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种思念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发酵，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
母亲是嘉绒藏族，名叫雍忠斯满，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寨里。她出生的确切时间就连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也说不清楚，她说：“好像就是红军从家门口走过的那个时候，生的母亲。”但是，当年红军从家门口过了好几趟，具体是哪个时候，她也记不得了。
据外婆回忆，母亲从小就与常人不一样，高挑的身材，直直的鼻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着灵光。而且，母亲的性格非常像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耿直火爆，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正因为如此，从小与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有些怕她，外公却很喜欢自己的幺女儿，把家里最好的衣服，一件羊绒毪衫拿给她穿，这在当时是十分奢华的服饰了。母亲说，外公从不娇惯她，仍然让她光着大足丫，独自一个人漫山遍野地去放猪。
母亲十岁左右，外公便去世了。当时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常常听那些来来往往的过客们说：“刮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没过多久，乡上的通司翻译带着土改工作队的人来到寨子上，他们用“老陕话”，给大家讲道理、讲政策，每讲一段就由通司做一次翻译，最后外婆总算听明白了，他们是在说，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了，并且动员寨子上的年轻人出山去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年龄不满十六岁的母亲，没有真正懂得工作队讲这些话的意思，外婆心里却早已明白。她假装听不懂汉话，坚决不同意母亲离开她。
第二年初春，漫山遍野的野桃花开满枝头的时候，通司又带着工作队来到寨子上，帮助群众抓生产、促发展，还组织年轻人上夜校、学文化。一个被称之为“干部”的人又找到外婆，单独给她做工作，提出让母亲去上学读书，参加革命，说这是党对统战对象的优惠政策，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才有的政治待遇。这次，还没等外婆说话，母亲就满口答应下来。但外婆仍不同意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离开自己。母亲白天黑夜地给她做工作。最后，外婆一边抹眼泪，一边对母亲说：“去吧！就当我是一个孤人，没有生你这个女儿。”
二
母亲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后来听她断断续续讲，当时，她去了烧香磕头、做梦都想不到的好地方。先是成都，后是重庆，见了好多好多的大领导，还和他们照了好多好多的照片。当我问起这些领导有多大时，母亲说她也不知道。母亲还说，她们可见了大世面了，参观了梦里才能见到的地方，不仅坐了汽车、火车，还坐了飞机。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她一生走过的最远的路程。
母亲说，她们先在重庆补习汉语，学习文化。自治州成立以后，她回到州府所在地刷经寺民干校，后来又到条件比较好的薛城民干校学习，最后被选派到雅安商干校，继续学习商业会计。近五年时间的学习，让母亲成为自治州第一代藏族女干部，她被分配到绰斯甲县商业局工作。
母亲是骑着马，由解放军护送到绰斯甲来工作的，刚刚解放的绰斯甲县非常偏僻，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前沿地带。后来，母亲与我的父亲，一个跟随森工企业进州工作的雅安人结婚成了家。我就是在绰斯甲县大礼堂楼上的小阁楼里出生的，后来听老人们说，我是绰斯甲县建县后出生的第一批小孩子。
小时候，母亲就经常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儿子，你母亲是有福之人，家乡那么多人都想出来工作，但出来的人不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更少了，我们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托了毛主席的福，我们要懂得记情，懂得感恩，你要永远记住啊！”
三
后来，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母亲调到森工局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母亲的命运出现了较大的波折。母亲和父亲在一起没过几年就离婚了，据母亲说，父亲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他喜新厌旧，被狐狸精迷住，把我们俩娘母抛弃了。当时，我还不到四岁，什么都不懂。每每说到父亲，母亲总是咬牙切齿，她罗列了一大堆父亲的“罪行”，用极端尖锐的话来数落他，教育我。为此，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直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我才感到，几十年前父母的离异，并不是像母亲说的那样，也不是父亲一个人造成的，这与当时母亲的成分不好有关，也与母亲那个火爆直爽，遇事不依不饶的脾气有关。
