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阶

　　1966年5月11日，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我，跟往常一样，放学后打满一背篓猪草回到家中，等着父亲母亲从生产队收工回家。

　　天边没有往日绚烂的晚霞，乌云罩住了茫茫青山，狂风吹得栗树叶子翻白。

　　天还没黑定时，下起了大雨。

　　我們一家人坐在灶屋里吃饭，风从门缝挤进来，一次又一次吹灭了没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我一次又一次从灶膛里拿起一根没有燃尽的树枝把油灯点燃，在油灯火苗的摆动跳跃中，我们草草吃完了晚饭。

　　待我入睡时，雨已经变小，屋檐水滴在阶沿石上的响声已经不如先前那样响亮。这个雨夜，对于我，不过是平常的一个雨夜，跟以前的雨夜一样，我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进入了梦乡。

　　而在大吉岭公社卫生所里，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

　　医生宿舍离办公室不近也不远，电话铃声能勉强听得见，隐隐约约的电话铃声不管有没有人听见，一直响个不停。

　　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气温连续上升，难得今天下了一场雨，随着雨水淋湿热土蒸发出来的土腥气慢慢变淡慢慢消失以后，气温一下子凉爽下来，住在卫生所的医生们都睡得很沉，几乎都没有听到电话铃声。

　　有一个人听到了，因为他一直没有睡着，这个人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覃祥官。

　　覃祥官是去年从县中医培训班结业后被安排到乐园公社卫生所上班的，这一年来，他几乎没有停过脚步，全公社6个大队，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4000多人口，只有一个卫生所，医护人员不到十个人，医生跑断腿子也忙不过来，覃祥官几乎是天不亮就出门，不到半夜回不了卫生所，这一年来，他用坏了三个手电筒，耗去了30多对电池。

　　忙，他不怕，他有使不完的力气。但就是日夜不睡，也有些病人顾不过来。那时，一个大队只有一部电话，平时都锁在大队部里。农民生病了，要遣家里人走几十里路到卫生所接医生，接到了医生，又要走几十里路来到病人家，来回一耽误就是大半天的光阴，更多的情况是医生都出诊了，接医生的人只能赶到医生出诊的病人家里把医生接到自己家里。覃祥官就有好多次是被从病人家中直接接走的，有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他哪顾得上吃饭，背起药箱就走，经常半夜回到卫生所煮几个连皮洋芋就着一碟泡菜算作这一天的中饭。

　　这还不说，好多病人请到医生开了处方，却抓不起药，覃祥官不知为病人垫了多少药费，还有的给他山货土产充抵药费，他经常回到卫生所时手里总是拎着一个布袋子，有时装着鸡蛋，有时装着洋芋粉，有时竟然还装着没有晒干的麦冬和半夏，鸡蛋洋芋粉他卖到了供销社，麦冬半夏晒干了送给了卫生所的药房。

　　覃祥官家住杜家村大队的竹园荒四队，原来在大队当会计，因为一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学医。和他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同族的兄弟，患急性阑尾炎，开始以为是一般的肚子疼，喝了些散气的细辛末，没想到疼得越来越厉害，才想到去找医生，本来竹园荒离公社卫生所不远，可是医生都出诊了，第二天才找来医生，已经发展为腹膜炎，人已经不行了……经过了这件事，覃祥官下决心学医，先后拜了几个师傅，已经掌握了不少医治一般疾病的方法，不久，公社推荐他到县中医培训班学习一年，他高高兴兴去了，学得很认真，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

　　从培训班回来，除了夜以继日地为农民诊病，他老是思考怎样方便农民看病，怎样让农民看得起病？所以尽管辛苦，覃祥官却总是睡不着，许多夜晚，木窗上的丝绵纸已经融进了熹微的白光，他还没有入睡，于是，干脆起床洗漱，一早又要出诊。东方还只有一线鱼肚白，树林里小鸟的歌唱才刚刚开始，覃祥官就踏着小路出发了，他一边走还在思索农民看病吃药的问题，他的解放鞋被露水湿透，泥土和草屑沾满鞋帮，他没有心思去打理。

