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愿意怀着追忆旧中国云南边疆各民族人民极为悲惨的生活，翻开几乎倾一生智慧，着力于描绘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生活的著名小说家艾芜的《南行记》系列小说集，我们今天仍然为艾芜高超的艺术功力所感动，更会为千百年来生存于地狱般的云南边地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而痛苦，甚或会难以控制地流下热泪……
读艾芜的小说，我就不止一次难以自制地泪淌满面。
共和国诞生之前，除了“三座大山”压迫人民，还有许多猖狂流行的疫病，如疟疾、鼠疫、天花……在成千上万吞食着人民的生命。
当年，边疆人民不是一个一个地死，而是一批一批地在无助中离开人世。
有的，全村全寨绝灭……
甚至，整个城镇变为一座死城，如思茅（现普洱市），它是著名普洱茶的产地，却因疟疾的“扫荡”而陷落为一座“空城”。
陈年疫病侵害，使一座滇南商业重镇沦为街道上茅草疯长，高过屋顶难以见到人影的到处弥漫尸臭的地方……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后，第一批进驻思茅的我军将士们，是从砍伐街巷里疯长的密实的茅草和掩埋到处都是病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而开始工作的。
思茅当然是有国民党的伪政权的。然而，他们为保命，在很远的地方办公，行使对百姓的治理，实际是领着薪俸而不做任何事情，反而在“口岸”上对过往百姓和商帮照样征收苛捐杂税……
这个政权，当然也有卫生官员。然而，这个官员也照样远离他的辖地，領薪而不作为。
当我军的军管军官，找到这位卫生官员，请其破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从卫生防疫学上存在什么问题时，他一问三不知，拿不出任何卫生统计学方面的有效资料……
国民党统治阶级，根本没有把保护人民健康这样比天还大的事情放在心上。其实，这正是造成各种传染病大流行的最直接的人为原因。
像其他所有事业一样，对危害人民极为严重的疟疫、鼠疫、天花等等疫病的防治，人民政府是在“一穷二白”的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上起步的。
由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人民政府才挂牌，几乎就同时开始了云南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有组织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对疟原虫的大决战。
这场决战，比对血吸虫的宣战，开始得还要早。对后者的决战是1958年进行的。对疟原虫的决战，19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
其实，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将军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早在解放云南之战，以千里疾进像秋风扫落叶样由两广、贵州日行百里，追歼逃敌时，就遭遇了疟原虫的“偷袭”，使这支百战百胜的英雄部队大量非战斗减员。那时，部队的军医卫生部门，就开始注意和积累解决这种不用枪炮的战争的办法和经验了……
由北方一路征战打到云南来的解放军部队，由于对疟疾缺乏身体内质的抵抗能力，加上水土不服，使得疟疫等疾病大量增加。
这种“欺生”现象十分明显。
比如同在一个居民点生存，原住民如傣族兄妹就极少发病，就是发病症状也轻得多。而来自北方疟疾少发地区的我军战士，一遭疟原虫侵袭，病情就极为严重。
因疟疾辞世的人员，不断上升！
这种情况，震惊了各级领导与中央。
抗疟大战就这样展开了。
云南军区（昆明军区的前身）及所属十三军、十四军、云南省军区及各军分区，都遵指令，把防治疟疾列入大事。党委议疟，成为常态。
大军区后勤卫生部门及下属各级组织，以及总医院、各军医院、野战医院，一直到团卫生队、营卫生所都加强了抗疟措施及收治病人的医治措施。
那种把疟疾当作一般病来处置的态度受到了批评。一发现疟疾，即速上报，并加强医护手段与精心观察。
我孩童时代是害过疟疾的。
当时，随父母在个旧，我在个旧锡业公司矿工子弟学校读小学二年级。个旧是亚热带地区，蚊虫很多。染上疟疾，记得是间日疟，隔一天发作一次。冷，可以冷得发抖盖多少被子都没用，那是从骨头里发出来的冷;热，热得浑身冒汗，像从水里拎出来似的。这场病一直带回到昆明，脱离了蚊虫密集滋生地区，才自然好掉了。这是因为得的不是重症疟疾。
当然，父母为给我治病，花了不少钱。
疟疾对人的杀伤力极强，患病者与它几番较量，很快败下阵来。一个漂亮的小孩，患疟疾后，很快变得黄皮精瘦……
旧中国，疟患成灾。许多孩子在高烧昏迷乱语中死去……
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写过，由于死人太多，无法掩埋，只是把尸体往滚滚奔流的江水中一扔了事……
在云南民间，疟疾俗称“打摆子”、“瘴气”，在滇中古籍中还把它称作“瘴厉”。
疟疾在云南流行久远，它早在后汉三国的典籍里已经较详细地记载过。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其著名诗篇《新丰折臂翁》里写道：“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诗行凝练生动地描绘了疟疾流行的惨烈景况。唐朝大军开进云南境后，“非战死亡”人数之众在史册中是有记载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疟疾及其他流行性传染病一直在云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霸气地猖狂着……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云南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人口，一直在下降。
被撵压到一座小山林里的基诺族由于病灾与饥荒几乎被灭绝。
