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

　　

　　

　　一

　　从很小时开始，我就想当艺术家。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李家口派出所里有一堵磨砖对缝的墙，颜色灰暗；我小舅经常蹲在这堵墙下，鼓起了双腮。有些时候，他身上穿的灯芯绒外套也会鼓起来，就如渡黄河的羊皮筏子，此时他比平时要胖。这件事留给我一个印象，艺术家是一些口袋似的东西。他和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在我记忆之中，一个灰而透亮的垂直平面（这是那堵墙的样子）之下放了一个黄色（这是灯芯绒的颜色）的球，这就是小舅了。

　　在派出所里能见到小舅。派出所是一个灰砖白墙的院子，门口有一盏红灯，天黑以后才点亮。那里的人一见到我就喊：“啊！大画家的外甥来了！”有种到了家的气氛。正午时分，警察在门边的小房间里煮切面，面汤的气味使人倍感亲切，附近的一座大地咖啡馆里也能见到小舅，里面总是黑咚咚的，不点电灯，却点蜡烛，所以充满了呛人的石蜡味。在咖啡馆里看人，只能看到脸的下半截，而且这些脸都是红扑扑的，像些烤乳猪。他常在那里和人交易，也常在那里被人逮住，罪名是无照卖画。小舅常犯这种错误，因为他是个画家，却没有画家应有的证件。被逮住以后，就需要人领了。派出所周围有一大片商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大顶子瓦房。人行道上还有两行小银杏树，有人在树下生火烤羊肉串，烤得树叶焦黄，景色总像是秋天；后来那些树就死掉了。他住的地方离那里不远，在一座高层建筑里有一间一套的房子——那座楼房方头方脑，甚是难看，楼道里也很脏。不管你什么时候去找——我舅舅总不在家，但他不一定真的不在家。

　　我舅舅是个无照画家，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总在忙些正事。有时他在作画；有时他卖画，并且因此蹲在派出所里。他作画时把房门锁上，再戴上个防震耳罩，别人来敲门听不见，打电话也不接，独自一人面对画架，如痴如狂。因为他住在十四层楼上，谁也不能趴窗户往里看，所以没人见过他作画，除了一个贼。这个贼从十三楼的阳台爬上来，打算偷点东西，进了我舅舅的客厅，看到他的画大吃一惊，走过来碰碰他说：哥们儿，你呀这是干吗呢？我舅舅正画得入迷，呜呜地叫着说：别讨厌！老子在画画！那个贼走到一边蹲下看了一会儿，又忍不住走过来，揭掉小舅左边的耳罩说：喂！画可不是这种画法！我舅舅狠狠地搡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继续作画。那人在地上蹲了很久，想和我舅舅谈谈怎样作画的问题，但始终不得机会，就打开大门走掉了，带走了我舅舅的录像机和几千块钱，却留下了一张条子，郑重告诫我舅舅说：再这样画下去是要犯错误的，他自己虽然偷东西，却不忍见到小舅误入歧途。作为一个善良的贼，他对失主的道德修养一直很关心。我舅舅说，这条子写得很煽情——他的意思是说，这条子让他感动了。

　　后来有一天，我舅舅在派出所里遇上了那个偷他东西的贼：他们俩并排蹲在墙下。据我舅舅说，那个贼穿了一双灯芯绒懒汉鞋，鞋上布满了小窟窿。此君的另一个特征是有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上面全是碎木屑。原来他是一个工地上的民工，有时做木工的活，这时候头发上进了木屑；有时候做焊工的活，这时脚上的鞋被火花烫出了很多洞；有时候做贼，这时候被逮住进了派出所。我舅舅看他面熟，但已不记得他是谁。那个贼很亲热地打起了招呼：哥们儿，你也进来了？我舅舅发起愣来，以为是个美术界的同行，就含混地乱答应着。后来贼提醒他道：不记得了？上回我到你家偷东西？我舅舅才想了起来：啊！原来是你！Good morning！两人很亲切地聊了起来，但越聊越不亲切，最后打了起来；原因是那个贼说我舅舅满脑子都是带颜色的豆腐渣。假如不是警察敲了我舅舅的后脑勺，小舅能把那个贼掐死；因为他还敢说我舅舅眼睛有毛病。实际上我舅舅眼睛是有外斜视的毛病，所以恼羞成怒了。警察对贼在艺术上的见解很赞成，假如不是他屡次溜门撬锁，就要把他从宽释放。后来，他们用我舅舅兜里的钱给贼买了一份冰激凌，让他坐在椅子上吃；让我舅舅蹲在地下看。当时天很热，我舅舅看着贼吃冷食，馋得很。

　　我常上派出所去领小舅，也常在派出所碰上那个贼。此人是唐山一带的农民，在京打工已经十年了。他是个很好的木工、管子工、瓦匠，假如不偷东西，还是个很好的人。据说他溜进每套房子，都要把全屋收拾干净，把漏水的龙头修好，把厨房里的油泥擦干净，把垃圾倒掉；然后才翻箱倒柜。偷到的钱多，他会给检查机关写检举信，揭发失主有贪污的嫌疑，偷到的钱少，他给失主单位写表扬信，表扬此人廉洁奉公。他还备有大量的格言、人生哲理，偷一家、送一家。假如这家有录像带，他都要看一看，见到淫秽的就带走，以免屋主受毒害。有些人家录像带太多，他都要一一看过，结果屋主人回家来把他逮住了。从派出所到居委会，都认为他是个好贼，舍不得送他进监狱，只可惜他偷得太多，最后只好把他枪毙掉，这使派出所的警察和居委会的老大妈一齐掉眼泪。这个贼临死还留下遗嘱，把尸体捐给医院了。我有个同学考上了医科大学，常在福尔马林槽里看到他。他说，那位贼兄的家伙特别大，躺在水槽里仪表堂堂，丝毫也看不出是个贼，虽然后脑勺上挨了一枪，但不翻身也看不出来。每回上解剖课，女生都要为争他而打架。

　　我舅舅犯的只是轻罪，但特别的招人恨。这是因为他的画谁也看不懂，五彩缤纷，谁也不知画了些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警察大叔手拿着他的画，对他厉声呵斥道：小子——站起来说话——这是什么？你要是能告诉我，我替你蹲着！我舅舅侧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作品，又蹲下去说：我也不知这是什么，我还是自己蹲着好了。在我看来，他画了一个大旋涡，又像个松鼠尾巴。当然，哪只松鼠长出了这样的尾巴，也实属可恨。我舅舅原来是有执照的，就是画这样的画被吊销了。在吊销他执照之前，有关部门想做到仁至义尽，打出了一个名单，上面写着：作品1号，“海马”；作品2号，“袋鼠”；作品三号，“田螺”；等等。所谓作品，就是小舅的作品。引号里是上级给这些画起的名字。冠之以这些名目，这些画就可懂。当然，那些海马、袋鼠和田螺全都很古怪，像是发了疯。只要他能同意这些名称，就可以不吊销他的执照。但小舅不肯同意，他说他没画海马和袋鼠。人家说：你不画海马、袋鼠也可以，但总得画点什么；我舅舅听了不吭气也罢了，他还和人家吵架，说人家是傻逼。所以他就被从画家队伍里开除掉了。

　　如你所知，我的职业是写小说。有一次，我写了一个我大舅舅的故事，说他是个小说家、数学家，有种种奇遇；就给自己招来了麻烦。有人查了我家的户口存根，发现我只有一个舅舅。这个舅舅七岁上小学，十三岁上中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现在是无业游民。人家还查到他从小学到中学，数学最好成绩就是三分，如果他当了数学家，无疑是给我国数学界抹黑。为此领导上找我谈，交给我一个故事梗概，大意是：我舅舅出世时，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家贫难养，就把大的送给了别人。这个大的有数学才能，也能编会写，和小舅很不同，所以他和小舅是异卵双胞胎。有关这一点，梗概里还解释道，我过世的姥姥是山东莱西人，当地的水有特殊成分，喝了以后卵子特别多。就因为是莱西人，我姥姥像一条母黄花鱼。领导上的意思是让我按这个梗概把小说改写一下，但我不同意——我姥姥带过我，我和她感情极深。我还以为，作为小说家，我想有多少舅舅，就有多少舅舅，别人管不着。我因此犯了个错误，被吊销了执照——这件事已经写过，不再赘述了。

　　我去领小舅的年代，我妈也在世。我舅舅有外斜视的毛病，双眼同时往两边看，但比胖头鱼的情况还要好一些。我妈的眼睛也是这样。照起镜子时，我妈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漂亮，只有这双眼睛例外，她抱怨自己受了小舅的拖累。因为她比小舅先生出来，所以谁受谁拖累还不一定。她在学校里教书，所习专业和艺术隔得很远，但作为小舅的姐姐，我妈觉得自己应该对他多些理解，有一次说，把你的画拿来我们看看。小舅却说：算了吧，看了你也不懂。我妈最恨人说这世界上还有她不懂的事，就把盘子往桌子上一摔说：好，你请我看也不看了！你最好也小心一些，别出了事再让我去领你！小舅沉默了一会儿，从我家里走出去，以后再也不来。去派出所领小舅原是我妈的义务，以后她就拒绝履行。但是小舅还照样要出事，出了事以后放在派出所里，就如邮局里有我们的邮件，逾期不领要罚我们的钱。所以只好由我去了。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渴望爱情。我的第一个爱人是小舅。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而难为情。我舅舅年轻时很有魅力，他头发乌油油的，又浓又密，身上的皮很薄一—他很瘦，又很结实，皮肤有光泽；光着身子站着时，像一匹良种马，肩宽臀窄，生殖器虽大，但很紧凑——这最后一点我并不真知道。我是男的，而且不是同性恋。所以你该去问小舅妈。

　　小时候我长得细胳臂细腿，膝盖可以往后弯，肘关节也可以往后弯；尖嘴猴腮，而且是包茎。这最后一点藏在内裤里面看不见。我把小舅从派出所里领了出来，天气很热，我们都出了一身臭汗。小舅站在马路边上截“面的”，要带我去游泳。这使我非常高兴；甚至浮想连翩。忽然之间，膝盖后面就挨了他一脚。小舅说：站直了！这说明我的膝盖正朝前弯去，所以我在矮下去。据说膝盖一弯，我会矮整整十厘米。又过了一会儿，我又挨了小舅一脚。这说明我又矮下去了。我不明白自己矮点关他什么事，就瞪眼看着他。小舅恶狠狠地说道：你这个样子真是讨厌！我确实爱小舅。但是这个坏蛋对我不好，这很伤我的心。

　　我舅舅外斜视，我觉得他眼中的世界就如一场宽银幕电影，这对他的事业想来是有好处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眼睛隔得远，就会有更好的立体感，并且能够更好地估计距离。二十世纪前期，激光和雷达都未发明，人们就用这个原理来测距，用一根横杆装上两个镜头，相距十几米。因为人的眼珠不可能相距这么远，靠外斜视来提高视觉效果总是有限。

　　后来车来了，我和小舅去了玉渊潭。那里的水有股泥土的腥味，小舅还说，每年冬天把水放干净，都能在泥里找到几个只剩骨头的死人。这使我感到在我身下的湖底里，有些死尸正像胖大海一样发开，身体正溶解在墨绿色的水里；因此不敢把头埋进水面。把我吓够了以后，小舅自己游开，去看岸上女孩子的身材。据我所见，身材一般，真有一流身材的人也不到湖里来游水。不管有多少不快，那一天我总算看到了小舅的身体。他的家伙确实大。从水里出来以后，龟头泡得像蘑菇一样惨白。后来，这惨白的龟头就印在了我脑海里，晚上做梦，梦见小舅吻了我，醒来擦嘴唇——当然，这是个噩梦。我觉得这个惨白的龟头对世界是一种威胁。从水里出来以后，小舅的嘴唇乌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给我十块钱，叫我自己打车回去，自己摇晃着身躯走开了。我收起那十块钱，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走向大地咖啡馆，走向危险。因为我爱他，我不能让他一人去冒险。

　　我舅舅常去大地咖啡馆，我也常去。它是座上世纪中叶建造的大屋顶瓦房，三面都是带铁栅栏的木窗。据说这里原来是个副食商场，改作咖啡馆以后，所有的窗子都用窗帘蒙住了。黑红两色的布窗帘，外红里黑，所以房子里很黑。在里面睡着了，醒来以后就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除非坐在墙边的车厢座上，撩起了窗帘，才会看到外面的天光和满窗台的尘土。所有的小桌上都点着廉价的白色蜡烛，冒着黑烟，散发着石蜡的臭气，在里面呆久了，鼻孔里就会有一层黑。假如有一个桌子上点着无烟无臭的黄色蜡烛，那必是小舅——他像我一样受不了石蜡烟，所以总是自带蜡烛。据说这种蜡是他自己做的，里面掺有蜂蜡。他总是叫杯咖啡，但总是不喝。有位小姐和他很熟，甚至是有感情，每次他来，都给他上真正的巴西咖啡，却只收速溶咖啡的钱。但小舅还是不喝，她很伤心，躲到黑地里哭了起来。