母亲是刚毅的，当时，她不仅要忍受与父亲离异的孤独与痛苦，还要一个人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同时，她还要忍受成分不好带来的影响，被一次次下放到基层去劳动改造，起先是从局下到场，再从场下到段，后来又从段下到班、下到组，而且在班组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当时，她与班组上所有的青年工人一样，每天早上身着劳动布棉袄，腰扎一根帆布皮带，双腿缠着裹腿，穿着翻皮皮鞋，拿着一把弯把锯或是一把斧头，一块用毛巾包裹着的白面馒头挂在腰后，与其他工人一道，上山采伐原木，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山上回到工棚休息。
在青山上，母亲与其他工人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她头上没有戴那顶厚厚的风雪帽，而是披着一条红色纯毛围巾，这在统一的灰色工作服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二是她有一间小小的木板房，这是她唯一的安居之地，我和她就住在里面。
母亲出工的时候，我就被寄放在隔壁一位大婶那里，除了我还有一碗我中午要吃的米饭和饭上面炝炒的莲花白菜。记得当时，我非常不喜欢吃这些莲花白菜，有些时候饭也不好好吃。那时，大婶总爱带着我们四五个小孩在大工棚里玩耍，外面冰天雪地的，工棚里燃着熊熊的火塘，应该是暖暖的。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母亲又把我带到大工棚交给了大婶看管，大婶把火塘生起来后，在火塘边煨上了一锅腊肉炖萝卜干。当香气弥漫在整个大工棚里的時候，一直就很调皮好动的我，在锅边走来走去的，也不知道是否被锅里的香味所迷惑，一不小心就被锅下起支撑作用的铁棒绊了一跤，当我跌了一个大跟头的时候，一锅香喷喷的腊肉汤也“轰”的一声全倒进了火塘里。
要命的是，一股猛烈腾起的热浪把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冲了个正着，由于他穿的是开裆裤，一下子就把“小雀雀”汽得红亮亮的，他立刻大哭起来。大婶抱起他一看胯下，二话不说就往卫生室里跑去。后来，母亲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肯定是又受了很多气，才息事宁人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一生之中闯下的第一个祸事。
四
看到我母亲的日子过成这样，过去在绰斯甲县一起工作的同事、朋友都建议她调回地方上去，大家好照顾她。母亲却婉言谢绝了。她总是笑着说：“现在，在哪里工作不都是一样，我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有一米七的个头和强壮的身体，工作干得不比男人差。加之，我在森工工作多年，感到森工工人对人真诚挚朴，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哪都不去了！”
在森工局，虽然母亲的成分不好，受到极少数人歧视，但在两万多森工工人中，我们一家三口是唯一的藏族人，所以很受重视。后来人们调侃说，当时你们一家就像“熊猫”一样珍贵。多年以后，母亲还念叨着当年局领导的那句话：“我们这么大个森工企业，难道连一家少数民族同志都容不下吗？”
据母亲说，这以后，森工局的人再没有让母亲吃什么苦头了。母亲也多次庆幸地对我说：“人活在世上，是要经过磨难的，三穷三富不到老。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啊！”
母亲是有着坚韧性格的人，就是在坎坷的岁月中，她一个人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却从不向命运低头。那时我太小，不知道母亲为何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把我抱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也不求人，不向别人表达，只把心思放在让我读书学习上。
记得那时，母亲把硬纸板剪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请人在上面用毛笔分别写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等字样，装在一个鞋盒子里，由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最后要求我做到随意拿出一个“小方块”，都能立即念出是什么字，而且还不断地给我增加内容。
母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机关上的人都有些怕她，和我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就更畏惧她了。无论我们玩得多开心，只要听到她一声咋呼，大伙都会快快地散去。这让我很不乐意，用哭闹来反抗母亲的威严和武断。为此，挨了母亲不少的训斥，说我这德性，就像我那该死的父亲，没有一点血性。为此，小小年纪的我，开始不断地与母亲顶撞，因为我最反感谁把我拿来与父亲比较。
