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今天也有二十多年了吧。年代久远，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我到“油城科技培训中心”电子班学习。只记清，那年的正月初十，我从老家出发，坐了汽车再坐火车然后再坐汽车，去海滨城市油城。为什么记得是初十，因为正月初十是我母亲的生日。并不是我逃离母亲的生日，不给她老人家庆生，如果那样，该是多羞耻的罪名？实际上，我是一位孝子，家里最小的，我们那里称为“满仔”，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每年的生日我都要给她庆生。我父亲死得早，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几姐弟养大，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没上几年学，只有我哥哥读完高中，他考不上大学就去村小学当代课教师。我们村才十多户人家，高中毕业生没有几个，看哥哥手拿那本红红的高中毕业证书，很多人都羡慕。我三位姐姐陆续地出嫁了，大姐出嫁后二姐就读不成书，二姐出嫁后三姐就读不成书，三姐出嫁后应该是哥哥读不成书，他得回家和母亲劳动供我读书，但事实上却反了过来，是我读不成书，他那时读高中，村里的人都说他比我聪明，应该让他读完高中考大学，我只能回家帮母亲放牛，那时我才十二岁。我的姐姐们也没有毕业证书，但她们都有像毕业证书一样的红本本，例如结婚证、计划生育证、准生证等等一大沓。唯独我没有，我读了一年初中便辍学了，那时小学毕业生是没有毕业证的。油城的电子学校可真够多了，各种报纸上都登有五花八门的技校招生广告，而刊登广告的电子技校，大多都是油城的。报纸上的技校广告，我不知道那时它吹得天花乱坠，以为一切都是真实的，不知道那些图片广告都是P的，承诺的进厂工资，更是天上和地下。毕业后包分配，一个月一千多元甚至几千元，对于一心想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青少年来说，这有多大的诱惑力可想而知。那一天，我去家乡小镇上的发廊，见沙发上摆着几张报纸，顺手拿起瞄瞄，满版的电子学校招生广告，我激动得心里“嘭嘭”地响。跟伙伴们说：“我一定要去油城的电子学校学习。”伙伴说：“能拿到那本红本本就有大钱拿了，就像你哥哥手中的那本红本本。”
我一定要去电子学校拿到红本本，我在心里狠狠地说。多年后我才知道，证书的封面不光是红色的，还有蓝色、咖啡色和各种颜色的，我那时还没去油城的时候也不知道咖啡色是什么样子，能喝上咖啡也是多年后的事了，但那时我很喜欢听录音机里的一首歌：“美酒加咖啡，我就要喝一杯……”不管各种各样的本本有多少种颜色，我都统统称它为红本本。我要去电子技校拿红本本，那是需要成本的，几千元钱的学费和伙食费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那时农村的暴发户才是万元户，我那十多户的小村庄还没出现一家万元户。几千元，只能借或者出门打工赚钱，我母亲是不允许我出门的，如果我出门，家里的田地谁来种？扔给母亲一人干那是绝对不行，母亲的年纪也老了。我和几个姐姐和姐夫商量，姐姐和姐夫们都有一大堆孩子，他们都用各种好话来婉拒和教育我。扔给我那位当小学代课教师的哥哥，那更加不行，他考两年大学都考不上，自认为我读了一年初中辍学回家和母亲干活供他上学是天经地义。他每月三十元的工资，跟那帮老师花天酒地很快就花掉了，每天中餐和晚餐都回家吃，但我和母亲从没见过他一分钱。我知道母亲辛苦，在姐姐们那里碰了壁后也就不再提出门的事。我至少有一张身份证，我母亲连身份证也没有，我甚至也没有见过她和父亲的结婚证，她唯一的名字只写在户口本上，她一生也没有照过相，我没有带母亲去镇上的照相馆照相，却和伙伴们去照了几张，母亲去世后也没有留下一张相，这是我至今最遗憾的一件事，我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我翻她那只老箱子的时候，见箱里有一捆红本本，我以为是母亲的红本本，那只老箱子是母亲的陪嫁物，我解开那捆用一条小麻绳捆着的红本本，发现那是几本《毛主席语录》，有两本还被老鼠咬了一小半。
我母亲不识字，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没睡过一次午觉，几乎也没生过病。那一年突然一场大病卧床不起，送去医院，打不了针，打针就反应，也吃不了药，吃药就呕吐，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没过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按我们那地方的习俗，父母亲过世，头三年每餐都要在八仙桌上摆上饭菜孝敬，过完三年后才能烧立在八仙桌上的灵牌。我打算孝敬刚去世的母亲三年，烧完母亲的灵牌，然后出门到远方去，那样我到哪儿母亲就可以跟随我到哪儿，只要我有一口饭吃，跟随着我的母亲的灵魂就不愁饿。刚给母亲做完初一的第一年，大姐夫和二姐夫跟我说：“我们以前不同意你出门打工，那是因为家里还有阿妈，现在阿妈过世了，你可以出门打工了。”我说：“还有两年才能给阿妈烧灵牌咧。”哥哥说不用等三年也可以烧，他是怕我把麻烦推给他，他已经结婚，他结婚的彩礼钱却是我和母亲来付，赔了几年才赔完。我和哥嫂也已经分家。我知道他们那时的心思，我也差不多到结婚的年龄了，如果我不出去赚钱他们就得为我负担。
我把家里的几条牛卖了，还了该还的债，再跟姐夫们借了一些钱，决定去油城的电子学校学电子。我把报纸上所有刊登招生广告的电子学校对比了一下，觉得“油城科技培训中心”的费用最便宜，我就选了“油城科技培训中心”。大年初十，我们附近村庄的人都在那一天出外打工，我也选在那一天随他们出去，但他们是去东莞、深圳、粤东打工，而我是去油城学电子，打算拿到红本本之后才打赚大钱的工，况且电子学校还承诺毕业后包分配。那一年到底是哪一年？1991年？1992年？还是1993年？我想到头疼了都想不起，只知道，再过几年，就是香港回归。
二
如果说我背着一只包袱像缓行蜗牛身上的壳，慢慢地爬到了小镇上挤上了似一锅肉饺子一样的一辆班车到了县城的火车站，那一趟趟呼啸而过的列车更像要被挤破的气球，根本没法上，车厢里的人都挤到门口了。下面的人要上去，上面的人就把你推下来。拼了几趟车都上不了，我只好退了火车票，去汽车站。找来找去找不到去油城的车，我只好坐了去玉林的车，在玉林车站广场站了一晚。冷索索的深夜，车站的保安不知去哪里抱来一捆柴禾，烧燃一堆熊熊的大火。一大堆人围了过来，包括死活磨着要拉我去火车站坐车的三轮车司机，我没跟他搭话，他说：“去坐火车也有卧铺啊，何必在这里等到天亮坐汽车？”还有动员我去旅館住宿的拉客女，她开始说去住宿才要十元钱，后来她说才要一元钱去不去？说太多也是累，我就不多说了。
也不说我出了油城的火车站，费了多大的劲才找到“油城科技培训中心”的胡老师，那时学校还没开学，没有老师在学校。
油城六路和油城五路的交接处，是科委大院，“科技培训中心”就在科委大院里。科委大院斜对面的马路边是市政府，离市政府隔壁是新湖公园。我们的宿舍呢，却是在军分区后面的一条巷子里。巷子里一个小院子挨在一栋楼下，几排矮小的红砖瓦房，在城市里瓦房可真是不多见。那时学校宿舍的床架还保管在一户人家里，我是电子培训学校开年的第一位新生，那晚我和胡老师搬出所有的铁床架到小院子里的宿舍，安好几个床架后胡老师啰嗦地说了一大堆话才离去。我记不清他说的所有话了，但还记得一句，说有人来查夜的话就说是科技培训中心的。
那晚上，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小院宿舍里，草席和棉被是我花了50元去市场的小店里买来的，我跟女店主讨价还价，她说50元钱不能少，可以送我一只水桶。那只红色的水桶，成了宿舍洗衣服的公用水桶。毛巾、牙膏和牙刷，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挂在梁下的灯孤独而昏黄地亮着，它好像也有心事，默默无语，我的眼睛一直瞪着它，心情忐忑不安。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醒来时，见灯还亮着。我按了按戴在手腕上的电子表，那只电子表是我花了15元钱在家乡小镇上跟一个摆摊的小贩买的，那个小贩说他去深圳中英街弄到的货，也不知是真是假。电子表发出了嗲声嗲气的女音：“现在时间，上午七点四十二分。”我知道天亮了。
那两天，我早餐都是泡方便面，开水是去科委大院打来的，胡老师给我一只暖水壶装开水拿回宿舍。我正餐和晚餐有时候也泡面，有时候去粉店吃一碗河粉或者快餐。第三天中午，我去外面吃饭回来，见我的上铺上坐着一位脸面圆圆的小伙子，估计也不到二十岁，跟我年纪差不多。没待我开口，他就对我说：“你去外面回来了？刚才胡老师带我来时见不到你就说你可能出去玩了。”
我点点头，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贵州罗甸的，名叫张登芳，我说我来自广西，名叫侯子，他用手捂住嘴想笑，但他又用力忍住，把笑声咽下肚去。他从上铺跳下来站在我身边，比我稍高，也比我稍胖。他说：“侯同学，”可能是不好意思叫我侯子，“我想出去存点钱，你能不能陪我出去？”
张登芳的到来，扫去我心中的阴霾，我忧郁的心情变得阳光了起来。至少证明不是一场骗局，就算是骗局，也不是我一人被骗。
我和他出去，在光华邮电局对面看到了一家储蓄所，在我老家人们叫信用社。张登芳要存三百元钱，不用存折，女工作人员只给他开了一条收据。我疑惑地问他：“你不用红本本？”他不解地问：“什么红本本？”女行员笑出声来，我说：“存折啊。”
见张登芳存钱，我想起口袋里也剩下几百元钱，我和他的学费和伙食费都一次性交了，还剩下这些钱是防备用的。女行员给我开存折，一位来存钱的中年妇女站在我身边，她对我说：“不要设置密码，设置了忘记了密码取不了钱的哟。”我就没有设置密码。
我把红本本收进衣服口袋里，和张登芳继续往前走去。他喜欢逛，我也喜欢逛，还没有开学的那几天，我们逛了油城不少地方。去到江滨公园，见没人守门收门票，我们就走了进去。刚走进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位柔发飘扬的女人，她胸前挂着一只照相机，人很漂亮，露出一口灿烂的白牙齿：“两位帅哥，照几张相留念吧。”她很有气质，像电影里的女人。我和张登芳就找地方叫她帮拍照，我站在一座假山的石头上，女人用手指了指我的拉链，我才发现拉链没有完全拉合，我拉紧了拉链，女人叫我一手攀着石崖，眼睛向她望。闪光灯一闪，我知道照好了，立即从石头上跳了下来。女人说：“没多照几张？”“一张就够了。”我说。
张登芳在凉亭里照了一张，我和他在凉亭走廊合影了一张。那时没有数码快照，女人叫我们第二天来取，我们第二天才去取，女人帮人拍完照就向我们走来，满面笑容地从包里掏出一大叠照片，选出了我们的照片递给我，我问照相的女人：“你没有过塑？”照相女人说：“店里才有过塑。再照几张吧？”我摇了摇头，和张登芳走了。张登芳说：“我们叫她帮我们照证件照吧。”我说：“照毕业证红本本的照吗？在学校附近的照相馆照，取相容易些。”
我和张登芳去名城商场，名城商场里有家书店，他买了两本三毛的散文集。在短短的几个月培训班，我把两本三毛散文集借来全部读完。那时，我们宿舍里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三毛。她几乎成为我们的偶像，一个女子，单身游走了世界上那么多地方。
