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柱林

　　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不光是由于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周年，很多问题都到了应该总结和反思的时期，也由于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深深地嵌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在影响世界，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学》2018年第1期发表的头条作品，王华（仡佬族）的小说《在路上》，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性，所谓在路上，就是历史正处于发展过程中，远远没有凝固或终结，人还大有作为。小说里的正面人物，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符号性，如奋进、为民、传宗，其内在含义不言自明。这是一篇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未来的乐观想象的作品，而要实现理想，必须要有一心为民的领导，坚忍不拔的干部，讲情义重诚信的企业家，甚至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还要有保佑后人的祖宗。无独有偶，向本贵（苗族）的《坡头传奇》，就是书写两位传奇般的干部，扶贫工作队员老林和年迈的村支书刘新生的传奇故事，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带领偏僻落后的坡头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整体搬迁。虽然最后能够保留坡头，并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需要更高一级负责任的领导出现，似乎落入了“青天”的俗套，但两位干部无私的人格精神，敢想敢干的勇气，以及审时度势的技巧，也让作品能够符合自身的逻辑。这两篇小说还涉及到中国乡村生活想象更为重要的层面，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时代需要理想。在这一年的小说中，有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理想状态、理想人格的塑造。穆尼·塔比力迪（塔吉克族）著、苏德新译的《古丽琪赫莱》，歌颂古丽琪赫莱的美好心灵，她在丈夫意外受伤失去各种能力后，不但没有嫌弃丈夫，反而更加贴心周到，还耐心侍奉公婆，甚至为了_一家人的生计，成为了骑手和猎手，集贞洁、孝顺、贤惠、能干于一身。由于形象的完美，甚至会使读者自愿暂停怀疑其人物的真实可信度。相比之下，冶生福（回族）的《翅膀》则要丰富许多。一个家里有钱而任性的女孩，常常欺负穷人家的其他女孩，后来因某种原因导致两脚无法站立，只能坐在轮椅上，无法正常上学和生活。她痛苦，也变得更为恶毒，甚至有腿的小动物，如蝴蝶、蜜蜂，都受到她的嫉恨。最后，由于大家的爱和帮助，她不但站了起来，还成了叙述者的嫂嫂。虽然故事的转折较为突然，缺乏必要的过度，但那种试图化解隔阂、宣扬和解与爱的用心还是值得鼓励的。有理想，与之配套的，就是要有英雄。少一（土家族）的《电视机有鬼》，就试图塑造一个自己内心没有“鬼”但却被“鬼”纠缠的英雄，一名转业军人，不选择其他收益更好、更有地位或更轻松的职业，而选择做一名警察，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这是一个正气和勇气兼具的人物，他因为坚持正义，被各种打压，但他百折不挠，最终扳倒了那看似不可一世的贪官。刘萧（苗族）《三生有幸》写一位坚持在乡村教学的小学老师，虽然班上只有三个学生，他仍一丝不苟，尽心尽力。作品朴实无华，却令人动容。

