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篇文章诞生之前，我从未留意辽宁的海岸线有多长，辽东半岛连接辽河平原乃至蒙古草原的路到底有多远。而我酝酿这篇文章并决心完成它的时候，始发现，地处渤海岸边的辽宁，居然有着两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辽河平原向广漠草原过渡的这条路，轻松贯穿欧亚大陆！

　　说这些管什么用呢？

　　我的意思是，大海和草原向我们陈述：从新石器时代起，古辽宁就拥有一条通畅的海陆通道，来往着文化的开拓者。只不过，这条大通道不如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酷炫，没有霍去病的叱咤风云，也没有文仕们风雅千年的诗篇。反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因了解太少而凸显神秘。

　　某年夏天，我站在辽宁西部的渤海滩上，吹着风，面迎碣石，眺望着水天苍茫，跨越森林到海洋的心境，抓不着可描摹的须茎。我的背后，坚挺着被时间涤荡的杵柱石窝和宽阔墙基，它们构成一座巨大的宫城遗址，叫作秦行宫。彼时，我脑子里还原的，是始皇帝的船队像飞鱼一样滑翔海面，抛锚旧燕国的海滨封禅寻仙。步始皇帝的后尘，汉武帝来了，隋炀帝来了，唐太宗也来了，天子们不惜全国之力渡海而来，欲逼降高句丽。司马懿伐盘踞辽东的公孙渊“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曹操远征乌桓，从“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出卢龙塞，出其不意直捣乌桓老巢柳城，也就是今日之朝阳。

　　曹操胜利班师，返回渤海边，谒碣石而大发感慨。

　　曹操观沧海的地方景色绝佳，那一片海水，黏着长城、关隘、村庄、城市，黏着忠贞的孟姜女和秦汉盛唐的宫娥，此处漫浸着那么多的婀娜浅笑，倒映着香烛酒肴，曹操为什么只看到竦峙的山岛，瑟瑟秋风中涌起的洪波？我想，这就是孟德坚硬性格的投射吧，天下皆知，孟德胸怀奇志，心里装着四海之滨。

　　但我纳闷，中原迢迢向大海，谁给众天子当的向导？

　　这个问题缠绕我很久，有一天恍悟：兴许他们循着那条古生民开辟的海陆大道到达渤海岸吧？

　　我这么想，是我知道了红山文化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乃至仰韶文化一直保持着扯不断的关系，甚至于，与远隔天涯的南海互生情愫。

　　2

　　大汶口文化东至黄海，北至渤海，从地理框架看，当它向北传播的时候，必将与辽东半岛南端相勾连。若稍微留心，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发现红山文化特征的玉璧与大汶口文化的玉璧样式重叠，继承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也涌现了大汶口式的镂空豆壶与高足杯。但讲真话，大汶口文化于我而言，只是检索网上的文物图片比对，实地从未涉足。这对我或多或少有些遗憾，我的远祖是齐鲁大地的子民，在那些荒芜的年代，他们循着山东半岛东部（也可能是北部）渡过黄海、渤海登陆，再过榆关，挑着担子徒步跋涉到辽东林区的小山沟里。可惜，亡命求生的细节已被列祖列宗带入坟墓，我只能在祭奠的时候想想，貌似被海水阻隔的两片陆地，其实是天命的成全——如今谁能说清楚，东北人，不，辽宁人中有多少山东人的根源血脉？倘若将文化的联袂具体化，还不是一个家庭的组合，一桩婚姻的締结，事关子子孙孙无穷尽的香火延续。

　　仰韶文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如同我张口就能讲儿时读过的《格林童话》，而仰韶文化何尝不是中国的童话呢。

　　我敢确定，许多人跟我一样，认识仰韶文化从历史课本上的陶人面盆、鱼盆、抽象的几何图形及圆点、曲线、涡纹、弧线等符号开始。这些神秘的纹饰，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彩陶制作工艺水平，独立出一种文化派别。

　　红山文化巅峰牛河梁遗址问世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其遗存器物上的各种几何图案，均能看到仰韶文化的影子。人们的目光由此游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并得到结论：仰韶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有它的姊妹——红山文化，两大区域文化同期先后发育，就像一母所生的两个孩子，一个南上，一个北下，最终相遇燕山南北。

