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南

　　

一

　　很明显，帮扶手册里少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我抬眼看他。他嗫嚅着，欲言又止，最后，干脆沉默着，让空气彻底凝滞下来。我敏感地觉察到一个人的伤口，正从帮扶手册里裂开。那些疼痛的东西从他眼里溢出来，流进我眼里。

　　我把头重新埋进帮扶手册里，装着很认真地去填写那些事项，我绕过他的眼睛，将话题拐入另一个方向，跟他闲闲地聊起天来。他的目光渐渐软下来，暖下来，刚刚被裂开的伤口像一扇门，缓缓闭上，重新严丝合缝。我不禁暗暗舒了一口气。

　　他不是户主。在帮扶手册里，他的名字排列在最末。依次上去，分别是他的孙子，孙女，儿子。按照排列习惯，这个家应该是他的儿子当家。只是，儿子和孙子孙女都不在，他们常年居住在南宁。票纳屯这栋房子，便只有他一个人守着。

　　房子很宽，院子也很宽，竹篱笆墙旁，三三两两的种着桃树李树，正是春天，一院子的桃红李白。绿茵茵的菜园就在屋坎下，一畦畦的泾渭分明。准备过季了，来不及吃的青菜白菜就从菜尖尖那儿一点点枯萎，腐烂进泥土里。

　　他家的狗，在我们刚刚走进院子的时候，猛然从某一个角落里奔出来，立起头警惕地冲着我们吠，他朝它们大声吆喝，它们便收起目光里的杀气，扭头走到院子的另一个角落，慵懒地躺到阳光下睡觉。当他走动，它们便迅速站起来，咬着他的脚步，从大院跟到堂屋，从堂屋跟到伙房。它们不时磨蹭到他的脚，或是抢先一步，跨过门槛，四只肥硕的狗你追我赶，有时候便会拥挤着，把门口堵塞得满满当当。他低声吆喝，像责备一群不听话的孩子。他看狗的时候，目光很软，似乎稍一用力，就会拧出水来。

　　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很粗的笔画，扭曲而倔强地占满一个方格，又从方格落下来，占满另一个方格。他说他读过两年书，因为家里穷，父母送不起就不读了。现在，他除了能写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都不会写了。他拿笔的姿势，硬邦邦的，显示出多年的生疏，笔杆在他手里，像是一只滑溜的泥鳅，一不小心就会逃跑。他小心翼翼地，握笔的指头，捏得很紧。

　　除了帮扶手册里缺少的那个女人，什么事他都乐意说。他说起自己的事，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个遥远的人。三十来岁，他妻子就去世了。他说，那一天，根本没有什么征兆，妻子从地里干活儿回来，像往常一样，把小儿子奶好了，把饭做好了，把猪喂好了，一家人便躺下来睡觉。夜半时分，她突然觉得胸口绞痛，那样窒息的痛，就算把她生六个孩子的痛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及它一半。他慌慌忙忙地找马车，慌慌忙忙地把妻子送往医院，还在半路，妻子就没了。

　　那是1982年，他们最大的孩子十一岁，最小的只有一岁多。余下来的时光里，他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总算熬了过来。

　　一个人的三十来岁，那是多么美好的年纪呀，走过的路很短，没走过的路却很长。如果放到现在，有些人的爱情都还没来得及开始呢。他说，最初的时候，也有人给他说媒，可被他拒绝了。他怕来的人不好，委屈了六个孩子。几十年的疼痛和艰难，他笑笑地将它们挂在嘴边，轻轻松松地讲述出来。也许，时间真的是医治一切疼痛的良药。他多年前的伤，结疤了，愈合了，那些曾经的裂口，被新长起来的血肉缝合，除了记忆里还有疼痛，便再也触摸不到疼痛了。

　　火塘里的火，把他的脸烘烤得红彤彤的，像刚刚喝了几杯烈酒。他挥动着手中的锅铲，翻炒锅里的菜，——这菜是我刚刚和他一起去菜园摘来的。他说，菜都过季了，没什么好吃的了。他说话的时候，嘴角带着笑。他的笑，怯怯的，带着歉意的羞涩。

　　他一直不肯提帮扶手册里缺少的那个女人，就连有些话题不得不需要经过那个女人时，他总也含糊着，迅速绕了过去。他的刻意回避，让那个裂口在我心里越撕越大，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惦念，这个并不是被遗忘，而是被刻意隐藏的女人，她与这个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帮扶手册里可以查到他家的人均住房面积，查到旱地多少亩，水田多少亩，可却无法查到有关于那个女人的蛛丝马迹。这个女人就这么停留在我心间，长成了一道长长的裂口。

