的绝妙作品，那些大胆夸张的情节、奇思妙想的事物，与其看作是作者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性设计，倒不如从历史特别是文化体制中去寻找端倪。

　　将思想定于一尊，把非正统学说斥为异端批倒批臭，这种传统自古就有，绝不是小说中二○一五年间“领导上”的发明，尽管他们依此路线制定了画家执照制度，还利用体制机器、思想警察打压可怜的无证画画的“我”小舅。用条条框框钳制艺术、固化想象力的手段则左右着“有关部门”对小舅画作的定性问题，他们强行将其起名为海马、袋鼠、田螺，如若作者本人不认可则吊销执照——这种思维模式要是追索起来，一直可以上溯到绝早时候“文以载道”的观念专横。对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惩前毖后、思想改造的“挽救方式”同样源远流长，肉体惩戒、精神羞辱的具体做法更是由来已久，所以小舅铐在派出所墙根底下、在习艺所接受教育的情节一点也不稀奇，全在情理之中。另外，考虑到古代曾经有过文字狱这种东西，那么习艺所、安置办、小说公司、碱场之类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物。至于说测智商的电刑仪、锁颈枷、手铐脚镣，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五花八门的酷刑相比，简直成了小儿科的游戏。就连牵连家属的治安措施也不让人感到陌生，虽然和古代动辄诛十族的连坐制度相较，不能望其项背，但它直接地导致了“我”一次次到派出所去领舅舅的悲催桥段。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统治者对于“影射行为”的神经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严厉的言论禁忌算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专利，自然不能有所遗漏，这部分主要体现在《白银时代》的其他作品中，不再多言。

　　《一九八四》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噩梦成真是它激发的最大恐惧，“别让那种事情发生”是每个看过小说的读者所应该领悟的寓意；《二○一五》则纯粹是让读者心领神会的寓言，如果不是作者用夸张戏谑的笔法拉远与现实的距离，几乎习以为常，毫无新鲜之感，它点醒读者，原来大家从来、一直、永远生活在噩梦中。《一九八四》创作于1948年，作者起名时将“48”颠倒为“84”，意指并不遥远的某个未来；《二○一五》的年份选择则相对随意，这个数字似乎还显得过于线性了些，其实若叫“康熙二年”或“黄帝纪年4713年”又有何不可？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王小波的世界里，一切未来呢？他笔下的时代虽以“青铜”、“白银”和“黄金”加以区分，实则无分轩轾。正如他说过的，“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那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消磨智慧，远离诗意，荒漠般冷酷绝望，监狱般无法逃遁，是所有思想者的亘古梦魇和永恒困境。

　　“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当2015已经迫近，明天就要变成今天的时候，愿在天堂中思考艺术真谛的王小波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