　　1966年的乐园公社，也许是过于偏远，也许是农耕文化中关于善恶理念日复一日地浸润，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相对比较平和，尤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卫生所依然按照它固有的秩序正常运转。

　　5月11日的夜晚，覃祥官是冒雨回到卫生所的，这一晚，他没有吃连皮洋芋，今天又有20个充抵药费的鸡蛋，病人已经把药抓走了，他明天去药房付药费，这回的鸡蛋他不准备卖了，决意留下来自己吃掉，所以他煮了一碗面条外加两个荷包蛋，那算得上是美味了。

　　吃完晚餐，泡了一杯前几天他父亲为他煸的新茶，突然想起父亲，想起老伴，原来在大队当会计，田里的农活以他为主，现在，都留给了他们。父亲年纪不小了，在生产队月月三十个工，还要喂牛养羊，老伴除了在生产队按时出工之外，还要喂猪做饭，招呼两个女儿上学。本来卫生所的医生也可以平时住在自己家里，轮流在卫生所值守，他老怕夜里来找医生的病人多，医生少了忙不过来，他就很少回家住。

　　几乎半夜了，雨还在下，卫生所门口石桥河里哗啦哗啦的水声越来越响。

　　覃祥官上床睡觉，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近一段日子，只要他一上床，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总是如约而至，有时他也想暂时不去想它，但总是挥之不去，在哗哗的水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他的思绪沉入到脑海深处，他似乎看见了一丝光亮，看到了叶茂花繁的树枝伸进了门缝，看到了云霞霓裳从远处飘然而至……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听到了电话铃声从哗哗的水声中传了过来，他连忙披衣起床，摸出手电筒往卫生所办公室跑去。

　　电话是杜家村大队的覃祥成书记打过来的，这是他的老领导，也是他的族兄。电话中说，松树包一个病人发高烧说胡话，怕夜里找医生来回耽误时间，已经有四五个人抬着往卫生所赶来了，他不晓得卫生所有没有值班的医生，所以打电话，没想到不但有医生，还是覃祥官接的电话，他说，他放心了，放心了。

　　覃祥官叫醒了没有回家的医生、护士、药剂员，等待着病人的到来。

　　不一会儿，病人来了，他身上盖着蓑衣、斗笠，而抬他的人全身湿透，医生们一边为病人听诊、把脉、开药、输液，一边生了一盆大火让抬病人的人烤衣服。

　　一阵忙碌之后，覃祥官全无睡意，坐在房间继续他的思考，竟然接通了他原来的思绪，他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社，农民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摆脱了奸商的剥削……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疾病做斗争呢？

　　他真想为他的这个想法欢呼，真想为这个想法哼唱一个五句子山歌，往窗外一看，还是一片夜幕，他只能暗自高兴。

　　1966年5月11日的这个雨夜，注定成为一个不平常的雨夜。

　　几天以后，覃祥官回到杜家村大队，找到覃祥成书记，他说要在杜家村大隊成立合作医疗卫生室，方便农民就近看病，他还说自己要辞掉卫生所拿工资的工作来卫生室当一名拿工分的赤脚医生，他还说，要创办一种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交1元钱，再从公积金中每人每年拿出5毛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以后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大病按比例报销……覃祥成望着这位过去大队的会计，望着这位憨厚老实的族弟，握着他的手不放，“这法子好，解决了农民看病吃药的大事，功德无量啊！”

　　覃祥官从大吉岭回到了杜家村，从石桥河畔回到了瓮桥河边。

　　在党支部的支持下，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纯朴的乡亲们，对覃祥官放弃“铁饭碗”回来创办村合作医疗卫生室的事，非常感动，更是鼎力相助。8组妇女谢国翠是个热心肠的人，她第一个将积攒了多年的50多块钱捐给了村卫生室。从部队转业的黄家春，将他在东北买的几棵人参也捐给了卫生室。

　　受到在卫生所别人给他麦冬半夏充抵药费的启发，覃祥官提出了“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针，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队”的好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不久，合作医疗在乐园公社推广，乡党委还向上级做了专题汇报。