我们说好出去理发，几个同学蹦蹦跳跳地去，进了油城六路小巷口边的发廊，发廊不大，只一个女人，她没有请洗头妹。我觉得长发飘飘的女人很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同学们叫我先理，我坐了下去，我问飘散一肩长头发的女人：“你们开发廊用不用办红本本？”
“红本本？”发廊女人一脸惊愕。
几位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执照。”发廊女人笑弯了腰：“当然要办执照。”
我说：“我们小镇上有些发廊就不用办红本本的。”
我理完發，以为张登芳坐下来理，但他和几位同学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没过去理，最后，他们和我一起走出发廊。
张登芳算是第二批到校的学员，另外三位同学，朱来、程洪、程生算是第三批。校长谭洪全跟我们说，他们已经给各地写信或打电话来报名的学员们打电话通知了，学员们正在陆续地上路，过几天就可以开学了。
还没开学就不开食堂，我们几位同学都在巷口的那家小饭店里用餐。
我理发出来的第二天，同学们又说去理发。我说：“我以为她理不好你们没有理，现在又去理？”同学们只是笑。我们一群人又来到了我昨天理发的那间发廊，这次是张登芳坐下去理，他对理发的女人说：“你真像三毛。”
听了他的话我才恍然大悟，觉得女人面熟，原来她长得像三毛，真像三毛散文集封面和扉页三毛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女人问：“三毛是谁？她是干什么的？”我们几位同学就和她谈起了三毛。程洪的手中还拿着张登芳买的书，他把书伸给女人看。女人看了看三毛的相，又看着挂在墙壁上镜子里的自己：“还真像！”
我们班里的学员发展到四十多人，我们班叫电子一班，我毕业前，还有二班和三班，我离开油城后就不知发展到多少班了，那段时间同学们去理发，就去那间理发店里理，我们都是一大群人去，和“三毛”搭一两句话。
我们都把她当成了三毛。
三
说是电子初级班培训三个月，其实我在油城“科技培训中心”待了四个多月，电子一班开学后，隔几天又来一两位新生。来了新生，又得从开头上课，所以把三个月拉长成四个多月。电子学校只有胡老师、校长谭洪全，还有名叫梅芳的谢小姐，但谢小姐是办公室里的，她不用上课，再就是煮饭的华叔。谭洪全校长也不用上课，只有胡老师一人上课，胡老师有事的时候，谭洪全才来顶他的课。
胡老师的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他用普通话上课很吃力，我和张登芳都听不太懂，那些从外省来的学生也听得不太懂，好多学生有意见，后来胡老师干脆用广东话上课，我们一点都听不懂了，去向校长反映，谭洪全说：“你们结业后都要进厂打工，也需要会讲白话啊。”
别说电脑班开有几个班，那不归谭洪全管，电脑班是另外一个人办的，它的周期短，只一个月。谭洪全只开电子班，电子班很少有女生，我们每天只好对着走过窗前的电脑班女生吹口哨。差不多上了一个月的课，出现了转机，我们电子一班来了一位女生，下课后男学生们纷纷围着她，问她叫什么名字。问后才知道她也来自广西，但她是广东隔壁的，会说白话。
她叫甘菜心。同学们围哄了起来，对着我和甘菜心：“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班里最小的学生名叫包工地，他用一口夹着白话的普通话说：“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一枪。”他举起手，把食指、无名指和小指弯了下去，拇指和中指形成一把手枪指向我，“呯”。
甘菜心尖叫了起来。
我们电子班没有女宿舍，甘菜心和电脑班的女同学共宿舍，电脑班的女宿舍在科委大院里。而电脑班的男生则到我们电子班的宿舍去住，上学要走十几分钟的路，放学也要走十几分钟的路。饭堂在我们宿舍的小院子里，她们来吃饭也需要走十几分钟。来吃饭的只有甘菜心、郑敏、刘日明三位女生。她们可能是来吃一餐记一餐的，不像我们一次性交伙食费，甘菜心只来吃几餐，她就到粥馆里吃粥去了，别的同学说还有人请她的客，有的则说她帮粥馆洗碗，老板免了她的粥钱。郑敏和刘日明星期六都回观珠乡下的家，只有星期一至星期五来开饭，一个月她俩就毕业了，后来再也没看到女生来食堂开饭。
郑敏和刘日明走后，甘菜心的宿舍又进来别的女生。其中有一位电脑班的女生名叫伍小娜，我背后称她“冷美人”，她人高挑，漂亮的瓜子脸总是冷得宁静，有一股仙气。其实她也不是那么不好接触，她知道我在背地里叫她“冷美人”，我们去女生宿舍找她们聊天的时候，她把自己的一张相片摆在桌上。我赞她的相片好看，她说：“好看就送给你呗。”我不敢拿，尽管我很想要这张相片，但甘菜心坐在她身边，她的身体语言好像散发着一股冷视。
甘菜心喜欢乒乓球，她自己买了一副球板。科委大院里的球桌人多挤不过来的时候，她就叫上同学们，去外贸大厦边的一个小馆里打，那个小馆里摆着几张球桌，没人看管。那个乒乓球馆在一块高地上。张登芳喜欢打乒乓球，他以前跟我出去逛，现在甘菜心来了，他不陪我出去逛了，迷上了乒乓球，但他球技很差，简直不是任何人的对手，甘菜心三下五落二就把他打败。
尽管电子学校明文规定，男学生不得进入女学生的宿舍，晚上我们还是偷偷地溜进去，老师们已经不在学校了。科委大院有一位守门的老头，他和我们混得熟悉了，我们进出如入无人之境，三更半夜也是如此。电子一班的男同学，有几位是油城露天矿的职工子弟，下午放学他们回家吃完饭后，又踩着单车来到我们宿舍，叫我们出去玩。我们几位死党出去，到科委大院的女生宿舍，有的聊天有的打扑克，打扑克没兴趣的时候，就叫她们出去逛，她们有时候出去有时候不出去，她们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几位男死党就自己出去。喊她们多了，“冷美人”伍小娜就对我说：“要出去我和你出去，人太多不好玩。”我那时把心思放在甘菜心的身上，没对伍小娜动心，尽管她比甘菜心漂亮几十倍。听见伍小娜在众人面前说和我单独出去，甘菜心就起哄：“是男人就答应！”我知道出去要请客的，我的口袋里没有多少钱，况且我怕我和伍小娜出去了，以后甘菜心不会理我。
甘菜心是电子一班唯一的一位女生，她性格开朗、热情，班里好多男生都喜欢她，别看班里好像没什么事，但暗潮洶涌。她后排的桌子上坐着来自金塘的李宽，上课的时候李宽用手摸她飘柔的头发，她转过身来压着低低的声音说：“畜生啊！”
甘菜心人不算漂亮，但她会使用身体语言，她就是站在那里默默无语，整个身体也好像会说话。我给她写了一首“情诗”，写在日记本上，我撕下那页纸，叫包工地给甘菜心送去，并嘱咐他不要说是我写的。那节课是自习课，胡老师在办公室和谭洪全喝茶，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就随便疯。甘菜心拿着那页情诗笑哈哈的，问谁写？包工地摇了摇头说不知道。甘菜心拿着情诗去问张登芳：“是你写的吗？”她怀疑是张登芳写，因为张登芳喜欢看文学书，她的手上就有张登芳买的三毛的散文集。张登芳说：“不是我写的呀，就是我想写，也写不来呀！”她不信，又跑过来问包工地，她用白话跟包工地磨了一天，包工地才说是我写的，她“噢”了一声。我后来数落包工地：“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说是我。”包工地说：“难道我跟她说是我自己写的？”有的同学抱着肚子笑弯了腰。
我发现一桩比在女生宿舍打扑克和打乒乓球还高档的玩法，那就是放风筝。张登芳没和我去逛的时候，我就和程洪出去逛，发现油城中心广场两个圆圆的大草坪，有好多人在那里放风筝。晚上，也热闹非凡，人们坐满了草坪，有好多人还抱着一大叠草席出租。
我们放了学或者星期六、星期天就到中心广场去放风筝，草坪边有几摊卖风筝的。我和张登芳的风筝怎么放也放不高。甘菜心不光是打乒乓球的高手，还是放风筝的高手，她买的那只蓝色的风筝非常好看，风筝上一幅油画，一位裸体的幼儿坐在浴盆里，画上题着几行白字：“蓝的童年，蓝的记忆，我在暖暖的蓝色中成长。”
她放的那只风筝越飞越高，高过所有飘飞的风筝，她手中的线放完了，我断了我风筝的线给她接上，线放完了，张登芳又断了他的线给她接上。风筝嵌入蓝天，变成一只小小鸟，后来又变成一点黑点。许多年后，我想不起甘菜心释放的身体语言，但我依然想起她那只风筝。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逍遥在路边，“冷美人”伍小娜看见“喂喂”地向我大声地叫，我朝她走了过去，我发现她越来越美越来越仙气，刘亦菲比她差远了。她把她那张相片硬塞给我：“那晚上我说给你，你为什么不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又说：“你也可以在相片后面写情诗啊。”听口气，她一定知道我给甘菜心写情诗的事。
她对我说：“我明天就走了，一个月的电脑学习期满了。”她说完走了。第二天我们上课，不知道伍小娜何时走，我也不知道伍小娜是哪里的人，但我记住我给她起的一个外号：冷美人。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把心思放在甘菜心的身上，“冷美人”伍小娜却向我伸来橄榄枝，我知道，这枝橄榄枝是赌气的橄榄枝。以后，我再也不在背后给女人乱安外号了。
那一天星期天下午，我去科委大院的女生宿舍，只见甘菜心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床沿上手捧着三毛的散文集在翻，我问她：“她们都出去了？”她点点头，招呼我坐下，我说：“想借你风筝去放，要不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她放下书，走到窗口下的桌子上拿起那副乒乓球板：“我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跟在她身后出了门，她没去大院的乒乓球室，而是走出科委大门。来到外贸大厦的乒乓球馆，她知道我不会打乒乓球，慢慢地陪我打，一边打一边望着下面的大路。“一定要学会打乒乓球，”她说，“中国是靠乒乓球走出国门。”我说：“菜心，我们培训毕业后，能不能分配同一家工厂？”她的肩膀颤动了一下，球板竟接不对我发出的球，她没出声，又往大路上望。家住露天矿的几位同学的身影在大路上出现了，她用白话大叫了一声：“去边度！”她放下了球拍，我知道，她没把心思放在我心上，我把球板交给了她，她朝大路上走去。
有一天程洪对我说：“出事了。”我说：“出什么事了？”程洪说：“你的甘菜心出事了。”我和甘菜心是来自同一省份的老乡，他都习惯说甘菜心是我的，其实她不是我的，我知道像甘菜心那样逃出贫困的农村到城市打拼的姑娘，她们的心是不会放在和她一样在贫困农村里出来的人。
出事了，事大着呢！那天晚上，星期天，雷雨交加，那是夏天的第一场雷雨，闪电一闪一闪的，大雨像无数的锤子砸着油城。我们出不了门，在宿舍里早早睡觉。
我们出不了门，并不意味着别人出不了门。例如我们班里年纪最小的学员包工地，他那时十七岁，比甘菜心还小一岁，他就出得了门。他从露天矿的二区宿舍区坐公交车到科委大院，然后打着一把雨伞走进女生宿舍，女生们惊异地望着他：“你怎么来了？这么大的雨。”只有甘菜心甜甜地笑望着他。
他坐到甘菜心的身边，两人都屏住呼吸，好像隔了一个世纪，他对甘菜心说：“我爱你菜心。”甘菜心说：“我只把你当弟弟看待。”