　　我希望自己能看到小舅卖画的情形，下功夫盯住了他，在大地咖啡馆的黑地上爬，把上衣的袖子和裤子全爬破了。服务小姐端咖啡过来，手里打着手电筒，我也爬着躲开她们。偶尔没爬开，绊到了她们的脚上，她们摔了盘子高叫一声：闹鬼啊！然后小舅起身过来，把我揪出去，指着回家的路，说出一个字：“滚”。我假装走开，一会儿又溜回来，继续在黑地上爬。在黑暗中，我感觉那个咖啡馆里有蟑螂、有耗子，还有别的一些动物；其中有一个毛茸茸，好像是只黄鼠狼。它咬了我一口，留下一片牙印，比猫咬的小，比老鼠咬的大。这个混账东西的牙比锥子还要快。我忍不住叫了一声“他妈的！”，又被小舅逮住了。然后被他揪到外面去，然后我又回来。这种事一下午总要发生几回，连我都烦了。

　　后来，我舅舅终于等到了要等的人，那人身材粗壮，头顶秃光光，不住地朝他鞠躬，大概为不守时而道歉罢。我觉得他是个日本人，或者是久居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开始窃窃私语，我舅舅还拿出彩色照片给对方看。我认为，此时他正在谈交易，但既没看到画也没看到钱。当然，这两样东西我也很想看一看，这样才算看清了艺术家的行径。他们从咖啡馆里出来后，我继续跟踪。不幸的是，我总在这时被我舅舅逮住。他藏在咖啡馆门边，或者小商亭后面，一把揪住我的脖领子，把我臭揍一顿——这家伙警觉得很。他们要去交割画和钱，这是可以被人赃并获的危险阶段，所以总是往身后看。在跟踪小舅时，必须把他眼睛的位置像胖头鱼考虑在内。他的视野比常人开阔，不用回头就能看到身后的事。一件事我始终没搞清楚：警察是怎么逮住他的。大概他们比我还要警醒吧。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那个日本人，他穿着条纹西装，挎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这位女郎穿着绿色的丝质旗袍，身材挺拔，步履矫健，但皮肤粗糙，看上去有点老。我往她脸上看了一下，发现她两眼间的距离很宽，就心里一动，跟在后面。她蹲下整理高跟鞋，等我从身边走过时，一把揪住我，发出小舅的声音说：混蛋，你怎么又跟来了！除此之外，她还散发着小舅特有的体臭。开头我就怀疑她是小舅，现在肯定了。我说：你怎么干起了这种事？他说：别胡扯！我在卖画。你再跟着，我就掐死你！说着，小舅捏着我肩膀的指头就如两道钢钩，嵌进了我的肉。要是换个人，准会放声大哭。但我忍得住。我说：好吧，我不跟着。但你千万别这样叫人逮住！等他放开手，我又建议他戴个墨镜——他这个样子实在叫人不放心。说实在的，干这种事时把我带上，起码可以望望风。但是小舅不想把我扯进去，宁可自己去冒险。假如被人逮到，就不仅是非法交易，还是性变态。我还听说，有一次小舅在身上挂了四块硬纸板，蹲在街上，装作一个邮筒，那个日本人则装成邮递员去和他交易。但这件事我没见到，是警察说的。还有一次他装成中学生，到麦当劳去扫地，把画藏在麦当劳的垃圾桶里；那个日本人装成垃圾工来把画收走。这些事被人逮到了，我所以才能知道。但小舅不会次次被人逮到，那样的话他没有收入，只好去喝西北风。

　　有一次我到百花山去玩，看到有些当地人带着小驴在路边，请游客骑驴游山，就突发奇想，觉得小舅可能会扮成一条驴，让那个日本人骑上，一边游山，一边谈交易。所以我见到驴就打它一下——我是这样想的：假如驴是我舅舅，他绝不会容我打他，必然会人立起来，和我对打——驴倒没什么大反应，看来它们都不是小舅。驴主却要和我拼命，说道：这孩子，手怎么这样贱呢！看来小舅还没有想到这一招——这很好，我可不愿让舅舅被人骑。我没跟他们说我在找舅舅，因为说了他们也不信。这是我游百花山的情形。有一阵子我总想向小舅表白：你不必躲我，我是爱你的。但我始终没这样说，我怕小舅揍我。除此之外，我也觉得这话太惊世骇俗。小舅的双眼隔得远，目■，这让人感觉他离得很近。当然，这只有常受他暗算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危险的距离之外，却被他一脚踢到。据说二十世纪的功夫大师李小龙也有这种本领，但不知他是否也是外斜视。

　　警察叔叔说，小舅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被“抄”着以后从来不跑，而是迎着手电光走过来说：又被你们逮住了。他们说：小舅不愧是艺术家，不小气，很大气。这个“抄”字是警察的术语，指有多人参加的搜捕行动。我理解它是从用网袋从水里抄鱼的“抄”字化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鱼总是扑扑腾腾地乱跳，所以很小气。假如它们在袋底一动不动地躺着，那就是很大气的鱼。可惜此种水生脊椎动物小气的居多，所以层次很低。我舅舅这条大气的鱼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些卖画得来的钱，就被没收了。假如这件事就此结束，对双方都很方便。但这样做是犯错误。正确的做法是没收了赃款以后，还要把小舅带到派出所里进行教育。小舅既然很大气，就老老实实地跟他们去了。我总觉得小舅在这时跑掉，警察叔叔未必会追——因为小舅身上没有钱了。我舅舅觉得我说得也有道理，但他还是不肯跑。他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不是小毛贼，跑掉没有出息。有出息的人进了派出所，常常受到很坏的对待。真正没出息的小毛贼，在那里才会如鱼得水。警察叔叔说，骑辆自行车都有执照，何况是画画。他听了一声不吭，只顾鼓起双腮，往肚子里咽空气，很快就像个气球一样胀起来了。把自己吹胀是他的特殊本领，其中隐含着很深的含意。我们知道，过去人们杀死了一口猪，总是先把它吹胀，然后用原始的工艺给它褪毛。还有一句俗话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表示在逆境中的达观态度。我舅舅把自己吹胀，意在表示自己是个不怕烫的死猪。此后他鼓着肚子蹲在墙下，等家属签字领人。这本是我妈的任务，但她不肯来，只好由我来了。我是个小孩子，走过上世纪尘土飞扬的街道，到派出所领我舅舅；而且心里在想快点走，迟了小舅会把自己吹炸掉，那样肠子肚子都崩出来很不好看。其实，我是瞎操心：胀到了一定程度，内部的压力太大，小舅也会自动泄气。那时“噗”的一声，整个派出所里的纸张都会被吹上天，在强烈的气流冲击之下，小舅的声带也会发出挨刀断气的声音。此后他当然瘪下去了，摊在地面上，像一张煎饼；警察想要踢他都踢不到，只能用脚去踩；一面踩一面说：你们这些艺术家，真叫贱。我不仅喜欢艺术家，也喜欢警察。我总觉得，这两种人里少了一种，艺术就会不存在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圆明园附近。圆明园里面有个黑市，在靠围墙的一片杨树林里。傍着一片半干涸的水面，水边还有一片干枯的芦苇。夏天的傍晚，因为树叶茂盛，林子里总是黑得快；秋天时树叶总是像大雨一样地飘落。进公园是要门票的，但可以跳墙进去，这样就省了门票钱。树林里的地面被人脚踩得很瓷实，像陶器的表面一样发着亮；树和树之间拉上了一些白布，上面写了一些红字，算作招牌。这里有股农村的气味。有一些农民模样的人在那里出售假古董，但假如你识货，也能买到刚从坟里刨出来的真货：一想到有人在卖死人的东西，我心里就发麻。在那些骗子中间，也有几个穿灯芯绒外套的人坐在马扎上，两眼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画，从早坐到晚，无人问津，所以神情忧郁。有些人经过时，丢下几张毛票，他不动，也不说谢。再过一会儿，那些零钱就不见了。有一阵子我常到那里去看那些人：我喜欢这种情调；而且断定，那些呆坐着的人都是像梵高一样伟大的艺术家—一这种孤独和寂寞让我嫉妒得要发狂。我希望小舅也坐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气质抑郁，这样坐着一定很好看，何况他正对着一洼阴郁的死水。一到春天，水面就要长水华，好像个浓绿色的垃圾场。湖水因此变得黏稠，不管多大的风吹来，都不会起波浪。我觉得他坐在这里特别合适，不仅好看，而且可以拣点毛票。但我忽略了他本人乐意不乐意。

　　我把小舅领出来，我们俩走在街上时，他让我走到前面，这不是个好意思。就在这样走着时，我对他提起我家附近的艺术品黑市，卖各种假古董，字画，还有一些流浪艺术家在那里摆地摊。圆明园派出所离我家甚近，领起他来也方便，但我没有把那个“领”字说出来，怕他听了会不高兴。他听了一声不吭，又走了一会儿，他忽然给我下了一个绊儿，让我摔在水泥地上，把膝盖和手肘全都摔破了；然后又假惺惺地来搀我，说道：贤甥，走路要小心啊。从此之后，我就知道圆明园的黑市层次很低，我舅舅觉得把自己的画拿到那里卖辱没了身份。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像眼镜蛇一样地阴险；但是我喜欢他，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像吧。

　　由小孩子去领犯事的人有不少好处，其中最大的一种是可以减少■。警察看到听众是这样的年幼，说话的欲望就会减少很多。开头时，我骑着山地车，管警察叫大叔，满嘴甜言蜜语，直到我舅舅出来；后来就穿着灯芯绒外套，坐在接待室里沉默不语，直到我舅舅出来；我到了这个年龄，想要说话的警察总算是等到了机会，但我沉默的态度叫他不知该说点什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说粮食要涨价，以及万安公墓出产的蛐蛐因为吃过死人肉，比较善斗。当然，蛐蛐再善斗，也不如耗子。警察说：斗耗子是犯法的，因为可以传染鼠疫。既然斗耗子犯法，我就不言不语。开头我舅舅出来时，拍拍我的头，给我一点钱做贿赂；后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各奔东西——到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他的钱，也被他摔怕了。这段时间前后有五六年，我长了三十厘米，让他再也拍不到我的头——除非他踮起脚尖来。本来我以为自己到了七八十岁还要拄着拐棍到派出所去领舅舅，但事情后来有了极好的转机——人家把他送进了习艺所。那里的学制是三年，此后起码有三年不用我领了。习艺所是给流浪艺术家们开设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学成工程师或者农艺师，这样少了一个祸害，多了一个有益的人，社会可以得到双重的效益。我听说，在养猪场里，假如种猪太多，就阉掉一些，改作肉猪，这当然是个不伦不类的类比。我还听说现在中国人里性比例失衡，男多女少，有人呼吁用变性手术把一部分男人改作女人。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类比。艺术家太多的确是个麻烦，应该减少一些，但减少到我舅舅头上，肯定是个误会。种猪多了，我们阉掉一些，但也要留意作种；男人多了，我们做掉一些，但总要留下一些。假如通通做掉靠无性繁殖来延续种族，整个社会就会退化到真菌的程度。对于艺术来说，我舅舅无疑是一个种。把他做掉是不对的。

　　二

　　我舅舅进习艺所之前，有众多的情人。这一点我知之甚详，因为我常溜进他的屋子，躲在壁柜里偷看。我有他房门的钥匙，但不要问我是怎么来的。小舅的客厅里挂满了自己的作品，但是不能看，看久了会头晕。这也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之一。领导上教训他说：好的作品应该让人看了心情舒畅，不该让人头晕。小舅顶嘴道：那么开塞露就是好作品？这当然是乱扳杠，领导上说的是心情，又不是肛门。不过小舅扳杠的本领很大，再高明的领导遇上也会头疼。

　　每次我在小舅家里，都能等到一个不认识的姑娘。那女孩子进到小舅的客厅里，四下巡视一下，就尖叫一声，站不住了。小舅为这些来客备有特制的眼镜：平光镜上糊了一层黑纸，中央有个小洞。戴上这种眼镜后，来宾站住了脚，问道：你画的是什么呀？小舅的回答是：自己看嘛。那女孩就仔细看起来，看着看着又站不住了。小舅为这种情况备有另一种特制眼镜：平光镜上糊一层黑纸，纸上有更小的一个洞。透过这种眼镜看一会儿，又会站不住，直到戴上最后一种眼镜，这种眼镜只是一层黑纸，没有窟窿，戴上以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照样头晕；哪怕闭上眼，那些令人头晕的图案继续在眼前浮动。那些女孩晕晕糊糊地全都爱上了小舅，就和他做起爱来。我在壁柜里透过窄缝偷看，看到女孩脱到最后三点，就按照中学生守则的要求，自觉地闭上眼睛不看。只听见在娇喘声声中，那女孩还在问：你画的到底是什么呀。我舅舅的回答照旧是：自己看。我猜想有些女孩子可能是处女，她们最后问道：我都是你的人了，快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小舅就说：和你说实话罢，我也不知道。然后那女孩就抽他一个嘴巴。然后小舅说，你打我我也不知道。然后小舅又挨了一个嘴巴。这说明他的确是不知道自己画了一些什么。等到嘴巴声起时，我觉得可以睁眼看了。看到那些女孩子的模样都差不多：细胳膊细腿，身材苗条。她们都穿两件一套的针织内衣，上身是半截背心，下身是三角裤，区别只在内衣的花纹。有人的内衣是白底红点，有的是黑底绿竖纹，还有的是绿底白横纹。不管穿什么，我对她们都没有好感——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警察，想做我的舅妈，你配吗？