二

　　加尤鎮陇木村票纳屯，第一次踏上这个村子，是在2016年春天。

　　我坐在村干的摩托车后，头缩进缠了好几圈的围巾里，缩进村干厚实的身后。风从他的脸庞擦过来，擦过我耳畔，又擦向我身后更远处，不知道谁的脸庞和谁的耳畔。我感觉到冬天的寒冷，它们混在春天里，以掩藏不住的冰寒正割向我裸露在外的任何一块皮肤。其实，春天早就来了，花们在山间地头开得正热闹。凌云的初春总会是几个季节的混合体，它们高兴的时候，可以是春天，可以是夏天，也可以是冬天。

　　从加尤镇出发，摩托车拐进陇木村，又拐进票纳屯，路从直到弯，从宽到窄，像一根越甩越远的绳子，伸进深山里。不过是十来二十公里的路，却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零零星星的人家户，像一把沙子撒进大山的皱褶处，如果没有村干带路，我是无法找出我那19户帮扶联系户的。这天，我是认亲戚来了。

　　我们都喜欢把他们称为亲戚，全县57个贫困村，11325户48078贫困人口，具体分派到全县干部职工那里，我们便都有了自己的帮扶联系人。我们一次又一次走进撒落在大山深处的村村寨寨，一次又一次走近他们，触摸他们，了解他们。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话题中，更多的是他们。

　　陇木村，最初的时候，我常常会写错这个村名，我把“陇”字写成“弄”字，在凌云众多的村寨名里，“陇”和“弄”占大多数，我从来没有细究过，这两个字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或许它们本应是同一个字，只是，在最初登记造册时，被某个粗心的工作人员误将一个字写成两个字。

　　这个村子，距离县城37公里，距离乡镇所在地10公里。全村辖26个村民小组，有人居住的自然屯有75个，居住着汉、瑶两个民族共784户。2016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91户1214人。全村26个村民小组中，仅有6个村民小组位于土山区，票纳屯很幸运地就是其中之一。

　　是的，这是一组从相关材料直接复制过来的数据，它们清晰而有效地描述了陇木村的底色。这组数据躺在各种材料中，也许是枯燥无味的，可是，对于我来说，至少，在291户里，我得牵挂19户，在1214人中，我得牵挂88人，他们是我的帮扶联系对象，在材料中，他们是一串生硬的阿拉伯数字，可在我这里，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生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欢乐和痛苦。

　　

三

　　19户，不论是从近及远，还是从远及近，一圈下来，总得需要三四天才能完成一轮入户帮扶工作。——后来，为了能更扎实地做好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2017年，县里又重新调整，将每个干部职工的帮扶联系户调整到5户以下。我的帮扶联系户从19户，变成了5户。路像一只只手，从凌云县城伸出来，从加尤镇伸出来，然后分离成更多的手，向不同方向的深山伸去。村干带我们认了一回门之后，我们便独自骑着摩托车，跟着这些手，找到各自的帮扶联系户。

　　当路拐向一个近乎垂直的高坡时，我便知道票纳屯近了。当我的视线里，开始出现一栋吊脚楼时，我便知道票纳屯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是用这样的地理标志来确认票纳屯与我的距离。

　　进屯的路，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一路泥泞。路面总是坑洼不平的，摩托车一路颠颠簸簸，好些时候，分明感觉到车的轮子已经碾压到路的最边缘，像是在下一秒就会颠下路坎，滚进深深的坡底，但每一次，在我心悸未消之余，总也能安全地驶到吊脚楼前。

　　桂伯娘看见我，大老远就打招呼，她的声音钝钝的，像是那里面裹得有几百年的沧桑，那些钝钝的声音，一摞接一摞，不由分说地甩进我耳里，让人有应接不暇的忙碌感。她的嗓门很大，再稀松平常的话，被她从嘴里说出来，都像是在和什么人吵架。桂伯娘今年七十八岁了，她的儿孙们分别在南宁、广东等地打工。桂伯娘平时没事干，就从这家游到那家，再从那家游到这家。因此，我会在路坎上遇见她，在田坝上遇见她，在屋檐下遇见她，——几乎票纳屯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遇到桂伯娘。

　　桂伯娘很喜欢聊天，不管是认识或不认识，只要在路上遇见，她都会停下来，哪怕她的身后，正背着一捆沉甸甸的柴禾。她就这么弓着身子，努力将脖子长长地伸出来，立在路中央，与来人闲闲地扯上几句话，然后才又弓着身子继续走路。