他哭着跑进雨中，让暴雨一直锤打着他，久久地，他就站在门口的雨里，不往前走，也没回头，甘菜心被打动了，去门口喊他回来，甘菜心把自己的一套干衣服给他换上，两人抱在一起痛哭。当夜，他俩睡在了一起。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这句话不知是哪位诗人说的，但放在他们身上很合适。但他俩的好事惊动了同宿舍电脑班的女生，别的女生同样春心荡漾，却在一旁眼睁睁地听着他俩做爱，那是太过意不去了吧。他俩把上铺的女生摇得不耐烦了，上铺女生破口大骂。
第二天，事情捅到校长谭洪全那里，谭洪全把甘菜心开除，以正校规。
甘菜心拖着行李箱，泪流满面地走出科委大院。包工地大声地尖叫一声，把书本抛向教室的上空，跑了出去追着甘菜心，后来再也没来上学。我走到大院门口，对她的背影说：“就要拿到毕业证了，坚强点不行吗？”
甘菜心走的那一天，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了，我借她的那只风筝，还摆在我床铺面前的凳子上，忘记了还她。那天放学后，我把那只风筝带到中心广场的草坪，把它放到高高的天空上，待它在蓝天上变成一只小点点，我断了我手中的线。
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电子二班又要开班了，谭洪全又要招聘电子教师，光胡老师一个人是教不过来的，几位来应聘的教师来我们班试课，最后谭洪全留下一位姓江的老师和姓韦的老师。二班开班，胡老师去教二班，新来的江老师来教我们。过了几天，又要开三班了，一位老师从湖北带来了一车人，那幫湖北人在三班的宿舍里简要地听讲了进厂简要知识，马上要送去特区工作。谭洪全截下一部分人留下来读电子中级班，那部分留下来的人成了电子三班。
我以为最先被送去进厂的是电子一班的同学，却不是，这批从湖北来的学生比我们还先进厂。那时，我去跟他们聊天，他们不光拿出红红的结业证红本本给我看，还有一本“初级技术等级证”，劳动局发的，蓝色的封面，烫金的字，那时我才知道有蓝色封面的红本本。
那帮湖北人进厂后没多久我们也考试了，监考员是市里来的，两位，一胖一瘦。还没考试之前，听同学们说考试只是做个样子，我理解不清做做样子的真正含义。那位瘦监考员在办公室和谭洪全喝茶，胖监考员在教室监考我们，谭洪全来到教室门口招手叫胖监考员去办公室喝茶，胖监考员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没去。谭洪全去办公室后没见胖监考员随后，又返到教室门口招手，胖监考员这才跟他去了。
胖监考员走后我们在教室里开始开卷考试，不知什么时候胖监考员返回教室，眼尖的同学把书本放进抽屉里。胖监考员过来缴了我手中的卷子，被缴的还有两位同学。胖监考员拿着战利品走进办公室去了。那位瘦监考员来到教室门口，笑嘻嘻地说：“刚才有人开卷考试吗？”教室里鸦雀无声，没人再敢开卷考试了。
我忐忑不安，心想自己是拿不到红本本了。考试后的第三天，谭洪全和胡老师拿一大叠红本本来教室里颁发，但封面不写“毕业证”而写“结业证”，红封面烫金大字，不是假的。还发了劳动局的蓝色封面的“初级技术等级证书”，每人都有一份，写上各自的大名，贴上各自的头像，还打着钢印。同学们满面笑容，欢声雀跃。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砖才放了下来。
谭洪全在我面前翘起了拇指。
四
车拉着我们在夜幕中不知驶向何方，那是一辆改装成两层的客车，上铺贴近车顶，人不能坐着，只能躺。车没安空调，我晕车得厉害，把胃里的东西吐出得一干二净，司机在路边停下车来，推开车窗，我抬头出外面去吐。外面黑压压的，天空没有星星，只有一二辆车亮着车灯超过我们。我停止不吐后，车才继续上路。
三更半夜，车驶进路边的停车场停了下来，停车场停着好几辆，全部是客车，店里和车场人影幢幢。谭洪全和司机进去吃饭，我们散在车场走走停停，上厕所小便要收一元钱，张登芳和程洪跑去后面没有灯光的树阴下小便，待小便完见有两个人手拿砖头狰狞地阴笑。“乱小便，罚款，罚款。每人罚款二十元。”张登芳不想给钱，要走，那人手拿砖头在他额前扬了扬，他和程洪只得交钱，那两人收了钱，丢下砖头，消失得无影无踪。程洪叫我们过去找那两人讨公道，找不到人，谭洪全和司机从店中走出来，招呼我们上车。张登芳说：“倒霉。”
第二天，车在一片工业区的路边停下，同学们纷纷议论说：“这是哪里？”司机叫我们下车，我按了按我手腕上的电子表，女音报播：“现在时间，下午2点05分。”谭洪全叫我们在路边排好队，说厂里马上来人接我们了。果然来了一位不胖不瘦四方身材的人，他站在我们面前望了望，谭洪全高声地说：“同学们愿意留在这里工作吗？”队伍里零零落落地说：“愿意。”
谭洪全一挥手，同学们跟着那人去了。上班后才知道，来领我们的人是PE主管。我们跟他走到工厂，工厂在工业区最后面的一座坡下，白色的厂房，厂房上矗立着两个红色的大字“盈佳”，厂门挂着“东莞市盈佳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现在才知道，这里是东莞凤岗镇凤德岭工业区。
谭洪全和人事大姐办好交接手续后，匆匆地离去。我们在表格上登记完，然后在人事大姐手中领了各自的工衣，她带我们去宿舍，男生宿舍在宿舍楼的二楼，三四楼是女生宿舍，女员工比男员工多，一楼是食堂。
我和张登芳、程洪同一个宿舍，宿舍里还有几位老员工，他们那天也不用上班，说生意不好，说他们也不是老员工，刚刚来第五天，说是从油城电子学校送来的。天地如此之小，他们也是油城电子学校送来的？“油城电子学校太多，转来转去我们都被送到相同的厂。”
“骗子学校！”蚊帐里传来骂声。
舟车劳顿，晕车的我困了，便倒在床上睡了过去。“侯子，可能到时间开饭了。”程洪推了推我，张登芳也坐了起来，我们匆匆忙忙抓起刚刚分配给的不锈钢碗和饭卡，跑下楼去。此时打饭的高峰期已过，只有几位姑娘在窗口排队，她们排得零零落落的，有一位编着两条辫子的姑娘用手中的筷子敲打着空饭碗。看她们的相貌，都比甘菜心漂亮。我们在电子学校打饭，从来不用排队的，吊儿郎当习惯了，插在她们的面前。两条辫子姑娘停止敲打了她的饭碗，把两条辫子扯往胸口，嘟哝着：“有没有搞错。”一位留着马尾巴辫子的高个子姑娘爽朗地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上班了我才知道，马尾巴辫子漂亮的高个子姑娘是桂林人，和我一样说一口桂柳话，她是插件拉的拉长助理。留两条辫子小巧玲珑惹人怜爱的姑娘叫张雪莲，她是人事大姐的侄女。
只分一点点饭，扒几口就吃完了，根本吃不饱。和我同宿舍的参军复员回来的山西人李同吾说：“我能吃三份。那天他们出去，留饭卡给我打，我吃三份饭都没饱。”他拍着肚子。
“想减肥的姑娘就来这个厂上班吧，阿门！”一位同事把手放在胸前做十字樣，全宿舍的人都笑了。
第一次进厂打工，我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当装配工，只有几位同学被安排当电子修理工。工薪计时，装配工每小时0.9元，修理工和QC每小时1元。伙食费每天扣2.5元，暂住费每天扣0.3元。上午7点至12点下班，下午1点至6点下班，如果有班加，下午6点30分开始，加到晚上11点30分。没工做就休息，厂里有时候连续几天没生意，宣布放假，我们可以出去玩，要不然一帮人今天休息，那帮人明天休息，轮流干活。生意好的时候，加班就很晚了，为了突击完成任务，有时候还加班到凌晨2点。
我第一次上班被安排到吴群的插件拉，她知道我和她来自同一个省份，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插件才能插得快。插件拉的工作就是在电路板上插电子元器件，每个人的台面前都挂着一张标明图纸，指定你插R或且R1、R2、R3，或者插C、C1、C2或者C3，每人要插几样，要快速，一只只电路板从流水线上汩汩地流下来，像满河的帆船，不管你插不插得过来它们照样流向下游。我刚开始手忙脚乱，吴群看到忙不过来的我就跑过来帮我插，要不然我左右边的姑娘就帮我的忙，我上了一两个小时才适应过来。
也有空闲的时候，有的同事跑过来问我：“时时跟你粘在一起的那位漂亮的姑娘是谁呀？”他们见吴群来帮我的忙就以为吴群来粘我。我说：“叫吴群。”坐在我旁边拉上的李同吾说：“侯子，你敢不敢叫吴群的名字，当众叫。”我说：“条件？”他说：“喊一声两毛钱。”我知道他打的是空头支票，但我也甜甜地叫“吴群！”吴群“嗯”了一声，我说：“叫你一声两毛钱啊。”吴群说：“侯老乡，你太没有志气了吧，为了两毛钱就把我卖了？”我后来越叫越多，反正想叫的时候就叫，一声两毛钱，照这样算来，该积有几十元钱了。
五
经常有人自动辞工，自动辞工是拿不到工资的，每月20到23号左右发工资，第三月才发第一月的工资，也就是押你五十多天的工资。说明白一点，自动走人就白白丢五十多天的工资，一般是辞不了工的，大多都是自己走人。人陆陆续续地走，厂里又不断地招人，进厂得押50元钱。自己找工的男人很难进厂，需要熟人介绍，而且介绍人要和总管关系好才行。男员工大多都是招电子技校的学员。
我们那帮从油城电子技校来的同学也差不多走光了，他们才干了半个月就走了，有的说返油城找谭洪全讨说法。张登芳去了长安，说是去跟他姐姐。只有我没去处，我咬紧牙关也要住下来，家里的牛全部卖光了，我不愿回去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村生活，就算回去，连买一条牛的钱也没有。程洪也住了下来，他也没有走。
没有工做放假的那天，我和程洪出去找工，见一家电子厂门前贴着一张招工启事，招数名收录机修理工，需招熟手。我们在油城学的那些电子元器件知识和一知半解的收录机修理没发挥上用场，没被录取。我们刚到凤岗，对凤岗的地理环境不熟，一直走下去，上了一道坡梁，顺着大路走，看见下面有条小路，以为小路是捷径，顺着小路走，发现是一条小沟，两边是香蕉地和菜地。已是中午，太阳很大，我们又饿又渴，说回厂吃饭，又搞不清东西南北。见地边有一个小棚子，里面也许有人，我说进去问一下路。和程洪走了进去，看见一对夫妇在桌上吃饭。程洪说：“我们迷路了，请问从哪里出去可以通大路？”
夫妇只顾吃他们的饭没有回答，他们可能在心里打量我和程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只水桶里露出一只木瓢，程洪拿那只木瓢舀桶里的水就喝，马上吐了出来说：“侯子，这是潲水，不能喝。”吃饭的女人“噗”地笑出声来，把饭喷在桌子上。
我看见她笑，知道她心中已经放松了警惕，知道我和程洪不是坏人。我看见他们吃饭的桌子下置着一只四方的白色的塑料壶，知道里面装的是干净的水，就问：“可以给我们喝一点水吗？”
男人放下饭碗，拿起桌上一只干净的碗，“咯咯”地笑颤了身子，从桌底抽出塑料水壶，拧开壶盖，往碗里倒水，程洪拿起水碗“咕噜”地喝了下去，喝完了把碗递给我，我双手拿着碗，男人又往我的碗里倒水。
我喝完水，问他们：“你们好像不是本地人？”
“广西人，在这里租地种菜、养猪。”女人说。
我说：“我也是广西人。”
“原来是老乡。”
女人站在门口给我们指路。“这是一条谷底，”女人说，“你们从这条小路爬上去，到了坡顶有一条路，顺着那条路往右边一直走，就到大路了。”
我和程洪爬到坡顶，照着她指示的路走，很快就听到汽车的喇叭声，程洪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走到了大路，又走了很久，两人都觉得走不动了，程洪说：“我们坐车吧。”
我们坐上车，到了凤德岭路口下车，走回盈佳电子制品厂，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饭堂已经不开饭了。