　　1968年，关于乐园合作医疗的专题报告经有关部门上报给了毛主席，希望加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刊发，毛主席批示：此件照办。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称赞共产党员、杜家村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紧接着，全国95%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杜家村大队参观学习，共计达5万多人次。

　　覃祥官出名了，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当选为长阳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成为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还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菲律宾召开的太平洋西片卫生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从菲律宾回国，湖北省委一纸调令，调任他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并要求他将家人户口一并转到武汉，他却一人到了武汉，非但没有转家人的户口，他自己的身份依然是杜家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他成了拿工分的副厅长。

　　在省卫生厅，他挂念的是杜家村卫生室，是农民看病吃药的事，是村里的那些药园，他一次又一次想起1966年5月11日的那个雨夜，想到4个人冒雨抬着病人到卫生所治病的情景。武汉不属于他，城市不属于他，他的心在乐园，在杜家村，于是他以送药种为由，回到杜家村卫生室竟一去不返……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认为合作医疗是“左”的产物，一夜之间，合作医疗烟消云散，炙手可热的覃祥官一度遭受冷落。

　　对个人的遭遇覃祥官看得很淡，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初衷，他担心的是以后农民看病吃药的事。

　　他不止一次想到那个雨夜，想到石桥河的水声，想到照亮他的思维的那缕缕霞光。

　　没过两年，农民看病吃药的问题再次摆到了政府面前，人们这才又想起了鄂西南偏远乡村乐园，想到了覃祥官，想到解决农民看病吃药的最好办法还是合作医疗。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见》，在原来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实施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把长阳作为首批试点，同年1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专门到长阳调研新农合，对长阳的新农合试点高度肯定。

　　这一天，正是《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发表35周年，覃祥官在乐园老家看到吴仪副总理在长阳调研新农合的电视报道，那份欣喜真是难以言表，禁不住泪湿衣衫。

　　他再一次想起了那个雨夜。

　　通往乐园的公路上再一次涌来了各路媒体的记者，覃祥官的名字不断在报刊出现，《半月谈》的一篇长篇通讯把覃祥官称为“合作医疗之父”。很多老领导老朋友到竹园荒他的老家来看望他。

　　1966年5月11日的那个雨夜，笔者还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覃祥官构思出合作医疗宏图大略的时候，我的梦做得正香，我梦见抓了很多泥鳅，花椒、大蒜、生姜都备好了，正要下锅时，我的梦醒了……

　　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3月份被选拔为民办教师，第一所任教的学校就是竹园荒小学，小学和养猪场在一栋很长的房子里，覃祥官的夫人刘维菊是养猪场的饲养员。那时，不断有领导和记者到他们家来，刘维菊安顿好客人的饭菜，一路小跑跑到养猪场来喂猪，有时，还捎带给学生们把中饭蒸了，把开水烧了。1973年下半年，我调到松树包小学，和卫生室只隔一条溪沟，覃祥官医生常常喊我去帮忙办专栏写标语，我常在卫生室的食堂蹭饭。后来，武汉的作家王振武来杜家村卫生室深入生活，我更是成了卫生室的常客。再后来我调到县里市里，只要回老家，每次都要去看一看祥官医生，在他遭受冷落的日子里也一样，每次去，他都要留我吃饭，还要送给我一袋自己种的土豆。

　　他也会不止一次地讲起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讲起1966年5月11日那个雨夜他的思考，他的决定。

　　覃祥官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他病重时，很多领导很多乡亲去看他，夸赞他创造了农村合作医疗，他说：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我提供了舞台，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我什么也做不了。

　　人们自然又要讲到那个雨夜，覃祥官说，很多生命是在雨夜萌生的。

　　他不是诗人，竟有诗一般的语言，说明对那个雨夜，他的感受，他的体味有多么深沉。

　　一个雨夜的光芒照亮了中国广袤的乡村，照亮了许许多多生命的花朵。

　　这个雨夜的光芒永远不会熄灭，只会越来越亮，因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

　　我们还是会永远记住1966年5月11日鄂西南一个偏远乡村的雨夜，将那个雨夜所有的信息粘贴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件夹永久收藏。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