由于我们是单亲家庭，母亲忙于工作，无人看管我，所以不停地出“事情”。不是不小心摔得鼻青脸肿，就是与小伙伴打架，脸上被抓出道道血印。有一次，在河边玩耍，不小心从冰上滑进了河道，冲出好几百米远，万幸被人发现，才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这件事，让母亲惧怕到了极点，见着我时浑身颤抖不止，口中喃喃说道：“这是在要我的命呀！”无奈之下，决定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让外婆来看护我。在外婆那里，一住就是五六年。这期间，我真切地享受着农村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没了母亲天天认“小方块”的严格管束，也没了母亲潜意识传导给我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在外婆那里，我成天开心地骑着老牛、玩着山羊、斗着公鸡、养着小狗，放飞着童年无边无际的幻想。生活环境虽然十分艰苦，但我觉得外婆疼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母亲。
五
我该上小学读书的时候，才和外婆一起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由于幼年离开母亲，现在回来，已是物是人非。我的身体长高了一大截，但与母亲的亲近程度却少了一长截。后来我才知道，这在母亲一生坎坷的命运中，是最让她受不了的打击。
加之，我在农村像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放任自流惯了，回到母亲身边后，总让她感到不满意，认为我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一不称心就爱把我扯到父亲身上去，说我没有脱我父亲的“壳壳”，把对我父亲的那种怨恨一股脑地转移到我身上，把那些无名之火都冲着我来发，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地臭骂我一顿，然后冲进屋里关着门痛哭起来。
为了我，母亲和外婆也没少争吵。母亲常常用家乡的藏语责怪外婆，说外婆太惯着我、放任我，没有让我坚持读书认字，所以让我变成了现在这种不可救药的模样。外婆也用藏语和她论理，说娃娃还小，别看他个头长得高，再说在农村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少说一些认字不认字的废话，我给你管到现在，已经尽力了！说到这时，外婆也总要捞起围腰帕，抹着泪花。
这期间，母亲在扮演严父的形象，外婆却充当了慈母的角色，我就是在这两位不同辈分的女性万般呵护之下长大成人的。但在当时，我却错误地总觉得母亲不爱我，感到她从骨子里反感我，认为我是她的“累赘”，是让她受苦受难的根源。
为此，我曾想到了离家出走，想到了去找我那位招人恨的父亲，也想到了死。但几经策划分析后，觉得难以实现，最后还是把这一切转化成了与我母亲无声的抗争，甚至想做一些让她真正伤心，真正难过的事情。
让母亲真正伤心难过的事真的来了。那个时候的林区，文化生活十分枯燥，除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就是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几部老片子轮番放了好几年。我们这群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希望有榜样引领的孩子，就只能模仿电影里的阵势和人物的腔调，分成几派，打起“人民战争”来。
起初是木刀木枪“假打”，后来是弹弓石块“真干”，经常有一些伙伴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造成这一危害的间接原因应该说是电影;直接原因应该就是我了，因为我是伙伴们的“总司令”，是我组织他们干的这些事，而且一次比一次惊心动魄。
每每出了事，当初我们自以为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战争”，就会被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行为所代替。由于我是娃娃头，往往就是罪魁祸首，虽然我可能同样是鼻青脸肿、血流满面，但当家长们拉着自己受伤的孩子来找我母亲“说事”的时候，我肯定就会挨上一顿暴打。
起先母亲用鸡毛掸子打我的屁股，后来没有这个讲究了，一急起来能拿着什么就用什么，火钳、柴火、皮带、树条等等都成了打我的工具。好在我的个头越来越高，劲也越来越大，母亲根本拉不住我，也跑不过我。即使这样，当我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也会被她打得青筋突暴、大汗淋漓，但我就是牙关紧咬，不吭一声，最后，往往哭出声来的是母亲。
六
小学毕业那一学期，学校组织校园劳动，班上的任务是平整操场。在给背篼装土的时候，我随手拾起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子，用力地向放在脚边的背篼扔去。由于用力过猛，石子在背篼上一弹，飞出一个漂亮的弧线，正巧落在一个同学的头上，当即，这个同学就用手捂着头哭了起来。由于不是故意的，也没伤着什么，老师和同学们谁也没当回事。几天过后，这个同学说他头痛、恶心，时不时发晕。林场的医生说这是颅内出血，是要死人的。这时，这个同学的父亲才说他的头，是我那天打成这样的。
当林区派出所的公安来找我取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惹出大事，捅出大娄子了，一下子感到手脚无措，吓得人都变了形。从派出所出来，我就只等母亲来打我了，我估计母亲这次不打死我，也会让我脱一身皮。没想到，母亲一见我，就把我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对我说：“儿子，没有什么，不要怕，我已经了解整个情况了，你不是故意的，该我们怎么承担，我们都承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妈在，天大的事妈给你顶着。”
