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是三套。四周还绑了架杆，为的是多装些东西和人。沿着草原上三道凹两道凸的勒勒车道向前走，马蹄、串铃、车闸和车轮的行进就混响出一种节奏，让人听了想唱。便唱了：我们是红色宣传员，战斗在内蒙古大草原……先是一人，后是多人，唱完一遍还唱一遍，唱过一支又一支。歌声稀疏下来时，必是有人睡了，多是女队员，她们一困乏，那是在哪里也是能睡上一睡的，而车一颠或过河马蹄岀水响时却又醒来，煞有介事地叫，令河上的雾都纷纷地散，往天上去，变成云——那云下，遥远的山峦处，已是有村落的簇绿在近着。
马车多是停在学校，假若有的话。是北方乡村那种极简陋的小学，多只有一两间旧房子，二三十张课桌，一二三四五年级全有，一个老师包教。院里会有一堆烧火的牛粪，一个吊着钟的破铁轴，若是有个自制的篮球架子已是极好。男队员大多住这儿，四张桌子正好对一张铺，再加上些道具箱子，关键是比在老乡家自由，也干净。女队员则住在村上，当然是全村相对干净的房屋，要找她们也容易：有她们居住的院门口必是有一堆女人和孩子相围，院落里也必是有窈窕的影儿和衣裳的虹在飘逸。
但还不能歇息，连行李也来不及开打。因为这一段时间是要用来做事：卖书的要去摆开书摊，理发的要去给人理发，为五保户军烈属挑水洗衣打扫卫生之类也不能少，还要排练新节目，对词、合乐、抄曲子，要是有空闲还可以洗洗衣服，天天走，人也洗不上澡，回家着一身虱子是经常，母亲就叫把衣服脱在门外，而后用开水烫，冬天就冻上一宿，说虱子怕冻的……如此种种，做着做着，就到了霞色漫天，该吃晚饭。
找一块平坦地方，四角栽四根木杆，后面的两根挂幕布，前边的两根之间拉一条线，线上挂三两个铁丝捆的棉球，那棉球一定要大，要瓷实，再将其用柴油浸过，便有一双粗大的、但必是村里有头有脸人的手去拈了火柴，颤巍巍地划，划个三四下，才划出一小点亮，然后往那棉球上去。呼地，点燃了，一团更大的亮！火球在人们的欢呼中摇摇晃晃，摇得淌落的油也燃着火苗并发出快活的声音。既然都明亮了，人也来了，演出该开始了。
是，演出开始了。照例是开场式开场，有朗诵和慰问之类的话，然后舞则舞，唱则唱，一场难得的欢乐和引人入胜要一直持续到夜的尽深处。有时观众离开时东方已泛了书中常说的那种鱼肚白，鸡的头遍鸣叫也已四起。
第二天，又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第十天，第十五天，仍是如此。在下乡的季节，这样的情形一次可持续二三十天以上，而一年中，总要有十几回。
我就在这些人中间。
我的乌兰牧骑下乡生活的普通一日，就是这样的。只是遇有特殊，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下雨、下雪；比如，翻车、陷车；再比如，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经常发生一些事儿。那样日程就会被打乱。但有一点不会乱，演出不会乱，即使天上下刀子也会照常演，乡亲们看一次演出不容易，那是不会变的。
当时可能因为年龄小，连我们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乌兰牧骑这个名字的由来。老乡们多把它与听说过的一个西部城市的名字相混淆，每到一地总有一群孩子这样喊：乌鲁木齐来了！乌鲁木齐来了！也有知晓的人纠正他们：什么乌鲁木齐，是乌兰牧骑！也是后来了，才得知详细。是有个叫乌兰夫的人，意思是红孩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为解决农牧民看书看报、听广播看演出难的问题，提议建立一支文化服务队，就叫乌兰牧骑。于是，这棵汉语意为“红色嫩芽”的小苗儿，就这样种下。还有之前对草原牧改运动的终止，之后的收养南方孤儿，都是此人之举。老人们讲，那时及以后不短的一段时间，牧民家里都是挂他的画像的，节时人们用民族礼仪敬他，平日也不忘把对他的感激放进随意看向他的目光，和手中总向他擎起的斟满酒的银碗……