那次起，再也不轻易出远的地方去找工了，要找，就在附近的工厂找，但大多的厂只招女孩子，见男孩子就摇头。那天我去到凤岗车站，一位小伙在派发招聘广告，他给我一张，并指着二楼。我上到二楼，走进那间左右门边分别摆着两块招聘广告牌的房间，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在房间走来走去。我问男人：“在哪里报名？”男人往里面喊了一声：“巧啊。”里面传出女人的喊声：“进来啊！”男人给我指：“你进那个小间去。”
我走了过去，这里隔着几个小间，每个小间都坐着一位女办事员。一位年轻的姑娘出来对我说：“进这里来。”小单间里摆着一张桌子，姑娘坐桌子的里边，叫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不知道先生什么文化程度？想找什么工作？”姑娘问我道。
姑娘的脸面没有化妆，她右边的下巴擦着紫药水，脸面和鼻孔上散着几粒没有那么明显的小痘痘。
我从手提袋中拿出在油城科技培训中心拿到的红本本，电子培训结业证书、初级技术等级证书。姑娘看了看我的证书，然后对我说：“侯先生，有一家公司招业务员，全职也可以兼职也可以，你愿意去吗？”
我说：“在哪里的？”
“樟木头。”她说：“不过得收劳务介绍费。”
我说：“交多少？”
她说：“我们是按工资高低来收介绍费的。”
我想了想，如果当上业务员就不用上流水线的班了。她见我想着，又说：“我们还有别的工种给你挑。”
我不愿意找车间的工厂，就说：“就去那家公司看看吧。”
她叫我交80元钱，我不愿意，她高叫道：“先生，工资那么高，我們都是明码收费的。”
我拿出两张50元面额的钱递给她，她把钱放在眼前仰着头看，两张钱都验好后，她对隔壁单间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位女人说：“你有没有零钱？”隔壁的女人说：“有呀！”
她去换了钱，把一张二十元钱递给我：“二万。”满面笑容，然后她给我开了一张收据，下面写着“舒巧”。她给我画了一张图，指示我如何坐车去那家公司。
“就在长城客运站边不远，金浩安实业公司。”她说。
我从介绍所出来，马上坐车去樟木头，到了长城客运站，没花费什么时间就找到了金浩安实业公司。一栋楼，有一个小小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写着“金浩安实业（东莞）公司”。我走上窄窄的楼梯，两边房间都有小门，直走上去，弯了几个弯，也不清楚是三楼还是四楼，见一个宽敞的院子，中心摆着一张桌子，一位中年男人表情肃穆地坐在桌后，桌前一位漂亮的女人坐在他的面前和他说话。
墙壁上贴着大大的纸张，都是和玉的知识有关，还有业务员须知。一位胖女人肩上挂着一只皮包，正仰着头看着墙上的字。
我也看着墙上的字。跟中年男人说话的女人看了我一眼，知道我有事而来，她匆匆地在男人面前拿起一本证，塞进提包里走了。
我坐到中年男人面前。男人说公司是销售玉的，问我住在哪里？
“在凤岗的工厂里。”我说，“这里不包吃住吗？”
“没有住的地方。”他说。我望着四周，他知道我心里的想法，又说：“别看这栋楼有那么多房间，都是有人住的。”
他停顿了一下：“你从凤岗到这里也不远，住宿在凤岗也挺好的。”
我点了点头。他以为我赞成他的说法，其实我心里说我是住在工厂上班的，如果到你这里当员工就没地方住了。
“要收三百元押金。收了押金后我可以给你玉和其他业务员出去销售。”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
“如果押金少，给你的玉就没那么贵重了。”
“我先回去想想吧。”我说完就起身走下楼去。
六
我回到凤岗，躺在宿舍的床上睡觉。好工没找到，白白丢了80元介绍费，想想真不是个滋味，觉得心里累极了，一下就睡了过去。我醒来时，见宿舍里的灯已经亮了，我们宿舍里住着十六位员工。左边墙排着四张上下铺的铁床架，右边墙也排着上下铺的四张铁床架，本来宿舍里的人差不多走光了，人事部叫保安把别的宿舍的员工搬到我们宿舍住满，把别的宿舍空出来，留给后来的员工。我们称为大姨妈的人事大姐，不光每天上班后十分钟，准时地在车间里出现，夹着一本文件夹，威严地走在车间清点上班的人数。她还把宿舍管理得有条不紊，时时叫保安查看是不是有人在宿舍不去上班。我望着每一张床的蚊帐里，空空的没有人影。这几天不是放假吗，难道他们上班去了？我想着不是，如果是上班白天不上，晚上还上？如果真的上班程洪一定会叫我。
那张简易的小木桌，平时放在窗下，怎么搬到我的床前来了？桌上摆着我的饭碗，上面用一只碗盖着。一定是程洪给我打来的饭，我匆匆吃完饭，把饭碗拿到楼下饭堂的水龙头下洗完走上宿舍，把那张小木桌仍旧摆到窗口下。我们宿舍后面是坡，我从窗口往下望，风吹着树叶“噗噗”地响，几片叶子掉到了草丛上。
我走上工业区的那条小路，两边全部是工厂，每间工厂的厂房大体一样，只是厂名不同，路灯照着，路中走着穿着不同厂服的人，有的走往凤德岭，有的正从凤德岭走回来。我向凤德岭的街道走去，不远处，龙凤溜冰场的音乐声在风声中传送了过来，街上人来人往，打工仔打工妹们都喜欢晚上逛街、逛超市。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音乐声走到龙凤溜冰场。许多姑娘和小伙正在购票换鞋走进溜冰场。我透过栅栏看溜冰场里的男男女女正在场上疯狂，有的往前溜，有的退后溜，速度如雪山滑雪，有的单溜，有的双人牵手溜，音乐声夹着他们阵阵的尖叫，不熟练的人则在边沿慢慢地溜。看不到程洪的影子，我走出了溜冰场，又顺着左手边的街道走去，在夜中转来转去，我才发现，别看白天凤德岭那么小，在夜幕下它竟那么大，我对这些街道还真的不熟悉，转来转去，可能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怕夜里容易迷路，我又重新转回头。看到这里有三条小巷，竟然弄不清楚刚才从哪条小巷走到这里，我只能凭感觉，从左边手的巷道走了进去。夜里的每条巷道几乎一模一样，每家商店都透出灯光，都有人影晃动，巷道中都有人流，我继续往前，突然宽阔了起来，发现周围都是厂房。我往右前方看，见一栋大楼霓虹灯闪闪烁烁，映出“野泰大酒店”几个字，我心中一喜，往那边走去。野泰大酒店在风德岭街口的公路边，从凤德岭街一直往里走就是凤德岭工业区。看到野泰大酒店，就不会迷路了。
我仍旧走向通往凤德岭工业区的那条街道，每一家商店都在我眼里熟悉了起来。我走进凤凰超市边的小书店，买了一本书。我手中拿着书往工业区的方向走，要到街道和工业区衔接的地段，一杆路灯下，吴群和张雪莲正站在那里拦截我。吴群手中提着一只鞋，张雪莲的脸上笑嘻嘻的。我看见吴群的一只脚没有穿鞋，那只没有穿鞋的脚踩在左边的脚上。
“侯老乡，我的鞋跟断了，有没有两元钱？”她手里拿着一只鞋，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把两元钱放在她的手掌上。
她马上穿上那只鞋，我疑惑地望着，鞋跟断了还能穿？她直起身来，重新把两元钱还给我。“我的鞋修好啦。”
原来她的鞋并没有坏。我要绕过她们走回工厂，她对我嗔怒道：“就这样走啦？”
张雪莲笑着说：“当我们的保镖好不好？”
我只好转回头，跟她俩往街上走去。吴群问我：“这两天好像总没看到你的影子。”
我耸了耸肩：“在这里上班怎么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要到中秋节的时候生意就变好了，天天加班，节日也没假放，一直加到放年假。到那时看不累死你。”张雪莲望了我一眼。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啊这么晚了。”我说。
“去了你就知道。”来到一家小店前，看到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边坐着三个男人，张雪莲向那张桌子走了过去，我和吴群站在路边。张雪莲向我俩挥挥手：“过来啊。”我和吴群走了过去。一位年纪稍老的中年人对我们说：“来，来，大家一起坐。”我和吴群坐了下去，见桌上摆着一盘炒田螺，还有两瓶喝空了的啤酒瓶。还有一高一低的两位年轻男人，矮的白净脸，可能二十多岁，高个子的男人可能一米八，他坐在那里弯着腰，怀里抱着一只皮包，年纪好像也不到三十岁。
中年男人叫来三支七喜，店老板用啤酒开把三支七喜盖子拧开，把吸管放在瓶里，把三支七喜放在张雪莲、吴群和我的面前。
“你们三人不是同一个工厂的吗？”中年人问，“为什么穿的工装不同？”
我穿的是灰色的厂服，吴群和张雪莲穿的是蓝色的厂服。
“他是技术员。”张雪莲说。
中年人点了点头。
我说：“不是，我是普通员工，普通员工穿的是灰色的工衣。她俩是管理阶级的，所以穿的是蓝工衣。”
脸面白净的小伙子笑了起来，对我说：“他是我爸爸。”
我故作惊讶地望着中年男人：“你为什么那么年轻？”
中年男人笑哈哈地说：“那你看我多少岁了？”
“像三十多岁。”我说。
张雪莲说：“不止啊不止啊，他是我以前厂子里的师傅。”
中年人说：“我都五十岁了，以前在香港做了好多年，现在回来东莞。”
我一边吸着七喜一边和他们说话，吴群和张雪莲也吸着七喜，但很少说话，那位抱皮包高个子的男人更是一言不发。中年人问我：“你老家哪里的？”
我说：“广西的。”
中年男人看着吴群：“你们是老乡？”
吴群说：“刚刚从老家来。”
“是你以前说的你男朋友？”
“算是吧。”吴群说。
我看到脸面白净的小伙子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问他：“现在多少时间了？”
他看了看，说：“12点多了。”自从到东莞后，我把那只电子表扔了，觉得它好土，而且时间又不准确。
我说：“夜了，该回去了，要不然厂里要关上大门。”
我们散了桌，我和张雪莲、吴群往回走。走了好远我才问她们，张雪莲说：“我们以前共过厂。”
“那个高个子的男人追我，”吴群说，“我说家里有男朋友了拒绝他，他不信，还是追。叫老师傅出马给他撮合。现在说你是我男朋友，他应该死心了。”
張雪莲掩着嘴“啧啧”地笑。
凤德岭的街道灯暗了下去，我们走着的路段，两边的商店已经关门。我对张雪莲说：“我请你们吃夜宵吧。”
张雪莲说：“已经打烊啰。”
吴群说：“假惺惺吧你？”
我这才发觉我和她并肩走着，我伸出手去牵她的手，她“哎”了一声，想把手缩回去，但我把它抓紧，她抽不回去，只好给我牵了。
她用桂柳话说：“你耍赖！”
张雪莲“噢噢”地大叫：“我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七
第二天上班，做完了一批货，坐了好久，也没有货做。我们流水线上的员工开始叽叽喳喳地玩了起来。吴群带着张雪莲，走到我面前兴师问罪，她双手抱在胸前，质问我：“和你说我家里有男朋友了，你昨晚上为什么还牵我的手？”
“你不是当着他人面前说我是你男朋友吗？”我伸出手又要去牵她的手，她“呀”的一声跳过了一边，“我已经跟总管辞工了，过几天就回家结婚了知道不？”
她把张雪莲推到我面前。“好好帮我保护好我这位妹妹，交给你了。”
张雪莲说：“你吃剩的饭就把它倒给我？”说完就去追打她。
这时总管和科文走了过来，员工们又坐回归位。“闹什么闹？”科文王一平对我说，然后又叫我身边的员工，“你们下去一楼仓库帮一下忙。”
我和同事下到一楼仓库，货仓的两位女文员，文静地坐在两张桌子前，我们问干什么活？一位女文员指着门外的一辆东风小四轮，我和同事走了出来。这时，货仓主管廖水仙从写字楼里走了出来，走到了我们身边：“总管叫你们下来帮忙的是吗？”
我点了点头问道：“是上货还是下货？”
站在一旁的司机说：“是上货，不是下货，一般下货我都是花钱请人的。”听司机的口气，知道这部车不是我们厂子里的，是别的工厂来拉货的车。
廖水仙指着员工们从二楼抱下来的一堆纸箱：“把这些货上了吧。”这些纸箱有大有小规格不一。我爬上了车厢，同事把货搬到车厢口，我把货在车里排好。装完货要关车门的时候，司机说：“等一等，帮我点看多少箱？”