　　我舅舅进习艺所时，我也高中毕业了。我想当艺术家，不想考大学。但我妈说，假如我像小舅一样不三不四，她就要杀掉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她托人从河北农村买来了六把杀猪刀，磨得雪亮，插在厨房里，每天早上都叫我到厨房里去看那些刀。假如刀上长了黄锈，她再把它磨得雪亮，还时常买只活鸡来杀，试试刀子。杀过之后，再把那只鸡的尸体煮熟，让我吃下去。如此常备不懈，直到高考完毕。我妈是女中豪杰，从来是说到做到。我被她吓得魂不守舍，浑浑噩噩地考完了试，最后上了北大物理系。这件事的教训是：假如你怕杀，就当不了艺术家，只能当物理学家。如你所知，我现在是个小说家，也属艺术家之列。但这不是因为我不怕杀——母亲已经去世，没人来杀我了。

　　十年前，我送小舅去习艺所，替他扛着行李卷，我舅舅自己提着个大网兜——这种东西又叫做盆套，除了盛脸盆，还能盛毛巾、口杯、牙刷牙膏和几卷卫生纸，我们一起走到那个大铁门面前。那一天天气阴沉。我不记得那天在路上和舅舅说了些什么，大概对他能进去表示了羡慕罢。那座大门的背后，是一座水泥墙的大院，铁门紧关着，只开着一扇小门，每个人都要弓着腰才能进去，门前站了一大群学员，听唱名鱼贯而入。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自愿来送我舅舅，如果是这样，非被小舅摔散了架不可。领导上要求每个学员都要有亲属来送，否则不肯接收。轮到我们时，发生了一件事，可以说明我舅舅当年的品行。我们舅甥俩年龄相差十几岁，这不算很多，除此之外，我们俩都穿着灯芯绒外套——在十年前，穿这种布料的都是以艺术家自居的人——我也留着长头发，而且我又长得像他。总而言之，走到那个小铁门门口时，我舅舅忽然在我背上推了一把，把我推到里面去了。等我想要回头时，里面的人早已揪住了我的领子，使出拽犟牛的力气往里拉。人家拽我时，我本能地往后挣，结果是在门口僵住了。我外衣的腋下和背后在嘶嘶地开线；与此同时，我也在声嘶力竭地申辩，但里面根本不听。必须说明，人家是把我当小舅揪住的，这说明喜欢小舅的不止我一人。

　　那个习艺所在北京西郊某个地方，我这样一说，你就该明白，它的地址是保密的。在它旁边，有一圈铁丝网，里面有几个鱼塘。冬末春初，鱼塘里没有水，只有干裂的泥巴，到处是塘泥半干半湿的气味。鱼塘边上站了一个穿蓝布衣服的人，看到来了这么一大群人，就张大了嘴巴来看，也不怕扁桃腺着凉——那地方就是这样的。我在门口陷住了，整个上衣都被人拽了上去，露出了长长的脊梁，从肋骨往下到腰带，都长满了鸡皮疙瘩。至于好看不好看，我完全顾不上了。

　　我和小舅虽像，从全身来看还有些区别。但陷在一个小铁门里，只露出了上半身，这些区别就不显著了。我在那个铁门里争辩说，我不是小舅；对方就松了一下，让人拿照片来对，对完以后说道：好哇，还敢说你不是你！然后又加了把劲来拽我。这一拽的结果使我上半身的衣服顿呈土崩瓦解之态。与此同时，我在心里犯起了嘀咕：什么叫“还敢说你不是你？”这句话的古怪之处在于极难反驳。我既可以争辩说：“我是我，但我是另一个人”，又可以争辩说：“我不是我，我是另一个人”，更可以争辩说：“我不是另一个人，我是我！”和“我不是另一个人，我不是我！”不管怎么争辩，都难于取信于人，而且显得欠揍。

　　在习艺所门前，我被人揪住了脖领，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经历，不但心促气短，面红耳赤，而且完全勃起了。此种经历完全可以和性经历相比，但是我还是不想进去。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还不配。我还年轻，缺少成就，谦逊是我的美德，这些话我都对里面的人说过了，但是她们不信。除此之外，我也想到：假如有一个地方如此急迫地欢迎你，最好还是别进去。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习艺所里面站着一条人的甬道，全是穿制服的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说道：拿警棍敲一下——别，打傻了——就一下，打不傻，等等。你当然能想到，她们争论的对象是我的脑袋瓜。听了这样的对话，我的头皮一炸一炸的。揪我脖子的胖姑娘还对我说：王二，你怎么这样不开窍呢？里面好啊。她说话时，暖暖的气息吹到我脸上，有股酸酸的气味，我嗅出她刚吃过一块水果糖。但我呼吸困难，没有回答她的话。有关这位胖姑娘，还要补充说，因为隔得近，我看到她头上有头皮屑。假如没有头皮屑，也许我就松松劲，让她拽进去算了。

　　后来，这位胖姑娘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头大如斗，头皮屑飞扬，好像拆枕头抖荞麦皮。在梦里我和她做爱，记得我还不大乐意。当时我年轻力壮，经常梦遗。我长到那么大，还没有女人揪过我脖子哪。不过现在已是常事。我老婆想要对我示爱，径直就会来揪我脖领子。在家里我穿件牛仔服，脖子后面钉着小牛皮，很经拽。

　　我小舅叫做王二，这名字当然不是我姥爷起的。有好多人劝他改改名字，但他贪图笔划少，就是不改。至于我，绝不会贪图笔划少，就让名字这样不雅。我想，被人揪住了脖子，又顶了这么个名字，可算是双重不幸了。后来还是我舅舅喝道：放开吧，我是正主儿，人家才放开我。就是这片刻的争执，已经把我的外套完全撕破。它披挂下来，好像我背上背了几面小旗。我舅舅这个混蛋冷笑着从我背上接过铺盖卷，整整我的衣服，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对不起啊，外甥。然后他往四下里看了看，看到这个大门两面各有一个水泥门柱，这柱子四四方方，上面有个水泥塑的大灯球，他就从牙缝里吐口唾沫说：真他妈的难看。然后弓弓腰钻了进去。里面的人不仅不揪他，反而给他让出道儿来——大概是揪我揪累了。我独自走回家去，挂着衣服片儿，四肢和脖子上的肌肉酸痛，但也有如释重负之感。回到家里就和我妈说：我把那个瘟神送走了。我妈说：好！你立了一大功！无须乎说，瘟神指的是小舅。进习艺所之前，他浑身都是瘟病。

　　我把小舅送进习艺所之后，心里有种古怪的想法：不管怎么说罢，此后他是习艺所的人了，用不着我来挂念他。与此同时，就想到了那个揪我脖子的胖姑娘。心里醋溜溜的。后来听说，她常找男的搬运工扳腕子，结过两次婚，现在无配偶，常给日本的相扑力士写求爱信。相扑力士很强壮，挣钱也多——她对小舅毫无兴趣，是我多心。习艺所里还有一位教员，身高一米四，骨瘦如柴、皮肤苍白，尖鼻子、尖下巴，内眼角上常有眼屎，稀疏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她对小舅也没有兴趣。这位老师已经五十二岁，是个老处女，早就下了决心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特殊教育事业。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女教员，但她们对小舅都无兴趣。小舅沉默寡言，性情古怪，很不讨人喜欢。在我舅舅的犯罪档案里，有他作品的照片。应该说，这些照片小，也比原画好看，但同样使人头晕。根据这些照片大家都得出了结论：我舅舅十分讨厌。看起来没有人喜欢小舅，是我多心了。

　　在习艺所里，有各种各样的新潮艺术家；有诗人、小说家、电影艺术家，当然，还有画家。每天早上的德育课上，都要朗诵学员的诗文——假如这些诗文不可朗诵，就放幻灯。然后请作者本人来解释这段作品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这些人当然嘴很硬：这是艺术，不是外人所能懂的。但是这里有办法让他嘴不硬——比方说，在他头上敲两棍。嘴不硬了以后，作者就开始大汗淋漓，陷于被动；然后他就会变得虚心一些，承认自己在哗众取宠，以博得虚名。然后又放映学员拍的电影。电影也乌七八糟，而且叫人感到恶心。不用教员问，这位学员就感到羞愧，主动伸出头来要挨一棍。他说他拍这些东西送到境外去放映，是想骗外国人的钱。不幸的是，这一招对小舅毫无用处。放过他作品的幻灯片后，不等别人来问，他就坦然承认：画的是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懂。正因为自己不懂，才画出来叫人欣赏。此后怎样让他陷于被动，让所有的教员头疼。大家都觉得他画里肯定画了些什么，想逼他说出来。他也同意这画是有某种意义的，但又说：我不懂。我太笨。按所领导的意思，学员都是些自作聪明的傻瓜。因为小舅不肯自作聪明，所领导就认为，他根本不是傻瓜，而是精得很。

　　我常到习艺所去看小舅，所里领导叫我劝劝他，不要装傻，还说，和我们装傻是没有好处的。我和我舅舅是一头的，就说：小舅没有装傻，他天生就是这么笨。但是所领导说：你不要和我们耍狡猾，耍狡猾对你舅舅是没有好处的。

　　除了舅舅，我唯一的亲戚是个远房的表哥。他比小舅还要大，我十岁他就有四十多岁了，人中比扑克牌还宽，裤裆上有很大的窟窿，连阴毛带睾丸全露在外面，还长了一张鸟形的脸。他住在沙河镇上，常在盛夏时节穿一双四面开花的棉鞋，挥舞着止血带做的弹弓，笑容可掬地邀请过路的小孩子和他一道去打马蜂砣子—一所谓马蜂砣子，就是莲蓬状的马蜂窝，一般是长在树上。表哥说起话来一口诚恳的男低音。他在镇上人缘甚好，常在派出所、居委会等地出出进进，你要叫他去推垃圾车、倒脏土，他绝不会不答应。有一次我把他也请了来，两人一道去看小舅；顺便让所领导看看，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的人物。谁知所领导看了就笑，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小子，滑头到家了！表哥却说：谁滑头？我打他！嗓音嗡嗡的。表哥进了习艺所，精神抖擞，先去推垃圾车、倒脏土，然后把所有的马蜂砣子全都打掉，弄得马蜂飞舞，谁也出不了门，自己也被蜇得像个大木桶。虽然打了马蜂砣子，习艺所里的人都挺喜欢他。回去以后不久，他就被过路的运煤车撞死了，大家都很伤心，从此痛恨山西人，因为山西那地方出煤。给他办丧事时，镇上邀请我妈作为死者家属出席，她只微感不快，但没有拒绝。假如死掉的是小舅，我妈去不去还不一定。这件事我也告诉了小舅。小舅发了一阵愣，想不起他是谁；然后忽然恍然大悟道：看我这记性！他还来打过马蜂砣子哪。小舅还说，很想参加表哥的追悼会。但是已经晚了。表哥已经被烧掉了。

　　德育课后，我舅舅去上专业课。据我从窗口所见，教室顶上装了一些蓝荧荧的日光灯管，还有一些长条的桌椅，看起来和我们学校里的阶梯教室没什么两样，只是墙上贴的标语特别多些，还有一种区别，就是这里的窗户上有铁栅栏、铁窗纱，上面有个带闪电符号的牌子，表示有电。这倒是不假，时常能看到一只壁虎在窗上爬着，忽然冒起了青烟，变成一块焦炭。还有时一只蝴蝶落在上面，“咝”的一声之后，就只剩下一双翅膀在天上飞。我舅舅对每个问题都积极抢答，但只是为了告诉教员他不会。后来所方就给他穿上一件紧身衣，让他可以做笔记，但举不起手来，不能扰乱课堂秩序。虽然不能举手，但他还是多嘴多舌，所以又给他嘴上贴上一只膏药，下课才揭下来。这样贴贴揭揭，把他满嘴的胡子全数拔光，好像个太监。我在窗外看到过他的这种怪相：左手系在右边腋下，右手系在左边腋下，整个上半身像个帆布口袋；只是两只眼睛瞪得很大，几乎要胀出眶来。每听到教员提问，就从鼻子里很激动地乱哼哼。哼得厉害时，教员就走过去，拿警棍在他头上敲一下。敲过了以后，他就躺倒打瞌睡了。有时他想起了蹲派出所时的积习，就把自己吹胀，但是紧身衣是帆布做的，很难胀裂，所以把他箍成了纺锤形——此时他面似猪肝。然后这些气使他很难受，他只好再把气放掉——贴住嘴的橡皮膏上有个圆洞，专供放气之用——这时坐在前面的人就会回过头来，在他头顶上敲一下说：你丫嘴真臭。

　　所方对学员的关心无微不至，预先给每个学员配了一副深度近视镜，让他们提前戴上；给每个人做了一套棕色毛涤纶的西服作为校服，还发给每人一个大皮包，要求他们不准提在手里，要抱在怀里，这样看起来比较诚恳。学校里功课很紧，每天八节课，晚上还有自习。为了防止学生淘气，自习室的桌子上都带有锁颈枷，可以强使学生弓腰面对桌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个个呈现出学富五车的模样——也就是说，个个弓腰缩颈，穿棕色西服，怀抱大皮包，眼镜像是瓶子底，头顶亮光光，苍蝇落上去也要滑倒——只可惜有名无实，不但没有学问，还要顺嘴角流哈喇子。我舅舅是其中流得最多的一位，简直是哗哗地流。就算习艺所里伙食不好，馋馒头，馋肉，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大家都认为，他是存心在流口水，而且是给所里的伙食抹黑。为了制止他流口水，就不给他喝水，还给他吃干辣椒。但我舅舅还是照样流口水，只是口水呈焦黄色，好像上火的人撒出的尿。