在一些民族中，由于迷信盛行，把他们无法对付的疟疾病人视为鬼，称他们为“琵琶鬼”。一旦成为琵琶鬼，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逐出寨子，撵入原始老林，终生不见天日……
在西双版纳，有一个地方叫葫芦岛。是一座三面被一条叫罗梭江的河流包围的孤岛。全岛原来荒无人烟。然而，这里却是一处生长着丰富的热带植物的美丽宝库。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后来成了放逐“鬼”的最好处所。
它可以把“鬼”和人完全隔绝。任“鬼”自生自灭。
于是，几乎所有的“鬼”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极应受到关怀的可怜的病人，却极为痛苦地挣扎于地狱之门下……
旧中国把人变成鬼。
新中国把“鬼”变成人。
著名热带植物学家蔡希陶肩负时代使命，怀着远大理想，“踏遍青山人未老”。
当他一脚踏进这座宝岛，为这里的美丽、富饶、丰富而深深激动。他带领几十个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学生，走遍全岛，不仅识认了每一株参天大树，而且识认了每一种草……
他更以极大的人道同情，握遍了每一位“鬼”的手……
太阳出来了。
“鬼”变成了人！
而且，是：工人。
蔡希陶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把一个荒岛变成一处世界植物学界闻名的热带植物研究基地，对热带植物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年的“鬼”就是这座岛上的第一代热带植物工人。他们，在蔡希陶的关怀和领导下，有了智慧，有了力量，怀着理想，开辟了人生的崭新境界……
治病救人。
没有比救人更重要的事情。因为，生存于水深火热中的病灾中的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我们的亲人！
这，就是新中国的认识。
请查索一下新中国的陈年档案，为把人民从病灾中解救出来，我们发过多少文件，我们的领导人又发表过多少谈话、报告和指示！
伟大的诗人毛泽东甚至在激情中写过杰出的诗篇：《送瘟神》！
记得当年在血吸虫病防治前线，在紧急救治千千万万病人的战斗中，我们被诗篇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奔走相告，催发我们更振发精力地去更好地完成救死扶伤的伟大任务。
对疟疾的紧急扑救，开展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代初期。那时，国始初诞，接收过来的烂摊子一穷二白，要医没医，要药没药。
对于人民的病灾，逃到台湾去的蒋家王朝从未过问过，更没有一个相应的组织来应对。正是由于无人过问，病灾才越演越烈，造成“燎原之势”。
新中国在资金极为紧困中，拨付专用款项，以黄金到香港去购买当时我们还不可能生产的药品。
随即抽调精兵强将，组织起各级防疫站。对疫情危重地区，派出一支支专业的疟疾防治大队。
记忆中，昆明军区共组派了三支疟防大队开赴云南各地，深入展开工作。
云南地方政府派出的疟防力量更多。
旧中国从未弄明白过的云南全省疟灾流行的实际情况，终于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云南全省都流行疟疾，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其中高度、超高度流行县45个，以恶性疟、间日疟发病最多，三日疟次之。中度流行县38个，以间日疟最多，恶性疟、三日疟次之。低度流行县46个，以间日疟为主。
为了抗击疟疾对人民的巨大危害，從1950年始，国家与地方组织过几百批（次）达10万人之众的抗疟大军，同时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多种措施多层次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尤其是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清理蚊虫滋生地点，喷洒杀蚊药剂，从根本上断绝蚊虫的滋生。疟疾终于得到控制。
可是，以往一些年份，政治运动常冲击疟防工作。致使1969年至1973年间，全省有30多个县发生疟疾复发性流行，发病人数高达15.7万人次，超过千人死亡。
为抗击这次反扑而来的疟疾流行，全省立即组织了500多批、共7200多人的抗疟队伍前往疫区开展有效工作。同时增建与加强防疫机构，科学和细致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通过解剖数万只蚊虫，终于证实微小桉蚊是传播恶性疟疾的主要媒介。这使抗疟人员找到了准确而科学的抗疟之路。
新中国经过几十年接力赛一般的防治疟疾的斗争，尤其是有效治疗疟疾药物的研发，疟疾这种残害人民的疾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有意思的是，有奇效药效的原料，仍然是在云南这片美丽神奇丰富的大地上获得的。这种草，在云南野生于沃野，极易获取，甚至连蚊虫也在其间飞来飞去。现在一旦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制成药物，便成为疟疾的致命“杀手”！
现在，作为旧中国患过疟疾几乎死去的我，可以骄傲地说云南这片瑰丽的土地，已经基本消灭了千百年来残害人民的疟疾。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发生过大面积集中流行的情况。
偶发的个别病例发生，自然还是有的。但是，这类病人都有到周边邻国居住或旅游的历史。云南与几个邻国山水相连，友好相处，你来我往，极为方便……
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连疾病的防控都与这一伟大学说相关联，只有走共同防疫的道路，才能最根本地消灭流行病、传染病。
我想，这种美好愿景，最终是会实现的！
责任编辑 陈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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