　　这是何等智慧而温情的拥抱啊，两个婴孩在大地母亲的呵护下，出落得款款动人。

　　红山文化泛指河北北部、辽西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的整条文化带，核心范围涵盖辽西朝阳、阜新以及内蒙古的赤峰等地，我看到的红山彩陶大多集中于此。

　　看多了，记忆容易浑浊，大大小小造型奇特的坛罐瓮盆忘得差不离了，唯阜新查海文化遗址的一只夹砂黄褐陶罐在脑子里生了根。是的，多少年过去了，我仍时不时想起那只陶罐的装饰图案——在罐子右下方，一条蛇死死衔住一只蛙的后腿，蛙张开前肢，蹬着左后腿，做挣扎状。偷袭者的阴险和弱小者的不幸，就那样永恒了八千多年。凝视着身上排列密密麻麻圆点的蛙和蛇，我琢磨着，当年制造它的工匠，该生着一颗多么玲珑的心啊，他将日常生活场景完美地表现出来，成为一个族群乃至我们后世膜拜的大师，升华为一个国家古老的艺术杰作。

　　蛇衔蛙的艺术形象，自查海人创造后，不断被模仿、创新。在甘肃大地湾，红陶黑彩绘壶腹部饰以蛙纹，四肢充网格，身体饰圆点或弧线。在陕西临潼的姜寨，一只陶盆的内壁彩绘两只蛙，圆形身体装饰点状纹……当数量庞大的信息汇聚眼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农耕文化给中华文明的额头烙下数千年的胎记，吐纳着乡土社会的气息，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忽略渔猎文化的在场，我们必要承认，边地民族动用瑰丽神奇的想象力，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成就。或者也可以说，在中国，农耕文化和渔猎文化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倘硬要掰开，谁都不完整。我也特别崇拜李济先生当年的经典论述——“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长城的最大作用，其实就是把中国文脉分为南北。

　　我还是继续蛇衔蛙的故事吧。早些年，辽西凌源曾经出土过一件战国时期曲刃青铜短剑，剑的尾部悬着一小饰件，与查海的蛇衔蛙陶饰如出一辙，略不同的是，青铜短剑饰件为双蛇衔蛙——那只蛙的苦难又多了一重，敌手一哄而上，吞噬了它的后腿，蛙怒目圆睁，惊恐万状。

　　我理解，蛇与蛙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斗争，本质已发生变化，即不再是普通生活的截取，而是象征了勇猛、矫捷，作为一种文化要素，以氏族图腾的方式在中原与北地流传。

　　还有一个更大范畴的逻辑，足令我们低头审视自己的匮乏——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彩绘技法，与西亚的彩陶风格十分接近。

　　我从一个考古学家那里，听说苏联汉学家列·谢·瓦西里耶夫的事情。此人出版过一本《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写道，西亚地区出土的绳纹彩陶容器有两类，即三足鼎及圈足豆，所有的彩陶都有这两种容器。瓦西里耶夫的意思说，中国彩陶很早就与西亚彩陶交叠。西亚古文明史主要集中于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也就是我们口中的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不过，西亚古文明与今天的上述国家在语言、文字和宗教方面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古波斯时期的文化遗存例外），而西亚历史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彩陶文化的萌芽时间距今约七八千年。在西亚彩陶观照下，列·谢·瓦西里耶夫一类的考古学者认为，就时间节点来看，应该是西亚彩陶越境传播到中国，继而渗透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区。

　　考古学家的著作想必许多人领教过，严谨得一丝不苟，过滤掉趣味性和可读性。他们的话都有来头，权威，但也不是不能挑战。我不知道这位西欧汉学家的学说是不是明里暗里的贬斥，我知道的是，为了证明两者的关系，中国本土的考古学者付出辛苦努力。

　　除了瓦西里耶夫，另一个人也对古老的东方彩陶产生兴趣。这个人，就是仰韶文化的贡献者之一，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是随中国考古队进驻河南仰韶村的，在那里，他迷陷于红陶黑彩的结合，相伴而来的问题也让他思索——仰韶彩陶的纹饰特征与西亚彩陶接近，那么，它们有没有内在关系？或者说，仰韶彩陶会不会从西亚传来？若果如此，西亚与中国的西北地区将留下传播的痕迹——一条文化往来的通道。