是在多伦诺尔。我十三岁。有些小，是太小了。一日在操场玩，被老师叫进办公室，让一些陌生人审看一番之后，测测身高，捏捏骨骼，再唱一段那时判断人嗓音好孬与否必要唱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之后，便被告知，录取了，你被录取了。原来是县乌兰牧骑要排演样板戏，挑选演员，我就被选上，离开学校，走进了它。我的乌兰牧骑生涯，自此开始；我的一种做梦都未曾料想过的生活，自此开始。我当然不知，这一进入，一开始，就是一生。
那是一座旧庙宇。大殿就做了排练厅。都是一群生个子马，只有队长指导员算内行，是从县剧团调来的。他们用管剧团的老方法管我们，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并没有分具体角色。大家首先要做的事是练习基本功。先学走台步，拉山膀，云手；再学压腿，踢腿，毯子功，翻筋斗。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筋斗，是最简单的虎跳和鱼跃前滚翻。教我们毯子功的老师是剧团的小武生，会翻踺子小翻儿，只是他的小翻儿有些落地不稳，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果然，我们的虎跳和鱼跃前滚翻学成之日，却是他因事故住进医院之时。那可算是个奇异，把栽进腔子的头，又从里面拽出来，而且完好无损。从此毯子功改到城边马号里练，那里有一大垛草，草垛上可以任你折腾。
再就是练声。也是老方法。晨时到冰冻的河套，趴在那里，口对着冰，吗吗吗吗吗，咪咪咪咪咪，以冰化为佳，言之让冰的清脆气息充分地润泽嗓子。嗓子可能是得到润泽，但肚子却受不住，许多练声的人都跑肚，还有河岸上的人家也天天骂，说狼似的嚎，叫人睡不成觉。我的嗓子除此练习之外还要额外受到队长的特殊调理，他天天拉着京胡，要我不住地唱样板戏里那些高亢的经典唱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啊啊……他叫我站在他的左侧，以便他拉弓的右手可以随时停下来去摸我的肚子，以检验发声的方法对否，我的丹田之气运行正不正常。正是隆冬，他的手凉极了，还粘满松香。他的每一次触摸都让我寒噤不止，过一会儿肚皮便黏得粘住衣裳，再加上早上的趴冰，肚子的正常功能很快就失去了。我的嗓子也失去了。用行話说，是没嗓子了。对一个没变过声来的孩子用那样的方法，是唱得太久，太过了，把本来本质很好的声音唱没了，失去了。他后来再也不找我唱，全队的人，他谁也找不来到他的京胡或二胡前再唱一唱了。
经过很多事。有了很多波折。总算迎来收获：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终于上演。
还是出问题了。用行话说，是砸锅了。具体的已有些记不太清。好像很多。好像锅砸得很大。主要有这样两处：一是郭建光撑船出来，刚一上堤岸，就掉进了阳澄湖。那是由于所谓堤岸其实是一排染成绿色的道具箱子，前后摆些竹扫帚拆下来的竹条做成的芦苇，当时有一个箱子盖儿没盖好，郭一踩上去，人便不见了。二是剧的尾部我军攻进敌司令部，那座极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古典建筑。电影京剧《沙家浜》里此段的越墙动作是高难度的空翻、侧空翻等，而这在我们是天方夜谭，做不到。也并不只我们，在许多省市级剧团，那也是做不到的。我们选择冲进敌巢的动作是拿手的鱼跃前滚翻，那很因地制宜，切合实际，这样，既不像有些业余剧团演的那样举着刀枪嗷嗷叫着冲进去而没有任何难度，又尽可能地展现了我们的最高艺术水准。就这样定的。排练时也很好。可是那天，大部队过去之后，一个战士一个鱼跃上到墙顶，却是没滚翻，没过去，压在墙上。于是，墙倒了。接着，房子也倒了。再接着，整个建筑的布景都倒了。锣鼓家伙还在敲，枪声效果也在响，人却在喊：关幕，快关幕……就这样，不止幕，是整个戏，彻底关住。
喧嚣过去，一切又回归原本。这个乌兰牧骑，好像一匹马，在沙漠和风暴里狂奔一阵儿，又回到草原。在经历一些风雨之后，它好像成长了，成熟了，也不再排大剧，而是改排折子戏，排那些农牧民喜看的小歌舞、小戏、曲艺和民族器乐类节目；也不只在城里演，而是走向更边远的牧场乡村。
