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昌历史的了解停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只因在有据可依的文献里，西昌模糊的样貌最早出现在汉代，那时它叫“邛都”，因境域内活动着一支叫作“邛人”的强大部落而得名。此后千年，从“越嶲（xī）郡”到“建昌府”，再从“建昌路”到“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每一次名称的变更不单单意味着政权的交替，也体现着一个时代对这片土地的认知与寄望。

　　而“西昌”之名的第一次出现，须从近三百年前说起。

　　一、来自西南的几封奏折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帝眉头紧锁，川陕总督岳钟琪上疏：

　　“建昌旧设通判，应行裁去，改置一府，设知府一员，经历一员，裁建昌卫、及左中前三所、礼州守御所、改置一县。其宁番、盐井二卫、俱行裁去。改置二县。各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会川卫、改并会理州。移会川营千总带兵一百名。分防州属之会理、苦竹、者保、三寨。以上一州三县、俱隶新设之府管辖。”

　　奏折中还写道：“建昌为边境重地，请于越嶲所属之柏香坪添。设守备、千总、把总各一员，驻兵三百名……再拨建昌镇标中营守备一员。带兵八十名。移驻建昌东之木托。拨建昌镇标右营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带兵二百五十名。移驻建昌西北之热水，各与该地之原设弁兵，协同防守。”

　　这是三年来，有关越嶲、建昌一带的第八封奏折。在先后处理了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川陕事宜》，四川巡抚憲德《题报建昌设防疏》，川陕总督岳钟琪《题凉山普雄安设营汎疏》《题剿抚冕山金格疏》《题平定喇汝窝疏略》《题平阿驴疏》《奏川省苗疆善后事宜》，四川提督黄廷桂《雷波、建昌、宁番、阿都等处善后事宜》之后，雍正帝决定在今天的凉山裁并卫所，设立州县。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雍正六年戊申二月壬午朔，兵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川省苗疆善后事宜>……均应如所请，从之。寻定建昌新设府曰宁远，建昌新设县曰西昌，宁番新设县曰冕宁，盐井新设县曰盐源。”

　　至此，“西昌”二字正式载入了史册。

　　二、雍正帝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是明朝的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朱元璋借鉴隋唐的府兵制所创立，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它曾最大限度地践行了朱元璋“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构想，但推行至后期逐渐“民化”，亦出现了种种问题。

　　清初，统治者继承明制，卫所制度也被保留下来。顺治初年开始对明代卫所制度进行改造和调整，此后历代统治者对行政区划内的卫所进行大力裁并，改制府、厅、州、县。至宣统末年，共有817个卫所被裁并，贯穿清朝始终。这些被裁并的卫所主要分布于西南、西北两个区域，在七种改制类型中，改卫为县的数量最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卫所裁并的高峰期。顺治年间可供裁并的卫所数量众多，经历了先合并再裁撤的过程;康熙年间除裁撤外，还出现了改卫为县和设置新卫的举措，加之康熙以怜惜百姓著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之后便不再撤并。此二朝撤并的卫所已占据整个清朝的大半。

　　至雍正帝时，卫所总量已剩不多，且大部分处于边地，情况较为复杂。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雍正朝结束，被裁并的卫所共计135个，其中四川境内12个。数量上虽只占康熙年间的一半，但雍正年间是卫所改制府、厅、州、县的高峰，同时因为一些现实原因也有增置新的卫所。

　　仅从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关于卫所裁并的奏折来看，既有考虑地方安定而保留卫所的建议，如保留威茂二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也有出于便民考虑，将裁汰卫所纳入附近州县管理，如将岷州卫（今甘肃岷县）转归附近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与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县）管理。同时，他建议将建昌卫（今四川西昌）纳入裁改范围，并增强建昌一带的军防力量。岳钟琪长期在云贵、川康、甘青边疆生活和驻守，对边远地区深有了解。此前，四川巡抚宪德也曾多次上疏，请求修改四川省的府、州、县行政建制，并指出川内众多民间争讼均源于土地界限不明，奏请清丈田地、平息纠纷。雍正帝询问镇守西南多年的岳钟琪，查明情况属实后，对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境内诸州县的田地进行了清丈。

　　对于西南边地来说，集生产、戍守和行政管理于一体的卫所更能稳固统治，既可以守卫边疆、招抚流民，又可以开垦荒芜、屯田生产，正因军事上的合理性，这种前朝遗制才会在清初被保留沿用，也会在雍正、乾隆时期出现在边疆地区新设卫所的“逆流而行”。但在卫所制度发展过程出现的卫所官侵占田地、私役军士，役卒劳苦、逃兵日增，兵权下放、难以掌控，战力衰退、职能减弱等问题，也令统治者思考再三。在历经一系列改革与调整后，清廷决定废除这一旧制。

　　然而，卫所裁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遇到很多阻力，尤其雍正年间的西南地区，因受“改土归流”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时间跨度亦较大。最终，在填补完一段时期清廷管理的真空，并且建立了府、厅、州、县此类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后，新旧卫所逐一被裁并。

　　三、数度变更的古今地名

　　在西昌得名“西昌”之前，这片土地还承载过多支民族的生息，多种文化的融合。从新石器至先秦，它的名字我们难以确知，仅从考古发现中回溯到诸多零散的过往。

　　至西汉中，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首次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是从地理与民俗上，对这片土地的第一次文字描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恢复郡县制，在今天的凉山一带设置越嶲郡，下辖十五个县，郡治“邛都县”。西昌正式纳入王朝的版图，也有了“官方”的命名。

　　此后蜀汉、两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封建王朝更迭频繁，凉山地区的沿革也十分繁复。除去部分不可考的时期外，西昌的建置未有大的变化，也均被历代王朝视为深入西南的基地。

　　唐初改“越嶲郡”为“嶲州”，并在境内设置了许多羁縻州，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这些羁縻州的具体位置难以确定，但绝大多数分布在今天的凉山、西昌一带。唐代中期，随着南诏势力的崛起，控制了大渡河以南与金沙江下游地区，南诏政权在西昌设置“建昌府”，大理政权沿用，直至宋、元两朝仍未改变，仅仅是由“建昌府”更名成为“建昌路”。

　　明初实行卫所制度，在凉山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领五卫、八所、五长官司，西昌为“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清代《西昌县志》记载，“明洪武……建四门，东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宁远、北曰‘建平”，沿城门左右修筑了十米高的城墙，以御外敌、以固统治。

　　清雍正年间改“建昌卫”为“宁远府”，以会理来属，并置西昌、冕宁、盐源三县，越嶲一厅以隶之。民国元年，裁西昌县并入宁远府，旋又裁府复置西昌县。

　　1950年西昌解放，隶属于西康省西昌专区。1955年撤西康省建制，西昌改隶四川省西昌专区。1978年撤西昌地区建制，西昌县改属凉山州，州府由昭觉迁驻西昌。1979年国务院批准设置西昌市，西昌市、县并存。1986年撤西昌县建制，合并为西昌市，直至今日。

　　地名，这一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历史的载体，也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信息。作为安宁河谷中游的平原地带，西昌以肥沃的土地、富庶的资源孕育了一方乐土;作为“南丝路”上的重要门户，西昌以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融合出一方文明。在西昌建城的两千余年里，虽经历沧桑，却依旧在安宁与昌盛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一次又一次地名的变迁，记录下了那些永恒的时刻，纵然相距久远，但最终成为我们寻根溯源的一份索引，洞悉过往的一束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