　　如果将所谓现代化作为这几十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目标，那么中国文学的主题无疑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2018年《民族文学》中的小说也不例外。现代化，或者其另外的展开方式与次级目标，如全球化、一体化、世俗化、城市化、启蒙、进步等等，将原先各有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等等，都裹挟进同一个历史潮流之中，人们或欢迎，或抗拒，或欲拒还迎，但都不能自外于它的结构和力量。有这样宏大的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郭雪波（蒙古族）的作品，他在《乌兰牧骑女孩》里借人物之口说，“现在城里漂着很多乡下孩子，低声下气地为几个大毛看老板脸色，当奴才'我看不出那有啥希望。回草原好好经营自家的草牧场也挺好嘛，空气好，蓝天白云，我看这里更有作为，更充实”，这话并不错，但要守住蓝天白云，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小说其实围绕着草原上的蝴蝶泉展开，那个传说中充满神秘力量的所在，在作家笔下充满浪漫的色彩：“倏忽间，一只银白色大蝴蝶从一朵红红的萨日朗花上悠然飞出，有婴儿巴掌大，围著她俩上下翻飞不肯离去，犹若天女在舞蹈。而随着这只美丽的蝴蝶王，从水边草丛和树根下猛然又呼啦啦飞出千百只白蝴蝶来，在空中飞舞，曼妙无比，周围一下变成童话般的梦幻世界。太美了。俩女孩子惊呆了。蝴蝶们在空中尽情飞舞”，可是这么美妙神奇的自然存在，却面临着贪婪的人类的威胁，几十年前是日本人，现在则是官商勾结的利欲熏心之徒，而按照作品的描述，要保护这圣洁之地，除了善良坚强的人民的努力，更需要一点运气：真正使那些名为开发实为剥夺的黑手却步的，并非什么正义或强大的外力，而是泉水周围茂密林木中的剧毒蜘蛛“黑寡妇”！因为毒蜘蛛与树林一体，而树林又是蝴蝶泉的水源，所以觊觎清澈泉水的恶势力束手无策。对照之下，肖勇（蒙古族）《像神鹰一样飞》对草原现状的描述可没有郭雪波那么乐观了，叙述者说自己一出生，“嗅到的却不是马奶的清香，而是风雨携来的苞米青涩的味道……马奶的清香就像牧马人的故事，早就成了遥远的传说”，真实的情况是，“满目疮痍、风光不再，还是顽强而抒情地被这么叫着、写着和唱着”，自己是“一只偏离了时代的神鹰”，最后只能腾空飞离草原，进入蓝天。过多的抒情和想象，可能—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力量，但那种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却清楚地展现了出来。

　　某些地域乡村的破败凋零，传统的难以为继，成了许多作家无法回避的题材。光盘（瑶族）的《等待》，甚至描绘了一个极端的情景，村子里只留下了一位老人，除了时间和植物在无情地损毁村庄外，只有小偷还记得那些旧建筑里可称为文物的东西。王杰（布依族）的《画蝶记》让人惊艳，表面上看，小说有古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影子，其实真没有多大关系。妻子没有将蝴蝶画到蜡染上，是因为现在的丈夫有害死前夫的嫌疑，这已经将蜡染传人与生命体验融合到了一起，而叙述者“我”本人，也是命途多舛，而这一切，又和贫穷深深牵扯在一起。但贫穷和痛苦并没有使蜡染受损，真正导致这一手艺灭顶的.是时代变化。电网拉上，道路和桥梁修通，吊脚楼倒下，挣钱至上，年轻人都争着到东部打工，再没有人愿意学习手工蜡染，这耗时费力，还需要一定的艺术天赋。即使政府提倡保护传统工艺，也无法抗拒历史潮流。可惜的是，作品的收束有点随意，致使题意似乎走偏了。另一些作家，则注目于乡村人进城以后的困境。侯志锋（壮族）的《红本本》写到，要在城里找工作，需要各种学历证明，最终使人走上卖假证的歧途。古果（蒙古族）《泅渡》中，因为妻子跟着有钱人走了，为了让儿子过上好日子，父亲以找母亲为借口，带着儿子到了北京，以做面条为生。虽然最终让儿子考上了名校，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低价，为了让面条保鲜和卖相好，父亲往面条里掺了有毒的甲醛，害了别人，其中还有自己喜爱的老师。无意间，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就走上了犯罪道路。杨兰（苗族）的《入股》里，一家人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外来村，靠养猪为生，本来生活刚刚有点起色，却又被迫搬走。英布草心（彝族）《尘之光》里，来自远方乡下的少年沙马阿吉，本来怀着一颗纯朴的心灵，却要接受一个肮脏的任务，替董事长罗佑监视自己的妻子。夏鲁平（满族）《换季》里，来自四川的修鞋匠老徐，为人诚恳守信，最后因为要等客人来取一双他认为贵重的高档皮鞋，耽误了换季时回老家过冬，而让长春的严寒损害了自己的健康，病重得诊所都不敢接收，最后不知所终。显然，城市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对乡下人来说，进城之路漫长而艰难。