　　像我舅舅这样的无照画家，让他们学做工程师是很自然的想法。可以想见，他们在制图方面会有些天赋；只可惜送去的人多，学成的少。每个无照画家都以为自己是像毕加索那样的绘画天才，设想自己除了作画还能干别的事，哪怕是在收费厕所里分发手纸，都是一种极大的污辱，更别说去做工程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他们被枷在绘图桌上时，全都不肯画机械图。有些人画小猫小狗，有些人画小鸡小鸭，还有个人在画些什么，连自己都不清楚，这个人就是小舅。后来这些图纸就被用作钞票的图案；因为这些图案有不可复制的性质。我们国家的钞票过去是由有照的画家来画，这些画随便哪个画过几天年画的农民都能仿制。而习艺所学员的画全都怪诞万分，而且杂有一团一团的晕迹，谁都不能模仿；除非也像他们一样连手带头地被枷在绘图桌上。至于那些晕迹，是他们流下的哈喇子，和嘴唇、腮腺的状态相关，更难模仿。我舅舅的画线条少、污渍多，和小孩子的尿布相仿，被冒充齐白石画的水墨荷叶，用在五百元的钞票上。顺便说一句，我舅舅作这幅画时，头和双手向前探着，腰和下半身落在后面，就像动画片的老狼定了格。制图课的老师从后面走过时，用警棍在他头上敲上一下，说道：王犯（那地方就兴这种称呼）！别像水管子一样！老师嫌他口水流得太多了。因为口水流得太多，我舅舅总是要口渴，所以他不停地喝水。后来，他变得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一听到上课铃响，口水就忍不住了。

　　我听说，在习艺所里，就数机械班的学员（也就是那些无照画家）最不老实。众所周知，人人都会写字，写成了行就是诗，写成了片就是小说，写成了对话的样子就是戏剧。所以诗人、小说家、剧本作家很容易就承认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画家就不同了，给外行一些颜色，你都不知怎么来弄。何况他们有自己的偶像：上上世纪末上世纪初的一帮法国印象派画家。你说他是二流子，他就说：过去人们就是这样说梵高的！我国和法国还有邦交，不便把梵高也批倒批臭。所里另有办法治这些人：把他们在制图课上的作品制成了幻灯片，拿到德育课上放，同时说道：某犯，你画的是什么？该犯答道：报告管教！这是猫。于是就放一张猫的照片。下一句话就能让该犯羞愧得无地自容：大家都看看，猫是什么样子的！经过这样的教育，那个人就会傲气全消，好好地画起机械图来。但是这种方法对我舅舅没有用。放到我舅舅的水墨荷叶，我舅舅就站起来说：报告管教！我也不知自己在画什么！教员只好问道：那这花里胡哨的是什么？小舅答道：这是干了的哈喇子。教员又问：哈喇子是这样的吗？小舅就说：请教管教！哈喇子应该是怎样的？教员找不到干哈喇子的照片，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膏把他的嘴再贴上了。

　　我舅舅进习艺所一个月以后，所里给他们测智商。受试时被捆在特制的测试器上，这种测试器又是一台电刑机。测出的可以说是IQ，也可以说是受试者的熬刑能力。那东西是两个大铁箱子，一上一下，中间用钢架支撑，中间有张轻便的担架床，可以在滑轨上移动。床框上有些皮带，受试者上去时，先要把这张床拉出来，用皮带把他的四肢捆住，呈“十”字形；然后再把他推进去——我们学校食堂用蒸箱蒸馒头，那个蒸箱一屉一屉的，和这个机器有点像——假如不把他捆住，智商就测不准。为了把学员的智商测准，所里先开了一个会，讨论他们的智商是多少才符合实际。教员们以为，这批学员实在桀骜难驯，假如让他们的智商太高，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但我舅舅是个特例，他总在装傻，假如让他智商太低，也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

　　我舅舅后来说，他绕着测智商的仪器转了好几圈，想找它的铭牌，看它是哪个工厂出产的，但是没找到；只看到了粗糙的钣金活，可以证明这东西是国货。他的结论是：原来有铭牌，后来抠掉了，因为还有铭牌的印子；拆掉的原因大概是怕学员出去以后会把那个工厂炸掉。那机器上有一对电极，要安到受测人的身上。假如安得位置偏低，就会把阴毛烧掉；安高了则把头顶的毛烧掉。总而言之，要烧掉一些毛，食堂里遇到毛没有褪净的猪头猪肘子，也会送来测测智商，测得的结果是猪头的智商比艺术家高，猪肘的智商比他们低些。总而言之，这机器工作起来总有一股燎猪毛的味道。假如还有别的味儿，那就是忘了那条标语：“受试前先如厕”，标语后面还有一个箭头，指着厕所的方向。厕所的门和银行的金库一样，装了定时锁，进去以后就要关你半小时。里面还装了个音箱，放着创作歌曲——这种音乐有催屎催尿的作用。

　　受测时，学员都是这样要求的：我们还要会女人，请给我留下底下的毛。有时候操作仪器的教员却说：我想要留下上边的毛。这是因为习艺所的教员全是纯真的女孩子，有些人和学员有了感情，所以留下他的头发，让他好看一点；烧掉他的阴毛，省得他沾花惹草。除此之外，她还和他隔着仪器商量道：你就少答对几道题罢，别电傻了呀！坦白地说，这种因素不一定能降低学员的智商，因为他很可能瘦驴屙硬屎，硬充男子汉。宁可挨电，也不把题答错。等到测试完成，学员往往瘫成一团，于是就时常发生教员哭哭啼啼地把学员往外背的动人情景。

　　测智商的场面非常的刺激。房顶上挂了一盏白炽灯，灯泡很小但灯罩却大，看起来像个高音喇叭。这盏灯使房间的下半截很亮，却看不到天花板。教员把学员带到这里，哗啦一声拉出放人的抽屉，说道：脱衣服，躺上去；然后转身穿上白大褂，戴上橡皮手套。那屋里非常冷，脱掉了衣服就起鸡皮疙瘩。有些人在此时和教员说几句笑话，但我舅舅是个沉默的人，他一声都不吭。抽屉里有皮带，教员动手把学员绑紧，绑得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两手平伸，两腿并紧，左脚垫在右脚下。贫嘴的学员说：绑这么紧干吗，又不是猪。教员说：要是猪也好，我们省心多了。多数学员被绑上以后，都是直撅撅的。教员就说：这时候还不老实？而学员回答：没有不老实！平时它就是这么大嘛。教员说：别吹牛了，就轰的一声把他推进去。我舅舅躺在抽屉里时也是直撅撅，但人家问他话时，他一声不吭。教员在他肚子上一拍，说：喂！王犯！和你说话呢！你平时也是这么大吗？他却闭上眼睛，说道：平时比这要小。快点吧。于是也轰隆一声被推了进去。他们说，这抽屉下面的轮子很好使，人被推进去时，感觉自己是一个自由落体，完全没有了重量；然后就“嗵”的一声巨响，头顶撞在机器的后壁上，有点发麻。我对这一幕有极坏的印象——我很不喜欢被捆进去。当然，假如我是教员，身穿白大褂，把一些美丽的姑娘捆进抽屉，那就大不一样。

　　人家说，在那个抽屉的顶壁上，有一个彩色电视屏幕，问题就在这里显示。假如教员和学员有交情，在开始测试之前，会招待他先看一段轻松的录像，然后再下手把他电到半死，就如一位仁慈的牙医，在下手拔牙前先给病人一块糖吃。但轮到我舅舅，就没有录像看。教员不出题，先把他电得一声惨叫。每一个学员被推进去之前，都是一段冰冷的肉体，只在口鼻之间有口气，胯间有个东西像旗杆一样挺着；但拉出来时就会热气蒸腾，好像已经熟透了。但是这种热气里一点好味都没有，好像蒸了一块臭肉。假如他头上有头发，就会卷起来，好像拉力弹簧，至于那挺着的东西，当然已经倒下去了。但我舅舅不同，他出来时直撅撅的，比进去时长了两三倍，简直叫人不敢看。有些人哼哼着，就如有只牛蜂或者屎克螂在屋里飞，有些人却一声不吭。而我舅舅出来时，却像个疯子一样狂呼滥喊道：好啊！很好啊！很煽情！如前所述，此时要由教员把学员背走，背法很特别。她们把学员放开，把他的脚拽在肩上，吆喝一声，就大头朝下地背走了——据说在屠宰场里背死猪就是这样一种背法。但是没人肯来背我舅舅。她们说：王犯，别装死，起来走！别人都是死猪，而我舅舅不是。我舅舅真的扶着墙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走掉了。

　　现在该谈谈他们的智商是多少。大多数学员的智商都在110—100之间，有个人得了最高分，是115。他还说自己想得个120非难事。但他怕得了这个120，此后就会变得很笨，因为电是能把人打傻了的。至于我舅舅，他的IQ居然是零蛋——他一道题也没答对。这就让所领导很是气愤：就是一根木头棍子，IQ也不能为零。于是他们又调整了电压，叫小舅进去补测。再测的结果小舅也没超过50分。当然，还可以提高一些，但有可能把我舅舅电死。有件事不说你也知道，别人是答对了要挨电，我舅舅是答错了要挨电。有经验的教员说，不怕学员调皮捣蛋，就怕学员像我舅舅这样耍死狗。

　　测过智商以后，我舅舅满脸蜡黄地躺在床上，好像得了甲型肝炎。这时候我问他感觉如何，他愣了一阵，然后脸上露出了鬼一样的微笑说：很好。他还说自己在那个匣子里精液狂喷，射得满处都是，好像摔了几碟子肉冻，又像个用过的避孕套；以致下一个被推进去的人在里面狂叫道：我操你妈，王二！你丫积点德好不好！大概是嫌那个匣子被我舅舅弄得不大卫生。据说，有公德的人在上测试器之前，除了屙和尿，还要手淫几次，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捋干净了再进去，这是因为在里面人会失控。但我舅舅不肯这样做，他说，被电打很煽情，捋干净了就不煽情。我觉得小舅是对的：他是个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些不管不顾的家伙。但我搞不清什么很煽情：是测试器上显示的那些问题（他还记住了一个问题：“八加七等于几？”）很煽情，还是电流很煽情，还是自己在匣子里喷了一些肉冻很煽情。但我舅舅不肯回答，只是闭上了眼睛。

　　测过智商的第二天，早上出操时，小舅躺在床上没有动；别人叫他他也不答应。等到中午吃完饭回来，他还是躺着没动。同宿舍的人去报告教员，教员说：甭理他，也别给他吃饭，看他能挺多久。于是大家就去上课。等到晚上回来时，满宿舍都是苍蝇。这时才发现，小舅不仅死掉了，而且还有点发绿。揭开被子，气味实在是难闻。于是他们就叫了一辆车，把小舅送往医院的太平间。然后就讨论小舅是怎么死的，该不该通知家属，怎样通知等等。经过慎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舅舅发了心脏病。死前住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花了几万元医药费。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习艺所学员有公费医疗，可以报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习艺所派专人前往医院，把这些情况通知院方，以备我们去查问。等到所有的谎话都编好，准备通知我们时，李家口派出所来电话说，小舅在大地咖啡馆里无证卖画，又被他们逮住了，叫习艺所去领。这一下叫习艺所里的人全都摸不着头脑了。他们谁都不敢去领人，因为可能有三种情形：其一，李家口逮住了个像小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去领，好像连小舅死了所里都不知道，显得所里很笨；其二，李家口派出所在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去领，也是显得很笨。其三，李家口派出所逮住了小舅的阴魂。在这种情况下去领，助长了封建迷信。后来也不知是哪位天才想起来到医院的太平间里看看死小舅，这才发现他是猪肉、黄豆和面粉做的。这下子活小舅可算惹出大娄子了。

　　我的舅舅是位伟大的画家，这位伟大的画家有个毛病，就是喜欢画票证。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画电影票、洗澡票，就是不画钱，他也知道画钱犯法；只是偶尔画几张珍稀邮票。等到执照被吊销了以后，他又画过假执照。但是现在的证件上都有计算机号码，画出来也不管用。他还会做各种假东西，最擅长的一手就是到朋友家做客时，用洗衣肥皂做出一泡栩栩如生的大粪放在沙发上，把女主人吓晕过去。这家伙要溜出习艺所，但又要给所里一个交代，他叫我给他找几十斤猪肉，质量不限，我在农贸市场上买了半扇瘟猪，扛在麻袋里，偷带进习艺所。但我不知道他是做死人。假如知道的话，一定劝他用肥皂来做。把半扇瘟猪放到宿舍里太讨人厌了。