我也成长了，从战士甲升到叶排长，又演了一段沙四龙，又演洗衣歌的班长，演多了。乌兰牧骑的队员就是这样，什么都要学，都要演，跳舞的也要唱歌，也要上乐队，演剧的也可能上独奏、独唱，还要兼打鼓敲梆子。会吹笛子不行，还要会拉马头琴，弹好必斯，拉二胡，有时一场十六七个节目，人均要上十几个。也没有专门的创作团队，所有节目均是自编，自导，自演。我的成长还表现在创作上，以及对舞蹈、器乐、表演等一类专业技能的不断参与和掌握。还不到二十岁，已可以带着队伍外出学习，领着队员下乡演出。想想也真是后怕，多么大的责任，即使领导让你去，让你干，你也是要掂量掂量的！出了事怎么办？学不回成果怎么办？发生矛盾怎样处理？有了问题谁来承担？不知道。没想过。还是年轻，太年轻。有一天，真出事了。人命关天。不过，它的严重和可怕后果，是我在后来才意识到的。当时没有，没想到。是过了很多年才后怕，才想到的。
记不清是哪年了。只记得是秋天。我领着二十几个队员下乡演出，来到一个偏僻村子。一切都很正常。演出在夜幕降临后开始。不正常是在演出刚刚开始之后到来。有一个女队员说她肚子疼，还呕吐。便给她吃过药，调整了节目。很快，又有一个捂着肚子过来，又说肚子疼，也是呕吐。又给吃了药，又调了节目。接着，又一个，又一个，再来一个，已经七八个。都吃了药，安慰了，但节目已调不过来，群节目多，队员都是一专多能，哪个节目也缺不了。只有忍着。只有坚持。必须保证完成演出。不能演出或终止演出那样的事，在当时，我们的意念里，那是决不可以发生的。队员们可怜极了，也可爱极了，互相搀扶着，鼓励着，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呕吐，一边演出。还要说话，还要笑，还要有激情，有女孩子背过脸哭，转过身却又得乐。就那样，把一场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坚持着演完。以为是急性肠胃炎，但很快觉得没那么简单，因为除去一两个人，几乎所有人，包括我，都有了症状，都在呕吐，肚子疼。终于演完了，人躺倒一大片。乡亲们觉到可能是食物问题，给煮来了绿豆汤。就喝汤。吃些自备的不太关乎的药。只能这样。只有如此。没有电话。没有卫生院。没有大夫。村子距公社几十里远，一切只有等到天明。
总算到了天明。又一天了，新的太阳升出来。我一看我的队员：都在！都活着！
后来，才搞清楚，是一个粗心的老乡用盛过农药的水桶打了水，熬了茶，而那茶又进了我们的肚子。一切皆是万幸，若是所兑农药再稍浓一些，便足以让要了二十几个孩子的命。
没什么。不算什么。也没有责难。只是休整一下，又下去了。艰苦的经历把人的意志已锤磨得像了芨芨草，坚韧得折也折不断。没有人不懂得那是天职、义务，是应该的，从而也就没有人不淡然对待。只是以后在饮食上心有了余悸，再不忘去厨间叮嘱一番。
单位又搬家了，从一座庙宇，搬进另一座庙宇。也是又将大殿做了排练室，又住进一排不见阳光的庙房。好些的是多了几十平米的木阁楼，它容纳了女队员们居住。
就是这样，不能是别的样。是真的有些简陋，有些艰苦。冬天排练室没有暖气，只点一个汽油桶改的煤炉，而排练是要穿单衣，于是只有不停地跳，才可以止住冷得抖。也没有地板。跳跃的身体落到地上，蹾得关节疼，做动作只要挨到砖地，就会擦掉一块皮。也没有镜子。让你无法看到你自己的动作与形体。也没有升降把杆儿。就在大殿的柱子上钉几个大铁钉，搭上一根木椽子，把着，扶着，压腿。也没有像样的乐器、服装、练功衣鞋、音响、麦克……却是有了一辆马车和三匹马。这是我们自己的车马。坐一辆自己的马拉的车总要比坐那些不摸根底的哪个公社或生产队的马拉的车要放心得多。尽管大家的梦想是一辆胶轮拖拉机，之前下乡每坐它一次就好像过年。有了一辆旧的解放牌汽车，那已是大以后的事了。
马要吃草。而买草就要花钱。三匹马一年要几万斤草，要很多钱。为了省下这笔钱，自从有了马车，马吃的草便由我们自己打。
