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

　　

一

　　回望2018年，《民族文学》在刊发散文的量与质两方面，都继续保持着位居全国综合性文学期刊前列的态势。全年12期，每期均开设散文栏目。通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陵水行”“江津行”“大化行”“本刊新人”等专辑，也推出了不少散文。经2018年的《民族文学》面世的散文，合计111篇，它们的作者分布于包括汉族在内的26个民族。无论是刊发散文作品的数量，还是展现在散文作品中的民族生活景观的覆盖面，都比上一年有所扩大。可以说，《民族文学》的2018年，是散文这—文体在整本刊物的吃水线进一步加深的一年，也是一篇篇散文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内涵的载重量不断提升的一年。

　　细察各期刊物，看得出对于散文作品的遴选、编排，在《民族文学》这里，完全和编发小说是同等的精心、同等的讲究。每期的散文栏目或总会有一两篇被编辑寄予厚望的特别之作，或从当期封面亮出标题，或在篇末附加责编手记。尤为可贵的是，受到这种推崇的，名家近作之外，更有新人新作。由此一斑，可以显见：《民族文学》不仅坚守着展示大家风采、传播精品力作的平台高度，同时也涵养着作育苗木的土壤、敞开着网罗英才的襟怀。

　　就具體文本的艺术风貌而言，2018全年《民族文学》刊发的这111篇散文，最突出的一点特色，是手法上大都走了以写实为主线的路数。尽管在取材的偏重上，多数篇章都作了力求灵活多样的选择：刻意游移于虚与实、远与近、人与我之间，尽量避免胶着于情、知、意的某一面、拘执于人、事、景的某一端。但从读后的感受，很容易明辨出：铺设在各篇作品中的精神底色、贯穿在各篇作品里的认知线索，几乎无一例外，皆因实实在在的人物、事件或生活情态而来。散文体裁本性里瞄准现实的写真、写生，在这些作品里，或许转换成了由画梦的写意和思辨的说理组接起来的驳杂形态，其叙述学意义上的实质功能，却仍然还是在向读者传递作者现实人生道路上亲历亲闻的切身经验。

　　将《民族文学》2018年所刊散文总体倾向于写实的这一特色，换个角度，归结为对提倡现实题材创作的政策导向的响应，似乎也无不可。不过，至少在汉语版《民族文学》所关联的多民族作者用汉语进行的文学创作领域，现实题材和写实手法早已是最大公约数式的恒常选项，而绝非趋时应景、瞬间乍现的快闪动作。反过来讲，选择什么样的现实题材，以及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处理和表现现实题材，早就该确立为观察和衡量各民族作者在汉语中的文学实践及文学成就的一个基本尺度。2018年的12本《民族文学》里这111篇写实风味浓郁的散文，只是在眼前这一偶然的时间点上，就此又给我们提了个醒。

二

　　顺着出刊时序，2018年的《民族文学》上第一波颇见亮色的散文，集中在第2期。不知是不是编辑部有意作此安排，藏族作家扎西才让的《桑多镇秘闻录》、苗族作家韦晓明的《父亲的项目》、朝鲜族作家洪艺花的《与莎莉同住的日子》、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倾空一生的积蓄》、土族作家东永学的《最后一匹枣骝马》，一连五篇耐读而又质地各异的散文佳作，都扎堆聚拢到了同一期。

　　排版篇幅多达12页的《桑多镇秘闻录》，如文后责编手记所评，是一篇作者刻画自己生命栖息之地的人生风景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长卷。在近年《民族文学》的散文栏目里，和更广阔的整个散文创作领域中，故乡纪事和风土书写都称得上是久盛不衰的热门熟题。但唯因如此，故乡和风土也成了众多作家作品蜂拥而来却又大面积陷落下去的一片题材沉降区。个中缘由，表面上看，好像是作品形态陈陈相因、流于成规俗套，不能产生新鲜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追溯到根本，作品外在形态上的陈旧滥俗只是显露在创作活动终端的症候，真正的病灶还是在创作行为的起点：作者面对自己的故乡或长居之处的一方风土，其实只怀抱着一种熟悉、亲昵得过了头以至于暗中逆转成了平淡、麻木和轻狎的感觉，并没有值得大加言表的、足够深切和足够独特的发现、体验和认识。