　　认真分析小舅前半生的得失，发现他有不少失策之处。首先，他不该画些让人看不懂的画。但是如他后来所说，不画这些画就成不了画家。其次，他应该把那些画叫做海马、松鼠和田螺。但如小舅所说，假如画的是海马、松鼠和田螺，就不叫真正的画家。再其次，他不该在习艺所里装傻。但正如小舅所说，不装傻就太过肉麻，难以忍受了。然后是不该逃走、不该在床上放块死猪肉。但小舅也有的说，不跑等着挨电？不做假死尸，等着人家来找我？所以这些失策也都是情有可原。最后有一条，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一跑出来就作画、卖画。再过几天，习艺所通知我们小舅死了，那就天下太平。那时候李家口派出所通知他们逮住了小舅，他们只能说：此人已死，你们逮错了。我以为小舅还要给自己找些借口，说什么自己技痒难熬，等等。谁知他却发起愣来，愣了好久，才给自己额上重重一掌道：真的！我真笨！

　　三

　　生活里有各种情况，我有不止一个小舅妈，但在此提到的这个却是真的小舅妈。我很喜欢小舅，希望他和各种女人结婚；想来想去，一直想到玛丽莲·梦露身上。此人已经死掉多年，尸骨成灰，但听说她活着的时候胸围大得很。如前所述，我舅舅有外斜视的毛病，所以小舅妈的胸围一定要大，否则部分胸部游离于视野之外，视觉效果太差。事实上，我是瞎操心，真的小舅妈只用了一晚上，就把小舅的外斜视治好了。

　　小舅妈身材颀长，皮肤白皙，腰肢柔软，无论坐在床上，还是坐沙发，总爱歪着，用一头乌溜溜的短发对着人。除此之外，她总呈现出憋不住笑的模样。她老对我说一句话：有事吗？这是她在我假装无心闯到她住的房间里去看她时说的，此时她就是这个模样。这种事有过很多次。不过都是以前的事。

　　这件事开头时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家住在一楼，后来搬到了六楼上，而且没有电梯。这些楼房有一些赤裸裸的混凝土楼梯，满是尘土、粉皮剥落的楼道，顺着墙脚散着垃圾，等等。准确地说，垃圾是些葱皮、鸡蛋皮、还有各种塑料袋子，气味难闻。谁都想扫扫，但谁都觉得自己扫是吃亏。有一天，这个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然后有个女声在门外说：王犯，就是这儿吗？一个男声答道：是。我听了对我妈说：坏了，是小舅。我妈还不信，说小舅离出来的日子还远着呢。但我是信的，因为对我舅舅的道德品质，我比我妈了解得多。等打开门一看，果然是他，还带来了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子，她就是小舅妈，但她不肯明说。我舅舅介绍我妈说：这是我大姐。小舅妈摘了帽子，叫道：大姐。我舅舅介绍我道：这是我外甥。她说：是嘛。然后就哈哈大笑道：王犯，你这个外甥很像你呀！我最不喜欢别人说我像小舅，但是那一次却例外。我觉得小舅妈很迷人。早知道进了习艺所会有这种艳遇，还不如我替我舅舅去哪。

　　现在我要承认，我对小舅的女朋友都无好感。但小舅妈是个特例。她第一次出现时，身上穿着制服，头上戴着大檐帽，束着宽宽的皮带，腰里还别了一把小手枪，雄赳赳、气昂昂。我被她的装束给迷住了。而我舅舅出现时，手上带着一副不锈钢铐子；并且端在胸前，好像狗熊作揖一样。就像猫和耗子有区别一样，囚犯和管教也该有些区别，所以有人戴铐子，有人带枪。一进了我们家，小舅妈就把小舅的铐子开了一半。这使我以为她给他带手铐是做做样子。谁知她顺手又把开了的一半锁到了暖气管上，然后说：大姐，用用卫生间。就钻进去了。我舅舅在那里站不直蹲不下，半蹲半站，羞羞答答，这就使我犯起疑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一会儿小舅妈出来，又把我舅舅和她铐在了一起，并排坐在沙发上。我觉得他们好像在玩什么性游戏。总的来说，生活里某些事，必须有些幽默感才能理解。但我妈没有幽默感，她什么都不理解，所以气得要死。我有幽默感，我觉得正因为如此，小舅妈才格外的迷人。

　　我一见到小舅妈，就知道她很辣，够我舅舅一呛。但不管怎么说，她总是个女的，比男的好吧。在阳台上我祝贺我舅舅，说小舅妈比他以前泡过的哪个妞都漂亮。我舅舅不说话，却向我要了一支烟抽。根据我的经验，我舅舅不说话时，千万别招惹他，否则他会暗算你。除此之外，他那天好像很不高兴。我和他铐在一起，假如他翻了脸打我，我躲都没处躲。我舅舅吸完了那支烟，对我说：这件事是福是祸还不一定；然后又说：回去吧。于是我们回到卧室里，请小舅妈开手铐。小舅妈打量了我们一通，说道：王犯，这小坏蛋长得真像你，大概和你一样坏罢——舅妈和外甥讲话，很少用这种口气。除此之外，我舅舅把那支烟吸得干净无比，连烟屁股都抽掉了。这说明他很需要尼古丁。因为他很能混人缘，所以到了任何地方都不会缺烟吸。如今猛抽起烟屁来，是个很不寻常的景象。总之，自我认识小舅，没见过他如此的低调。

　　现在必须承认，年轻时我的觉悟很低，还不如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子身上很干净，只穿了个小裤衩，连裙子都没穿。不穿裙子因为她母亲以为她的腿还不足以引起男人的邪念，穿裤衩是因为腿上面的部位足以引起男人的邪念。小舅妈押着我舅舅坐公共汽车，天很晚了，车上只有六七个人。这个小女孩跑到我舅舅面前来，看看他戴着的手铐，去问小舅妈道：阿姨！叔叔这是怎么了？小舅妈解释道：叔叔犯错误了。这孩子爱憎分明，同时又看出，我舅舅是铐着的，行动不便，就朝小舅妈要警棍，要把我舅舅揍一顿。小舅妈解释道，就是犯了错误的叔叔，也不是谁都能打的；那孩子眨着眼睛，好像没听懂。小舅妈又解释道：这个叔叔犯的错误只有阿姨才能打。这回那孩子听懂了，对着小舅妈高叫了一声：讨厌！你很没意思！就跑开了。

　　说到觉悟，最低的当然是小舅。其次是我，我总站在他一边想问题。其次是我妈，她看到小舅妈铐着我舅舅就不顺眼。再其次是小舅妈，她对小舅保持了警惕。但是觉悟最高的是那个小女孩。见到觉悟低的人想揍他一顿，就是觉悟高了。

　　我舅舅的错误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画出画来没人懂。仅此而已还不要紧，那些画看上去还像是可以懂的，这就让人起疑，觉得他包藏了祸心。我现在写他的故事，似乎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这个故事可懂又没有人能懂。但罪不在我，罪在我舅舅他就是这么个人。我妈对小舅舅有成见，认为小舅既不像大舅，也不像她，她以为是在产房里搞错了。我长得很像小舅，她就说，我也是搞错了。但我认为不能总搞错，总得有些搞对的时候才成。不管怎么说吧，她总以为只有我能懂得和小舅有关的事——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小舅自己都不知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把我叫到厨房里说：你们是一事的，给我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小舅又泡上了一个妞，是个女警察。他快出来了。我妈就操起心来，但不是为我舅舅操心，是为小舅妈操心。照她看来，小舅妈是好女孩，我舅舅配不上她——我妈总是注意这种配不配的问题，好像她在配种站任职。但是到了晚上她就不再为小舅妈操心，因为他们开始做爱——虽然是在另一间房子里，而且关上了门，我们还是知道他们在做爱，因为两人都在嚷嚷，高一声低一声，终夜不可断绝，闹得全楼都能听见。这使我妈很愤怒，摔门而去，去住招待所，把我也揪走了。最使我妈愤怒的是：原来以为我舅舅在习艺所里表现好，受到了提前毕业（或称释放）的处理，谁知却是相反：我舅舅在习艺所表现很坏，要被送去受惩戒，小舅妈就是押送人员。他们俩正在前往劳改场所途中，忙里偷闲到这里鬼混。为此我妈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再说说看，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回连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可见我和小舅不是一事的。

　　等到领略了小舅妈的高觉悟之后，我对她的行为充满了疑问：既然你觉得我舅舅是坏人，干吗还要和他做爱？她的回答是：不干白不干——你舅舅虽然是个坏蛋，可是个不坏的男人。这叫废物利用嘛。但是那天晚上她没有这么说，说了以后我会告诉小舅，小舅会警觉起来——这是很后来的事了。

　　小舅和小舅妈做爱的现场，是在我卧室的小沙发上。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因为头天晚上我离开时，那沙发还硬挺挺的有个模样，等我回来时，它就变得像个发面团。除此之外，在沙发背后的墙壁上，还黏了三块嚼过的口香糖。我把其中一块取下来，尝了一下味道，发现起码嚼了一小时。因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景象：我舅舅坐在沙发上，小舅妈骑在小舅身上，嚼着口香糖。想明白了这些，我觉得这景象非常之好，就欢呼一声，扑倒在自己床上。这是屋里唯一的床，但一点睡过的痕迹都没有。但我没想到小舅妈手里拿着枪，枪口对准了我舅舅。知道了这一点，还欢不欢呼，实在很难讲。

　　顺便说一句，小舅妈很喜欢和小舅做爱，每回都兴奋异常，大声嚷嚷。这时候她左手总和小舅铐在了一起，右手拿着小手枪，开头是真枪，后来不当管教了，就用玩具枪，比着我舅舅的脑袋。等到能透过气的时候，就说道：说！王犯，你是爱我，还是想利甩我？凭良心说，我舅舅以为对国家机关的女职员，首先是利用，然后才能说到爱。但是在枪口对脑袋的时候，他自然不敢把实话说出来。除此之外，在这种状态下做爱，有多少快乐，也真的很难说。

　　小舅妈和小舅不是一头儿的。不是一头儿的人做爱也只能这样。在我家里和小舅妈做爱时，我舅舅盯着那个钢铁的小玩意，心里老在想：妈的，这种东西有没有保险机？保险机在哪里？到底什么样子保险才算是合上的？本来他可以提醒一下小舅妈，但他们认识不久，不好意思说。等到熟识以后才知道，那枪里没有子弹；可把我舅舅气坏了；他宁愿被枪走火打死，也不愿这样白担心。不过，这支枪把他眼睛的毛病治好了。原来他是东一只眼西一只眼，盯枪口的时间太长，就纠正了过来。只可惜矫枉过正，成了斗鸡眼了。

　　小舅妈把小舅搞成了斗鸡眼后，开头很得意，后来也后悔了。她在小报上登了一则求医广告，收到这样一个偏方：牛眼珠一对，水牛黄牛不限，但须原生于同一牛身上者。蜜渍后，留下一只，将另一只寄往南京。估计寄到时，服下留在北京的一只，赶往南京去服另一只。小舅妈想让小舅试试，但小舅一听要吃牛眼珠，就说：毋宁死。因为没服这个偏方，小舅的两只眼隔得还是那么近。但若小舅服了偏方，眼睛变得和死牛眼睛那样一南一北，又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早上，我妈对小舅妈说：你有病，应该到医院去看看。这是指她做爱时快感如潮而言。小舅妈镇定如常地嗑着瓜子说，要是病的话，这可是好病哇，治它干吗？从这句话来看，小舅妈头脑清楚，逻辑完备。我看她不像有病的样子。说完了这些话，她又做出更加古怪的事：小舅妈站了起来，束上了武装带，拿出铐子，“嗖”一下把我舅舅铐了起来；并且说：走，王犯，去劳改，别误了时辰。我舅舅耍起赖皮，想要再玩几天，但小舅妈横眉立目，说道：少费话！她还说，恋爱归恋爱，工作归工作，她立场站得很稳，决不和犯人同流合污——就这样把我舅舅押走了。这件事把我妈气得要发疯，后来她英年早逝，小舅妈要负责任。

　　四

　　上个世纪渤海边上有个大碱厂，生产红三角牌纯碱，因而赫赫有名。现在经过芦台一带，还能看到海边有一大片灰蒙蒙的厂房。因为氨碱法耗电太多，电力又不足，碱厂已经停了工，所需的碱现在要从盐碱地上刨来。这项工作十分艰苦，好在还有一些犯了错误的人需要改造思想，可以让他们去干。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些没犯错误的人押送他们，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前因。我舅舅现在还活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还很难说。总而言之，我舅舅在盐碱地上刨碱，小舅妈押着他。刨碱的地方离芦台不很远。每次我路过芦台，都能看到碱厂青白的空壳子厂房。无数海鸟从门窗留下的大洞里飞进飞出，遮天盖地。废了的碱厂成了个大鸟窝，还有些剃秃瓢拴脚镣的人在窝里出入，带着铲子和手推车。这说明艰苦的工作不仅是刨碱，还有铲鸟粪。听说鸟粪除了做肥料，还能做食品的添加剂。当然，要经过加工，直接吃可不行。

　　每次我到碱场去，都乘那辆蓝壳子交通车。“厂”和“场”只是一字之差，但不是一个地方。交通车开起来咚咚地响，还有个细长的铁烟囱，驶在荒废的铁道上，一路嘣嘣地冒着黑烟。假如路上抛了锚，就要下来推；乘客在下面推车走，司机在车上修机器。运气不好时，要一直推到目的地。这一路上经过了很多荒废的车站，很多荒废了的道岔，所有的铁轨都生了锈。生了锈的铁很难看。那些车站的墙上写满了标语：“保护铁路一切设施”、“严厉打击盗窃铁路财产的行为”，等等，但是所有的门窗都被偷光，只剩下房屋的壳子，像些骷髅头。空房子里住着蝙蝠、野兔子，还有刺猬。刺猬灰溜溜的，长了两双罗圈腿。我对刺猬的生活很羡慕：它很闲散，在觅食，同时又在晒太阳，但不要遇上它的天敌黄鼠狼。去过一回碱场，袜子都会被铁锈染红，真不知铁锈是怎么进去的。

