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谈中，沈先生取出一张刊有《我们抗战这一年》特辑目录的香港《大公报》给白平阶看，并告诉他，远在香港的萧乾先生，也就是《跨过横断山脉》的编者，曾给沈先生来信，打听作者白平阶的情况。萧乾先生看了白平阶的小说后，决定远赴云南，采访这条“跨过横断山脉”的国际通道——滇缅路。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急需一条可以直达仰光出海口的国际通道，以打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现有国际通道的全面封锁。自1937年底至1938年秋，在贫困而边远的云南山地，爆发了一场自近代以来最为悲壮恢宏的事件：每日数十万各民族筑路民工上路，他们自带口粮、风餐露宿，奋战于荒山野岭、悬崖峭壁、急江大河、瘴疠之区，凭着简陋的劳动工具，以短短9个月的时间，筑成了一条绵亘于千里群山之上，与缅甸公路铁路网相通，可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公路——滇缅路。其时条件之险恶，牺牲之惨重，进度之神速，让世界为之震惊。滇缅路的修通，促成了有名的《桐油协定》的签订，承运了大半国际援华军用物资，抗战中期一度成为中国唯一国际通道，被世界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
小说《跨过横断山脉》着笔于那些抢筑滇缅路的路工——云南边地各民族山民。是他们，在饥寒交迫中，用自己的血肉，抢筑出这一条国家急需的生命线。
《跨过横断山脉》刊出后，南洋各华文报刊纷纷转载。又先后入选《黄河边上的春天》《冀村之夜》等三个版本的报告文学集和小说集，以领头篇的位置刊出。（注：因《跨过横断山脉》真实再现了抢筑滇缅路的情景，在多次转载过程中，也曾被视为“报告文学”。）为鼓舞民众，中共地下党将《跨过横断山脉》和其他抗战小说一起，油印成册，广泛传播。负责中国抗日战争对外宣传工作的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将这篇小说译为英文，题目易为《在滇缅路上》，发表于伦敦《新作品》杂志（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叶君健《忆抗战初期的文学对外宣传工作》）。商务印书馆将这篇小说选入《中国战时短篇小说集》……
之后，在亦师亦友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下，来到昆明寻求发展的白平阶新作不断问世。
短短几年中，白平阶又相继在杨刚主编的重庆《大公报》文艺版、西南联大出版的《今日评论》、凤子主编的《平明》等报刊发表《驿运》《金坛子》《风箱》《腾冲骊驹行》《神女》等小说（《金坛子》又被香港《南华早报》译为英文刊出）。这些小说，有反映在抢筑滇缅路过程中，滇西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包括边地各民族妇女，所体现出的精神风貌和得到的精神救赎。有反映在滇缅路举世闻名的大抢运中，民间运力（马帮）参与抢运军用物资，边地赶马人风趣、诙谐，敢担当、不畏难的气势。另有反映滇缅路修通，云南从抗战后方变成前线之后，滇西边地人民尤其是妇女，付出的慘痛代价……
白平阶这一系列小说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笔于最基层的筑路劳工和贫苦民众，揭示了普通的人民大众乃是战争胜利深厚的根源和伟力的主题。一经问世，便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关注。
1939年6月出版的《今日评论》上，编者这样介绍白平阶：“白平阶先生……作品多就西南边境取材，因之别具风格，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
1940年，胡绳主编的上海《读书月报》第一卷第十一期至十二期，发表《文艺上的全面战》一文，对抗战初始全国有代表性的十一篇小说作品及其作家进行分章评介，以证明“我们的文艺作者，也以笔如枪，在广大的社会中，分别为中国的新生而奋斗。”其中专门一章，对白平阶及其小说《金坛子》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直接或间接地受了沈从文先生的影响……笔底下也划出了另一角落上的伟壮场面。”
1941年，沈从文先生将白平阶所著的《跨过横断山脉》《驿运》《金坛子》《风箱》和《神女》五篇小说结集成册，编为《驿运》一书，推荐给巴金。巴金先生将此书收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7集，于1942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次年再版。白平阶成为云南第一位作品入选《文学丛刊》的作家，亦是云南仅有的两位入选者之一（另一位是李广田）。
