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

　　关于石舒清的小说创作，评论界已经颇为关注。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可以达成共识，一是对浸润在特定民族区域文化之中个体生命的多维观照，二是充满神性的、宗教般的终极化思考，三是散淡而缠绕的风格及叙事策略。就前两个方面而言，既不是来自对重大命题的书写，也不是对某一段历史大尺度的挖掘，更不是专注于某种特殊灵魂的塑造，而是来自于对置身其中且融化到血液里的日常生活的体验（当然也是体系性宗教向日常生活的弥散）。他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使日常生活在漫不经心中获得意义，从随风飘散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沉重和庄严。在风格和叙事策略上，石舒清的小说也体现了一种非刻意性的雕琢和非技术性的策略。也就是说他在完全忽略小说技术的时候，却表现了一种锲而不舍的技巧性耐力，即散淡的结构、缠绕的语言和不断回溯的叙事路径。他故意混淆讲述一件事情和讲述一个故事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混淆来呈现日常生活的本质性和现实状态，形成了独特的“石式小说”模式。

　　小说《连襟》可以说就是在上述命意和结构中完成的。大致情节是：“我”的连襟马耀贵乔迁新居，在家里办了一个尔买里，叫我过去坐坐。马耀贵是一个热心、豁达的人。在尔买里后，岳父终于讲清了一件七十多年前经历过的“我”认为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第二天岳父便因膀胱肿瘤住进了医院。总体来看，小说并没有什么情节，结构上也不对称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更为厚实之处，那就是对连襟马耀贵的补序和岳父对童年经历的讲述上。但认真探究起来，我却觉得正是在这随意而为的叙述中，深含着某种意义张力。

　　小说挖掘了一场埋藏久远的忏悔，并用“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来灼照一个灵魂。在岳父讲述的事件中，因懵懂无知和等待童年的奖赏，还在六七岁时的岳父问了一句令人忌讳的话，结果一语成谶，邻家婶婶的孩子果真死掉了，这令岳父一辈子不安。以前，石舒清在描写死亡时所持的是一种开放的姿态，生与死是一体的，而这次在“我”岳父这里却变成了收缩性的，带有着惊恐和不安。显然这种惊恐和不安构成了岳父“悔罪意识”的来源，似乎一辈子都在进行着检讨和忏悔。岳父说完这件事情的第二天便因膀胱肿瘤住进了医院，这一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把死亡和忏悔推向了终极性思考的境地。无论从小说中来看，还是回视现实生活，这种思考都可带来普遍的召唤，它触动了我们读者检讨自身、清洗灵魂的自觉，于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便具有了劝诫和引导意义。

　　小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善德、善行的推崇。在现实层面上，小说写连襟马耀贵要办尔买里，但大量的笔墨却投放在对马耀贵过去的生活及行事上，既写了他对亲戚朋友的豪放和关心，也写了他对父母归真一事的开放性姿态，这些无不透露了马耀贵这一乐天派人物融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行善举，刻意彰显了“善”在现实层面的活跃度以及广布我们身边的泛在性，这也为后面的叙事打下了伏笔。从历史层面而言，岳父所讲述的邻家婶婶后来的行事才是大善至善。邻家婶婶年轻守寡，继而失孤，一个人一辈子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婆相依为命，为其养老送终。虽然这种善行善举并非个案，但每一次的捡拾和褒扬总会产生巨大的激励力量。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已经与宗教无关、与哲学思考无关，而是沉潜到人类的文明本性当中，回归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层面。于是借助马耀贵和婶婶这两个人物，在现实与历史的并置中，石舒清表达了对美好品质的深度追求。

　　小说也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对知识分子某种品性进行了批判。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自我审视和批判是常见的重要主题之一，只是如何将之嵌入到“石式小说”中却是值得玩味的。在《连襟》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与连襟马耀贵的对比中折射出了自己狭隘、虚伪和清高。比如连襟搬新居过一个尔买里，而自己搬了几次家什么仪式也没有;马耀贵不管亲戚朋友谁家有事都能“顶班吆喝”而自己却无动于衷。这种对比看似随意、乱搭，实则是对自己精神状态的检讨和批判。这种检讨和批判是有延伸性的 ，它让我们思考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融入当下、融入现实生活。二是在与岳父的对比中窥见了自己的浅薄和渺小。比如，岳父当了一辈子排字工，业余时间创作花儿，后来又练习书法。在这里可以把岳父当作某个层面的知识者，当“我”否定了岳父创作的花儿的传统性、又对他的书法作品不置可否的时候，其实正是暴露了自己作为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浅薄。因为无论是花儿还是书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对此漠视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忽略和模棱两可的认知，是一种虚伪和不尊重。再比如，岳父给“我”讲述了一件童年往事，讲述的过程包含了岳父作为准知识分子七、八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悔罪意识，竟然被“我”当作了“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可以说，是“我”的浅薄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毁弃了历史的“沉重”和“自我审判”的神圣性。在这篇小说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话题都是在轻与重的比照中进行的，是在风轻云淡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了某些沉重的生活本质。

　　尔买里是这篇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尽管在文本中被轻轻带过，但却串联起了构成本小说的诸多要义。按照我的理解，在伊斯兰文化中，尔买里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通过宴请宾客祈求平安之意外，还包含了劝善惩恶、主持公道之义。当我们把这种意蕴充盈在小说全篇，便会发现无论是连襟马耀贵的豁达热心，还是岳父的沉思悔罪以及邻家婶婶的义无反顾，甚至包括“我”本人的清高浅薄，都获得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意义。于是，石舒清在这篇小说中的“举重若轻”的品格便被凸显出来，甚至连“连襟”这一称谓本身都获得了格外的意义。

　　责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