在水草丰美的滦河岸边，寻几片草场，搭几个窝棚，男队员抡钐刀打草，女队员拣草铺子，做饭。从没有打过草。根本就不会打草。不过，不怕，可以学。那时我们年轻，不怕吃苦，不怕难，什么都想学，也都学得会。那时那个并不侈靡和物欲的世界，也不知都给了我们一些什么，让我们那样甘心情愿为它去追求，去做事，好像不那样就对它不起。还不止打草。还有种地，收割，耪地，撒籽，打场； 还有缝制服装，修理乐器，画布景，做道具……都学会了。都可以做。打草很快也学会了。调理钐刀，垛草垛，都会了。我们打的草，草茬子比牧民打得更低；我们垛的草垛，再大的雨也不会漏垛。记忆中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头上蒙一块大白布巾，腰中系一根绳子，绳子一头拖着一个水瓶。抡着钐刀向前打，一个人开头钐，一个人扶耥子，打过一段儿，刀钝了，该磨刀了。便坐下来，磨刀。蚊子一下扑过来，把露着皮肤的地方都糊满。白布巾起了作用。一边打蚊子，一边磨刀，一边将那瓶里的水喝一半儿，吐在磨石和刀上一半儿。磨完了。刀快了。磨石掖在腰里，抖落白布上一层的死蚊子，又去接着打。脚上穿着高腰胶靴，不然有蛇可能钻进裤腿；晚上睡着耗子从你身上过，还哼着你听不清词的歌。早上时身体是在露水里浸着的，直到阳光把它晒干。而那个阳光呀，它映照下的草场，那才叫好，温暖，宽敞，就像天堂一样！打下的草，隆起高高的草圪塄，在阳光下闪烁鲜亮。它们被晒干后，又被草叉拣成草铺子，草铺子又被垛成草垛，草垛在草茬呈现的格式化的原野上如同一枚枚棋子，星罗棋布，不知含蕴了多少玄机，也不知是何等智者才可将其下得。那草垛又是变了颜色的。鲜亮没了，变成稳重的绿，又变成青，又变成黄。在秋日下，它会一直这样变，直至成为像毡房在傍晚时具有的那样的金，璀璨的金。而它的内里，却又返回绿了，发着草的经过时光研磨的醇香。牧民们打草打到下霜，而我们则快要打到上冻。多打一些草，可以补充经费不足，还可添置几件新乐器。这一年，是1976年。秋雨大，滦河发大水，过不去河。粮食吃完了，不能去城里買粮，也没法过河去借粮。河边有一片菜地，种着萝卜，便只能吃萝卜。天天吃萝卜。顿顿吃萝卜。吃得人都不能再见萝卜，看一眼也要呕个不止。萝卜也给不了人很多气力，一个个虚得几乎趴进地里。但那也是要干，也是不会停歇，哪怕装一下病偷一偷懒。就那样，直到把草打完。
同时还为草场上的牧民演出。有时给一个人也演一场。多是演的人要比看的人多。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次，回城时节气已晚，天都冷了，马车在河里陷住，出不来。后来马也疲累，连套也不抻。时间已太久，若再耽搁下去，车会越陷越深，一车的乐器行李就会被水冲走。不知谁想个主意，拿出来号，几把同时吹，号声惊了马，拼命地拉车，再加上人推，总算把车弄出来了。却想不到，没有完，那日的窒碍，还没完，还有更大的。车刚驶上河对面的山梁，就在一条沟里翻了，辕马四腿朝天，人或甩出去或压在车下。好在有架杆，把车支住，人从缝隙里，才一个个地钻出……那一天，后来被历史铭记。到了距城不远，有人来接应，对我们这样说：……毛主席……逝世了……
我是已有些老了，是老怀念青春的时候，总想，那些岁月，苦却投入的日子，不正是由于青春，在乌兰牧骑的时光，和艰难，和苦，和苦中作乐，和一些现在想起很奇葩的事，才有了光彩，有了美，有了难以忘却么？青春好啊，小鸟样不可束缚，奔马样不能停歇，它是力量和热度，是戴在哪里都光芒不歇的珠宝。多少下乡途中，马车和勒勒车那是不屑坐的，要走，拉开大步，沐浴天光，走。寒冬腊月，在露天，在四面透风的羊圈里演出，也是要穿得单薄，保持形象，怕臃肿影响演出效果，失去一个演员的美。在风雪里走，冰雪在脸上冻成冰，人走得渴，就揭下那脸型的冰来吃，咔嘣嘣，还说不冷，说甜，说好吃，好像真的不冷，真的甜，真的好吃。其实不是，是那青春把冷温热，将苦浸甜，是青春的缘故，使平常的生命升华成不平常的美好……
还想，是什么在支撑着人那样做呢？当时，更多的只是直觉，而现在才愈加地清晰了——是同心同德，是回报和感恩。穷乡僻壤，远离文明，缺少欢乐，你去为他们演出，他们充满感激，便迎你迎出几十里，跟你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一場又一场地看，给你住最好的房子，做最好的饭食，冷了点旺炉火，送来皮衣，热了撑起阴凉，送来解暑的汤，而你在这些之后就发生感动，用更加的真诚去回报，用更大的热情回复他们的滴水之恩。不不不，那哪里是滴水，农民牧民，是苍生父母，是涌泉，是高山和大江大海，用如此的微薄去回报，已是不足挂齿……