1944年8月，受李广田之邀，白平阶为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与李广田主编的《世界文艺季刊》创作了小说《古树繁花》。1945年6月，《古树繁花》以领头篇位置，发表于《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古树繁花》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现抗日战争带给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震动，描写滇西一个普通回族家庭，从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的近代，及至抗战时惠通桥被炸、日本侵略者借滇缅路入侵滇西之后的兴衰，面对家庭毁灭、亲人散亡的悲剧，人们只有战斗的悲壮和复仇的渴望，表现了回族民众对压迫者、侵略者不屈的反抗，对和平美好生活的企盼……小说充满了悲壮的力量和史诗的品格，被杨振声先生誉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作品”。当期《世界文艺季刊》的《编者前言》这样评介白平阶的小说：“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这个国度另一个角落里的生活，我们也欣赏了作者那种泼辣辣的创造力”。
多年后，评论家吴重阳在《反帝抗日的呐喊——抗战与少数民族文学》一文（刊于《民族文学》1995年8月号）中指出：白平阶的小说集《驿运》，中篇小说《古树繁花》，与马加的中篇小说《登基前后》、陆地的《钢铁的心》、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等，都是“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近年出版的《中国回族文化通史》，对白平阶进行了这样的评述：白平阶不仅是云南第一个发表小说作品并成名的回族作家，也是回族现代小说的主要奠基者和大成者……
白平阶就是我的父亲。
作为一名晚辈作家，我很荣幸，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这位前辈作家。
父亲是长子，又是个孝子。祖父殁于滇西沦陷，远在腾冲边地的这一大家子，包括父亲的母亲，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还有父亲与结发妻子（同样殁于滇西沦陷）所生的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来源，就由父亲一个人来承担。抗战结束，内战打响，民不聊生，远在昆明的父亲失业，失去了他养家的根本。时至云南解放，奶奶希望他回腾冲，他这就义无反顾，抛下昆明的一切，包括罩在一位“知名作家”头上的光环，直奔故乡去了。
父亲先是出任一所边地中学的代校长，后被任命为副校长（校长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
当我出生并渐渐懂事的时候，父亲像是已完成了从一位“知名作家”到一位“边地教育工作者”的转型。父亲的人生，就局限在那个边地中学的校园里。父亲忙，他几乎没有休闲，没有娱乐，没有社交，甚至没有对亲人的陪伴……在父亲眼里，像是只有工作。或者说，他被“工作”整个地拴住了。
每天，只有吃饭时间，才是父亲回家的时间。父亲总是跨着大步，急匆匆地来了，急匆匆地吃完饭，又跨着大步，急匆匆地走了。有时，父亲还没吃完，求助的学生（或是老师、职员，再或是外单位接洽工作的人），已来到家门口。父亲甚至来不及咽下最后一口饭，这就搁下碗筷，急匆匆地走了。
每个星期，父亲只有一个晚上住家，其余六个晚上，他都得住在学生集体宿舍旁的一间小屋里，那是他的又一个岗位。这是个位于西南国境线旁的小城，解放初期，情况复杂，国境线那边不时有状况发生，确保数百名住校学生的安全，是父亲的责任。
新中国建立，母亲也想参加工作。她曾当过老师，但她始终没能重归讲台。父亲忙，没人顾家，她只好牺牲自己。多年后，母亲还提起，在我童年的时候，一个冬天，我和妹妹两人同时感冒发高烧，深夜里，她背一个，抱一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到医院求治……就是那些日子，父亲带着全校学生，在矿山劳动。
也是在我童年的某一天，母亲带上我，往乡里去寻找父亲。一个“运动”的扩大化，让那么多边地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父亲也不幸“入围”。哥哥姐姐正在读小学，被学校组织去“大炼钢铁”——挑矿石。妈妈将妹妹托付给姨妈，带上我，要给父亲送去几件寒衣，还有一小包卤牛肉。母亲牵着我，一个村一个村地找，找那个谁也说不清地址的“学习班”。走着走着，我累了，瘦弱的母亲背上我，气喘吁吁地往前走……“运动”结束，父亲幸運地没戴上那顶可怕的“帽子”，被调到另一个边地县城的中学，还是任副校长。两年后，也就是1961年，父亲把我们接到了他身边。
这所边地中学的教职工宿舍就在校园里，离教室不远。这样，童年的我，可以更明晰地观察到父亲，观察到他的“忙”。
这是个建校不久的“民族中学”，校园实在太过简陋。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运动场，校园里甚至没有一条铺过路面的通道，更没有一条直通两公里外的县城的道路……
