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文学创作中，如何认知我们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如何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和发生的中国故事表述出来，如何在这种表述中把中国人的生命感和时代感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是所有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要做出回答的。关仁山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答题人。关仁山是一位现实感极强的作家，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他极为重要的创作标识而被写进文学史。—方面，这固然源于现实主义文学自身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更在于关仁山自身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创作观念中，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本身，它还是某种力量，这种力量让人振奋、让现实明亮、让世界温暖。继2017年的《金山银谷》之后，关仁山与杨健棣合著的最新长篇小说《戳脚》正是如此。

　　小说《戳脚》以都市生存、发展和建设为核心，间或勾连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同构化的有关问题，以农村青年李继承、李虎申、赵香梅（赵伊蕾）进城扎根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新时代里，与城市既疏离又融入、既陌生又亲近的生活和奋斗历程。李家佐村高中毕业生李继承进北京城做保安，拼命想扎根在城市里的他在一起交通事故后逃逸。后来禁不住良心的责问，开始寻找受害人。寻找的过程是他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城市接受他的过程。他用自己的善良、朴实以及来自乡村的传统武术“戳脚”的独特气质赢得了城市的尊重和友谊。李继承的胞弟李虎申是一名进京读书的大学生，他快速进入其中的资本倒不是其所谓的学识，他通过担任健身教练的方式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力量，这是一种健康的向上的精神状态。当然，这个时代、这个城市和这个社会并不是由几个人或一组人构成的，李大增、施雅东、范兵兵、梅朵、陈晓康以及约兰达等人分别代表了不同层面的社会存在，共同演奏了这个时代的协奏曲。

　　《戳腳》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感使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有了一种新的经验和想象。及时迅捷的社会感应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当务之急，是这部小说最主要表达的内容之一;同时现实主义作家在避免过度批判过程中如何有效传达明亮而温暖的现实声音也是这部小说重要的思考内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并叙了三件事情，即雄安新区建设、首都的城市治理和武术戏《李家佐》（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三件事情当下正在发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比如，小说中很多情节的推进都是围绕着城市街道的整治和城市中全民建身运动的开展。实事求是地说，落后的城中村和“横冲直撞”的“健走队”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顽疾，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和规范，考验了一座城市治理者的能力，也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在这些重要的命题之下，一个有着现实主义情怀的作家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去探索和寻找答案正是题中之意。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将这些问题文学化，而且还通过文学化的方式使之走进合理有效的现实逻辑中。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便有了组织和整合社会的力量。比如在整治花月街乱象的过程中，李继承自己出钱，将保安同事无法按时搬迁的困难家庭引到宾馆租住，及时化解了有可能激化的矛盾;再比如施雅东通过自己的母亲和李继承将“健走队”巧妙地引进公园活动，也是在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为有李继承、施雅东等人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有了亮色，才有了温暖。这部小说及时而有效地与时代互动、与社会现实互动，不仅增强了现实主义文学发时代先声的价值意义，而且也在这种互动中使文学不再凝固，并与时代的流动共振。及时反映当下生活，迅速地把社会变化通过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并不会获得写作者的普遍认同。在一些写作者看来，只有沉淀的生活才是有质感的、有回响的。这固然是一种正确的认知，但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而言，文学如何为社会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或者同向性的形象与思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自身责任所在。关仁山和杨健棣已经主动地担起了这个责任。