　　那么，乡村自身的出路何在？光盘在作品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是国家出资保护古村落，一是商人投资开发。粗暴地说，这仍然是把乡村当成为城市旅游服务的场所。黄佩华（壮族）《乡村大厨》里，乡村的危机体现为村里留下的男子有好多都找不到配偶，因为寨子里的年轻女性基本都通过读书和打工等途径到城里去了。李元生残疾，三十五岁仍然未婚，眼看着就要荒废一生，却迎来了一个转机，就是成了所谓的“乡村大厨”，有老板想聘他做私厨，他不愿意，他想开自己的厨艺公司，为乡亲们服务，“把美味留在乡村”。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是真正把乡村生活自身当成目的。可惜的是，老板马上表示自己要人股投资。资本主义确实是无孔不入地存在。可以理解的是，李元生犹豫了。这个犹豫反映了生存的全部复杂性。至于乡村生活自身的复杂性，在潘小楼（壮族）的《下尧电话屋》里也有所反映。虽然年轻人都往城里走，可从水泥厂退休的嘉庆却试图在余生建成一个“石林上园”，满足自己的田园牧歌似的白由之梦。但他那“由着自己来的地”，注定要和周围复杂的世界纠缠不休，不可能成为他梦想中的世外桃源。而那似真似幻的“狐狸叫”，也和那曾经让嘉庆和村人都悲喜莫名的电话声一样，共同构成了他乡村之梦的多维纵深。无论是“把美味留在乡村”，还是“由着自己来的地”，固然在今天困难重重，却也指向了一条真正的乡村重建之路，即乡村问题，或用中国流行的用语，“三农”问题，其可能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把乡村本身作为建设目标，而不是身在农村，心在城市。前面讨论过的王华和向本贵的作品，其实也都是把乡村当成自为的共同体来想象，虽然今天已经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一一当然历史上也不存在一种绝对完全的自然经济一一但如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让农村焕发自身的活力，那它—定会失血枯死。

　　而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想象，也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来，那就是搬迁，比如迁到其他环境更好的地方，或是城里。当然这其中也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像红日（瑶族）《补粮》里的堂伯，决定举家搬迁到环江（广西确有此地，而且作者的老家都安也确有数万人曾由政府组织搬迁到环江），为了给这个决定找理由，他就说那里土地广袤，用水充足便利，天然是个养人的地方。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小说最后是一个光明的结局，堂伯勤劳肯干，有编织手艺，又无私，所以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相比之下，伊蒙红木（佤族）的《迁居》，就将这种搬迁过程描述得更复杂细致。表面上看，年老的一代守旧，喜欢住旧房子，习惯了，觉得舒适，也方便。但老寨子里的人都搬到新寨去了，老屋年久失修，已经倾斜，住人危险。可当搬到新屋之后，老人却失魂落魄了。肖龙（蒙古族）的《舞蹈》，则写的是一个村庄，因为当地发现了矿藏，上级安排要整体搬到城里。小说专注于搬迁前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其中比较普遍的不安感和焦虑。村子里有些人想进城，如老实的皮匠的儿子查干夫，“讨厌这个营子，讨厌又穷又破的家，讨厌又瘸又吝啬的爹和无知不争气的娘。他想，如果他生在城里，如果娘嫁的是有钱人，或者他是娘跟有权有势人的私生子，那他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样子，活得不会像现在这样窝囊”，他最后成为偷盗犯罪团伙的一员被捕了。但显然作者并不反对城里的生活，他精心设计了_一个进城成功的榜样，即放弃蒙医改学西医的勒布克的形象，他和父亲闹僵十年后，开着奔驰轿车回家。有意味的是，在村里，“拖拉机”跑得比奔驰轿车还快。而当大家在老爷子的寿宴上想跳舞欢庆时，却发现，“祖宗传下来的忘了，现代的只在电视上看过”，但这难不倒作者，作品中这样描述：“他们趔趔趄趄一一趔趔趄趄就是舞蹈……他们俩大声喘息，大声喘息就是舞蹈…一他们上树爬墙一—上树爬墙就是舞蹈……”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适应任何状况。相映成趣的，是郭雪波笔下的乌兰说，“我在城里歌厅遇到过一位像阿尔斯郎这样的小伙子，草原上有自己的大牧场，他把那些进城牧民的草场都一个人承包下来，拆除围栏连成大片，还雇人放牛羊马群，发了家。一到周末，他就开着自己的豪华越野车进城玩儿一次，和朋友们唱歌跳舞，你看过得多潇洒”，原来跳舞这件事，也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只是，像阿尔斯郎这样的生活方式，显然成本极高，不是普通的牧民可以做到的。