　　我到碱场去看小舅时，心里总有点别扭。小舅妈和小舅是一对，不管我去看谁，都有点不正经。假如两个一齐看，就显得我很贱。假如两个都不看，那我去看谁？唯一能安慰我的是：我和我舅舅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外甥看艺术家舅舅，总可以罢。但这种说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我既不知什么是艺术，也不知什么是艺术家。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了我们舅甥二人全是艺术家，未免有点不能服人。

　　碱场里有一条铁路，一直通到帐篷中间。在那些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还有两座木头搭的■塔。帐篷之间有一片土场子，除了黄土，还有些石块，让人想起了冰川漂砾。正午时分，那些石头上闪着光。交通车一直开到场中。场子中央有个木头台子，乍看起来不知派什么用场。我舅舅一到了那里，人家就请他到台子前面躺下来，把腿伸到台子上，取出一副大脚镣，往他腿上钉。等到钉好以后，你就知道台子是派什么用场的了。脚镣的主要部分是一根好几十公斤重、好几米长的铁链子。我舅舅躺在地上，看着那条大铁链子，觉得有点小题大作，还觉得铁链子冰人，就说：报告管教！这又何必呢？我不就是画了两幅画吗？小舅妈说，你别急，我去打听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回来说：万分遗憾，王犯。没有再小的镣子了——你说自己只画了两幅画，这儿还有只写了一首诗的呢。听了这样的话，我舅舅再无话可说。后来人家又把我舅舅极为珍视的长发剃掉，刮了一个亮闪闪的头。有关这头长发，需要补充说，前面虽然秃了，后面还很茂盛，使我舅舅像个前清的遗老，看上去别有风韵；等到剃光了，他变得朴实无华。我舅舅在绝望中呼救道：管教！管教！他们在刮我！小舅妈答道：安静一点，王犯！不刮你，难道来刮我吗？我舅舅只好不言语了。以我舅舅的智慧，到了此时应该明白事情很不对劲。但到了这个地步，小舅也只有一件事可做：一口咬定他爱小舅妈。换了我也要这样，打死也不能改口。

　　我舅舅在碱场劳改时，每天都要去砸碱。据他后来说，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他穿了一件蓝大衣，里面填了再生毛，拖着那副大脚镣，肩上扛了十字镐，在白花花的碱滩上走。那地方的风很是厉害，太阳光也很厉害，假如不戴个墨镜，就会得雪盲——碱层和雪一样反光。如前所述，我舅舅没有墨镜，就闭着眼睛走。小舅妈跟在后面，身穿呢子制服，足蹬高筒皮靴，腰束武装带，显得很是英勇。她把大檐帽的带子放下来，扣在下巴上。走了一阵子，她说：站住，王犯！这儿没人了，把脚镣开了罢。我舅舅蹲下去拧脚镣，并且说：报告管教，拧不动，螺丝锈住了！小舅妈说：笨蛋！我舅舅说：这能怪我吗？又是盐又是碱的——他的意思是说，又是盐又是碱，铁器很快就会锈。小舅妈说：往上撒尿，湿了好拧。我舅舅说他没有尿。其实他是有洁癖，不想拧尿湿的螺丝。小舅妈犹豫了一阵说：其实我倒有尿——算了，往前走。我舅舅站起身来，扛住十字镐，接着走。在雪白的碱滩上，除了稀疏的枯黄芦苇什么都没有。走着走着小舅妈又叫我舅舅站住，她解下武装带挂在我舅舅脖子上，走向一丛芦苇，在那里蹲下来尿尿。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前走，此时我舅舅不但扛着镐头，脖子上还有一条武装带、一支手枪、一根警棍，走起路来东歪西倒，完全是一副怪模样。后来，我舅舅找到了一片碱厚的地方，把蓝大衣脱掉铺在地上，把武装带放在旁边，就走开，挥动十字镐砸碱。小舅妈绕着他嘎吱嘎吱地走了很多圈，手里掂着那根警棍。然后她站住，从左边衣袋里掏出一条红丝巾，束在脖子上，从右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走到蓝大衣旁边，脱掉所有的衣服，躺在蓝大衣上面，摊开白皙的身体，开始日光浴。过了不久，那个白晰的身体就变得红扑扑的了。与此同时，我舅舅迎着冷风，流着清水鼻涕，挥着十字镐，在砸碱。有时小舅妈懒洋洋地喊一声：王犯！他就扔下十字镐，稀里哗啦地奔过去说：报告管教，犯人到。但小舅妈又没什么正经事，只是要他看看她。我舅舅就弓下腰去，流着清水鼻涕，在冷风里眯着眼，看了老半天。然后小舅妈问他怎么样，我舅舅拿袖子擦着鼻涕，用低沉的嗓音含混不清地说：好看，好看！小舅妈很是满意，就说：好啦，看够了吧？去干活吧。我舅舅又稀里哗啦地走了回去，心里嘀咕道：什么叫“看够了吧”？又不是我要看的：这么奔来跑去，还不如带个望远镜哪。

　　说到用望远镜看女人，我舅舅是有传统的。他家里有各种望远镜——蔡司牌的、奥林巴司的，还有一架从前苏联买回来的炮队镜。他经常伏在镜前，一看就是半小时，那架式就像苏军元帅朱可夫。有人说，被人盯着看就会心惊胆战，六神无主。他家附近的女孩子经常走着走着犯起迷糊，一下撞上了电线杆；后来她们出门总打着阳伞，这样我舅舅从楼上就看不到了。现在小舅妈躺在那里让他看，又没打伞，他还不想看，真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舅舅在碱场时垂头丧气，小舅妈却不是这样。她晒够了太阳，就穿上靴子站了起来，走进冷风，来到我舅舅身边说：王犯，你也去晒晒太阳，我来砸一会，说完就抢过十字镐抡了起来，而我舅舅则走到蓝大衣上躺下。这时假如有拉碱的拖拉机从远处驶过，上面的人就会对小舅妈发出叫喊，乱打唿哨。这是因为小舅妈除了脖子上系的红丝巾鼻梁上的墨镜和鸡皮疙瘩，浑身上下一无所有。碱场有好几台拖拉机，冒着黑烟在荒原上跑来跑去，就像十九世纪的火轮船。那个地方天蓝得发紫，风冷得像水，碱又白又亮，空气干燥得使皮肤发涩。我舅舅闭上了眼睛，想要在太阳底下做个梦。失意的人总是喜欢做梦。他在碱场时三十八岁，四肢摊开地躺在碱地上睡着了。

　　后来，小舅妈踢了他一脚说：起来，王犯！你这不叫晒太阳，叫做捂痱子。这是指我舅舅穿着衣服在太阳底下睡觉而言。考虑到当时是在户外，气温在零下，这种说法有不尽不实之处。小舅妈俯下身去，把他的裤子从腿上拽了下来，一直拽到脚镣上。假如说我舅舅有过身长八米的时刻，就指那一回。然后她又俯下身去，用暴烈的动作解开他破棉袄上的四个扣子，把衣襟敞开。我舅舅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红彤彤的女人骑在他身上，颈上的红丝巾和头发就如野马的鬃毛一样飞扬。他又把眼睛闭上。这些动作虽有性的意味，但也可以看作管教对犯人的关心——要知道农场伙食不好，晒他一晒，可以补充维生素D，防止缺钙。做完了这件事，小舅妈离开了我舅舅的身体，在他身边坐下，从自己的制服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取出一支放在嘴上，又拿出一个防风打火机，正要给自己点火，又改变了主意。她用手掌和打火机在我舅舅胸前一拍，说道：起来，王犯！一点规矩都不懂吗？我舅舅应声而起，偎依在她身边，给她点燃了香烟。以后小舅妈每次叼上烟，我舅舅伸手来要打火机，并且说：报告管教！我懂规矩啦！

　　后来，我舅舅在碱滩上躺成一个大字，风把刨碎的碱屑吹过来，落在皮肤上，就如火花一样的烫。白色的碱末在他身体上消失了，变成一个个小红点。小舅妈把吸剩的半支烟插进他嘴里，他就接着吸起来。然后，她就爬到他身上和他做爱，头发和红丝巾一起飘动。而我小舅舅一吸一呼，鼻子嘴巴一起冒出烟来。后来他抬起头来往下面看去，并且说：报告管教！要不要戴套？小舅妈则说：你躺好了，少操这份心！他就躺下来，看天上一些零零散散的云。后来小舅妈在他脸上拍了一下，他又转回头来看小舅妈，并且说道：报告管教！你拍我干什么？

　　我舅舅原来是个轻浮的人，经过碱场的生活之后就稳重了。这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有一定的关系。那地方是一片大碱滩，碱滩的中间有个黑糊糊的凹地，用蛇形铁丝网围着，里面有几十个帐篷，帐篷中间有一条水沟，水沟的尽头是一排水管子。日暮时分，我舅舅和一群人混在一起刷饭盒。水管里流出的水带有碱性，所以饭盒也很好刷。在此之前，我舅舅和舅妈在帐篷里吃饭。那个帐篷是厚帆布做的，中间挂了一个电灯泡。小舅妈岔开双腿，雄踞在铺盖卷上抬头吃着饭，她的饭盒里是白米饭、白菜心，还有几片香肠。小舅双腿并拢，坐在一个马扎上低头吃饭，他的饭盒里是陈仓黄米、白菜帮子，没有香肠。小舅妈哼了一声：“哞”，我舅舅把碗递了过去。小舅妈把香肠给了他。我舅又把饭盒拿了回去，接着吃。此时小舅妈对他怒目而视，并且赶紧把自己嘴里的饭咽了下去，说道：王犯！连个谢谢也不说吗？我舅舅应声答道：是！谢谢！小舅妈又说：谢谢什么？我舅舅犹豫了一下，答道：谢谢大姐！小舅妈就沉吟起来，沉吟的缘故是我舅舅比她大十五岁。等到饭都吃完，她才敲了一下饭盒说：王犯！我觉得你还是叫我管教比较好。我舅舅答应了一声，就拿了饭盒出去刷。小舅妈又沉吟了一阵，感觉非常之好，就开始捧腹大笑。她觉得我舅舅很逗，自己也很逗，这种生活非常之好。我舅舅觉得自己一点也不逗，小舅妈也不逗。这种生活非常的不好。尽管如此，他还是爱小舅妈，因为他别无选择啦。

　　我舅舅的故事是这么结束的：他到水沟边刷好了碗回来，这时天已经黑了，并且起了风。我舅舅把两个饭盒都装在碗套里，挂在墙上，然后把门拴上。所谓的门，不过是个帆布帘子，边上有很多带子，可以系在帆布上。我舅舅把每个带子都系好，转过身来。他看到小舅妈的制服零七乱八地扔在地下，就把它们收起来，一一叠好，放在角落里的一块木板上，然后在帐篷中间立正站好。此时小舅妈已经钻进了被窝，面朝里，就着一盏小台灯看书。过了一会儿，帐篷中间的电灯闪了几下灭了，可小舅妈那盏灯还亮着，那盏灯是用电池的。小舅妈说：王犯，准备就寝。我舅舅把衣服都脱掉，包括脚镣。那东西白天锈住了，但我舅舅找到了一把小扳手——就是为卸脚镣用的。然后他精赤条条地立正站着，冷得发抖，整个帐篷在风里东摇西晃。等到他鼻子里开始流鼻涕，才忍不住报告说：管教！我准备好了。小舅妈头也不回地说：准备好了就进来，废什么话！我舅舅蹑手蹑脚钻到被里去，钻到小舅妈身后——那帐篷里只有一副铺盖。因为小舅妈什么都没穿，所以我舅舅一触到她，她就从牙缝里吸气。这使我舅舅尽量想离她远一点。但她说：贴紧点，笨蛋！最后，小舅妈终于看完了一段，折好了书页，关上灯，转过身来，把乳房小腹阴毛等等一齐对准我舅舅，说道：王犯，抱住我。你有什么要说的？我舅舅想，黑灯瞎火的，就乱说吧，免得她再把我铐进厕所，就说：管教，我爱你。她说：很好。还有呢？我舅舅就吻她。两个身体在黑暗里纠缠不休。小舅妈说起这些事来很是开心，但我听起来心事重重：在小舅妈的控制下，我舅舅还能不能出来，几时出来，等等，我都在操心。假如最终能出来，我舅舅学点规矩也不坏。但是小舅妈说：“不把他爱我这件事说清楚，他永辈子出不来。”

　　五

　　现在可以这样说，小舅为作画吃官司，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因为他的画没有人懂，所以被归入了叵测一类。前清有个诗人写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让人觉得叵测，就被押往刑场，杀成了碎片。上世纪有个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上帝就很叵测。我引昆德拉这句话，被领导听见了，他就说：一定要把该上帝批倒批臭。后来他说，他以为我在说一个姓尚的人。总而言之，我舅舅的罪状就是叵测，假如不叵测，他就没事了。