没有资金来源，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自力更生”。学校的围墙，是全校师生自己学打土坯，自己垒砌的。学校的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田径场——包括长跑道，短跑道，跳高、跳远的助跑道和沙坑，投掷铅球、铁饼和标枪的场地……还有校内四通八达的通道，是全校师生，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修建起来的。沙子和石头，也是全校师生下河去捞的。从中学到县医院（再到县城）的那一条几丈宽的“大马路”，同样是全校师生，蚂蚁筑巢一般挖出来、垒出来的。马路没有坚实的路基和路面，一遇下雨就泥泞不堪，又是全校师生，往更远处的河里捞来更多的石头，在几丈宽的路面上，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石头路。校园里，那些郁郁葱葱的茶树，当然还有其他树木花草，都是全校师生种的。有了这些环绕教室的茶树，过不了几年，就有了享誉远近的“中学茶”，那是老师和同学们亲手采摘和制作的。就连学校那一个俊秀别致的水泥柱大门，也是父亲与一位喜欢画画的语文老师一起，蹲在我家门前的院场里，反复更改设计，在领袖诗词手迹中寻找最适合的字形，然后监工督工，折腾了多少日子，这才建起来的……
为了提升这个边地民族中学的图书馆的馆藏质量，提高全校师生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父亲辗转奔波，多方寻访，费尽周折，终于从故乡一位民间文化名人那里，买来了一套由王云五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万有文库》。《万有文库》共计1721种、4000册，堪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王云五先生编篡这部旷世之作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王云五先生的这一番雄心壮志，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
作为学校分管行政工作的副校长，这一切，都是父亲的职责。
百忙中，又一个中秋佳节到来了。学校组织的赏月晚会上，全校各民族学生，同声高诵我的父亲为他们写的“赏月诗”：
“月亮哥哥，笑眯乐呵，你来看我，我对你说……”
想那月亮哥哥拨开云头，听这些边地各民族少年的朗朗诗声，感受边地各民族儿女的亲情、友情和爱国之情，也不禁要动容……
父亲不仅是这所边地重点中学的副校长，他还参与了语文课的教学工作。在父亲所教的那一个民族班里，几乎汇聚了云南二十六个民族的学生。那些从大山深处走来的景颇、傈僳、崩龙（后更名为“德昂”）族学生，有的甚至不太懂汉话，更别说学古文。但父亲像是不甘心，他要让这个班里的学生，也像他们的汉族同学一样，学古文，读唐诗，写出一手漂亮文章，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几乎每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父亲都在给他的少数民族学生补课。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致，他将课堂搬到教室外，那一排排郁郁葱葱的茶树之间。
父亲讲课，总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形象生动，特别具有感染力。多少年后，父亲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听白校长的语文课，总是在无意间，点燃了对文学的热爱。
为了让最后一排的学生都能听清他授课，父亲总是将声音放大，再放大。一次下课后，父亲竟吐出一口血痰，全家人为之一惊，所幸是声带出血。
在每人每年只发一尺三寸布票的年代，父亲将他的一件棉衣（也是我家唯一的棉衣），送给了一位刚进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位学生是个孤儿，因为没有冬衣，上课时间到了，他还蜷缩在被窝里，不敢起床。父亲得知情况后，赶到他的床前，当场将身上的棉衣脱给了他。
寒冬的早晨，我们兄妹则穿着用妈妈的旧毛衣拆了重织的薄毛衣，迎着寒风，向两公里外的小学校走去……
一位来自华侨农场的女学生，因与同学发生矛盾，晚上熄灯钟敲响过后，愤而离开学校，步行回二十余公里外的家！得到消息的父亲带上几位大男生，连夜直奔十余公里，在半路上赶上了她，劝回了这位女学生。
其实那个时候，父亲正在患胃出血。医生要父亲住院，父亲因学校刚开学，工作太忙，婉拒了，只带回了一大包药……
多年后，这位女学生大学毕业，成为这所民族中学的又一代老师。提起父亲连夜带人将她“拦”回的往事，说：“多亏了白校长，才有我的今天！”
一位民族上层人士的两个儿子太过淘气，他们谁也不怕，谁的话都不听。但他们就听一个人的，那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一到，动之于情，晓之于理，两位年轻的“闹包”这就乖乖上课去了。多少年后，父亲作为知识分子代表，调任德宏州政协副主席。在州政协大院里，突然来了位穿中东长袍的中年男士，原来是那位民族上层人士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刚从国外回来，听说白校长家就离他家不远，特来拜访。提起往事，他说：白校长说话，让人感到一种平等和关心。学生的人格也需要尊重，许多人却不明白这一点。