　　于是，安特生决定沿黄河上游西行，寻找鲜为人知的秘密。安特生一路奔波抵兰州，在那里，一个地名让他怦然心跳——临洮。

　　临洮，正是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要道。

　　安特生迫不及待地雇佣一匹马，沿临洮河谷南下，终于在城南的马家窑村发现了更多的彩陶。之后，安特生的脚步踏遍甘青，邂逅更多的彩陶遗址，不过他仍没给出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到底谁传播给谁的答案。

　　西方学者提出虚拟的理论拍屁股走人，中国学者破解了谜题——从1921年第一次正式发掘，中国迄今已发现上万个含彩陶的文化遗址，数十万的彩陶器物。考古学家因此气壮，说，中国彩陶匹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仰韶彩陶非源于西亚彩陶，它们应该是沿着流泻古阳光与草原味道的隐秘之路，相互碰撞，相互吸收。

　　在遥远的过去，红山彩陶——仰韶彩陶——西亚彩陶三者之间，存在一条神秘通道，它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精确划出彩陶之路穿越千山万水的标记，无数人走过的风尘背影，只有时光深深记得。

　　3

　　2015年秋天，我在国家博物馆见到了那只传说中的玉龙（是那只墨玉龙，属红山文化核心赤峰地区出土的），瞬间，我整个人有种眩晕感，它泛着乌绿的、夺人心魄的古玉之光，仿佛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我实在想不明白，红山人，我们聪慧的先民，利用什么手段将一大块玉切割、加工成精致的“C”型，他们怎样测量的角度，怎样计算的尺寸，再加以琢磨，使玉龙看起来完美无憾？而墨玉龙无论怎么看，都比白玉抑或黄绿玉材质的龙更神圣、庄重，更具年代感。

　　红山文化以玉扬名，大量出土的玉制品让考古学家们瞠目结舌，无奈归纳成“唯玉为葬”。这种现象在红山文化的代表牛河梁遗址最为典型，玉龟、玉璧、玉人、玉龙、玉蚕等等，从生产到生活无不触及，甚至女神的眼睛也用玉镶嵌。实际上，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龙，准确称呼为玉猪龙。考古学家考证后说，龙的早期形象是猪。我比较相信这个论断的理由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龙胖墩墩，圆鼓鼓，龙和猪形神兼备。远古人崇拜猪，牛河梁女神庙中轴线对应着几公里外的猪首山，也恰好说明这一点。

　　其实玉龙的前身是石龙，我在查海古人类遗址亲眼目睹，说实在的，彼时我有点儿疑心造假，因为那条石块摆成的龙太逼真了，特别是拉开一段距离看，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覺。但后来搜集到更多古石龙的信息，我确信，龙是和土地，和海水云涯，和人类在一起的，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几千年来影响着世界。

　　同为红山玉文化巅峰，仿贝玉饰和玉玦则展现别样的风华。

　　无论图片抑或实物，仿贝玉饰于我都不陌生。这种辽西朝阳市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文物，仿真程度极高，细致到贝壳上的横纹也不忘雕几刀。早先，我在苏轼诗《岳下》里读到它：“龙鸾画车服，贝玉饰冠佩。”想着它就是冠冕上的装饰。等我在牛河梁遗址见到贝玉饰，对小贝壳的样子也仅仅一扫而过。有一次，我和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闲聊，郭老跟我说，牛河梁积石冢发掘的玉质贝币，那种贝渤海、黄海均不出产。他意味深长地问我，你明白吗？我大骇，您是说，辽宁的海域没有这种贝类，牛河梁人仿造了另一片海域的贝？八十多岁的考古学家找出一只由淡黄色贝壳串成的杯垫递给我，说，看看。我摸索着温润如玉石的贝壳垫，却不解郭老何意。

