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创作实践无论是在源流上还是在审美模式和价值上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经验。但即便如此，于当下而言，我们可能仍然面临着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克服新历史主义创作中的消极因素，寻找到新的叙事方式和视角去呈现那些漫漶的有可能被湮灭在历史过程中的革命故事;二是我们能否突破传统的有关主旋律文学的创作模式，为读者提供更加新鲜的阅读体验。比如，在中国革命史上，著名而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继续北上，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这一壮举成为日后及至今天文学创作的极其重要的资源，这种创作也已构成了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显然这并不是关于红军革命历史的全部。在这一过程中因诸种原因掉队而流落民间的那些前辈先烈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命运，他们的理想信念有哪些变化，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和判定等诸多问题，我们的文学创作对之既缺乏应有的历史关怀，也似乎缺乏更为现实的审美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确实会令人耳目一新。

　　《失散》开篇便说：“1934年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一些红军与部队失联。为寻找部队，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追捕，也为了存活，失散红军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他们在逆境里抗争，苦难中锤炼红军本色。”三两句话，集中交代了这部小说将要讲述的事件、人物和主题，这种写法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小说讲述了基于同一背景的有关失散红军的三个故事。在湘江战役当中，失散于此的红军战士辗转流徙，饱受屈辱。他们虽然历经时间淘洗和政治运动折磨，但始终保持本色，坚守信念。在第一个故事中，王国礼丢失了自己的布鞋，连同藏在鞋里的情报一并丢失。流落在当地后，王国礼以叛徒之名忍辱负重，终生寻找，甚至在七十多年以后去世前仍将寻找作为后辈使命传承下去，这是一个不忘初心的故事。小说中，将王国礼和叙述者“我”谢全富进行了对比。比如，“我”后来成了小地主，摘帽之后在失散红军的普查中又享受了补贴，而王国礼始终未拿补贴，同时也为始终未能找到丢失的鞋而耿耿于怀。这种写法不仅凸显了所要表达的主题，而且又通过对比对此进行了渲染。第二个故事写得颇有意味。二河镇蒋家山乡村医生蒋述德及其家人躲过国军和民团的搜索、抓捕，同时救活了失散的红军战士谌天来和国民党的连长吴之顺，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国军。这是一个关于特别情怀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谌天来几经寻找未能追上队伍被迫留在当地，而吴之顺在被国民党及其家庭抛弃之后，是蒋述德和谌天来逐渐接受和改造了吴之顺。这种有关抛弃成见向善改造的情怀被进一步凸显出来。在这个故事中，作者还花费了一些笔墨叙述了山区青年参加国军到前线抗战并壮烈殉国的内容，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作者将前述的情怀延伸上升至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在小说中，第三个故事被指认为爱情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不仅超越了爱情，也超越了基于湘江战役背景下红军战士失散问题。美丽的二河镇少女月亮本来已经要嫁给桂林城内的富家公子，但从山里的舅舅家回二河镇途中险些被强掳为另一富家新娘，途经此地的红军连长李华连救下月亮并给月亮留下美好的印象，月亮由此通过李华连了解并喜欢上了红军。后来月亮目睹了李华连等红军战士在与国军激战中失败被投入甜泉井中，月亮由此为李华连、为红军守灵终身不嫁。这是一个关于信念和坚守信念的故事。月亮爱上李华连，既是爱李华连这个人，也更是爱李华连所代表的红军。上述三个故事在平淡无奇的文字流动中蕴含了刚毅而深入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通过考察和挖掘得来的故事，经过作者的叙述和逻辑组合，从不忘初心出发，到对爱国情怀的抒发，再到对信念的执着坚守，不仅赋予了散落于民间的几乎被忘却的历史故事以生命力，也使这些故事在当下产生了积极的象征意義。

　　作者将小说命名为“失散”，固然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种真实存在，但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种捡拾“失散”，重新赋予“失散”以更新的意义的深层次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部小说在讲述这三个故事的时候，不是单纯讲述红军战士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的失散本身，而是将故事放置在七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讲述，始终把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专注于处理失散的红军战士身上所秉承的革命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为时代挖掘出那些跳动的仍然激励着人们的精神传统和价值追求。比如作者刻意交代了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经历、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及在新世纪的经历，就是意在凸显这种精神的传承。在第二个故事中，作者还特意讲到了桂林的哈先生、余先生带领自己的儿子侄子和外甥十数人从瑞金出发，沿着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的故事。其实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所要表达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红军战士作为个体曾经在历史上失散过，但红军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始终未曾失散。二是失散的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存活，除了自身强大的内心渴望和顽强意志外，还有赖于当地民众的保护、支持。小说中的三个故事都刻意强调了这一点。当地人民从最初的出于本能的保护，到经过与失散红军接触后受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的感染而有意识地去保护，再到视他们为亲人、家人，作者历史性地申明了某种内在的逻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失散”事件获得了另外的意蕴，也就是说，从红军战士与部队之间的关系而言，彼处的“失散”，在人民群众中却是获得和回归，“失散”并未真的失散。这样一种叙事安排，不仅喻指了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和生活幸福，也喻指了只有获得人民大众的保护、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小说《失散》又拥有了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失散》这部小说在叙述上非常从容冷静，节奏感很强，在大跨度的历史书写中，既能使三个故事独立成章，又能连成一体，显示出了作者很好的驾驭文体的能力。小说所使用的亡灵视角的叙述方式虽然在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但于本文而言却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它不仅能够全知全能地完成叙事任务，而且也使叙事本身显得灵动和自由。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