　　而《桑多镇秘闻录》，一开篇就打破了上述迷障：“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名叫桑多镇。在藏语里，‘桑多是‘大夏河源头的意思。我四十岁那年，机缘巧合，接触到一本与这个小镇有关的残缺不全的‘史书一一《桑多镇秘闻》，薄薄的，近30页，蜡版油印本，铁笔银钩的简体字，一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东西。”正是这本随着作者的记述逐渐明晰了来路，并显现出奇异的内容细节和文体光彩的《桑多镇秘闻》，用它捕捉桑多镇的众生态和描摹桑多镇的风情画的那种满含着志怪志异之趣的传奇笔法，引领了和它近乎同名的《桑多镇秘闻录》的全篇文脉。来自油印小册子《桑多镇秘闻》的片断摘引，连缀、生发了散文《桑多镇秘闻录》全部35节中的第1-5节，并且穿行到了作品中段的第18节，最终又从篇末的第33和35节再次浮现出来。

　　借此，存留在《桑多镇秘闻》的字里行间的那份远方飘零者和底层寓居客的情怀，以及他暗自坚守的那种长期挤压在主流话语边缘的个性化写作风格，穿过幽暗岁月，突破经年尘封，从当下的写作行为一一散文《桑多镇秘闻录》的成型过程中，获得了被激活的契机和再蔓延的空间。因而，《桑多镇秘闯录》的主体部分，即作者扎西才让本人所讲述的三十多个新故事，其真正的新意，并不只体现在它们对应了新的时代、包含了新的人与事，更体现在它们把经过“陈疯子”的中转和创变，从汉语文化的腹地播迁、引种到桑多镇的一套风土志和人文笔记的写作传统，灌注进了一个能够促使作者和读者都对桑多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产生鲜活感受的崭新文本。

　　同样是写自己生长之地的佳作，分别刊于第9期和第11期的纳西族作家黄立康的《A面房间》和壮族作家陶丽群的《潮湿的心》，文本风貌和创作机理都明显有异于《桑多镇秘闻录》。毕竟，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像桑多镇那样，遇上奇异的人为它写一册奇异的秘闻，然后，这册秘闻又能在长久的湮没中，等来和它遭逢并唤它苏醒的有心人。《A面房间》的房间，被设定成了一段诗化叙事进程的起点，从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建塘东路312号的一栋两层水泥小楼2层的一个房间出发，作者迈开了自己走向远方的步履，也放飞了自己在从个^、到家世、从故乡到民族、从地方到世界、从文明神话到社会生态的一圈圈逐渐朝外扩散的精神感触的涟漪中，不断盘旋、不断推展的思绪。通篇的辞章质地和文段结构，确如磁针在唱片上环绕、磁带在卡盒里周转，绵密中间隔着小小的跳跃，悠长中回响着复沓的主题。如果以乐曲来作比，《A面房间》的音符和旋律都还算不得有多么深切的感染力，但它的整体声效却兼具了在一般散文中很难并存的优雅和浑朴两重格调。

　　

三

　　第10期上登载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作的《牧人、水手和海岬老人》，与《A面房间》类似，在篇章架构和行文风致上，也借取了音乐和诗的形式要素。论语言打磨的力道和句式安排的节奏，《牧人、水手和海岬老人》比《A面房间》显得更利落、更明快。但可能也正因此，以表情达意的凝重感论，两文的效果刚好又相反。

　　和《A面房间》发在同一期的《潮湿的心》，虽未以“房间”为题，但它内在的焦点其实也对准了居家所在的房子。只是出现在《潮湿的心》里，房子不再是引发赋比兴之言的一个单纯的端点，而是变成了遮风避雨的家的代名词或象征物。百色山乡、八桂大地，在作者的忆述中，呈现出淫雨霏霏、潮气弥漫的一派寒凉。从儿时和弟弟枯守石棉瓦盖顶的简陋家宅、熬过一个个风雨之夜的记忆，到长大后出外求学、谋职，由肩挑重担的母亲陪伴着一路泥泞、冒雨赶乘班车的难忘一幕，再到住进了沉沉浓雾长时间笼罩下的宿舍、常被湿淋淋的一切团团包围的近年岁月，整个在作品被倾诉出来的“我”和“我”的亲人们的生活，都已被雨水打湿和浸透。常年置身这般境况，谁也无法遏制渴求一幢坚固房子的执念，因为只有这样的房子，才能给人遮风避雨，才能把人从那个总是潮乎乎、湿漉漉的世界，隔离、搭救到一个干燥、舒适的安稳角落。

　　这样的书写，仿佛贴近或掺杂了小说的手法。但恰如文后责编手记所指：“陶丽群是位以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她的小说往往对人物有着深切的关怀，努力达成着与这个世界、与自我的最终和解。这篇记录作者心路历程的《潮湿的心》，可以看作是理解她小说创作最生动的注解。然而，这仍不失为一篇独立的非常动人的散文。”事实上，在《潮湿的心》里，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小说创作中惯用的那些手法，比如精细入微的身心状态刻画，融描写与阐释于一炉的连贯叙事，也跟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排斥这些手法的散文，达成了比较融洽的和解。