　　真正的文学，当然是心系大时代，笔写小人物。2018年《民族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自然非石舒清（回族）的《连襟》莫属。这个小说最蹊跷的地方，就是题为《连襟》，却只有第二自然段是真正涉及连襟的，提及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这个连襟做事认真，而且硬气。而全文的主要事件，其实是岳父在住院之前，特别慎重地跟叙述者“我”提及其小時候发生的一件小事。表面上看去，这个引起岳父一辈子不安的小事，实际上是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完全无心的言语。但透过岳父的讲述，似乎又有某种无法言明的“原罪”般的意识潜藏在那无心之言的背后。否则岳父完全没有必要在叙述自己小时候的无心之言时，先讲那么一大段关于他如何看那后来夭折的小孩子吃奶的细节。虽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婶婶可能是岳父生命叙事中最重要的人物，她的无私奉献净化了岳父的灵魂，但对于整个小说来说，似乎最重要的人物只能是“我”，显然，不管是连襟，还是岳父或岳父所称道的婶婶，都处于“我”的对立面，就是他们都是认真而执着的人，而“我”，则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太在乎、比较随便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岳父想让他帮忙发表一些自己写的花儿时，却很认真地对岳父表示，说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些旧L这直接导致岳父不再写花儿，改写书法。岳父其实是非常看重“我”这个从事文学的人的，所以才将压在心里的秘密在病重住院前告诉“我”，可“我”却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再小不过的事情”。这不由让人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可石舒清的写法却比鲁迅那篇作品的直接了当深微幽曲得多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小说题目中所指的“连襟”，其实是“我”，因为在连襟的眼里，“我”也是连襟啊。

　　由“我”所说的岳父的花儿显旧，给予我们一条线索，小说其实暗含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新旧对比。马金莲（回族）的《我的姑姑纳兰花》所书写的，就是女性新生的不易，当然这里关于女性命运的命题，又是包含在乡下人进城这一更大的命题之中的。不过，小说只是把主人公和叙述者的背景置于城乡关系中，至于这种背景对于人物命运的扭曲程度，则有很大不同。纳兰花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王润玉的两次欺骗，而叙述者似乎又有意无意地暗示，姑姑遇人不淑，当然不幸，但她自己的不坚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患上同一种疾病的“我”，似乎要好过得多，离了婚，但前夫仍然关心。相比之下，姑姑则万般不幸，碰上嫉妒心强时常家暴的丈夫不说，还对意志薄弱的王润玉心存幻想。可以想象，如果纳兰花没有自杀的话，落入法网的王润玉的所谓道歉将又一次严重伤害她。小说的笔触相对大胆，也留下了许多疑点或文本的漏洞，有些地方甚至损害了逻辑的严谨，但也可以提供一些意外的阐释空间。像那个仿佛不经意间提及的只爱玩电脑游戏不愿与人交流的儿子，似乎预示了新一代的男子气质。梁志玲（壮族）的《心有猛虎》，看起来像后设小说的模式，小说中的两个女性，都在写小说，也都对生活不抱太大的热情，苟且将就着过日子，似乎只有在文学中还能倾注些感情。故事的结尾带来了一丝光明，肥胖的丈夫努力在妻子的呼唤声中奋力追赶小偷，展示了一下罕见的雄性气息。但这是否能真的唤起心中的猛虎，仍是存疑的。潘小楼的《丹田的蛾》也用动物为隐喻，但更加注重想象的成分。在这些作品中，性别可以视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叶雪松（满族）的《大雨如注》中，描述一群已婚的养蟹男人和女人，收入或高些或低些，都还过得去，却碰到了感情危机，说白了，也就是呆在一起久了，各自失去了自己的魅力。对女人来说，或者是嫌男人没有本事，或者是觉得男人只知道赚钱不知道情趣;对男人来说，女人则是身材面貌走样，再无吸引自己的资本。所以他们将目光和兴趣投到别的男人或女人身上，都有了出轨的事实或欲望。这样说来，这个题材和主题实在粗俗不堪，无甚新意，可作者将一个本身较为完整的故事，分成长短不等的几段，每段采用不同的叙述者，将故事中的人物的内心展现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而结尾则具有一种开放性，最后一位叙述者在将出轨之际，听说最早的一位出轨者竟然发展到跳河自尽的局面，似乎有了一点醒悟的意思。作者采用当事人作为叙述者，避免对其行为作出道德判断，反而使一个庸俗的多角偷情故事获得了一种难得的深度和趣味。