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抬头看着母亲的脸庞，发现母親也是一脸的惊恐和胆怯，只有那双眼睛充满着勇气和慈爱。回到家里，母亲怕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太大，怕我的心灵受到伤害，她第一次深情地、久久地把我搂在怀里，流着泪说：“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有母亲不疼儿的？”我一下子把母亲搂得更紧了，这件事，让我一下长“醒”了，再不组织大家顽皮了。
小学毕业后，我去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上中学。当时林区交通十分不便，只有每个学期放假才能回到林场与母亲、外婆一起住上一段日子。这期间，中国的社会形态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母亲的心情也逐渐变得喜悦起来，我想这是因为：一方面她回到林场“官复原职”当起了她的统计员，另一方面，她看着逐渐长大成人的我越来越懂事。这时，我却感到母亲不那么年轻了，而且长期在高原生活，她的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开始经常通宵达旦地咳喘起来。
记得当年我还在母亲身边读书的时候，外婆就用藏语悄悄地对母亲说：“我看你也该再找个人成个家了。”母亲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没有合适的，有您在，有儿子在就行了！”我远离他们去读书后，母亲和外婆感到家里缺了什么东西似的。外婆又提出：“你还是找个人成家吧！”此时的母亲，已经完全打消了成家的念头，她对外婆说：“儿子都这么大了，要成人了，我还需要成家吗？”
由于路途太远，交通不便，一般很少有家长来学校看望自己的儿女，母亲却出人意料，提着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给我带来了好多炒好的黄豆和糌粑，这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记得我当时非常不希望母亲来看我，怕同学见了会笑话她的“土气”。母亲却十分坦然地拉着我，去见我的班主任老师和任课老师，一一地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关怀。当我送母亲搭运输木材的顺路车回林场时，看见她从大货车侧面艰难地爬上车厢，坐在高高的原木上，慌乱之中手脚无处安放，还频频回头顾着看我的时候，我感到母亲真的老了，当她的身影渐渐离我远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五年中学时间一晃而过，我又到离母亲更远的地方上中专去了。由于家境不好，每个假期我都基本上是在外地度过的，这下就更不容易见到母亲和外婆了。记得临近毕业的那个寒假，我搭便车冒着冰雪回林区，与母亲和外婆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什么事都不让我做，我说什么她都认为是千真万确的，非常认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再也不说我的不是了。
七
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年的绰斯甲县城，现在金川县的观音桥镇工作。母亲认为，这是观音菩萨看在她当年在这里起步的份上有意安排的。一分配到这里，我就结识了一个小学女教师，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母亲更是觉得这是天意，是缘分，是观音菩萨早就安排好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第二年三月，我调到梨花飘飘的金川县城工作去了，母亲仍然在林场当她的统计员。这期间，我抽工作空隙，又回到林区去看了母亲和外婆一次。此时的外婆已经走路都有些困难了，成天坐在家门口的一个木椅子上晒太阳，当太阳落山时，母亲就搀扶着她回到屋里，坐在烧着木柴的铁炉子旁取暖，炉子里的火呼呼地燃着，炉子上熬着马茶的铁壶咝咝地冒着蒸汽，外婆就在火炉旁边的椅子上打着瞌睡，这个温暖的画面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为我忙前忙后的母亲，此时气管炎也越来越严重了。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起了，她准备退休到金川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说，她的工龄和年龄都符合退休条件了。就这样，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母亲带着外婆从林区搬到了金川县城。县城的海拔、气候以及生活条件都比母亲工作的林场好多了，母亲感到非常满足，和外婆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年。
母亲和外婆来金川县城的第二年，我被组织选派去省委党校脱产学习。两年大专毕业回到县上，不久又被调到州上部门工作，所以，和母亲、外婆在一起的时间仍然不长。外婆去世后，母亲感到一个人在金川县城生活很孤单，才又提出要到州上与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当母亲搬来州上，安顿好的时候，组织上又安排我到县上去任职。这一走，又和母亲分开了好几年。