装货的时候，我把小纸箱排在左边，中号纸箱排在中间，大纸箱排在右边。如果换是别人，此时可能会去一箱一箱地数。但这为难不了我，我会数学快速计算法，以前在家去赶集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广场上演讲推销数学快速计算法，我花了五角钱买了那几页纸订着一册的快速计算法，后来练得得心应手。
“152箱。”我望了排在车里的那些箱子，没用几秒钟就数完了。
廖水仙和两位女文员看了看文件本，吸了一口冷气，问了一下司机：“准不准确？”
司机说：“你们的员工素质好。”
我和同事回到了二楼，科文安排我去装配拉。我到了装配拉，对拉长赵列列说：“科文叫我到你拉上班。”
赵列列说：“欢迎。”
现在装配拉也没有活干，姑娘们坐在拉边脸上冒着汗，头顶上的吊扇不转，我问赵列列：“为什么不开风扇？”
赵列列走过去柱子边按一下开关：“没转咧。”
我举起放在柱子边的那张长板凳，对着风扇往反方向敲去，风扇又呼啦啦地转了起来，赵列列望着我笑，一位姑娘举起了拇指头。
一直坐着没事，突然宣布说提前下班，通知是一排一排传上来的，第一排传给第二排，第二排又传给第三排，一直传到后面：“下班，明天不用上班，后天继续上班。”
我们下班，是要排队检查的，女员工站成两排，男员工站成一排。装配拉长赵列列和吴群还有一位男助理拉长早就站在那里，对通过走道的员工们检查，防止有人把工厂的东西偷了出去。
不光下班检查，上班时间的时候人事大姐也带着保安进入每一间宿舍检查。有一次检查到一位员工的被子下面藏有两块电路板，然后保安把那位员工赶出了厂，工资也没有结算。
第二天，我和一群同事去平湖找工，坐车去，大概有十多人，我们没有穿厂服，换上自己的服装。太阳炎炎，两位小同事还戴着红色的和黑色的太阳帽，把帽檐转往后面或者转往一边，像个十足的小烂仔。
到了平湖街上下车，我们走过一家大银行前，坐在摩托车上的巡警对我们吼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们说：“找工的。”
他问我们身份证，每人都从口袋里掏出厂牌。“我们的身份证押在厂里，只有厂牌。”
他验看我们的厂牌：“有工了还找什么工？走走。”
我们走到一处地方，好像是军事驻地，见有解放军战士持枪看守。我问一位过路的青年男人：“这是什么地方？”
路人说：“猪仔湾。”
我们改道，往一条桥上走，这时走过来一位气宇轩昂的男人，他的穿着很高档，他给我们两张名片，写着“东南亚证件集团公司”，上面写着办各种证件。同事们抢着看，男人又转回头，再给我们发了几张，然后往前走。
“办什么证都可以。”
“可能要好多钱吧？发了工资我再办一张身份证。”
“办一张大学毕业证。”
“就是有证，你没有能力怎么办？”
伙伴们谈论着，有的还把名片放进了口袋。
“东南亚证件集团公司”，看着名片，东南亚三个高大上的字在我心里生下根来。
八
吴群真的回家结婚了，那一天中午，我和张雪莲还有几位女同事送她到厂门口，她拖着行李箱离去，我们转回厂，上班的铃声响了起来，只好转身走进楼梯排队打卡上班。
吴群走后的那段时间，生意好了起来，几乎天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星期天也加。没有夜宵，但已经习惯了，就是再饿也要咬紧牙关挺住。下班那么晚，下了班后又要排队洗澡，有的干脆先睡，到了半夜才爬起来洗。
早餐每天都是稀饭和榨菜，稀饭稀得照见人影，榨菜吃得人肚皮发凉。
流水线比地球转得还快，我们要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做事，速度要比闪电还快，要不然流水线上游流下来的产品就会堆死你。就是上一次厕所，也要拉长来顶职，拿了离位证才能上厕所。
中秋节，厂里没有放假，也没有发月饼。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我们吃完晚饭，李广进说：“不给他加班了，今天是規定的放假节日，又是星期天。”
这个提议得到了我的赞成，我们一群人走出工厂，张雪莲也没上，她的姑姑是人事部长她都没上，我们一群人笑哈哈的，向凤德岭走去。我和程洪说去爬山赏月，走到了凤德岭工业区最后面的那座山坡，我们平时不上班时都喜欢去那里爬。但那天晚上乌云如墨，天狗吃月亮，看到黑咕隆咚的山坡，风吹着树丛发出“噗噗”的怪叫，山上没有一丝月光，我们只好转回头，朝凤德岭大街走去。
龙凤溜冰场发出震天的音乐声，我们循着音乐声去到溜冰场的时候，卖票的女人说已经没有溜冰鞋了。看着溜冰场里挤满的疯男疯女飞来飞去疯喊，我们心里痒痒的，但只好转回头，去买两块月饼，我们咬着月饼毫无目的地飘荡。
我心里至少有一丝不踏实，中秋节晚上我们旷工会不会被罚款？但第二天上班，厂里说不罚款，旷工的员工互相望着脸上露出笑容。我想，是不是张雪莲的功劳，因为她姑姑是人事部长，想只是想而已，到底是因为张雪莲或者是厂里怕员工闹意见才不敢罚款，那晚上一起出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厂里规定，累计旷工三个班的，无薪解雇。
那时起科文心里实在不爽，没给我们好脸色看。
有一天总管阿龙走到李广进的身旁，见李广进的脚下掉有一段一寸长焊锡丝，说李广进为什么乱扔焊锡丝浪费工厂的材料？李广进说不是扔，可能是不小心掉下去的。阿龙叫他马上捡起来，李广进正在焊锡手忙脚乱，这块电路板还没焊完上面又流下来了。他说：“哎呀，我正忙，等一下捡好不好？”
“你说什么？”阿龙吼道，“你不用干了。”他带李广进下一楼写字楼，李广进被赶出厂，说是自动离职，没给工资。
我们下班后，没见了李广进的身影。他的床铺上只剩下一张草席。
被炒鱿鱼或者自动离职是工厂里的家常便饭，李广进被赶出厂，好像一粒石子扔进水里荡漾起一阵涟漪，转眼又消逝了。流水线在转，我们在忙碌，时间在每天重复的上班下班中流逝。
我们拉那一天在包装一种叫“毛毛机”的电路板，电路板端焊着三条一尺多长的花线，要把它装进大约有一个半手指宽的薄膜袋里，非常不好装。当时有几个新来的女员工在装，我也在装。她们装不过来科文就叫她們抱到我这里，我前面和后面都推成一座山，转身不得，她们还在抱来，而且还笑嘻嘻的。有一位女员工抱来放，“哗啦”一声垮了下来，她没理就走了，我正在气头上，我也没捡。这时科文走了过来，吼道：“侯子，你为什么把产品乱扔到地上？”
我说：“不是我扔的。”
“我命令你马上捡起来。”他高声大吼。
“不是我扔的。”我也大吼。
他急匆匆地跑下写字楼，去人事部拿来一张罚款单，又急匆匆地跑上楼：“侯子，我罚你150元，快签字。”
我从他手里夺过罚款单，看也没看上面写着什么，撕掉狠狠地摔在地上，他要伸手来抢，已经来不及了。他暴跳如雷，高叫：“无薪解雇，无薪解雇。”
我咬着牙对他低吼：“你叫老板出来，我对他说。”
他叫骂着走了。
后来没有罚款，也没有解雇，但我和科文的关系从此以后蒙上了一层霜。每天早上我打卡上班来到车间时，科文就叫我打卡下班。过了几天，人事大姐上楼来见我正在打卡下班就问我：“你怎么没上班就打卡下班呀？”我说：“是科文叫我下班。”她去问总管阿龙：“那位侯子员工每天打卡上班了又打卡下班，是怎么回事？”
阿龙说：“是王一平，你问王一平。”
人事大姐过问后，我打卡上班，王一平才没有叫我下班，骂骂咧咧地安排我工作。
我给在汕头打工的表哥打电话，我的奶奶和他的爷爷是亲兄妹，表哥说：“如果在那边实在待不下去就过汕头来。”
发了工资，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张雪莲、程洪和一群姐妹兄弟送我到厂门口，我请他们去厂门口的早餐店吃早餐，早餐店里早上只有肠粉，两元钱一份是吃不饱的，我叫她们多吃几份，她们说饱了，她们吃完早餐后进厂打卡上班去了。程洪哭了起来：“侯子，从油城来的一群同学都走了，只剩你和我，现在你也走了，只剩下我了。”
我的心里酸酸的，也要流下眼泪，但用力忍住。
他说：“侯子，我去送你上车吧，我今天不上班了。”
“你去上班吧。”我劝他，“旷工不好，我还要等人事部上班，才能办离厂手续。”
他抺着泪去上班了，我把行李放在保安室，等人事部上班办手续。人事部大姐上班后，还要上楼去检查，等她有空后我才跟她办离厂手续。我离开厂，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
那时手机还没流行，我至今和他们都失去了联系。
九
那时潮阳还是汕头的一个县级市，后来分为汕头的潮南区和潮阳区那是后话。我转了几次车，坐到潮阳的峡山镇已是半夜。我下车的地方，后来知道叫董塘，是去两英的路口，表哥住在两英，只知道他在两英的一家染厂上班，但忘记问他具体是哪家染厂。
商店都关门了，没地方打电话，路边倒是有电话亭，但我没IC卡。
两辆载客的摩托车朝我围了过来，一位摩托车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两英染厂。他说两英有好多染厂，到底是哪一家？
我摇了摇头说：“反正我只知道是两英染厂，找到我表哥了才给钱。”
摩托车司机说：“上车。”我上了他的车，另一辆摩托车开走了。他载着我驶往两英，我问他熟不熟地方？他说怎么不熟，他就是附近的，闭着眼睛都能找。他载我找了三家染厂，一般染厂都是在晚上工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表哥的名字，他们都说没有这个人。司机说：“我再载你去永丰染厂。”他载我到永丰染厂门口，刚好看到了表哥，他们刚刚染完布正出来休息。看到我，表哥很高兴：“幸亏我刚好出来，要不然就难找到了。”
摩托车司机说：“已经找去三家染厂了。”坐在地上烧烟的员工们笑出声来。
表哥对一位脱光上身的高个子说：“组长，我带我表弟去出租屋一下。”
组长说：“好吧广西，反正是计件的，等一下你来不来都可以。”
表哥的出租屋不远，从染厂走去不到几分钟。汕头的那些老屋，都筑起一圈围墙围住，像古代的城堡。表哥带我穿过“城堡”的门，门建得像个小庙堂，摆着一张染着红油漆的木桌，桌上面还燃着香和蜡烛。表哥说，院子里的村民每天早晚都要在桌子上烧香敬神，大院里的门边，还立着一只大大的铁皮桶，是废弃的油桶，村民在里面烧纸钱，桶里还有半桶纸灰。大院里有许多小胡同，表哥的租屋在小胡同的最外面，在昏暗的路灯光线下看到，那些土墙已经剥落，露出古老的三合土，风雨飘摇。
表哥打开门，安顿好我，叫我睡觉，然后去上班。
那几天还没找到工，表哥的厂子里也不招人，表哥交代我一定要注意治安来查暂住证，他们抓到人要送到村公所去，得拿钱去保人出来，没钱，他们不会放人，而把人送到收容所去。表哥已经办了暂住证，我没有办。表哥去染厂上班时嘱咐我：“晚上不要回来睡那么早，深夜再回来，永丰的治安队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之前来查夜。”
那时染厂烧锅炉，厂房上的大水桶热水满了，像瀑布一样溢出外面，一到晚上，许许多多的男人都争抢在“瀑布”下面洗热水澡，不光是厂里的员工，附近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去，我的老乡们更是少不了，大家都在这里洗得畅快淋漓。一个晚上我刚吃完晚饭，正准备去“瀑布”下洗澡，刚要出门，治保会的人来查夜了，想不到他们来得这么早，六七个男人，每人的手里都拿着长长的手电筒，我想溜，来不及了，他们已来到门口。永丰的治保主任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人。他站在门口堵住我，别的治安队员去敲隔壁房间的门，那时候，正好刚停电。汕头的古村落，外围都是长长圆圆的围墙，围墙两头都有大门。我对面的大院门，已有人在那里守着，就是想跑，也跑不出，更何况手电筒光在大院的胡同中到处摇曳。