　　试图对所谓人性问题进行深度的挖掘，是作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肖勤（仡佬族）在《亲爱的树》里，借由不同人物对院子里的一棵木槿树的不同态度，将极善与极恶赋予不同的人物，产生了一种戏剧化的张力。第代着冬（苗族）的《金项链》与之不同，里面的好人得到了善待。潘灵（布依族）《奔跑的木头》，通过两个各有残障的年轻人之间的故事，讲述历史变化与个人际遇的复杂纠葛，同时赋予人物性格以一种复杂性。阿满（满族）《黑色星辰》涉及的是极为重要又敏感的反腐题材，作者别出心裁地将作品的重心放到人物的心理历程上，而不是放在情节构造上。这样写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度，想写好是很不容易的。马玫（回族）的《鲈鳗之灾》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導致误会加深，其中又加入了勾心斗角与争权夺利，使一切都变味了。

　　人性复杂，生活也复杂。胥得意（蒙古族）《可否重来》写的是一封表扬信引发的事件，通过几个当事人不同的讲述，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故事，又增添了无数波澜。起因是一位部队里的付干事为了省孩子的机票钱，就坐火车回京，但同行的战士按规定没有资格坐卧铺，他就帮垫了卧铺钱，而战士为了补平，就让自己女朋友帮干事打了一张机票去报销。不巧的是，有一位大妈上错了车，好心的付干事帮助了她，而且为了获得信任，暴露了自己的解放军身份。大妈回头写了表扬信送到部队，引发了一连串的意外。而在这些不同叙述者的讲述中，既互相补充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也由于各自不同的认知水平，带来了程度不等的误会，如付干事为了帮犯心脏病的大妈施救，按压她的胸口，这在大妈的叙述中就成了轻揉，而在不明真相的孩子的眼里，就成了爸爸和妈妈一起做的事情，而由于大妈的错误描述，这一细节在同事那里具有了其他的意义，引发了不同的联想。这些桥段，使小说增加了很多趣味和幽默，却给当事人付干事带来了意外的烦恼。马碧静（回族）《我决定守口如瓶》写的则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需要，宣传干部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尹向东（藏族）《我们回家吧》写的是康定人的生活，但没有多少可称为地域性或民族性的东西，就是一中国普通小城里的年轻人的生活。他们是些小混混，他们的活动场所在街头，他们打斗、喝酒、追逐女孩子，但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流氓嘛，也得讲规矩和江湖义气，否则仅靠暴力维系不了多久。作品的主人公杨广（这名字引人遐想），其实很想改变自己，却总是被跟着自己的小弟误会。当然作品似乎重点在“街”与“家”的空间纠葛上。如果说街意味着复杂性、可能性与不可知性，则家就是稳定、传统的象征。也许杨广和吴昊都受到这两种空间力量的争夺和撕扯。尹向东在本篇小说中，无疑是在关注当代中国年轻人碰到的普遍问题，不单单是恋爱或街头冲突了c周龙（壮族）《五保村》则在不乏调侃的语气中，将基层挂职干部的酸甜苦辣呈现了出来。

　　这一年，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如永基卓玛（藏族）《夏日里的蓝调》，试图在两代人、艺术与生活之间寻找联系，里面的人物在生活中寻找艺术的灵感与动力，也通过流传下来的父辈的话，揭示两者间的紧张。杨衍瑶（仫佬族）《落幕》则书写令人唏嘘的业余剧团女演员凤姑的事迹，她要长相有长相，要功底有功底，要天赋有天赋，无奈命运阴差阳错，让她一生错过了许多机会。周建新（满族）的《周布礼》虽有平铺直叙之嫌，却能通过一个人物将世纪的风云变幻纳入一篇不长的小说中。奥斯曼（撒拉族）《你将流向何方》写到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行将离开人世的汉族姑娘，一个是有自己宗教信仰和习惯的撒拉男子，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有诸多看点，可惜作者浅尝辄止了。至于麦登奎（壮族）《薛定谔家的猫》，作者有意在叙事方式上做文章，但似乎绕出去了，却没有很好地绕回来。

　　总的来说，2018年《民族文学》发表的小说作品，充分展现了各民族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怀，表述了各自不同的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生活的想象，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艺术印痕。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