每晚十点，学校的熄灯钟敲响过后，父亲这才结束他一天的工作，提了奶奶留下的那根金红色的高黎贡山邛杖，查夜去了。父亲走遍校区的边边角角和学生住宿区，不放过一个疑点，并安排好夜间值班站岗的人员。
父亲是坚信“己有一石，方能给人一斗”的，为了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更好地进行教学和其他工作，他几乎将每一点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查资料，记笔记。感谢我们的母亲，承担了所有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让父亲可以专注于他的工作和学习。有时母亲实在不解，问父亲：“你那些教案，都用了这么多年，背也该背熟了，干吗还要费这么大的心思？”父亲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当老师的不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一开口，就要被学生看白了！”
父亲每天忙得连轴转，总是给我们一个忙碌的背影。偶尔有一次，在饭桌边，父亲向我的哥哥姐姐提起了文学，提起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鲁迅，鼓励儿时太过懦弱的我要自信和勇敢，询问他的每个儿女的学习情况……偶尔，也会有这么一次——那总是在一个清凉的傍晚，难得有暇的父亲拉起他心爱的小提琴，或是教我们用一种古典的方式咏唐诗，咏毛主席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再或是给哥哥临摹的“奔马图”题诗：“建州庆十年/白伦学画马/良马比君子/徐君意深远……”那就是我们的节日。
大约是1970年，父亲刚从“牛棚”里被放了出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学校放牛，放一大群黄牛和水牛。那些天，几个刚进校的农村籍男生，在山坡上偷吃国营农场种的红薯，被新上台的学校领导点名批评。之后，父亲在山坡上遇到那几个男生，问他们：“是因为饭不够吃吗？”他们说：“可不，上中学后吃饭定量，不习惯，饿得直淌清口水……”
父亲更忙了，他每天放牛归来，已经很晚，很累，还在伏案写作。那一天，我到山坡上给父亲送中饭，父亲从一个随身所带的帆布兜里，取出一叠稿纸让我看。稿纸上，第一页，是四个堂堂正正的大字：种瓜建议。这个建议，是写给那些靠造反上位的学校新领导的。
父亲的态度是诚恳而谦恭的，又是直言不讳的。他提起了农村籍学生吃不饱的问题，直言道：“青春期少年吃不饱，将影响他们的发育和成长，这样的亏损，也许一生都无法弥补……”父亲还说，现在正是种瓜季节，大约再有多少天，季节一过，瓜子种到地下，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到那时就晚了……父亲恳请学校新领导，赶紧抓紧时令，组织安排全校师生，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注：山叫中学山，有小半截坡地是中学属地），还有学校的路边、教室边、围墙脚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瓜，从而解决农村籍学生吃不饱的问题……
父亲的这篇“建议”，详尽到种瓜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瓜塘挖多大，直径多少，多深，一个塘放几粒瓜子，瓜子哪一头朝上。瓜塘间距为横几尺，纵几尺。选择什么样的位置挖瓜塘，有利于瓜藤的攀延和瓜的成长。还有瓜塘下种后和出芽后如何护理，如何施肥，肥料如何储备；如何浇水，水浇多少，怎么澆。各班又当如何派人管理，尤其是结瓜后如何护理。收获的瓜如何交学生食堂，学生食堂又如何按斤向各班收购，以鼓励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问父亲：“爸爸，这些种瓜的专业知识，你是从哪里学来的？”父亲道：“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原来，中学山上，还有另一位放牛人，他是位国营农场的职工，人称“放牛老赵”，来自农村，是个干农活的好手。父亲这些关于季节和种瓜的知识，都是向老赵学来的。
父亲这份“种瓜建议”就这么交上去了。就连我，也期待着一场见缝插针的“种瓜运动”。可惜的是，直到季节过去，我也没能等到这样的指令。
就在父亲放牛的那些日子里，他想读书，想保持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状态”，却不敢堂而皇之地将各种书籍带到山上去读。每天中午，我上山送饭的时候，给父亲带上一本书（藏在我的书包里），下午放学，再次上山，将书取回来。父亲要读的书包罗万象，有古文、古诗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当然还有莎士比亚戏剧……这在当时，都是被认定为“封资修黑货”的呀，万一被人识破……这时候，母亲过人的智慧起作用了。