想起一件事。在东乌珠穆沁，队员们去为一户牧民演出。演出时那男主人正襟危坐，一言不发，好像很无动于衷。演完后他却带着全家人来敬酒，他说他从未享受过如此待遇，一家人独看一场演出，他说他为我们给他的待遇而感动，他要把一头牛送给我们……真送了。不要不行。而在当时，那户牧民家并不富裕，总共也是没有几头牛的！
又想起“史无前例”，在多伦诺尔，一位代课的教师带领学生在欢迎我们时喊口号，他先喊的是向乌兰牧骑学习，向乌兰牧骑致敬。我们很脸红，有些臊，但也勉强跟着喊。他又喊出乌兰牧骑万岁，这下不敢跟着喊了，想自己做了什么，怎可受如此之敬。后来，听人说，那人被批评了。又听说，被开除了。又听说，给抓起来了。再后来，就不知怎么样了。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年。以后也并没和它分开，无论在多伦诺尔或是调到盟里，与它总又有了近二十年的亲近。算一算，距最初的进入，已是四十余载。今年，这个乌兰牧骑已年届六旬，已满一个甲子，而我是多么巧，竟是与它同龄。
可是我，是不想与它同龄，不想与它再有纠葛了。一个人的生命里，有了那一段刻骨的极深，已经足够，再多就难以承受，没能力承受了。那不是坐拥，是要用青春、热情，用坚韧和无愧去换取的，而现在，我的那些可用于换取的东西已经不多，已快没有。每当我看到那些前面的老队员，比如，在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所在的西苏尼特草原见到伊兰等老前辈，在什么地方或场合见到与我一同经历那些的老大哥老大姐，如，吹笛子的伟纲大哥，跳舞的淑芝大姐，那个压塌敌院高墙的兄长，可以写剧又演剧的泽民大哥等，很多人，很多同事，见到他们有的已两鬓霜白，步履蹒跚，但在说起当年时仍滔滔不绝，那样的纯粹和向往，我便再也无法按捺，要哽咽，要流泪。我知道，我是感慨了。虽然他们现在仍十分健康，有的仍在发挥热量，做着业余文艺的辅导，可是，这些，我都仿佛看不到，感觉不到，仍然是要去想他们的当年，那或热血沸腾，轻歌曼舞，或自信不疑，侃侃而谈的样子，还有他们年轻的面容，那绰然的风姿，把那些往现在的他们身上套。但是，可叹的是，只是想，只是套，也只可以那样做，而他们，多么可怕，明明在那里，我的面前，却是回不去，永远也回不去，再回不去了。
他们最可赞羡的年华，给了它。
而我也仍能明显地觉到它给他们的，即，那种感觉，它仍存于他们之身，它已将他们的人生影响并指引。它还将继续这样做，直到他们的一生一世。
我有时会对着那些年轻队员走出宽阔的排练厅，走向漂亮的大巴车的身影凝视良久。我不是想找回自己过去的影子，而是想寻觅一种作为他们，一个乌兰牧骑队员，必不可缺的东西。
即使今天，连梦里也只是它了。不是下乡，就是演出，不是伴奏忘记曲子，就是跳舞做错动作，而多又是在误场或穿不上服装时被急醒。便再也回不到睡梦里，任思绪往那记忆的深处去了。
责编手记：
艺人们在舞台上迎着灯光、尽情表演，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收获掌声与赞美。表面看来风光无限，但隐藏在背后的艰辛却往往容易被忽略。作者身为一名乌兰牧骑成员，在演艺中成长，遂被领导赋予重任，带领队伍下乡演出。这等经历本可以有许多光鲜事迹可写，却全都一笔带过，着重描写了演艺中遇到的困难，乃至生命危险。鲜亮舞台并非唾手可得，需要辛苦付出与执着追求，这一点在文中得到充分表现。品阅之后，会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到乌兰牧骑的生活，并在心底对那些为演艺生涯奉献青春的老艺人们生起敬意。
责任编辑 郭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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