　　在碱场里，小舅妈扣住了小舅不放，也都是因为小舅叵测之故。她告诉我说，她初次见到小舅，是在自己的数学课上。我舅舅测过了智商后就开始掉头发，而且他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办法可以从这里早日出去，为这两件事，他心情很不好，脑后的毛都直着，像一只豪猪。上课时他两眼圆睁、咬牙切齿，经常把铅笔一口咬断，然后就把半截铅笔像吃糖棍一样吃了下去，然后用手擦擦嘴角上的铅渣，把整个嘴都抹成黑色的了。一节课发他七支铅笔，他都吃个精光。小舅妈见他的样子，觉得有点■，就时时提醒他道：王犯，你的执照可不是我吊销的，这么盯着我干吗？我舅舅如梦方醒，站起来答道：对不起，管教。你很漂亮。我爱你。这后一句话是他顺嘴加上去的，此人一贯贫嘴聊舌，进了习艺所也改不了。我告诉小舅妈说：她是很漂亮。她说：是啊是啊。然后又笑起来：我漂亮，也轮不到他来说啊！后来她说，她虽然年轻，但已是老油子了。在习艺所里，学员说教员漂亮，肯定是没安好心。至于他说爱她，就是该打了。我没见过小舅妈亲手打过小舅，从他们俩的神情来看，大概是打过的。

　　小舅妈还说，在习艺所里，常有些无聊的学员对她贫嘴聊舌。听了那些话她就揍他们一顿。但是小舅和他们不同，他和她有缘分。缘分的证明是小舅的画，她看了那些画，感到叵测，然后就性欲勃发。此时我们一家三口：舅舅、外甥和舅妈都在碱滩上。小舅妈趴在一块塑料布上晒日光浴，我舅舅衣着整齐，睡在地上像一具死尸，两只眼睛盯着自己的鼻子。小舅妈的裸体很美，但我不敢看，怕小舅吃醋。小舅的样子很可怕，我想安慰他几句，但又不敢，怕小舅妈说我们串供。我把自己扯到这样的处境里，想一想就觉得稀奇。

　　小舅妈还说，她喜欢我舅舅的画。这些画习艺所里有一些，是李家口派出所转来的。搁在那里占地方，所里要把它丢进垃圾堆。小舅妈把它都要下来，放在宿舍里，到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小舅事发进碱场，小舅妈来押送，并非偶然。用句俗话来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小舅早就被小舅妈惦记上了。这是我的结论，小舅妈的结论有所不同。她说：我们是艺术之神阿波罗做媒。说到这里，她捻了小舅一把，问道：艺术之神是阿波罗吧？小舅应声答道：不知道是谁。嗓音低沉，听上去好像死掉的表哥又活过来了。

　　我常到碱场去，每次都要告诉小舅妈，我舅舅是爱她的。小舅妈听了以后，眼睛就会变成金黄色，应声说道：他爱我，这很好啊！而且还要狂笑不止。这就让我怀疑她是不是真的觉得很好。真觉得好不该像岔了气那样笑。换个女人，感觉好不好还无关紧要。小舅的小命根握在小舅妈手里，一定要让她感觉好。于是我就换了一种说法：假如小舅不是真爱你，你会觉得怎样？小舅妈就说：他不是真爱我？那也很好啊！然后又哈哈大笑。我听着像在狞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退两难，就该试试别的门道。

　　那次我去看小舅，带去了各种剪报——那个日本人把他的画运到巴黎去办画展，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画展叫做“2010——W2”，没有透露作者的身份，这也是轰动的原因之一。各报一致认为，这批画的视觉效果惊人，至于说是伟大的作品，这么说的人还很少。展览会入口处，摆了一幅状似疯驴的画，就是平衡器官健全的人假如连看五秒钟也会头晕；可巧有个观众有美尼尔综合征，看了以后，马上觉得天地向右旋转，与此同时，他向左倾倒，用千斤顶都支不住。后来只好给他看另一幅状似疯马的画，他又觉得天地在向左旋转，但倒站直了。然后他就向后转，回家去，整整三天只敢喝点冰水，一点东西也没吃。大厅正中有幅画，所有的人看了都感到“嗡”地一声，全身的血都往头上涌。不管男女老幼，大家的头发都会直立起来，要是梳板寸的男人倒也无碍，那些长发披肩的金发美女立时变得像戴尖顶帽的小丑。与此同时，观众眼睛上翻，三面露白，有位动脉硬化者立刻中了风。还有一幅画让人看了感觉五脏六腑往下坠，身材挺拔的小伙子都驼了背，疝气患者坠得裤裆里像有一个暖水袋。大家对这位叫做“W2”的作者有种种猜测，但有些宗教领袖已经判定他是渎神者，魔鬼的同谋，下了决杀令。他们杀了一些威廉、威廉姆斯、韦伯、威利斯，现在正杀世界卫生组织（WHO）里会画画的人，并杀得西点军校（West Point）改了名，但还没人想到要杀姓王的中国人。我们姓王的有一亿人，相当于一个大国，谅他们也得罪不起。我把这些剪报给小舅妈看，意在证明小舅是伟大的艺术家，让她好好地对待他。小舅妈就说：伟大！伟大！不伟大能犯在我手里吗？后来临走时，小舅抽冷子踢了我一脚。他用这种方式通知我：对小舅妈宣扬他的伟大之处，对他本人并无好处。这是他最后一次踢我，以后他就病殃殃的，踢不动了。

　　当在我沉迷于思索怎样救小舅时，他在碱场里日渐憔悴，而且变得尖嘴猴腮。小舅妈也很焦急，让我从城里带些罐头来，特别指定要五公斤装的午餐肉，我用塑料网兜盛住挂在脖子上，一边一个，样子很傻。坐在去碱场的交通车里，有人说我是猪八戒挎腰刀，邋遢兵一个。这种罐头是餐馆里用的，切成小片来配冷盘，如果大块吃，因为很油腻，就难以下咽。小舅妈在帐篷里开罐头时，小舅躺在一边，开始干呕。然后她舀起一块来，塞到小舅嘴里，立刻把勺子扔掉，一手按住小舅的嘴，另一手掐着他的脖子，盯住了他的眼睛说：一、二、三！往下咽！塞完了小舅，小舅妈满头大汗，一面擦手，一面对我说：小子，去打听一下，哪儿有卖填鸭子的机器。此时小舅嘴唇都被捏肿，和鸭子真的很像了。

　　在碱场里吃得不好，心情又郁闷，小舅患上了阳痿症。不过小舅妈自有她的办法。我舅舅的这些逸事是他自己羞羞答答地讲出来的，但小舅妈也有很多补充：在碱滩上躺着时，他的那话儿软塌塌地倒着，像个蒸熟的小芋头。你必须对它喊一声：立正！它才会立起来，像草原上的旱獭，伸头向四下张望。当然，你是不会喊的，除非你是小舅妈。这东西很听指挥，不但能听懂立正、稍息，还能向左右转、齐步走等等。在响应口令方面，我舅舅是有毛病的，他左右不分，叫他向左转，他准转到右面；齐步走时会拉顺。而这些毛病它一样都没有。小舅妈讲起这件事就笑，说它比我舅舅智商高。假如我舅舅IQ50，它就有150，是我舅舅的三倍。作为一个生殖器，这个数字实属难能可贵。小舅妈教它数学，但它还没学会，到现在为止，只知道听到一加一点两下头，但小舅妈对它的数学才能很有信心。她决心教会它微积分。这门学问她一直在教小舅，但他没有学会。她还详细地描写了立正令下后，那东西怎样蹒跚起身，从一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颜色从灰暗变到赤红发亮，像个美国出产的苹果。她说，作为一个女人，看到这个景象就会觉得触目惊心。但我以为男人看到这种景象也会触目惊心。

　　小舅妈还说：到底是艺术家，连家伙都与众不同——别的男人肯定没有这种本领。我舅舅听到这里就会面红耳赤，说道：报告管教！请不要羞辱我！士可杀不可辱！而小舅妈却耸耸肩，轻描淡写地说：别瞎扯！我杀你干吗？来，亲一下。此后小舅只好收起他的满腔怒火，去吻小舅妈。吻完以后，他就把自己受羞辱的事忘了。照我看来，小舅不再有往日的锐气，变得有点二皮脸，起码在舅妈面前是这样的。据说，假如小舅妈对舅舅大喝一声立正！我舅舅总要傻呵呵地问：谁立正？小舅妈说：稍息！我舅舅也要问谁稍息。在帐篷里，小舅妈会低声说道：同志，你走错了路……我舅舅就会一愣，反问道：是说我吗？我犯什么错误了吗？小舅妈就骂道，人说话，狗搭茬！有时候她和我舅舅说话，他又不理，需要在脸上拍一把才有反应：对不起，管教！不知道你在和我说话。讨厌的是，我舅舅和他的那个东西都叫做王二。小舅妈也觉得有点混乱，就说：你们两个简直是要气死我。久而久之，我舅舅也不知自己是几个了。

　　我舅舅和小舅妈在碱场里陷入了僵局，当时我以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小舅妈不懂得艺术，所以她就知道拿艺术家寻开心。假如我懂得什么是艺术，能用三言两语对她解释清楚，她就会把小舅放出来。但我没有这个能耐。所以小舅也出不来。

　　刚上大学时，我老在想什么是艺术的真谛，想着想着就忘了东西南北，所以就有人看到我在操场上绕圈子，他在一边给我数圈数，数着数着就乱了，只好走开；想着想着，我又忘掉了日出日落，所以就有人看到我在半夜里坐在房顶上抽烟，把烟蒂一个一个地往下扔；这件事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我有恐高症。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女孩子爱上了我，还说我像维特根斯坦，但我总说：维特根斯坦算什么。听了这话，她们就更爱我了。但我忙于解开这个难题，一个女孩都没爱上，听任她们一个个从我身边飞走了，现在想起来未免后悔，因为在她们中间，有一些人很聪明，有一些人很漂亮；还有一些既聪明，又漂亮，那就更为难得。所谓艺术的真谛，就是人为什么要画画、写诗、写小说。我想做艺术家，所以就要把这件事先想想清楚。不幸的是，到了今天我也没有想清楚。

　　现在我还在怀念上大学一年级的时期，那时候我写着一篇物理论文；还在准备投考历史系的研究生；时时去看望我舅舅；不断思辨艺术的真谛；参加京城里所有新潮思想的讨论会；还忙里偷闲，去追求生物系一个皮肤白皙的姑娘。盛夏时节，她把长发束成了马尾辫，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一条有纵条纹的裙裤，脖子和耳后总有一些细碎的汗珠。我在校园里遇上她，就邀她到松树林里去坐。等到她在干松针上细心地铺好手绢，坐在上面，脱下脚上的皮凉鞋，再把脚上穿的短丝袜脱下来放在两边时，我已经开始心不在焉，需要提醒，才能开始在她领口上的皮肤上寻找那种酸酸的汗味。据说，我的鼻子冬暖夏凉，很是可爱；所以她也不反对撩起马尾辫，让我嗅嗅项后发际的软发。从这个方向嗅起来，这个女孩整个就像一块乳酪。可惜的是，我经常想起还有别的事情要干，就匆匆收起鼻子来走了。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她乳下嗅到一股沉甸甸的半球形的味道，还没来得及仔细分辨，忽然想起要赶去看我舅舅的交通车；就这样走掉了。等下次见到她时，她露出一副要哭的样子，用手里端着的东西泼了我一脸。那些东西是半份炒蒜苗、半份烩豆腐，还有二两米饭。蒜苗的火候太过，变得软塌塌的。豆腐里放了变质的五香粉，有点发苦。至于米饭，是在不锈钢的托盘里蒸成，然后再切成四方块。我最反对这样来做米饭。经过这件事以后，我认为她的脾气太坏，还有别的缺点，从此以后不再想念她了；只是偶尔想到：她可能还在想念我。

　　在碱滩上，我想营救小舅时，忽然想到，艺术的真谛就是叵测。不过这个答案和没有差不多。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叵测”，假如有人知道，它就不是叵测。

　　我舅舅陷在碱场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擅长爱情。假如他长于此道，就能让小舅妈把他放出来。在我看来，爱情似乎是种竞技体育；有人在十秒钟里能跑一百米，有人需要二十秒钟才能跑完一百米。和小舅同时进习艺所的人，有人已经出来了，挎着习艺所的前教员逛大街；看来是比小舅长于此道。竞技体育的诀窍在于练习。我开始练习这件事，不是为了救我舅舅，而是为了将来救我自己。

　　最近，我在同学聚会时遇到一个女人，她说她记得我，并对这些记忆做了一番诗意的描绘。首先，她记得世纪初那些风，风里夹杂着很多的黄土。在这些黄土的下面，树叶就分外的绿。在黄土和绿叶之间，有一个男孩子，裹在一身灰土色的灯芯绒里，病病歪歪地穿过了操场——此人大概就是我罢——在大学期间我没生过病，不知她为什么要说我病歪歪。但由她所述的情形来看，那就是在我去碱场之前的事。