治保主任问我：“有暂住证吗？”我镇定地回答说有。表哥租屋的墙边牵着一条铁线，铁线上挂着表哥的衣服，表哥去上班时我看见他把暂住证塞进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我过去一件衣服一件衣服顺序着摸，站在治保主任后面的一个人不耐烦地大声说：“到底有没有啊？”我在一件衣服的胸口袋里摸出了暂住证，治保主任把暂住证放在眼皮下晃了晃几下，然后把证还给我，大概是光线太暗，他看不清楚暂住证上的相片，两人迟迟疑疑地走了，几束手电筒光又照進别的胡同里摇曳着，不远处传来踢门声和“开门开门”的叫喊声，我把门半掩，站在门口观望，不一会儿，一群人又顺着大院的西门走了出去，到别的村巷查夜去了。
我跌坐床沿，不敢去染厂的锅炉房外面洗热水澡了，如果在路上碰见他们麻烦就大了。查夜的人刚走，人们就从各家各户里钻出来，聚在大院的空地上像鸡群一样“叽叽喳喳”，互相打听有没有人被抓走。
第二个晚上表哥转班，表哥说昨晚他们刚来查夜可能今晚不会来了。我和表哥睡得正香，半夜三点多钟，一阵猛烈的踢门声把我们惊醒，表哥拉亮电灯去打开门，几位大汉站在门口：“查暂住证的！”表哥拿出他的暂住证，一位大汉指着我对表哥说：“他呢？有没有办暂住证？”我说：“我刚从东莞过来两天，还没有办。”“有没有身份证？”我从床头的衣服口袋里掏出身份证。
治保主任收走我的身份证，并用命令式的口吻对表哥说：“限他两天之内去村公所办理手续。”说完带着那帮人走了。
第二天九点钟，我把钱拿到永丰村公所，只有一个老头在里面，他在擦桌子，听说我是来办暂住证的，老头说主任还没来上班叫我等一下，我试探着问他：“我只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用办暂住证吧？”老头用夹着潮汕方言的普通话对我说：“你刚来大概还不知道，没有办暂住证的人都要送到潮阳去的。”然后又擦他的桌子。
等到十点钟，主任走进来问我：“你是办二百元的暂住证还是办一百五十元的暂住证？”暂住证还有分等级的？我迟疑了一下，主任又说：“二百元的要拿去潮阳公安局统一办，可能要等好多天，一百五十元的我自己马上给你办。”“那就办一百五十元的吧。”我说。
主任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空白的厂牌，把我递给他的相片贴在了厂牌上，写上我的名字，盖上了永丰村公所的公章，从我手中拿过一百五十元钱，把我的身份证和暂住证递给我，发票也不开。
老乡校平知道我来到两英还没找到工，那晚上他来找我，叫我去他们染厂当杂工。我对校平说办这张暂住证多余了不值得，表哥说我的暂住证只在永丰当地有用，出了永丰的地盘就没用了。他们的暂住证都是去潮阳办的，是正宗的暂住证。
一晚上和一群老乡在鹤联村的租屋里玩扑克牌，听说保安查夜来了，一群人跑了出去，来到一条小路边的小庙堂里躲避。一张大桌子几乎占满了小庙，桌上垫着一张红布，红布长长的摆到地上，桌上亮着几盏油灯。天气有些冷，也为了不让人看见我们，几个人蹲到红布下面打盹。半夜，主人来小庙给油灯加油，我们从桌下的红布后钻出头来看个究竟，主人以为是见到鬼了，吓得魂飞魄散。怕他跑去村里叫人，我们又转移到别的地方。
我后来从染厂辞工出来，在两英陈库租了一间每月一百元的房子。一个人住没几天，又有三位老乡出了厂搬进来和我一起住。一位叫韦欢，刚出厂两天就跑去湖南，说是朋友打电话叫他去那边工作，去了十多天回来了，还带回一位戴眼镜的老乡，韦欢说那是一个传销团伙，他和戴眼镜的老乡逃了出来。
两英皇都大酒店刚开了一个太子音乐城迪吧，大酒店前一个长长的大草坪，一到傍晚，草坪上坐满了人，玩到晚上十点多钟，人们就涌进舞厅里享受震动的音乐尽情地摇摆。我们几位伙伴几乎每晚都去蹦迪，也为了逃避查暂住证，午夜两点夜总会散场后我们才返回租屋睡觉。不知不觉中，从厂里带出来的工资差不多用完了，只好去找建筑零工，下班回来吃饭后，就和老乡们去皇都大酒店的草坪。
三位老乡又进厂了，只有我和戴眼镜的陈情住在一起。半夜从皇都大酒店出来，前脚刚踏进门，查夜的治安后脚就到了，把我们带到陈库村公所。那一年，广州刚刚发生“孙志刚事件”，潮阳市也刚刚分为汕头市的潮南区和潮阳区，收容所刚刚撤销。
把我们送到村公所，别人回家去了，只剩下主任一人。主任坐在台桌前，我和陈情坐在长条凳上。看见旁边摆着一叠报纸，我拿起报纸来看，主任拍着台桌：“我是请你们来看报纸的吗？”我把报纸放回原来的位置，不理睬他，他很气愤，站起来踢翻我们的板凳，叫我们进去另一个房间，怒气冲冲地锁上门，回去睡觉了。
这个房间大概就是陈库村公所的“牢房”了，我和陈情在“牢”里睡了几个小时，天刚亮，他把我们放了出来，但扣押了我的身份证。我那张第一代身份证已经过期两年，老乡们都劝我不要拿钱去换，叫家里再办一张。
我到美林村租了一间每月四十元的老瓦屋。美林的治保会也很厉害，听说有人刚来这里租房子，每个夜晚都来查夜几次。我租的那间瓦屋后面的窗口，只一块木板挡着，木板可以移动，一般人不会注意到。我们一到晚上就锁住大门，半夜回来就到后面的窗口移动那块木板钻进屋去睡觉，查夜的人走到门口，见大门锁着，就灰溜溜地走了，听着他们离开的脚步声，心里酸酸的，为了一张暂住证，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那时我知道有一个红本本叫暂住证。
十
有一天我骑单车出去找工，见路边的树上贴着一张名片，我撕下名片，上面印着“东南亚证件集团公司”，这使我联想到多年前在深圳平湖的猪仔湾，那位身穿高档服装的男人给我们派发的名片“东南亚证件集团公司”。怎么东南亚集团从深圳到汕头来了？
我拿着IC卡去电话亭打了名片上的号码，传来女子的声音。我说可不可以办身份证？女音说可以呀，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峡山，女人说等一下我去找你，你身上有没有照片？我说还没有，等一下去照。女人说那你去照，照好了再打我PP。
我去照相，第二天才能拿到相片，拿到相片后我打“东南亚证件集团”的电话，仍旧传来那位女人的声音，我说相片照好了，她说好了啊我马上过去，你在什么地方等我？
我怕她找不到两英我租房的住地，就说：“我在峡山宾馆大门等你。就是广汕公路边，认得不？”她说：“好。”
我那时租房子的村子，就在峡山镇隔壁，我马上踩单车穿过丹凤路，来到广汕公路边的峡山宾馆，那段路是峡山热闹地段，峡山宾馆就在丹凤路边，丹凤路口就是广汕公路。不用过马路。峡山宾馆大门其实是一条巷道，巷道里面是工业区，靠近广汕公路的巷道两边是峡山宾馆。
我站在大门边的一根大柱下，大柱上挂着红红的灯笼。不一会儿，一位穿红衣服的女人走进大门，她肩下夹着一只公文包，她没看我，走进大门里边转了转，好像是来住宿的客人。她转了转后，没见到什么可疑的情况，然后走到我面前，满面笑容。她留着一头短发，配着她一副阳光白净的脸，加上红衣服的陪衬，显得非常健康漂亮，她大概三十岁左右吧。
“是你吗？”她问我。
我点了点头，她示意我跟她走，从大门走进，大概走了几十步，到了一家货运站的旁边，我和她坐了下来。
“办身份证多少钱？”我小声地问她。
“120元。”她说。
我说：“太贵了。真的都没那么贵。”
“假的比真的贵。如果有真的我们就不用假的了。”
“太贵，能不能少点。别的地方办才几十块。”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办的。”她说：“我们都是统一价。那这样吧，我给你减二十元，100元。”
“80元。”我说。
她说：“那好吧，你是我新发展的客户，只收你80元。你以后会知道我的价钱是最便宜的，以后你随便办什么证都可以找我。”
“能不能办暂住证？”我说。
她望着我笑了：“办是能办，但你在当地用不了。一般暂住证都是你所住村公所治保会帮你办的，他们有档案。如果来查夜，你拿假的出来还不露了馅。身份证和学历证是找工作用的，用人单位没有那些档案。”
“那就只办身份证了。”
“身份证的地址、名字、年龄你随便用什么都可以。证件号码我们可以给你弄，你也可以自己弄，但必须弄和地址上的号码相符。”
我把两张相片和一张纸交给她，纸上写的是我的真名、真地址和我身份证真号码，我不想冒用别人的名字和假地址。
“你先给我20元当车费，明天我给送来的时候你再补我60元。”
我从钱包里找出20钱给她，她把一张相片还给我。“只用一张就够了。”她把我的相片用那张写上姓名和地址的纸张包着，放进皮公文夹里，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走了。
“明早你再给我打电话，看我什么时候送到。”
拿到了身份证，我越看越喜欢，和真的一模一样。有了身份证，我去一家染厂问工，那家染厂招刷毛工。刷毛工生意很不正常，一年没有几个月的工，一般进去一两个月，生意淡了厂里又放人，只留一两个师傅级的熟手工，有生意了又重新招人。
以前我拿那张真的身份证来问过，门卫说身份证不是我的，说相片不像我。我只好怏怏地出来，那时我心里气炸了，身份证明明是真的，相片也是我，他们偏偏说不是我。也怪我照相时没有梳头，身份证是我十六岁那一年办的。那时我在路边放牛，伙伴在村口叫我：“侯子，办身份证哩，派出所进村来照相办身份证了。”我把牛赶回家，牛进栏后我没顾关上牛栏就跑去生产队的大晒坪，母亲骂咧咧地跑过来把牛栏关上。我跑到晒坪，那位手拿照相机穿制服的民警问我：“你也办身份证？”我点了点头。他“咔嚓”地给我照了一张相，登记了姓名，然后走了。那时刚开始办身份证，一分钱也不用花。几个月后身份证发下来，我看身份证上的头像惊呆了，头发乱糟糟的，有几绺被汗水粘成片，有幾绺被风吹着高高地飘扬。
我拿假身份证来染厂试工，脸面红红的，保安看了看我的身份证，然后把我带到一位中年女人的身边，她正在车间检查定型机吐出的布匹，中年女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身份证，然后带我去办公室办手续，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女人就是厂长。
他们见我脸面红红的，以为我害羞。这张假身份证他们当真的，去年我拿真的身份证来问工他们说是假的，真的见鬼了。现在我觉得被治安队没收的过期好多年了的那张身份证一点也不可惜了。
在染厂做了两个多月的刷毛工，生意淡了，我又得出来。我仍旧去找建筑零工做，当天拿钱。做了几天表哥见到我，他说：“别做了，你现在比非洲人还黑，出去找工别人不要你。”
我想想也是，就不去做建筑零工晒太阳了，在租屋里整天睡觉或者去找老乡打打扑克消磨时间，等脸面的黑色素淡了一些再去找工。那时我也没办暂住证，查夜已经不那么凶了，况且我已经交了卫生费，他们久不久来查夜的时候，我就把那张交了200元卫生费的收据给他们看，他们看后就走，也不再问暂住证的事。
脸面没再那么黑，我得重新找厂，进厂又得重新办身份证。我发现假的身份证很不耐用，过了一段时间过塑的边边就开裂，身份证就老化，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身份证了。主要原因是我把身份证装在钱包里，把它放在屁股口袋，骑单车把它磨坏的。
重新办一张80元，值得，只要能进厂。
十一
我以前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去油城的电子技校培训，为的是能拿到一本红本本，好找工，打工的时候才发觉拿了红本本也不容易找工。我去找工时亮出那本电子学校结业证书和技术等级证，招工的人问我，是不是花钱买的？
