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说留在了鄂尔多斯高原。
张果老骑着毛驴西行到鄂尔多斯,鲁班正在那黄河边上造桥。张果老问能不能过,鲁班说,怎么不能过呢?张果老说,恐怕我的口袋有点儿重。说着他倒骑毛驴上了桥。谁曾想毛驴驮着一个口袋,一抬腿上桥,桥就歪了。鲁班手疾眼快,一手托起桥一手将那口袋戳了个洞,袋子里顿时淌出一股黄沙,三天三夜也没淌完。那黄沙后来就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库布其和毛乌素两大沙漠。
传说透出古人的智慧,也透出从古以来人们试图掌控沙漠的欲望,那沙说是自银川驮来,烁烁如黄金,因此称作金银沙。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和几位朋友曾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行走了十天,印象最深的除了青青草地雪白的羊群,梦一般的黄河,就是这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漠。那时从包头到伊克昭盟,即后来的鄂尔多斯市首府东胜,是一段国家二级公路,油黑路面,车辆如梭,公路两侧是一个接一个沉默的沙丘,从车窗望去,它们在蓝天上划出弯曲的弧形,像一道道起伏的波浪向前延伸。
银肯响沙湾就在公路不远处。响沙湾是一个千古之谜。那里的黄沙看上去与其他地方的沙子没什么两样,但双手捧起稍稍用力一摇,便会发出青蛙的鸣叫。倘若登上沙丘,如坐滑梯似的溜下来,两耳会充满如歌的轰鸣,经久不息。有人说,那是埋在沙漠下的两千个喇嘛在诵经,有人说那是来自天外的声音,还有静电说,共鸣说。奇特的响沙让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响沙湾的神秘一直有增无减。
毫无疑问,那一片黄沙原本就是具有灵性的,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人们破解。
鄂尔多斯具有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早在三万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了“河套人”,那时大地上水肥草美,森林茂密,长流不断的江河和明镜般的湖泊,活跃着无数珍禽异兽。即使到了公元1200年,成吉思汗的马蹄踏遍草原之时,这里仍然是一片诱人的胜地。传说成吉思汗征战西夏时,战马驰过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旗,他手中的马鞭突然掉落在地,身旁的侍从连忙俯身去拾,大汗阻止了他,然后勒住马缰环顾四周,只见青山之中鹿群出没,泉水叮咚作响,大汗不由大声赞美,说这地方真美啊,我死后就葬在这里。
说罢,侍从遵命将大汗的马鞭埋进土里,用石块垒起敖包为记。后来成吉思汗殁于六盘山,灵车将他的灵柩运回故土,经过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时,车轮突然下陷难以前行,侍从记起了大汗生前的话,他们找到敖包,将这片土地选做了大汗的陵地。
忠诚的达尔扈特人在此为成吉思汗陵守护了八百年,还同时保留了丰富的古代蒙古族经典和秘籍,以及蒙古族宫廷文化、帝王文化,非常著名的《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黄金史纲》等都出自鄂尔多斯。
库布齐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弓上的弦,它与黄河相近,就像一根挂在弯曲黄河上的弓弦。库布齐沙漠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往北是阴山西边的狼山。西周时期建立过朔方古城,古代少数民族俨犹、戎狄、匈奴都曾在此生存,造就数代繁华。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由于不断战乱,放任垦荒,大片良田变成了荒漠,朔方城也被人遗弃,消失在漫漫黄沙之中。
人们将库布齐称作“死亡之海”。