　　这个女人是我们的同行，现在住在海外；闻起来就如开了瓶的冰醋酸，简直是颗酸味的炸弹。在她诗意的回忆里，那些黄沙漫天的日子里，最值得记忆的是那些青翠欲滴的绿叶；这些叶子是性的象征。然后她又说到一间小屋子，一个窗户。这个窗户和一个表达式联系在一起——这个表达式是2×2，说明这窗户上有四片玻璃，而且是正方形的——被一块有黑红两色图案的布罩住，风把这块印花布鼓成了一块大气包。气包的下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窄床；上面铺了一条蓝色蜡染布的单子。她自己裸体躺在那张单子上，竭力伸展身躯，换言之，让头部和脚尖的距离尽可能地远；于是腹部就深凹下去，与床单齐。这时候，在她的腿上，闪着灰色的光泽。在这个怪诞的景象中，充满了一种气味，带有碱性的腥味；换言之，新鲜精液的气味，假如说这股气味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实在感到意外。但那间房子就是我上大二时的宿舍，里面只住了我一个人。至于说我在里面干了什么，我一点都记不得。

　　这个女人涂了很重的眼晕，把头发染成了龌龊的黄色，现在大概有三百磅。要把她和我过去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孩联系起来，很是困难。然而人家既知道我的房间，又知道我的气味，对这件事我也不能否认。她还说，当时我一声不响，脸皮紧绷，好像心事重重——忽然间精液狂喷，热烘烘的好像尿了一样。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心不在焉的尿炕者，她一直在想念我。但我不记得自己是这样的爱尿炕；而且，如果说这就是爱情，我一定要予以否认。

　　在学校里，有一阵子我像疯了一样地选课，一学期选了二十门。这么多课听不过来，我请同学带台对讲机去，自己坐在宿舍里，用不同的耳机监听。我那间房子里像电话交换台一样，而我自己脸色青里透白。系里的老师怀疑我吸海洛因，抓我去验血。等到知道了我没有毒瘾后，就劝诫我说：何必急着毕业？重要的是做个好学生。但我忙着到处去考试，然后又忙着到处去补考。补到最后一门医用拉丁文，教授看我像个死人，连问都没问，就放我Pass了。然后我就一头栽倒，进了校医院。我之所以这样的疯狂，是因为一想到小舅的处境，就如有百爪挠心，方寸大乱。

　　在寒假里，我听说化学系有个女生修了二十一门课，比我还要多一门。我因此爱上了她，每天在女生宿舍门口等她，手里拿了一束花。这是一个小四眼，眼镜的度数极深，在镜片后面，眼睛极大，并且盘旋着两条阿基米德螺线。她脸色苍白，身材瘦小，双手像鸟爪子，还有点驼背。后来才发现，她的乳房紧贴着胸壁，只是一对乳头而已，而且好像还没有我的大；肩膀和我十三岁时一样单薄。总而言之，肚脐以上和膝盖以下，她完全是个男孩子，对男女之间的事有种学究式的兴趣，总问：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告诉她说：我爱她，这辈子再也不想爱别人。她扶扶眼镜说：为什么你要爱我？为什么这辈子不想爱别人？我无言以对，就提议做爱来证明这一点。但正如她事后所说，做爱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我真的爱她，就该是无缘无故的。但无缘无故的事总让人怀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不管谁说爱她都可疑。经她这样一说，我觉得自己并不爱她。她听了扶扶眼镜说：为什么你又不爱我了呢？我听了又不假思索地马上又爱上了她。我和她的感情就这样拉起锯来。又过了一个学期，她猛然开始发育，还配了隐形眼镜，就此变成个亭亭玉立的美女，而且变得极傻。此时她有不少追求者，我对她也没了兴趣。

　　六

　　那一回和小舅、小舅妈在碱滩上晒太阳，直到天色向晚。天色向晚时，小舅妈站起身来，往四下看看。夕阳照在她的身体上，红白两色，她好像一个女神。如果详加描写，应该说到，她的肩头像镜子一样反光，胸前留下了乳房的阴影。在平坦的小腹上，有一蓬毛，像个松鼠尾巴——我怀疑身为外甥这样描写舅妈是不对的——然后她弓下身来穿裤子，我也该回学校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小舅妈的裸体，以后再也没机会。早知如此，当初真该好好看看。

　　说过了小舅妈，就该说到小舅。小舅的案子后来平了反，法院宣布他无罪，习艺所宣布他是个好学员。油画协会恢复他的会员资格，重新发给他执照，还想选他当美协的理事。谁知小舅不去领执照，也不想入油协。于是有关部门决定以给脸不要脸的罪名开除小舅，吊销他的画家执照。但是小舅妈不同意他们这样干，要和他们打官司，理由是小舅既然没有重入美协，也没有去领执照，如何谈得上开除和吊销。但是小舅妈败诉了。法院判决说，油画协会作为美术界的权力机关，可以开除一切人的会员资格，也可以吊销一切人的画家执照，不管他是不是会员，是不是画家。判决以后，美协开会，郑重开除了小舅妈。从此之后，她写字还可以，画画就犯法了。现在小舅没有执照，小舅妈也没有照。但是小舅继续作画，卖给那个日本人。但是价钱比以前低了不少。日本人说，现在世界经济不够景气，画不好脱手。其实这是一句假话。真话是小舅名声不如以前——他有点过气了。

　　说过了我舅舅以后，也就该说到买我舅舅画的日本人——此人老了很多，长了一嘴白胡子碴——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他会大模大样地从人行横道上走过来，拉开车门说：王样，画！就把画取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大舅叫王大，我小舅叫王二。我妈那么厉害，我自己想不姓王也不行。这些画是我舅舅放在我这里的。假如红灯时间长，他还要和我聊几句，他说他想念我舅舅，很想见到他。我骗他说，我舅舅出家当了尼姑，要守清规，不能出来，你不要想他了；他纠正我说：和尚，你是说，和尚！然后替我关上车门，朝我鞠上一躬，就走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在撒谎。假如他和我舅舅没有联系，能找到我吗？反过来说，我也知道那个日本人在说谎。我们大家都在说谎，谁都不信任谁。

　　有人说，这个日本人其实是个巴西人，巴西那地方日裔很多。他有个黑人老婆，像墨一样黑，有一次带到中国来，穿着绿旗袍和他在街上遛弯，就在这时发生了误会，人家把她当小舅逮去了。在派出所里，他们拿毛巾蘸了水、汽油、丙酮，使劲地擦，没有擦下黑油彩，倒把血擦出来了。等到巴西使馆的人闻讯赶来时，派出所换了一个牌子，改成了保育站，所有的警察都穿上了白大褂，假装在给黑女人洗脸。那女人身高1米98，像根电线杆，说是走失的小孩子勉强了一点。那日本人又有个白人情妇，像雪一样白。有一次和他在街上走，又发生了误会。人家把她逮进去，第一句话就问：好啊，王二，装得倒像！用多少漂白粉漂的？然后就去捏她的鼻子，看是不是石膏贴的，捏得人家泪下如雨；并且乱拔她的头发，怀疑这是个头套，一头金发很快就像马蜂窝一样了。等到使馆的人赶来，那派出所又换了一块牌子，“美容院”。但把鼻子捏得像酒渣鼻、把头发揪成水雷来美容，也有点怪。后来所有的外国女人和这日本人一起上街前，都在身上挂个牌子，上书“我不是王二”。

　　还有一天他们逮住了我，一把揪住我的领带，把我拽得离了地，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王二！你居然连装都不装了！我很沉着地说道：大叔啊，你搞错了。我不是王二。我是王二的外甥。他愣住，把我放下地来，先是啐了一口，啐在我的皮鞋上；想了一会儿，又给我整整领带，擦擦皮鞋，朝我敬了一个礼，然后假装走开了。其实他没有走开，而是偷偷地跟着我，每隔十几分钟就猛冲到我面前，号我的脉搏，看我慌不慌。我始终不慌，他也没敢再揪我。幸亏他没把我揪到派出所，假如揪了去，我们单位的人来找时，他们又得换块牌子：柔道馆。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舅舅还在偷偷卖画，很想把他逮住，但总也逮不到他。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揪我时，我感到很兴奋，甚至勃起了。这说明我有小舅的特征。我是有艺术家的天赋，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了。

　　现在我提到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了。小时候我的志向是要当艺术家，等到看过小舅的遭遇之后，我就变了主意，开始尝试别的选择，其中包括看守公厕。我看守的那座公厕是个墨绿色的建筑，看上去是琉璃砖砌的，实际上是水泥铸造的，表面上贴了一层不干胶的贴面纸，来混充琉璃。下一场大雨它就会片片剥落，像一只得了皮肤病的乌龟。房子里面有很多窄长的镜子，朝镜子里看时，感觉好像是在笼子里。房间里有一股苦杏仁味，那是一种消毒水。我在门口分发手纸，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消防水龙冲洗一次里面，把坐在马桶上的人冲得像落汤鸡。还有一件事我总不会忘记，就是索要小费，如果顾客忘了给，我就揪住他衣服不放，连他的衣兜都扯掉。闹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没人敢再不给小费。因为工作过于积极，我很快就被开除掉。

　　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火车站门前摆摊，修手表、打火机。像所有的修表摊一样，我的那个摊子是座玻璃匣子，可以推着走，因为温室效应，坐在里面很热，汗出得很多，然后就想喝水。经我修过的手表就不能看时间，只能用来点烟；我修过的打火机倒有报时的功能，但又打不着火了，顾客对我不大满意。还有一段时间我戴着黑眼镜，假装是瞎子，在街上卖唱。但很少有人施舍。作为一个瞎子，我的衣服还不够脏。他们还说我唱得太难听，可以催小孩子的尿。后来我又当过看小孩子的保姆，唱歌给小孩子听，他们听了反而尿不出；见到雇主回家，就说：妈妈，叔叔唱！然后放声大哭。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拖延了很多时间，来逃避我的命运。

　　我终于长大了，在写作部里工作；我舅舅也从碱场出来了，和小舅妈结了婚。他还当他的画家。小舅妈倒是改了行，在一家大公司里当公关秘书。这说明我舅舅除了画画，我除了会信口胡编，都别无所长，小舅妈倒是多才多艺。有时候她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我舅舅的坏话。说他就知道神秘兮兮捣鬼，江郎才尽，再也画不出令人头晕的画了；还说他身体的那一部分功能还是老样子，她每天要给它发号令，还要假装很喜欢的样子，真是烦死了。这些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她嫁给小舅嫁亏了。但是每次通话结束时，她总要加上一句，这些话不准告诉你舅舅。只要你敢透半句口风，我就杀掉你！至于我，每天都在写小说。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我一手促成的。那一天我从碱场回来，心情烦闷，就去捣鼓电脑，想从交互网上找个游戏来玩。找来找去，没找到游戏，倒找到一份电子杂志，《今日物理》。我虽是物理系的学生，但绝不看物理方面的文献——教科书例外。那天又找到了一个例外，就是那本杂志。它的通栏标题是：谁是达利以后最伟大的画家——W2还是486？W2是我舅舅的化名，486是上世纪末一种个人电脑，已经完全过时，一块钱能买五六台。那篇文章还有张插图，上面有台486微机，屏幕上显示着我舅舅那幅让人犯疝气的画。当然，它已是画中画，看上去就不犯疝气，只使人有点想屙屎。等你把这篇文章看完，连屎都不想屙。它提到上个世纪末开始，有人开始研究从无序到有序的物理过程，这种东西又叫做“混沌”，用计算机模拟出来，显示在屏幕上很好看。其中最有名的是曼德勃罗集，放大了像海马尾巴，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顺便说一句，曼德勃罗集不会使人头晕，和小舅的画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是该文作者发明了一种名为依呀阿拉的算法，用老掉牙的486作图，让人看了以后晕得更加厉害。简单地说，用一行公式加上比一盒火柴还便宜的破烂电脑，就能作出小舅的画。任何人知道了这件事，看小舅的画就不会头晕，也不会犯疝气。很显然，小舅妈知道了这件事后再看小舅的画，也不会性欲勃发。这篇文章使我对小舅、小舅妈、艺术、爱情，还有整个世界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叫“掰开屁眼放屁，没了劲了”。假如我不到交互网上找游戏，一切就会是老样子，小舅照样是那么叵测，小舅妈还对他着迷。我也老大不小的啦，怎么还玩游戏呢？

　　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犹豫了好久，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它打印了一百份，附上一封要求给小舅平反的信，寄往一切有关部门——不管怎么说，我舅舅在受苦，我不能不救他呀。有关部门马上作出了反应：小舅不是居心叵测，他画的是依呀阿拉集嘛，关他干吗——放出来吧。有了这句话，我就驰往碱场，把一切都告诉小舅和小舅妈。小舅妈听了长叹一声，说道：原来是这样！对不起，王犯，让你吃了不少苦。回所给你要点补助吧。你也不用犟着说你爱我了。小舅听了我的话，变得像个死人，瘫软在地上。听到小舅妈最后一句话，他倒来了精神，从地上爬起来说：报告管教！我真的爱你！我从来没想利用你！等等。小舅妈听了，眼睛变成金黄色，对我狞笑着说：你听到了吧？咱俩快把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揍上一顿！但还没等动手，她又变了主意，长叹一声道：算了。别打了。看来他是真的爱上我了。这似乎是说，假如小舅继续叵测，他就不可能真正爱上小舅妈，为此要狠狠地揍他，但和他做爱也非常的过瘾；假如他不再叵测，就可以爱上小舅妈，此后就不能打他，但和他做爱也是很烦人的了。小舅妈和小舅从碱场出去，结婚、过日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

　　选自《花城》1989年第4期

　　原刊责编 文 能

　　本刊责编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