　　除以上作品，第12期刊发的两篇出自回族作家之手的散文一一鄢玉蓉的《芦草深深》和王学军的《金色百花谷》，以及第10期刊发的彝族作家李长平的《方寸之间》，在面向—方风土的题材取向上，也各有应予关注和肯定之处。《芦草深深》涉及的西部荒漠区开发移民题材，近些年已日益多见于文学创作，但以报告文学和勾画时代变迁宏观脉络的大纪实为主，散文方面虽也不乏跟进表现，却还少见精彩之作。《芦草深深》的问世，可谓填补了一点空白。而使它脱颖而出的关键，是它通篇都稳稳当当地坚持以铺陈作者个人家事和家史的小写视角和低调叙事，去折射、映现国家政策和地区生态层面的大事件、大变化。而从作者个人经验中展开的小写视角和低调叙事，正是最便于牵动读者日常生活感触的创作技法设定。

　　《金色百花谷》《方寸之间》的可贵，都体现在语态和寓意层面恰到好处的分寸掌控上。披满金色阳光的百花谷，羊群悠然聚散的西泉村，在劳苦中坚韧度日而又免不了承受灾祸打击的父老乡亲，自然和人文相互依偎、相互映衬的一幅沉静、淡远的画卷，永是簇新，也永是古老。暗黑的愁绪、狰狞的怨愤，在这里都无地可容。《方寸之间》文笔细节尚存个别生涩印迹，但在执拗而简洁的故事缀段中，照样把哀牢山彝族民众感恩自然、心存善念、敬畏文明的生活伦理，明明白白地传达给了读者。

四

　　散文创作中的写实，按聚焦对象的不同，大体可剖分为写人、纪事与状物三个类别或三重面向。上文论列的各篇作品，都以风土为表现对象，属于写人、写事和写物的系统综合，难度最大。而在单纯写人、纪事或状物的面向上，相对而言，看上去最难、做起来却又最简单的，莫过于写人。这可以从读者阅读作品和理解作品的普遍习惯中求得解释。几笔肖像描写，就可以让读者记住或认识一个人。交待二三事例，就能让读者对事例中人，作出“事实胜于雄辩”的品行判断。

　　但实际上即便是写人，若在今天的散文创作中，还一味搬弄画肖像和讲故事的陈招滥式，毫无疑问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写人的散文，发展至今，已经循着社会心理惯性和社会文化潮流，抵达了需用作者的自我意识去阐释性地建构他所写的对象这样一个层次。换言之，当今流行的阅读习惯和认知方式，要求写人的散文必须依托在对所写之人的全面理解和内在阐释的基础上，以开掘复杂性和丰富性为目的，而不能停留在始于描述样貌举止而终于鉴定操行品质的刻板套路之中。

　　2018年的《民族文学》上，有多篇散文在写人的维度上，都趋近了突破窠臼、探求新变的前沿。除了前已提及的《父亲的项目》《倾空一生的积蓄》《最后一匹枣骝马》《与莎莉同住的日子》，维吾尔族作家艾比白汗·买买提艾沙的《你是我的谁》（第3期）、回族作家白山的《父亲的旗》（第4期），满族作家绿窗的《挖掘者》（第6期）、回族作家海代泉的《有希望就能回到年轻》（第11期）、藏族作家此称的《对岸的师父》（第12期），均属可观之作。

　　《父亲的项目》《倾空一生的积蓄》《你是我的谁》《父亲的旗》，不约而同都扎在了讲述父亲的故事这片散文创作中历史积淀最为深厚的题材重地上，但一篇有一篇的格局、一篇有一篇的神采。《父親的项目》笔触洗练畅达，把一位青年时期经历过“六二压”、随后又“在财贸系统干了二十年”，最终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依然走向独自创业之路的父亲，既生龙活虎又艰辛曲折的大半生风雨行程，跃然勾画于尺幅之间。而最感人的，却是呼应于篇首文尾的一脉伏线：遥隔二十年，父亲和北京通州空军基地的老徐因一个运作失败的项目，而结下的一段在父亲晚年的言语牵挂中也割舍不断的仁厚情谊。

　　相形之下，《倾空一生的积蓄》则平添了一层沉郁顿挫的苦涩和酸楚。贫寒家境下不到六十岁就自行置办棺材的父亲，为支持儿子上学、为骤然去世的姑姑家救急，一卖一借，两次失去棺材，而后又两次靠自家的力量再做棺材。灰色调的叙述中，渐渐显露出挺立在物质困乏的生存境遇里的一位父亲可敬的精神形象。由远而近的历时性叙事，貌似朴直，但也正好从平淡中收到了奇崛之效：在几次倾空一生积蓄自备棺木的周折中，一名心地素白的乡间男子成长为一位庄重尽责的称职父亲的历练之路，也徐徐有致地铺展开来。