那年我们走向库布齐,白天的太阳无遮无挡,刺目的阳光下一望无际的金沙反射出缕缕光芒,让人恍惚眼前究竟是沙还是金子?一早就感觉到了酷热,但见远远走来一位老人,他的身后跟随着近百名扛着铁锨和树苗的日本友人,他们一步步走进这浩瀚的沙漠。
那位个子瘦小的日本老人叫远山正瑛,被誉为“沙漠之父”。老人那时已有86岁了,他曾于1935年留学中国,研究农耕文化和植物生态,从学生时代起就产生了治理沙漠的强烈兴趣,后来带领儿子和学生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将日本的鸟取沙丘治理成了绿洲,仅留一平方公里沙漠供日本国民参观。1972年,远山正瑛从日本鸟取大学退休后,开始进行中国的沙漠绿化研究,并在1980年来华访问之后,与中国科学院签订了合作计划,成立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并任会长。许多日本人受到他的影响,纷纷捐款采集草籽,先后有7000名志愿者自愿自费参加“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力队”,来到中国治沙。
1991年,远山正瑛受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的邀请,前往恩格贝沙漠开发示范区担任总指导。从此,他每年要在恩格贝待上八九个月,几乎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鄂尔多斯人常能在沙漠上见到这位头戴遮阳帽,身穿工作服,脚蹬一双高筒雨靴,背着一个工具袋的老人身影。
那天,我亲眼见到远山正瑛老人在沙漠里栽树。他和他的同伴们用自带的铁锨刨啊刨啊,眼见黄沙的颜色渐渐变得深重,有了几分湿润,老人便单腿跪了下去,直到刨出一个很深的沙窝,然后将一棵树苗小心翼翼地放进窝里,再培上沙土,填平。栽好一棵树,老人额头上沁出一片汗水,他扬起头乐呵呵地说:“沙漠并不可怕,我一辈子就是治沙的。沙地深处只要有水,就能长出水灵灵的西瓜和鲜花,沙漠上的百姓就可以大大地发财。”他是一位健谈的老人,还会说一点中国话,比画着跟我们聊得很起劲,他说他们组织的沙漠绿化实践协会走遍了全世界的沙漠,在鄂尔多斯找到了最好的合作者。
夜里,沙漠上的风很凉,厚道的鄂尔多斯人为远方的来客点燃了篝火,月亮温柔地照着大地,赤脚踩在沙子上,能感受到太阳的余热,温温的。一位蒙古族小伙唱起了长调《勇敢的枣骊马》,八十多岁的远山正瑛伴着歌声摇摆着身子,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随后又唱起了日本民歌《拉网小调》,老人略带沙哑的嗓音在沙漠的夜色里传递出岁月的沧桑,也传递出对生命和自然的由衷热爱。所有的人都合着他的小调唱了起来,赤着脚围着篝火跳啊跳啊,直到深夜。
我发现,当人们欢跳的时候,一位鄂尔多斯男子却在沙地上写着字,一笔一画写得十分认真。他说他是一个农家孩子,小时候家里买不起纸笔,就是装一盘沙,用木棍当笔练字,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沙地上写字。他一边说,一边凝视着月光下的沙海,目光里充满了柔情。
鄂尔多斯人与沙漠之间爱恨交加,有着太多的记忆和复杂的情感。
当年驱车在鄂尔多斯土地上,一片苍黄之中,不时会偶尔闪现出一小片绿野,如同镶嵌在黄地毯上的绿宝石,那正是人与沙搏斗的记载。
人们说,黄河南岸有一个小村庄叫园子塔拉,七十年前几乎被风沙吞没,三十户农民逃离了二十九户。有一个叫徐治民的小伙子却带着妻儿顶沙而来,在沙漠里搭棚住下,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治沙岁月。几十年过去,徐治民的腰佝偻了,头发也白了,连口齿也变得含糊不清,但他种下了6500亩绿树,使肆虐的黄沙变得温顺服帖,换来了园子塔拉的人欢马叫绿树成荫。
人们为那位活着的老人立下了一块石碑。在鄂尔多斯,像这样的治沙人还有许多:旺丹尼玛、浪腾花、王玉珊……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默默无言而又光芒闪耀,一代又一代。治沙人与沙漠难舍难分,神秘而又可怕的黄沙经由他们的汗水变为金子银子。鄂尔多斯高原上那些与沙联系在一起的沙柳、沙蒿、沙荆、沙打旺……从前大多是野生,耐旱,耐高温低寒,生命力极为顽强,他们将这些品质坚韧的草木一片片一丛丛栽种开来,联成网接成线,紧紧地锁住了黄沙。于是有了树林,有了绿草和花香,有了鸟儿的飞翔。