我的外公系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母亲尽管没能在外公身边长大，但血脉的传承真是个神奇的事情。在父亲最最困难的日子里，她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并保护好他的儿女，静等光明的到来。为了让父亲在不能读书的日子里读上书，母亲为父亲想出个妙方：每天，我为父亲带上山去的书，不是一本，而是两本。比如，我给父亲带一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就得带上一本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母亲甚至为父亲和我设计好了“台词”：万一被人发现，就说是“为了学习和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父亲所有“莫须有”的罪名被洗清。父亲作为知识分子代表，调任德宏州政协副主席，已是1983年，父亲已68岁高龄。父亲几乎是从讲台上走下来，拍拍身上的粉笔灰，就走上了他的新岗位的。父亲还是忙，这一忙，一直到届满退休。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在云南省文联大院里，遇到了时任《文学界》主编的汤世杰先生（注：《文学界》，云南省作家协会内刊）。他向我约稿，要我写一写我的父亲。他说：“现在许多云南人，哪怕是文坛的人，对你父亲那一辈老作家的创作情况，了解得不是那么多……”当时我刚从保山调到昆明，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回远在德宏的家。我很为难地告诉他，其实我对我父亲的创作情况，了解得也不是那么多。
父亲是个真诚坦率的人，又是个谨言慎行的人。父亲很少提及他早年的写作经历和成名经历，他不喜欢自吹自擂。有文学晚辈表示不解：像我父亲这样一位老作家，晚年为什么不写一写回忆文章，回忆一下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界的情况，他自己的写作和成名情况，还有抗战期间，他与沈从文先生、叶君健先生等人的文学交往和友谊……他没有。那些年，“文革”刚结束，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不喜欢张扬。
父亲太过注重自我品德的“修造”——回族人称“不想丢失自己的‘伊摩那（注：又译为‘伊玛尼）”。他不想变着法子地吹捧自己，也不想写那种“我的朋友某某某”的文章，拐着弯来为自己脸上贴金。
其实，父亲这种淡泊名利的观念是一贯的。从青年时代开始，父亲对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就表现出一种淡然处之的风度。父亲得知自己投出的作品被发表、被转载，是否“领头篇”，甚至是被翻译的消息，大都是由兄长般的沈从文先生转告的。父亲自己，从不曾精心收罗他被刊发或转发的作品，从不曾精心建立他的“作品目录和档案库”，从不曾精心收集别人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和肯定……这些我等后辈作家习以为常的举动，在父亲那里，都被淡化甚至是忽略了。加之战乱因素和命途沉浮，父亲的作品，没能全部留存。那些曾转载父亲作品的期刊或集子，曾对父亲及其作品进行评介的文章和期刊，父亲也没有收藏。晚年的父亲，不时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和评论家的论著中，“发现”被自己遗忘的作品的踪迹。
试想，如果不是父亲也还留下了他的小说集《驿运》，留下了叶君健先生寄赠的、刊有《在滇缅路上》的英译本，留下了刊有《古树繁花》的《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的几页散页，我们对这位前辈作家在抗战期间以文学的方式做出的贡献，也就失去了了解和追溯的依据。
受这种淡泊名利心态的影响，父亲收藏《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刊出的《古树繁花》，却没收藏该创刊号的《编者前言》。多少年后，我读了云南大学教授、文史研究家蒙树宏先生所著《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一书，这才得知，在《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的《编者前言》中，编者对父亲及其作品进行了特别推崇。
数十年来，父亲应邀所写的个人写作简历，无一不是高度概括，甚而一笔带过。比如其代表作《跨过横断山脉》作为领头篇，入选《黄河边上的春天》等报告文学集或小说集，这个“领头篇”到底意味着什么？排在其后的是哪些作家的作品？父亲没有只字提及。直到父亲谢世15年后的2010年，我在互联网上见到香港著名藏书家许定铭先生写于2008年的文章，文中说道：“我能买得《黄河边上的春天》（上海晓峰出版社，一九三九），完全因为它那突出的书衣：红黑双色的简单配搭，却因了斗大的反白书名，及古拙的单线条版画，深深地吸引了我。原本就为了拍一幅图案，书到手后翻開一看，意外地竟是本名家的报告文学选集！厚二百七十页的书，收了白平阶、丁玲、巴金、碧野、萧乾、靳以、萧军……等名家的报告二十一篇……”