此时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劲，气管炎已变成了哮喘并伴有轻度的肺气肿，加之，多年的更年期综合征，她又开始抱怨起我来，还会在电话里冲着我大发雷霆。在这种情况下，我动员母亲下高原去内地养老，我感到这对她的病痛是有好处的，对她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几经劝导，母亲终于同意去都江堰，由于这里气候温和、海拔适宜、风景秀丽，很适合人居，母亲的人生总算在这里安定下来，忙碌的我也感到尽了一份孝心。
母亲对自己要求是很严谨的，记得在州上，她一度迷上了半山腰上的一座寺庙，几乎天天都要去那里转经，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暗自思量是母亲老年孤独，才找了一个心灵的寄托，这让我愧疚的心有了一些宽慰。一次回到州里开会，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母亲：“你天天去寺庙，已经与菩萨接上头、对上话了吧！”没想到母亲却生气地对我说：“什么与菩萨对上话，你知道我是无神论者，十五岁不到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在机关坐了一辈子，我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才管用。我天天去寺庙转经无非是为了锻炼身体，怕身体太差给你添麻烦，影响你工作。”
八
在高原，母亲虽然天天坚持转经走路，身体还是一年不如一年，到了都江堰感觉好了一些。但又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都江堰人生地不熟，没个朋友可以交流，加之，住在大城市里，行路、购物、看病、会客都很难，母亲一下子又陷入到了另一种不适和孤独之中。
这时的母亲，就特别希望我们一家人，从高原上下来陪她，哪怕是几天时间，她都非常高兴，非常珍惜，尽量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讲我们过去的故事，给她唯一的孙子买玩具等。只要我们一说要走，母亲马上就会不高兴，就会找各种理由让我们留下来多陪陪她，实在留不下，就找岔子说我们的不是，一下子又把气氛搞得很紧张，有时让我和爱人都有些受不了。
这让本来就非常忙碌的我，又开始不理解母亲起来，回去的时间也就更少。加之“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次生灾害频繁，交通、通讯年年受损，很不方便。我就只能逢年過节，或者是到省上去开会时，才能顺便去都江堰与她见上一面，陪上一天半天时间。
老年的母亲，对什么都敏感起来，而且固执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时的她，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要发一通脾气。由于身体不好，她越来越少出门，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电视里的节目，除了新闻联播，她都认为不真实。总爱说：“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是这样的。”特别是看到现在那些开放过头的电视剧，她总是要气冲冲地跑过去把电视机关了，过了一会儿又感到无所事事，只好再把电视机重新打开。
看到母亲如此孤独，我把请保姆陪她的想法告诉了她。母亲听后又发起火了，她非常生气地说道：“我的钱是要留给我孙儿出国留学用的哦，身体还好好的，自己还动得了，为什么需要别人来服侍我，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你懂不懂！”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到后来自己实在行动不方便了，她才同意我们给她请一个钟点工来帮她打扫房间，煮煮饭，洗洗衣服。但是，母亲很挑剔，总说人家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对，有时她还要亲手去做，没多久就把人家气跑了，我们只好又重新去给她请人。
后来我发现，母亲把这一招用绝了，就是等我们回家后，她就对钟点工说：“我儿子他们回来了，一下子不走了，你就不用来了。”好几次都是我们要回去工作时，才发现钟点工到不了位，只好再住上一两天，给母亲去请钟点工。而且，越到后来钟点工越难请，我只好提前请人帮忙落实这个问题。有时，为此还不得不在家多住上几日。每当这时，母亲总会心满意足的，用胜利者的眼光看着我，颤悠悠地走进她的卧室，从衣柜下面拿出一瓶她珍藏了多年，自认为是最好的酒来，冲着我笑笑说：“儿子，消消火！晚上我们一起喝两杯。”
九
记得母亲年轻的时候，她是要抽烟的，但从不喝酒。她自己说是当统计那些日子熬夜，同事们都是抽烟的男同志，她也就跟着抽了起来，我想可能还不止这个原因。母亲退休下来后，气管炎越来越严重，她就抽得越来越少了，到了都江堰基本上是不抽烟了，但开始喝起酒来，而且只喝散装白酒。我每次回家时，也要带些烟酒回去，她都藏得好好的，从不自己拿出来喝，都是等我回去后才舍得拿出来。
母亲节约是出了名的，我每次回到都江堰，黑黢黢的家里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灯不开，电视不开，空调也不开，说是没什么事可做，开灯浪费电。说现在的电视，除了新闻联播，其他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开电视更是浪费电。夏天，穿着一身短衫，拿把蒲扇扑哧扑哧地扇着。冬天，把一床毛毯裹在身上，就是不开空调，说是人老了，这样身体才受得了，空调是害人的。