　　我将话题拐进帮扶手册里缺少的那个女人，我是有预谋的，我想从另一个人的嘴里找到那个女人。桂伯娘嘴角往下一撇，眼睛里流露出鄙夷，她说，那家人呀，臊皮死了，同族同宗的兄妹竟然结婚。同族同宗的兄妹怎么能结婚呢？那不是和猪啊狗啊一样嘛，真是伤风败俗到底了！全寨子的人都戳他们家的脊梁骨，他大伯没脸，前几年还喝过农药呢！

　　啊！怎么会呢？我大惊。对于桂伯娘一摞一摞的话，我向来是半信半疑的，农村妇女擅长的夸张手法，我是见识多了，她们是天生的说书人，再微小的事从她们嘴里流出来，也必会是一部血肉饱满活色生香的长篇小说。

　　怎么不是呢，如果不是他二娃仔刚好回来收油菜籽，看到他爸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现在早没得命了！

　　桂伯娘愤愤地说，她将眼睛投向门外，目光里满是鄙夷和厌恶，仿佛那对忤逆的年轻人就站在门外。她接着说，他大伯死活不同意，女方家的爹妈也死活不同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子女不听话呀，不管老人怎么劝怎么骂，就是要结婚，现在娃娃都生两个了。他大伯横竖是坚决不认这个儿媳妇的，就连家门口都不让她跨进一步。那两个不成体统的娃娃也没脸在寨子里待着，这几年一直在南宁打工呢。

　　我沉默。脑海里全是他笑吟吟的模样，这么一个健谈爽朗憨厚的男人，他在不得不提到这个儿媳妇时，眼睛里的躲闪和语言里的躲闪，现在回想起来，我总算有些明白了，这其间更深层处，原来是羞愧。

　　桂伯娘还在絮絮叨叨地诉说，她的语言快速叠加在一起，刺咧咧地甩进我耳朵里，每一个音节都明显沾有她内心里无法抑制的不屑和激愤。我的思绪开始飘忽，在桂伯娘和他之间游离。不知怎的，突然心疼起这个眼神柔软和温暖的男人。我很想为他做些什么，比如说，能帮他打破他与儿子儿媳妇之间的僵局。

四

　　与他的联系，更多的是电话。这个户主，他的名字排列在帮扶手册中的第一行，可我见到最多的却是他七十二岁的老父亲和他们家那四只肥硕的狗。

　　在電话里跟他解说，政府关于易地搬迁的政策，——几乎是，与他的每一通电话，都与一项扶贫政策有关。他听到我说，按照国家有关贫困户易地搬迁的政策，他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安置点要一套房子，便不假思索地表示愿意搬迁。他是那么的急切，像是手里终于握有一把利刀，他反手往身后用力一挥，就能切断自己与票纳屯的关系。

　　在电话里，他的话很少，几乎稍长一些的句子都很难找得出几句，更多的时候，是嗯嗯的应答声。从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是单线条的，我感受不出他的性格，或许沉默寡言，或许像他父亲一样健谈并羞涩。我跟他说着话，内心里惦记着的，却是他和他的妻子，这场不被祝福的婚姻，在众叛亲离中，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他们不管不顾地坚持下来了。

　　我特别加了他的微信。在朋友圈里，我看到他们一家四口，清秀的妻子，活泼的孩子，他的双臂环拥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的富足。

　　在拐了很多道弯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绕进他和他妻子的故事里。在微信里，他长久的沉默，那样的漫长，让我感觉到时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良久，他回复说，是的，我们是同族同宗的兄妹，可是，我们已经隔了六代，我们并没有违反婚姻法。

　　他的语言一旦变成文字，便开始有了色彩，我能读出他内心里的波澜。他是有怨气的，对于我所提出来的话题，他本能地反感并警惕。我想，如果我不是他的帮扶联系干部，再加上之前与他有过那么多次的电话沟通，他会不会立刻将我拉进黑名单里去呢？

　　我尽量让文字放松。相比电话和文字，我更愿意用文字与他交流，文字是可以让时间停顿的，在句与句之间，我可以慢慢思考，斟酌一些得体并柔软的词语，避免伤害到那颗自尊又自卑的心。电话就不行了，每一句话刚从嘴里说出来，都会被对方的另一句话紧紧相逼。我是一个迟钝并木讷的人，应付不了从嘴巴里，从话筒里流出来的语言的较量。

　　几个回合下来，他的文字忘掉戒备，渐渐有了温度。他跟我说起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孩子。他发送来的文字越来越长，我读着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感受到他憋了很久的心，其实是那么的想找到一个出口。如果没有票纳屯那些让人烦心的事，他的生活应该是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