得云南省腾冲县和顺图书馆的帮助，我得到了该馆馆藏报告文学集《黄河边上的春天》（这是抗战胜利后父亲所赠）的影印件，这才知道，《跨过横断山脉》这个“领头篇”，其不同寻常的分量。《黄河边上的春天》作品排序是这样的：第一篇，《跨过横断山脉》，作者白平阶。从第二篇至最末篇，它们的作者依次是：丁玲、巴金、柏山、碧野、萧乾、骆宾基、靳以、戈金、田涛、萧军、于逢、张北斗、适越、华嘉、易河、孙钿、杨朔、张质、魏伯、罗烽。
在父亲所写的个人写作简历中，还曾用短短一句话，提到1940年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刊出《文艺上的全面战》一文，对《金坛子》的题材和主题给予赞许。多年后，我查阅到当年的《读书月报》，这才知道，刊于《读书月报》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二期（1940年）的《文艺上的全面战》一文，是对抗战初始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十一篇小说作品及其作家进行分章评介……
也是在父亲谢世多少年后，我才找到出版于1939年6月的《今日评论》，从中“发现”了编者对作家白平阶的评介，称之“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而父亲在世之时，对此事从未曾提起。
父亲离开文坛数十年，果然如那一首诗所云：“悄悄地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父亲这一走，留给文坛的是一个渐行渐远、甚至是模糊不清的背影。某年，在云南省作家协会的某次会议上，中途休会的时候，李乔先生找到我，对我说：“白山，我想请托你一件事……请你代我向你父亲——向白平阶老先生问好！”谈话中，年迈的李先生几次尊称我父亲为“白老先生他老人家”，并向我打听我父亲时年“高寿”？我说了我父亲的年龄。李先生一听，用他所特有的方式直率地说：“不可能啵？难道他老人家比我还小？”我说我父亲真的是出生于1915年……李先生这才信了。他感慨地说：“哦哦哦……那你父亲成名真是太早了，我还一直以为他比我大……”
父亲这一走，“不带走一片云彩……”许多年轻的评论家在回望历史的时候，难免忽略这样一位过往者。1988年，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期间，曾向同班学友、宁夏回族诗人马钰提起一事：不久前，一家回族文学期刊刊出一篇论文，将“云南回族文学之始”，认定为马瑞麟先生开始文学创作的1945年。马先生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文学长者，可同为云南回族作家，我父亲发表作品和成名的时间，显然在他之前……马钰给了我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回族文学研究通讯》的地址，要我与时任该刊编辑的青年文学评论家贾羽联系。我没多想，就写了一封短信去，把情况大概说了。我在信中还说：“我认为这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这关系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后问题，那些曾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后因各种原因不想露面了的回族作家最好不要遗漏。”贾羽很快来信，并很快与我父亲取得联系。之后，他不仅写出文学评论《无边临眺意 俯仰一高歌——白平阶小说散论》，在回族文学期刊刊出，更与另一位回族作家一起远赴云南，顺滇缅公路直达德宏芒市，拜访了我父亲这位前辈作家。
直到我给贾羽的去信，还有父亲给贾羽的回信，同时在《回族文学研究通讯》刊出，我这才知道，比起父亲，我少了些什么。在任何情况下，父亲总是那么谦和，对别人满怀善意，给别人以最大尊重……
1983年秋，我得到了个上京参加“文学讲习班”的机会，时间为一个月。父亲得知消息后，从德宏寄来三包新茶，要我上京后，代他去拜访抗战时期的三位文友：沈从文先生、叶君健先生和萧乾先生。父亲寄来的新茶，是他那个边地中学所制。在茶叶的包装纸上，父亲的落款是：“万里云南 白平阶”。
看到这个落款，我一阵感慨。此时，父亲刚获“平反”不久。从报纸上得知，在京的三位先生，也刚从多年的阴霾中走出来。从父亲信中得知，叶君健先生和我父亲这对老文友，已在时隔数十年后，重新取得了联系。
我背着三包新茶上北京，按父亲给的地址，找到了叶先生的家，见到了叶先生。我本该再去拜访沈先生和萧先生，但听叶先生说，沈先生刚患重病，不太适合探视……这就将另两包茶叶交给了叶先生，请他方便时代为转交。
沈先生出院后，很快给我父亲来信，感叹时光荏苒，并寄上刚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卷，赠予我父亲。
之后不久，一位州里的部门领导前往我家，拜访我父亲。从桌子上见到一封“北京来信”——那是刚收到的叶君健先生来信，這位也喜欢文学创作的领导同志，问起这封信的由来。我父亲是个不喜欢随口撒谎的人，他照实说了：“是叶君健同志的来信，他是我的小说的译者……”当时我母亲恰恰出门了，父亲亲自给这位领导同志沏茶。领导同志什么时候记下了叶先生的地址，我父亲全然不知。