更让我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母亲不停地把钟点工辞退掉，但是每辞退一次，母亲就出一次名，时间一长，在小区已是“名声在外”，人们添油加醋地传说着母亲怎么批评保姆电用多了，水用多了，气用多了，无形地树起了让人无所适从的苛刻形象，更把母亲这种“吝啬”行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后来我们就根本请不到人了。
母亲却高兴起来，心想请不到人，你娃娃总得要陪我，服侍我。由于母亲的表达方式越来越过激，再加上也确实请不到人来做保姆了，我只好求救于我的二表叔，把一个在农村隔得较近的亲戚三表姨请来做保姆，母亲这才无话可说，极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过去我们家里从来就没什么亲戚来往，可能人家也不敢和我们来往。现在亲戚却多了起来，上到省市，下到乡村，而且僧俗两界都有。起先，母亲是通通不认账的，说我们家没有亲戚，她只认当年回农村老家时，悄悄接见过她的二表叔一家人。后来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了，她也慢慢“放宽了政策”，认同了一些人，但在她的心里，只有我和她才是相依为命的亲人。她越老越舍不得我离开她，所以想出很多办法留我，每次回工作岗位，我都要给她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些时候，还不得不找个什么借口，悄悄地溜回高原。
十
汶川“5·12”地震，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千里之外的母亲突然断了联系，充分体会到了瞬间没了亲人音讯的恐惧。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上次与她离别比较匆忙，离开她后也没时间通电话，地震后近半月时间，不知母亲的下落。我反复在头脑中想象着她一个人那种绝望的情景，担心着她的生活着落，几次想擅自跑到都江堰去，但一考虑到我的任务是坚守维稳岗位，只好苦苦地等着电话早日能打通。
终于有一天，我一位在成都工作的老同学，把电话打了过来，他告诉我母亲一切都好！原来地震时，母亲所在的小区，房屋未受严重损坏，地震时她一直安静地待在家里。电话中母亲说，我这位老同学给她带去了很多生活用品，还帮助她安顿到了救灾的帐篷里。听完母亲的讲述，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母亲却在电话中安慰我说：“儿子，我这边很好，你别担心，照顾好自己，把工作做好。”母亲又焦虑地对我说：“儿子，我倒是好操心你呀！在‘3·16受了伤，现在伤好些了没有？他们说你在那次行动中表现得很坚强！我为你骄傲呀！”说到这里，母亲的声音又哽咽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今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让那些危害国家的人对你下毒手啊！”说完这话，母亲在电话中抽泣起来。我感到，无论母亲脾气多么不好，每到关键时刻，她总想着我，牵挂着我，一辈子都为我操不完的心，担不完的忧。
十一
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省上开会回到都江堰，这是地震之后我第一次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说她的痔疮又犯了，而且流血流得很厉害。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母亲说是老毛病，过几天就好了，始终坚持不去医院。
这么多年来，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有多么严重的病痛，她都不愿意去医院，每次都是我们半请求半强迫，才把她送到医院去的。这次也不例外，到都江堰市人民医院一检查，医生就把我叫到旁边说：“你母亲好像患的是直肠癌，建议住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感到脑袋“嗡”的一声，泪水差一点流了出来。但我克制着自己，笑着对满腹疑虑的母亲说：“没有什么，医生说是内痔，问我们需不需要住院，我看还是最好去成都看了再定。”当天下午，我就把母亲带到华西医院，做进一步的复检。医生一看就说是癌症晚期了，由于病人年纪大了，不宜做手术，也不宜再化疗和放疗，让我们早点为老人准备后事。我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坚持让母亲住院治疗，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住进了华西医院的康复病房，进行保守治疗，这一住就是大半年时间。
一天，我从高原来到成都，开完会去医院看母亲，只见她的气色很好，这是由于近期医院给她输了较多血浆的原因。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似的，当她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枕头下面，满是关于癌症患者如何治疗的小报和信息，原来她自己已经悄悄地收集了不少信息。
母亲回到床上躺下的时候，平静地对我说：“儿子，我不想在这里住了，我想回家，这里很不方便。”我便不停地给母亲做工作说：“不管怎么说，这里咋也比家里强啊！输个液、打个针都要方便得多。”这一下，又把母亲弄火了，她生气地说：“你太不知道我的心了，你得尊重我的意愿，请你自己好生为我想想。”