即使是有风的日子,黄沙也只是轻柔地起舞,在沙丘上显示出无数条美丽的水波纹,仿佛它们不是粗糙的沙子,而是柔曼的水。行走在公路上的人们遇到狂风大作,也不用再担心会陷入绝境,梦幻一般的黄沙只是细如游烟,在地上扭动,然后随着飞奔的车轮而四散开来。
那位叫远山正瑛的老人曾经说过,世界上人口逐渐增多,人均耕地逐渐减少,唯一可以改变这种趋势的做法是开发沙漠。在日本,已有百分之九十的沙丘改造为良田,人口众多的中国,也应该把目光转向沙漠。他从二十世纪80年代来中国种树,一直种到了97岁,在他的影响下,日本7300位志愿者在恩格贝种下树木300万棵,染绿黄沙4万亩,茫茫的沙漠一角奇迹般冒出绿洲。老人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市民”称号和聯合国“人类贡献奖”。1999年,鄂尔多斯为这位伟大的治沙者,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立起了一尊塑像。
如今,老人虽然已经离世,但他栽种在沙漠里的树一片片绿意盎然,人们在他那尊铜像的基座上刻写道:“远山先生视治沙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虽九十高龄,仍孜孜以求,矢志不渝,其情可佩,其志可鉴,其功可彰。”
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地上,改造沙漠的奇迹已多次呈现。就在离毛乌素沙漠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山西右玉,七十年前沙进人退,“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刮过的地方什么都待不住,草不生树不长,只有满地的沙子,专家曾建议全县整体迁徙。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初,右玉人开始了种树。栽活一棵树比养大一个娃还要难,头年种下的树眼看伸直了腰,长出了绿叶,可秋来一场拔地而起的大风,冬来一场严酷难当的冰霜,一片片的就又都倒下了。但右玉人锲而不舍,春风吹拂的时候,再一次挖坑、挑泥,种树、浇水……生命的奇迹终于出现,每一年都有新生的小树在狂风中摇晃,但它们在荒漠里如兄弟姐妹般相互依靠,甚至在地底下的树根也紧紧相连、盘根错节,以抵御风的撕扯。最后,一棵又一棵小树终于稳稳站立,在沙丘上、荒砾中、沟洼里、山梁间,绿色的接力棒代代相传,解放初森林覆盖率不到0.3%,如今达到了54%,成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联合国“最佳宜居生态县”。
人们感慨,右玉种树,好比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七十年来不仅种出了一方绿色,更是种出了一种知难而进,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精神,成为子孙后代最为珍贵的财富。
古老的传说仿佛是一个预言,黄沙就是金银沙。无边无际的沙丘在智者的眼里,成为一个个装金载银的聚宝盆。今天,鄂尔多斯的恩格贝也真的成了瓜果之乡,鲜花盛开,庆幸的是,当年我也曾跟随治沙的队伍栽下了一棵树苗,如今长成了大树。
每次来到鄂尔多斯,面对坦露的大沙漠,会觉得她是一位天地之间敞开胸怀的母亲,她热辣辣的,考验人的意志,养育人的成长,她跟海洋一样,有无穷的奥秘等待人类的认识和理解。库布齐,恩格贝,毛乌素,这些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不毛之地,在人们几十年的努力下一天天披上了绿装,变得亲切可爱,而与此同时,国内有些生态本来不错的地方却在微妙地退化,还有很多关于生态的问题需要人们的重视。面对大自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警醒,保护生态,从自己做起,再也不能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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