几个月后，父亲收到叶先生又一封来信，信中说，就是那位部门领导同志，给叶先生去信，说地址是我父亲给他的，我父亲“鼓励”他给叶先生去信。不仅如此，这位领导同志还将自己一大堆“拙作”寄给了叶先生，要叶先生为他提修改意见，为他作“序”，为他寻找出版社，甚至是推荐拍电影……
换了个人，为了换取到某些好处，也就不得不“配合”……但叶先生没有，他淡淡地婉拒了。
之后不久，我回家探亲，从母亲那里得知了此事。父亲从不曾向我提起此事，却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父亲先是表扬我“北京之行”的表现，说我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有礼有节、自重。人就该这样。要想当好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就更应该这样。父亲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做人的根本，“让作品说话”，而不是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记住，从水管里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才是血……
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这样一位严于律己、拒绝“拉关系、走后门”的父亲，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屡屡受挫。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我们兄妹们渐渐长大，面临就业、深造等问题的时候，每每有机会出现，却常常被某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所取代。面对那些悄悄完成了偷梁换柱的人，我们总是自觉黔驴技穷……这样的时候，父亲总是对我们进行鼓励，要我们勇敢面对挫折，干好自己的工作。父亲还要我们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千里马，总会有遇到“伯乐”的时候……
有这样一位严于律己、拒绝“拉关系、走后门”的父亲，潜移默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多年来，我很少往远处投稿，不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如人，而是听闻了一些传言，担心“水深”，不想折腾。父亲深知我的问题所在，他多次以自己年轻时投稿的经历来鼓励我，要我坚信人间自有正气在，要我用作品证明自己，“要敢于到大海去翻船！”
我常常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想到年轻时的父亲，凭着一种“到大海去翻船！”的气势，不靠任何背景、关系、文学之外的功夫，而是用作品证明自己，从而成名的经历。
1938年，当父亲第一次走进沈从文先生的书斋时，沈先生道：“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当年，被沈先生谓之“年轻”的父亲，也就23岁。沈先生自己，也就30来岁。叶君健先生的年龄，仅比我父亲大半岁。而萧乾先生，巴金先生，当年的他们，无一不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让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有着不同口音和不同资历的热血青年、文人、作家，有了一个灵魂的契合点。父亲以《跨过横断山脉》为首的、写滇缅路抢筑和抢运的系列小说，表达出那一片血色山地的心声，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迅速在文坛“异军突起”，也让他遇到了一伙志同道合、彼此赏识的师长和文友。
比如巴金先生，哪怕他与我父亲仅通过几次信，未曾谋面，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还委托陆静同志来信，了解我父亲的创作计划。
到如今，在我的书房里，还挂着沈从文先生离开云南前赠送我父亲的条幅。在这条长幅上，沈先生用一笔俊秀的墨字，铁画银勾，录的是唐代崔珏的《七绝·席间咏琴客》：
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
父亲一直有个梦想，他想再写滇缅路，以更大的篇幅，更广阔的视野。然而，数十年的沉浮和操劳，使父亲这一辈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追梦的空间，身心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当父亲于74岁高龄退休，真正拥有了写作的自由，又有了大块时间的时候，却诸病缠身，要想完成这样“大部头”的创作，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父亲这个“再写滇缅路”的梦想，注定要由他的儿女来完成。
提起父亲的小说创作成就，我以为，有一点不能忽略，这就是：它们唤醒了读者（包括我）对那段筑路救国历史、那些最普通的筑路民工的一种最崇高的敬意，一种近似亲情的态度。