这一来，我只好把她接回都江堰。那天回到家里，我扶着母亲坐在床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伤心，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母亲见我流泪反而劝道：“你怎么了？不要这么脆弱。”我说：“母亲，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很想为你解除病痛，但我确实无能为力！”母亲一下笑了起来说：“儿子，我早就知道自己的命了，这没有什么，听天由命吧，我非常坦然，你别伤心，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太在意我。”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母亲反而一把把我拉在怀里，用手拍着我的肩说：“好了，好了！把话说开，这样反而一切都平静了，你别太伤心，人总是有这一天的，好在你长大了，不再让我为你操心了……”
十二
2009年国庆节上午七时，我和维稳的同事们在城外几个卡点巡查，手机铃声响了几遍，一看是远在都江堰的家里打来的，我的心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我知道，肯定是陪伴母親的三表姨打来的。几天来，这个电话已经不断地打了好几次。我心里明白，现在是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但也是我最不能离开岗位的时候。
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即把母亲的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晚上7时以后，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这里离都江堰有四百多公里，而且要翻越好几座终年积雪的大山。同时，还要经过一大段被“5·12”地震损毁的路段。一路上颠簸不堪，很难快速前行，我不停地要求驾驶员开快点、再快点，但车速总是提不起来。
凌晨3点多钟，我们才拖着满身的疲倦和不安回到家。走进家门，首先就见三表姨和两位医生，焦急地等在那里，一进卧室里，只见母亲背靠床头半躺在床上。听见我们进来，她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亮。她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道：“你们来啦？吃饭没有？你们好不好？”
我的鼻子一酸，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说：“吃过饭了，我们都好！你好好休息，我们陪你来了。”说完这话，我用手去摸母亲的手，只见她手上拿着那只戴了一辈子的老表，我感到她是一直读着表上的时间，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她用左手捉住我的手，右手握着妻子的手，消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吃力地，气喘吁吁地说道：“你们回来就好，我实在是等不起了！”说完这话，只听见她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两声，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这样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我紧紧握着她越来越冰冷的手，像失去依靠的孩子，木然地呆坐着，不知所措，一股股痛彻心扉的电流，让我瘫在母亲的床边，一想到从今以后，我将成为孤儿活在世上，我的眼泪无声地落满脸颊。
此时，妻子悄悄推开了窗户，一轮圆月明亮地挂在天空，像是在为母亲的离世默哀，又像是在为我们惋惜。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母亲等这个日子已等了很久，等来的却是与家人永久的诀别。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当中秋，我都会找理由，躲开他人，独自找一个地方与母亲单独说会儿话，表达我深深的歉疚。
母亲离开的十年里，我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肩负起了人生的责任，我常常望着长大成人的儿子，就像母亲当年望着长大成人的我那样，眼里充满爱和希望，也像母亲那样希望儿子天天守在我身边，陪着逐步老去的我，现在我才深深地感到，天下所有父母在对儿女奉献无私的爱的同时，也同样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拥有。
母亲离开的十年里，虽然妻子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生活，支持着我的事业发展，用她那份真挚的爱，填充着母亲去世后给我留下的心理缺失，弥补着那份厚如黄土的母爱。但是，我仍然感到孤独无助，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我的母亲。每每闲暇或不顺心的时候，就会想起她的教诲，多希望时光回转，她能陪在我身边，给我勇气和力量。
母亲离开的十年里，我渴望天天晚上做梦，只有在梦中，我才能回到她身旁，回到我们曾一起生活过的林区，坐在火炉边，喝着苦涩的马茶，听外婆和她没完没了的唠叨，听屋外呼啸的寒风刮过。
责任编辑 ?安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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