后来想想，和花钱买的又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花了钱。我想，能花钱买为什么不买一本高级的，我打电话给“东南亚证件集团”女人，现在我变成了她的长期客户。我说我要一本大学毕业证书，她在电话里笑吟吟地说：“可以，可以。你要的是哪个系，新闻系？外文系还是中文系？”我喜欢看点小说，就说：“中文系吧。”
那时手机已经很普及，几乎人人都有，聯系很方便。我跟她合作大概有五、六十单生意，我是帮老乡和同事或者是同事的朋友办的，我不收他们一分钱的中介，只是图个乐，有时候还自己开车费。他们办的各种证件都有，身份证、结扎证、毕业证、驾驶证、技术等级证、准生证、出院证、残疾证……甚至车牌。我不光跟“东南亚证件集团”的女人熟，而且还跟她的丈夫熟。很多时候她没时间，是她老公跟我联络的。
女人把大学毕业证交到我手上，满脸的阳光，和我握手：“祝你好运。”
我把毕业证打开看，校长签名的几个字非常好看，一看就知道出自书法家之手。
但毕业生姓名、年月日和某某系的空格留给我自己填写，我填上自己的名字，填上中文系，但我越看心里越不爽，我写的字扭扭歪歪的，比小学生的手笔还差。我知道这本证是不能出面了，没有哪个大学生或大学教授写这么差劲的字。我把大学毕业证锁在我的箱底，仍旧去找车间苦工，那时我学会了看注塑机，找来找去也只有注塑机工适合我，我不会别的。注塑工非常辛苦，每天上班十二小时，两班倒，上夜班非常难熬，常年没假期，除非春节几天。有时候实在挺不住就辞工，辞工了所押的工资不发，只好上劳动局，奔波劳动局与欠薪的工厂之间一两个月，工资还是没有拿完，最后心累了，以后出厂就是拿不到工资也懒得上劳动局了。
我辞工出来时，我的一位远房舅舅来汕头找工，他说他以前帮锅炉工拉了两年的煤，学会了烧锅炉，就是缺一张证。别人说我会办锅炉证，他就上门上找我，是一位老乡带他来的，他提着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一只杀好的鸡和几瓶啤酒。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喊我乳名的时候我还愣着，他说：“我是十四舅啊。”
我的那些舅舅，他们住在一个叫马家屯的村子里，不管是亲舅还是堂舅，都按年纪排号，不管是不是同胞兄弟。我记得，我有二十六个舅。自从我出门打工后，很少回家，只去过一次，每当在老家的老屋床上躺下，我就看到上方俯下一个身影，对我说：“儿啊，你在外面混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家？”我的眼眶里就会含满眼泪，我母亲又在我模糊的泪眼里往后退去。我去舅舅家拜年，舅妈和表姐、表嫂们也都侧击旁敲地说我该找一个女朋友了。山坡包给了承包商，仅有不多的哥哥和嫂嫂也全部种上桑叶养蚕，一开年，我又跑回广东。我那次回家拜年，好像没看到十四舅。
十四舅说：“当年你和姐去你外佬家拜年，你都还小小的啊，现在长这么大了。”
他说的姐是我母亲，我都不好意思，现在我是一个老光棍了，还把我当作小孩来叫。
那位带他来的老乡说：“是啊，都这么大了，你见过长角的马吗？”
我说：“十四舅你来就来，还买东西来。应该是我买东西孝敬你才对，好多年不回家，没去给舅舅们拜年我都觉得快折寿了。”
十四舅说：“今年回家吗？”
我说：“回，和十四舅一起回。”
他说：“要到年了再说吧。”
喝酒到半了他才说：“外侄子，给舅办一张锅炉证。”
我说：“好呀！”就掏出我的手机打电话，很久不和“东南亚证件集团”联系，我大约打了两分钟她才接电话，她说她现在潮州。她说潮汕的市场已经饱和，她们准备转移。我问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她在电话里只是笑。
“要办一张锅炉证。”我说。
她说：“实在是太远了。”然后久久不说话，我为难地望着十四舅，十四舅的脸面有点紧张了起来。
“好吧。”她终于回话，“看在老客户的面上，明天仍旧在老地方见，准备好相片。”
第二天我带十四舅去峡山宾馆大门会她，她说：“现在流行二代身份证，都是联网，办假的不能联网，也没有防伪标识，只能办其他的，生意越来越淡。你们能不能和我去潮州，去到了马上就能拿锅炉证。”我和十四舅随她去了潮州，到潮州车站下车，她叫我和十四舅在离车站不远的大树下等，她说她用不了多久就会来。
我看手机，过了一点四十三分她来到了，把锅炉证交给我，我把它交给十四舅，然后把200元钱交给她，她还给我100元，“叫你们来到这里破了车费，实在对不起。”说完走了。
我寄相片回家办的第二代身份证，老乡也从家里给我带来。那时起，我没有和“东南亚证件集团”再联系，因为再也没人找我帮办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我想，“东南亚证件集团”也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虽然答应和十四舅那一年回家，但我没有回。十四舅拿到锅炉证后也不知去什么地方烧锅炉了。时间又过了两年，那时我刚买触屏手机，打算让我那只摔不烂的老诺基亚退出历史舞台，我复制手机通讯录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十四舅的号码，我打他的电话：“十四舅，你现在哪家厂烧锅炉？”十四舅说：“烧什么锅炉，我现在佛山铝材厂。”
我高兴地大叫：“十四舅，我也去珠三角，在汕头十多年腻了。”
他说：“那就来吧，你以前看注塑机，这边也有注塑机。正好我租有房子，找不到好工可不要怪我。”
我说：“不怪你。”
我把租屋里的东西全部卖了垃圾，租屋的门也没有锁，背着一只装有两套衣服的包，跳上了从峡山汽车站开往广州市客运站的班车。辗转打工这么多年，我学会了轻装上路。以前我从东莞坐车到汕头，已经忘记路边是啥风景，现在我从汕头坐车回广州，那些模糊了的风景又重新进入我的眼帘。穿惠来，过海陆丰，入惠州。以前去汕头在海边的草田里看见一群白鸟，印象非常深刻，汽车来往也惊不走它们。这次回来仍旧看到这群白鸟在老地方聚集，汽车驶过来驶过去也惊不走它们。岁月流逝，好多东西变了，也有一些不变，例如这一群白鸟。例如打工的我，依旧在奔波。
我到了广州市客运站，打电话给十四舅，十四舅叫我走到流花车站，坐231公交，到里水桥南站下车，他在那里等我。车到里水桥南站靠在牌坊前，我看到十四舅带着一位小伙子站在牌坊后面的路边，我下了车，十四舅只说了一声：“来到了。”
小伙子也是十四舅村子里的人，有点面熟，但记不起叫啥名字？那些熟悉，也可能只是他们父辈的身影。十四舅跟我介紹，按班辈，他和我同辈，他就叫我老表。
我们到十四舅的租屋，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凡是菜市场里有什么好的他们就买，各种海鲜，牛、狗、羊、兔肉。我们从傍晚开始喝酒聊天，一直到半夜。
我和十四舅又聊起那张“锅炉证”，十四舅说：“白办了，那时在汕头找锅炉，没有招锅炉工。我后来又回佛山。”
“回佛山又不通知我一声。”我说。
“忘记了哩。”十四舅说：“我说外侄子啊，跟那女人办那么多年的证，她那么漂亮，看她对你也挺好，你给她200元她还退回100哩。有没有上过她？”
我说：“没有啊十四舅。只是跟她办证而已，人家有老公，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啥地方我都没懂。”
十四舅一拍大腿：“笨，要是我早把她给办了。以后你跟阿胜多学点。”
阿胜笑着对我说：“表啊，有时间我带你去。”
阿胜叫我跟他去他的租屋睡觉，十四舅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对我说：“那你跟阿胜去睡吧，他的床宽敞一些。”
我跟阿胜从十四舅的租屋里出到胡同口的村道，走了大约七八分钟看见一家网吧，再走两分钟就到马路边。阿胜说：“过了马路，拐进胡同里不远就到了。”
路口没有红绿灯，我和阿胜慢慢地避车过马路，拐过沙县小吃店后面的胡同，村子里有很多老房子，胡同很小，折折弯弯的，没有多少行人，大概是夜深了的缘故吧。见楼角下站着两位玩手机的姑娘。
“帅哥，玩不玩？”她们停止了玩手机，招呼我和阿胜。
阿胜酒喝得有点过头：“玩，多少钱？”他的舌头好像有点打结。
“一百。”
这位说话的姑娘声音好熟啊，在路灯下，我把瞳孔扩大，再扩大，嘴巴张得大大的。“你，甘菜心？”
“侯子？天啊！”甘菜心用双手捂住了脸。她就是我在油城科技培训中心电子一班的同学甘菜心，她被开除出学校后就没有她的消息，想不到还能在这里碰到她。
另一位站街女说：“原来你们是老相好了。”她把手攀在阿胜的肩上，带着阿胜走了两步，回头对我和甘菜心说：“你们也走啊。”
甘菜心对我说：“老学友，跟我来，我们去叙叙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脚步不由自主地跟她去了。
她们租的是同一间房子，窄小，门口对着一张床，阿胜迫不及待地把女人抱上床去。女人说：“死鬼，这么猴急，连门也不关。”阿胜把女人丢在床上，去把门掩上。
甘菜心用手翻开床头的布帘，露出一个小门，原来里面还有一个房间，甘菜心带我走了进去，拉亮了一只小彩灯。她坐在床沿，我问她：“你怎么来到这里，干起这一行来？”
“反正我已经身败名裂，干什么还不一样。”甘菜心眼睛红红的，流下一脸的泪水，“我那时带着他，去很多地方打工，后来分手。我后来去发廊学洗头，就干起了买卖生意，反正是破身子了，就破罐破摔。”
“死你个包工地。”我把牙齿咬得格格响。
外面的床上阿胜和那女人正在滚来滚去，喘息如牛。我和甘菜心静静地坐在里面的床沿上，以前在学校里我那么喜欢她，可现在，那种喜欢已经打了大大的折扣。
好像隔了一个世纪我才说：“我把你那只风筝放到天上去了，我想现在它还在油城上空飞着呢。”
她说：“放了好。”这时我听见大门被擂得“咚咚”响，然后“吱”的一声被人踢开了，原来阿胜没有把门栓插上。
进来两位警察，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屏住呼吸，甘菜心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出声。
和阿胜裸体睡在外边床上的女人吓得用床单蒙住头，一位警察去拉开床单，另一位警察说：“罚款罚款，一定是野鸡和嫖客。”
那女人说：“同志，求求你，俺这做第一次，你就放过我一马吧。”
警察说：“身份证。”女人从床头拿出一只手包，一位警察把包抢了过去，另一位警察也拿起阿胜的裤子，从裤袋里掏出一叠钱，满脸笑容。
警察说：“愿私了还是公了？”
女人说：“私了私了。”
“好。”拿女人手包的警察说，他从包里搜出所有的钱，把从包里拿出的身份证丢在床上，“如果公了就带去派出所。”
两人拿着钱走出门去：“明晚还抓到就带去派出所。”
阿胜突然说：“假的，假的。怎么一个警察还穿跑鞋？”两位警察拔腿就跑。阿胜穿好衣服跑出门去追，已经没见他们的踪影。
阿胜说要报警，跟他睡觉的女人说：“求求你了，不要报警，警察一来以后我们就做不成生意，你也会被罚款。你的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阿胜说：“还要？要个棍子啊，我的钱全部被抢走了。”
我从里间走了出来，甘菜心也走了出来，女人还没穿衣服，她坐在床上，像一根白萝卜。
我没和甘菜心睡觉，以前那么喜欢她，现在以嫖客的身份去睡妓女算是什么东西？我对阿胜说：“怕万一真警察来就麻烦了，我们走。”
十二