　　《你是我的谁》《父亲的旗》两文，一用欲扬先抑的曲笔反写，一用平实严肃的正史陈述，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都在讲述终身志业系于笔墨、平生抱负指向文学的一类父亲的故事。寻常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生活，静态多过动态，内倾的一面压倒外向的一面，往往反倒缺乏可供文学创作转化、提炼的原料。但在关联文运、国运等纵深宽广的时代风云和世事沧桑方面，他们的人生则多具华彩、别有蕴藉。而这一层面的外化，非得仰仗能够走进他们精神世界的有缘人和有心人不可。《你是我的谁》《父亲的旗》都是已经承其父业且有所专成的子女对自己父亲的书写，贯彻全文的叙事里，处处并行着阐释和理解的细腻情思。《挖掘者》里的“弟弟”和《最后一匹枣骝马》里的“大哥”，《有希望就能回到年轻》里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岸的师父》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安确鲁荣爷爷”，也都程度不同地得力于作者有意无意的阐释话语，而在作品中显示出了渗透叙述表象、直抵心灵感悟的一种精神冲击力。尤其是在调遣语言的细微处和谋篇布局的衔接点上做得更妥帖自如的《挖掘者》，堪称写人散文中难得的精品。

　　此外，第7期和第8期上刊发的《我的乌兰牧骑》《乌兰牧骑，好像一匹马》，饱蘸两位蒙古族作家白晶、季华对自己作为乌兰牧骑的一员、随队奔波在大草原上的那段峥嵘岁月的轸念感怀之情，诚挚恳切，悠思绵长，以美文之形态，传教益之雅意，读来令人印象殊深。第7期上另一篇可留意的作品，是朝鲜族作家金海洋写的《太行山作证》。它和第2期上同样也是朝鲜族作家的《与莎莉同住的日子》一样，属于《民族文学》中较少见的国际题材散文。写外国导师的《与莎莉同住的日子》轻灵温馨、理趣萦绕。为抗日烽火中来华参战的朝鲜义勇军纪传留芳的《太行山作证》，则慷慨悲怆、凝重庄严，从英雄事迹丝丝缕缕的史料梳理中，进发出静水流深的人格力量和历久弥新的道德光芒。

五

　　通观2018年《民族文学》所汇聚的散文作品全貌，写实的取向蔚然已成主流。而针对其中精致之作的检索和品析，更进一步清晰地表明：从题材的真实，到完成形态的作品所产生的思想认识和审美体验上的真实感染效应，中间跨不过去的一个转圜、熔铸和锤炼环节，就是作者的主观意识对于现实素材的深度加工和全新重构。而这一点，在提倡现实题材创作的呼声和需求高涨之际，常常被人淡忘、忽视或者曲解。取而代之的，是托名为现实题材创作、但实际上却大行题材决定论之实的一阵风似的喧嚣骚动。距今不远的文学史的一页上，早已定格了类似的一幕。铁的历史教训一直在提醒我们，那是一段刻意扭曲了的弯路、一条本该严防误人的歧途。

　　与此紧密牵连的，是在有关当下小说创作的理论批评中被持续热议的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传统的问题。征诸文学史，审视各体文学创作的前沿。平心诚意，实事求是，应该承认：在汉语文学的宏阔天地里，现实主义传统的大本营一向就驻扎在散文创作的方位上。最需要深入总结现实主义历史经验和积极探索现实主义创作新路的，是专事散文创作或热心散文创作的人们。但长期以来，一种从维特根斯坦的语录里活剥来的词句装配起来的观点，像魔咒一样束缚了人们创作散文的身手、遮蔽了人们理解和评价散文的眼光。根据这种观点，包括散文在内的各种语言形态，都只是河床上的一道流水，命定就该随物赋形、就势起落，而给它定型的河床，则是稳定厚实、牢固邦硬的文化传统。

　　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维特根斯坦的原话，中外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经验，都—直在确凿地指证着流水和河床原本同属一体，并且它们时时都需要借着彼此间一刻不息的转换来保持自身生机和活力的深层事实。在《民族文学》2018年的散文收成里，诸多闪亮之作叩击我们心扉的那份力量，归根结底，也都源自如同流水拍岸那样，从作者的自我意识出发的一种化解和融合现实素材的精微而细切的心灵辐射。

　　責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