　　《戳脚》这部小说在总体上重新审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不再把沉重和诘问作为审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而走向了坚定和自信。应该说这是基于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所积累起来的一种经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也是关仁山在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探索过程中包括《金山银谷》在内的又一部转型之作。近些年来，在有关讨论城乡关系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城乡之间常常被对立起来，在所谓的此长彼消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消失和改造被凸显和放大，尖锐的批判意识由此产生，于是作家笔下的乡愁变成了乡怨。有的人习惯将传统乡村视为乡愁自留地，一旦发现不如意，便用怨怼和控诉来进行敲打。其实这种境况的出现，正反映了作家的“离地”与“在地”的不同写作姿态。但在《戳脚》中，这一对立性的认识发生转变，城乡之间不再冲突、抵触，而是通过温暖顺畅的衔接，把城乡纳入到一体化的思考当中，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同向同构关系当中，我以为这是这部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新质因素。在小说中，雄安新区建设和李家佐村大洼地的征迁是虚写的，而李继承的爷爷李大增等老一辈乡村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是写实的。一方面，作为老一辈乡村人，他们确实存在由于土地消失而带来的不安，另一方面，这些老一辈乡村人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变得成熟，现代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他们的不安是接受的而不是拒绝的。当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不满足于乡村对城市化的单方面接受，他还着重描写了城市对乡村的接纳，可以说整部小说所细描的正是这一部分。李继承从当保安到当武术教师，再到有资格参加培训而成为广播体操教练，是一个融入和被接纳的过程。比如，为了凸显这一主旨，小说中反复描写了有着北京当地人身份的施雅东在处理与李继承之间关系时的心里“变迁”——从开始的提防，到常常忘记李继承外地人的身份，再到对他产生的朦胧的情愫。这虽然是具体的都市人、外地人之间的情感发生线索，其实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写照。值得格外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李继承除了收获了城里人施雅东的垂青，还隐约收获了外国人约兰达朦胧的情感关注。这种浪漫而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描述为乡村一体化过程增添了鲜亮的色彩。作者所描述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18年，但其实就其主题和观念而言，这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一个历经磨砺和积淀的结果。

　　也许在《戳脚》中最能让我们感到绵长而富于张力的描写是有关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这又是一种时代主题的表达。具体来讲，这部小说中能够贯穿全篇的是对以《李家佐》为代表的传统“武术戏”的历史命运的叙述。诞生于李家佐村的武术戏在本质和形式上都一度成为维系传统乡村的重要血脉，其中的精华和主题曾经能够超越时代而绵延不绝。但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由于不能产生物质的利益而一度零落，只在李大增、李继承、李虎申等祖孙一系微弱地维系。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维系，才使李继承等在城市中立足扎根。李继承凭此敢于见义勇为，成为武术教练，获得施雅东、约兰达等的青睐，并凭此完成老一代乡村人代表李大增欲将之发扬光大的“遺愿”。但作者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将之推演和叙述，而是为其赋予了多重功能。首先，武术戏具有一种型塑功能。因为武术戏的存在和流传赋予了以李继承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工者（新型农民）既传统又崭新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有果敢坚毅，有正义担当，正是当下现代化都市所缺乏的和应该重建的。其次，武术戏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符号，还得到了国外留学生的垂青，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李虎申的俄罗斯同学约兰达能够成为李继承的学生正由这种符号吸引所致。不仅如此，约兰达还引来自己的美国同学也来学习武术戏。作者的这种情节设计，特别是两位留学生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更加紧要的历史使命。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作者借助武术戏这一重要的文化符号提出了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问题的方案。这种问题就是，如何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既要保证城乡的同步发展，共享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和日新月异的成果，又要在传统乡村消失过程中不至于产生矛盾和冲突？于是文化解决的方案便被提了出来。比如，代表着传统文化符号的武术戏能够复排重演并取得成功，正是源于城里人、乡里人乃至外国人的共同努力。文化是最大的黏合剂，它承载历史，固化现实，通过有效传播获得整合社会的力量。很明显，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充分的文化自信。

　　小说以“戳脚”为名，显然是将戳脚作为重要的文化意象来表达。在这一意象之下，小说中所描述的城里人全民健身运动和在乡下不断出现的红狐狸以及李大增靠戳脚和草药治愈不治之症等都获得了格外意蕴。特别是赵香梅（赵伊蕾）之死，更是隐喻了旧有的“进城扎根”思维的终结。小说以酣畅而充满活力的叙述语言，巧妙设定多重意象，深刻地介入到时代当中，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