时至今日，我以为，在父亲这些小说里，最打动我的，还不仅仅是小说技巧，不仅仅是那些生动而传神、极富滇西边地特色的景物描写，故事情节，各色人物，小说语言和人物对话，而是父亲写作这些小说时所持的那一种态度——一种深沉而博大的爱，对祖国的爱，对故乡的爱，对这片边地厚土上生存着、挣扎着、奉献着、牺牲着的劳苦大众的爱，对亲人和家人的爱，对正义和真理的爱，对最平凡的人体现出的最美人性的爱。
父亲写作的过程，像是合起双手，将滇西这一片厚土最值得宝贵的、珍惜的，小心翼翼地捧起，奉献给这个世界。
1992年1月，就在父亲的成名作《跨过横断山脉》问世整整54年之后，我所创作的33万字长篇报告文学《血线——滇緬公路纪实》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常常自省父亲的小说留在我心灵里的烙印，它们是我成长的基石，是引领我前行的明灯和旗帜。
童年里听母亲读父亲的小说，像是往心灵深处种下了一粒种子，随着时光推移，它渐渐长成了大树……
1972年，我以优异的中考成绩报考高中，却受父亲的牵连，被取消了上高中资格，那条昔日的“中国抗战生命线”，它接纳了我。当时，在这条路上的那家运输企业里，有那么多“二战”留下来的汽车保修工、驾驶员和运输管理人员，甚至有中国远征军的运输兵……车场上，常见青年工人痛斥这些“历史反革命”的场景。同样在车场上，像我这样的青年工人，却痴迷于听这些老前辈们，讲述抢筑滇缅路乃至滇西抗战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
和父亲一样，我像是蜜蜂采蜜一般，关注着，收集着与滇缅路有关的一切。
1990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作家协会做出决定，重点扶持云南重大历史题材书目的创作和出版。得知我写一部全景式反映滇缅公路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的选题获得批准的那一天，我给远在德宏的父母写信，报告他们这个好消息。回信来了，这才知道，父亲已病重住院。同在昆明工作的妹妹当即请假回家照料父亲，我却因这本书的出版有着时间限制，省委宣传部为我请了四个月的创作假，可谓“军令在身”，不能回家。
病榻上的父亲像是深知我的为难，他让母亲在信中转达了他的话，要我“以工作为重！”
记忆里，为了工作，为了参加一个文坛的会议或笔会，为了到作家班深造，我曾不止一次地推迟甚至是取消回德宏家中探亲……
而父亲的回信，永远就这样一句朴素而又掷地有声的话：
“以工作为重！”
妹妹从芒市回来，背来了父亲给我的一大堆滇缅路史料，那是父亲多年来精心收集的……
就在这本书的写作最感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父亲在信中对我进行耐心的辅导，这是一位前辈作家对一位后辈作家的指导，每一句话都切中问题的要害，让我受益匪浅。
父亲不仅教我如何把握写作的进度和节奏，注意“一张一弛”，更将他多年来对滇缅路这段历史的思考告诉我，要我注意把握这段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要我像倾听自己心脏跳动那样，倾听那一条“中国抗战生命线”、那一片血色山地所发出的声音。
父亲在信中告诉我，写滇缅路，某一些事件，还有某几位关键人物，绝不能忽略……
信中，父亲甚至用大量篇幅，向我描述某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
父亲从来是以流利而潇洒的书法自豪的，病中的父亲，笔迹却颤抖了……
父亲的血压，本不容许他这么操劳，然而父亲的信越写越长，我从高兴转入了担忧。我回信劝导父亲，不要再写这么长的信。我还向父亲建议，如果实在不放心，想要提醒我，干脆写一些简短的提纲吧……
父亲接受了我的建议，写来了一封封“提纲式的信”……
《血线——滇缅公路纪实》于1997年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此时父亲已谢世两年有余。
当国歌庄严奏响的时候，我突然落泪了。我百感交集，我想到了父亲。
感觉中，父亲还在关注着我，还在不时提醒我：山山，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有什么不能忽略……
感觉中，我还在伏案写作，奋笔疾书，从我的笔底涌出的，是白家两代作家的思考和责任。
那些或沉着、或激昂的文字，顺着我的指尖，源源不断地奔涌而来，其实是从我的血管里涌出来的，是父亲这一生高擎的一面理想之旗，信念之旗，生命之旗，被我接了过来，还将被更多的人接过去的……
回顾父亲的一生，不管是当年在文坛的“异军突起”，还是之后，在一个远离文学的地方默默耕耘，父亲留下的那一串深深的足迹，都贯穿了一条红线——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对故乡那一片高原厚土的爱，一种深沉而博大的赤子之情。
多年来，面对那一片生他养他的血色山地，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叩问自己：桑叶吃着了，丝呢？
风过耳，我仿佛听到，父亲问我：桑叶吃着了，丝呢？
责任编辑 郭金达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