我只熟悉注塑机工，仍旧进塑料廠去开注塑机。我租了一个房子，这些年，一个人租房子习惯了，不想住集体宿舍，租房子才有家的感觉。我去那些小胡同里转转，但没有再看到甘菜心的影子，她不知又转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走过广场的天桥上，看到有好多人摆地摊，我也想摆地摊，就从厂里辞工出来。
我手机百度广州什么地方有地摊货批发，显示出一德路的玩具最多，还有万陵大厦，我就去一德路进货。我刚开始卖玩具，后来卖玩具的人越来越多，我又转卖手机自拍杆、手机腰带、腰包、手机支架和手机防水袋等等。我天天去广场天桥上卖，我从租屋拖着一只两轮的行李袋，出门到路边的牌坊，然后坐上208公交车去到广场天桥。天桥上小贩很多，出门要早，要不然找不到位置，两边都摆满了东西。天桥上面不怕太阳晒，下点小雨也不怕，商场里也有厕所和打开水的地方，每天人来人往，从不间断。
我们一群小贩也互相照应，如果谁去吃饭或者上厕所，也有人帮照看，叫盒饭也很方便。
我和一位满脸络腮胡的外号叫“老猫”的人关系非常好，如果他先到，他就给我占一个位置，如果我先到，我就给他占一个位置。
老猫是卖葫芦的，卖给信佛人用的，说是开过光的葫芦。一大堆的葫芦，大小都有，佛山的人信佛，经常有人买葫芦。
刚开始没有城管，后来突然来了城管，我们收起东西就跑。小贩们看见城管的车辆驶过路面，就呼喊一声：“走鬼。”
待城管上天桥拍照完走了之后，躲在四面八方的小贩们又钻了出来，争抢着位置摆摊。
有时候看不到城管的车，但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快速地奔上天桥的四个梯口，几十个城管，瞬间把摆在天桥上的东西扫荡精光。
小贩靠卖东西吃饭，被城管没收的东西得交罚款赎回来。人人都想把损失补回来，反正还得卖，赚生活费。后来罚款越来越重，收去的东西就不要回来了。反正小贩们天天跟城管玩躲猫猫游戏。
后来几位城管“临时工”天天待在天桥上，小贩们愁眉苦脸。老猫对我说：“这地方不能待下去了，我们去北京去不去？”
我说：“这里都不能摆，去北京能摆？”
老猫说：“见机行事吧，听说在几所大学的门口可以摆，如果不能摆我们就找一份工作，总不能饿死。听人们说就是当个群众演员都能赚钱。大不了就算丢了车费旅游一趟。”
老猫说得我心动，我决定和他闯一闯北京。
都说广东空气不好污染大，去到北京才知道，高楼大厦淹没在浓浓的雾霾里，“挺入蓝天”这个词儿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和老猫出了北京西站，随着人流涌出站口，老猫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声音：“在那里等我，不要随便走动，等一下我会自己找到你们。”老猫说是他老乡，他老乡也才高中毕业，在北京混得好好的。
他老乡来到了，戴着一副眼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双黑亮亮的皮鞋一尘不染，头发油光光的。他看见我们就说：“我说老猫，你出来混世界也好多年了，怎么还一身土得掉渣？”
以前以为我在工厂里是最舍得出钱买好衣服的，现在跟他一对比就寒酸多了。老猫说：“就算你牛。”
我们进入西站下面的地铁，他问我们：“会坐地铁吗？”我说：“我还怕你问开飞机，我在广州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每条线路上每个站的站名。”
他说：“你这人不怕生，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点值得肯定。但北京和广州还是不一样的，在北京坐地铁不能吃东西，连喝口水也不行，那样要罚款的，说给你听，一罚就罚几百元。”
这时我闭上了嘴，我们一直跟他走，转了几条线他才把我们带出出口，然后又坐了很远的公交车，下了车，又带我们绕了好远，又走进一个地下口，我以为又坐地铁，原来不是，他租的房子就在地下。
那是负三楼一个小房间，里面已经住着四个人，他说：“正好还有两个床位，你们明天就得交房租。”我说：“现在就可以交。”他说：“你这个人爽快。”
一个小小的地下房间，六个人挤在一起，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蜗居。房租贵得要命，六个人承担，每个人一个月还得交1600元钱。房间太小，只能各自待在自己的小框框里。那天星期天，他们都不用上班，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自己的床头，有的爬上床上用电脑上网，有的在玩手机。
老猫的老乡问我：“你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我才读一年初中。”
他打断我的话：“没有大学以上找不到工作的。”
我说：“我在电子学校培训过。”拿出那本电子培训结业证书和初级技术等级证给他看，他看都没看，挥着手：“这没用的。”
老猫说：“吴其能，你也不是才高中嘛，我俩同一个班谁也考不上大学，别人不知你底细我还不知道吗？”
吴其能笑着说：“我现在硕士学位。”
“你啥时候成硕士了？”
吴其能从床底拉出箱子，拿出一只红本本递给老猫看。我听到他和老猫的对话就知道他那红本本是买来的。
“这个有用吗？”我怀疑地说：“这买来的毕业证能联网吗？”
他吃了一惊：“你也知道我这个是买来的？”
“谁不知道。”老猫说。
“但你们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他说：“我的证书当然能联网，也就是说是真货，办假证的在官方有人，能弄真号。”
十三
吴其能上班去了，我和老猫每天都出去逛，北京这么大，竟找不到一个摆地摊的地方。那天我和老猫去逛天安门广场回来，第二天叫他去八达岭，他摇了摇头：“钱还没赚到就到处去玩，钱用完了怎么办？”
我问：“那你说咋办？”
“走，去大学门口转转，我不相信没一个地方能摆？”
我们转到了人民大学东门，一位站在树下玩手机的女人向我走了过来，她问我道：“老乡，要办证吗？”女人的肚子微微凸起，好像已有几个月的身孕。
老猫从后面走了过来，对她说：“我们不办证，问一下老乡，这些地方可以摆地摊吗？”
“不可以摆，得租门面，北京门面好贵哦。老乡还是办一张证去找工，或者自己营业都用得上，啥证都可以办哦。”
我想起我以前在广东汕头办的那张大学毕业证，我自己在空档处填字，字写得不好，不像，后来也不敢拿它去找工。从汕头来广州，我清理出租屋的时候，看着它真没用，想扔进垃圾篓，后来怕捡垃圾的看到，只好把它烧了。
我问那女人：“毕业证假的别人不知道吗？”她说：“不知道，能联网哩。”
老猫把我拉走，又坐车回到我们那个蜗居的地下室。吴其能下班后我说：“这北京也是，找一个地方摆地摊都没，招工广告也没见到。”
吴其能说：“找工都是在网上找啊，或者人才市场劳务所。你办一张大学毕业证，在社区或者酒店、停车场找份保安的工作应该找得到。”
“去哪里办大学毕业证？”
“我打电话？”他说。
吴其能拨了一下手机，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吴其能说了一声：“哈喽！”女人说“哪一位？”吴其能说：“给你介绍生意来了。”
“办什么？”
“大学毕业证。”
“好呀，明天在什么地方见？”
“明天我上班，”吴其能说：“叫他同你自己说吧？”
吴其能把手机递给我，我开始同那女人通话，女人的声音好像有点熟悉，我想是不是“东南亚证件集团”的女人。
“你以前是不是在广东汕头？”
“是呀是呀。”
“是以前我跟你经常办证的那位吗？跟你办的最后一张是锅炉证，在潮州，你还少要了我100元。”
“是呀。原来是你，你怎么到北京了？”女人说：“难怪我觉得声音好熟。你加我微信，等一下我把手机微信号发过去。”
她的昵称叫“东游西走”，“东游西走”在微信中问我：“你熟悉北京什么地方？”
我说：“人民大学东门，今天我去过，见还有怀孕的女人问我要不要办证呢？”
“東游西走”发过来一个微笑的表情：“明天人民大学东门见。”
吴其能惊奇地望着我：“你认识她？”
“我认识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假证是怎么回事咧。”我得意地说。
吴其能说：“世界那么小。”
第二天中午我和老猫仍旧到人民大学东门，见到了我以前在汕头办假证的主东“东游西走”，她依然那么漂亮，但身上透着一股历经风霜的气息。
“你要办证？”她伸出手和我握手，“如果是你自己的，我就免费给你办一张吧。你初到北京也不容易。”
我改变了主意对他说：“我们刚从广东过来，很难找工。你还要不要人？要人我俩和你一起混。”
老猫也拱起双手：“拜托了。”
她看着我和老猫的一身土衣服，爽快地说了一声：“那好吧，我还真缺两个帮手，你们就跟我干吧，从广东打工过来的我信得过。北京这边的人，我还真不太信任呢。”
“东游西走”把我和老猫带到她“根据地”，她老公正坐在电脑前干活，她问她老公：“你还认识他吗？记得以前你说过，你所接触过的客户中，他是最好的。”
她老公说：“记得啊，你也到北京来了。”向我点点头。
我和老猫去吴其能住的地下室里搬出行李住到了她这里，她给我俩腾出一个小单间，老猫说白给吴其能一个月房租。
我们搜集那些“业务员”发过来的微信信息，或者直接从她们手中拿过顾客的资料和相片，回家就在打印机和钢印机上制作。用不了几天，“东游西走”教我学会了所有的制作技术。有时候闲下来的时候，“东游西走”也带着我和老猫出去招揽客人，她教我们如何识人，学会反侦察。
货少了的时候，她老公要去浙江拿货，会叫上我一起去。我们坐在前排驾驶座，后面的座椅全部压下去，再顿一只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压满了一车子，连后备箱也装满。
那一天她老公要去拿货，老猫说好久没出过远门，想出去看看浙江的风景。
她老公笑着说：“那你就跟我去吧，侯子在家。”
他们开车出去了，我和“东游西走”说说笑笑地在屋里玩着手机，别看我们在玩手机，其实是在等客源的信息。
那位孕妇带人上门来了，是一帮警察。孕妇被警察跟踪几天了都不知道，在把假证交给一位客户时被抓，人赃俱获。
警察从屋里翻出各种各样的证书，还翻出一纸箱的公章。还有几台打印机、钢印机。
警察圈走所有的东西，给我和“东游西走”戴上手铐，带走。
几个月后他们把我放了出来，我去吴其能那里打听老猫的下落，吴其能说：“他们在浙江被警察追踪，为了逃避警察出了车祸，听说老猫的腿废了，他们打电话给我，我要上班，所以没空去看望。”
我没有回广西老家，那个叫可见屯的小村庄已经是我回不去的地方，我心中已经没有家的方向感，它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故乡的概念。我无颜和故乡面对，当我第一次背着一只大大的包袱走出家乡小路，一股悲壮和誓不回头的感觉在心底生出，多年后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无悔。“别了！”在北京可怜兮兮无助的我，对着以前还没来得及道一声别的在远方中的小山村大喊一声，气壮山河。
我从北京又返回广东，安安心心地在厂里打工，不想着别的事情，更不想老去何从？有一次在闹市，我看到公交牌坊前，一位断着一条腿的男人拄着手杖，手里拿着一只盘子向路人讨钱，那副面孔和身材我非常熟悉，我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没有勇气上前，叫一位小朋友帮我拿钱去放在他的盘子里。
我的眼眶噙满泪水。
责任编辑 郭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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