　　眼熟吗？郭老启发我。

　　这个小贝的长相和牛河梁的仿贝玉饰一样啊。

　　考古学家微笑道，前两年我去海南旅游，发现当地有很多这种贝壳杯垫，我就明白了，牛河梁遗址的仿贝玉饰肯定与南海有关。

　　我再也没办法淡定了。

　　郭老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沟通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海洋相互往来，只是我们无法评判他们采取的什么方式，是人与人的交往，或者思想文化的传播，目前还不好说。但是太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辽宁的渤海与天涯海角的南海之间，关闭着一扇秘密之门。

　　是些什么人在北中国和南中国的大海与陆地间穿梭？

　　如果说，玉贝币仅限于大中国的南北交流，那么，还有一个充当了使者的文化共生，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化圈”。这个使者，是“玦”。

　　玦这东西，在《荀子·大略》中是这么讲的：绝人以玦。意思是我想和你断交，我不说，我送你一只玉玦，你收到自然就明白了。有趣的是，收到玦的人不翻脸，不恼羞成怒地口诛笔伐，他送上一只玉环，暗喻对方，我也正有此意。这就是“反绝以环”。

　　“玦”，抑或“环”传达出“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理念，玦，讲究的是礼仪，可以是社交，也可以是邦交，是中国风格的处世之道，做人的上等上觉。

　　在郭老家，我翻阅了不少书籍，其中之一，为日本敬和学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环日本海玉文化始源的展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两本书一比对，我看到两条极长的海陆线，一条向东沿黄海、渤海延展向日本海，另一条向南延伸到南洋诸岛，这两条线封闭成圆，圆心正是辽西，考古界称之为“玦文化圈”。意思是，查海样式的玉玦在漫漶的时光中，向东现身于日本列岛北部、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通过渤海湾或沿太行山东麓，经山东到达环太湖和岭南地区，跨海影响到台湾岛、菲律宾岛及越南和泰国东海岸等地，形成一个由北到南的玦文化大通道。

　　毫无疑问，玉玦最早出现在辽西地区，后来被人带出去，沿渤海、黄海、东海向南传播，依托着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谦谦君子之风吹向海外。

　　但我仍然存异的，即红山文化制造数量如此之多的玉器，原料从哪里来？全部就近取材于岫岩，还是掺杂了其他地方的？深究之下，果然大有奥妙。

　　有时候，考古需从地质学方面着手，当然，也免不了借助气候学。在辽西玉文化的研究上，地质、气象、考古学者们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认定，辽西文化遗址的玉料主要为岫岩闪石玉，另一部分来自涉河渡海过草原的贝加尔湖。中国台湾、俄罗斯、日本也都有学者先后提出相同看法。据说，贝加尔湖地区用玉历史万年之久，俄罗斯学者科米萨洛夫和日本学者加藤晋平曾在红山玉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了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文化中的玉器，举例有的玉璧形近方圆，内外缘薄，具有红山文化玉璧特征。还有的日本学者将赤峰兴隆洼遗址人头骨左眼眶内镶的一块玉和牛河梁面涂红彩、眼镶青玉的女神与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文化中的实例做比较，认为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与贝加尔湖地区史前人类有着相近的“以玉示目”的习俗。而中国考古界仔细推敲牛河梁中心大墓的出土玉器之后，宣布该玉器原料分为A类和B类，A类为黄绿色岫岩玉，B类为贝加尔湖玉，呈灰白或黑绿。

　　于我而言，对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最大兴奋点，莫过于贝加尔湖与西辽河流域的情感维系。

　　贝加尔湖曾居住着我的母系祖先肃慎人，贝加尔湖的名字就转自肃慎语“贝海儿湖”，汉代，匈奴、鲜卑控制了贝加尔湖，称其为“北海”，这个海，也是苏武牧羊之地。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柔然、突厥控制贝加尔湖，名其“于巳尼大水”；隋朝，贝加尔湖被东突厥控制，复称“北海”；唐代，贝加尔湖划归大唐版图，隶关内道骨利干，称为“小海”；唐末，贝加尔湖忽突厥，忽回鹘，仍称“小海”；及至宋，蒙古八剌忽部落掌控贝加尔湖；元代，贝加尔湖划大元帝国版图，属“岭北行省”；明代，贝加尔湖被蒙古的一支瓦剌布里牙惕部落控制；清前期，一度称贝加尔湖为“柏海儿湖”……

　　贝加尔湖，是多少民族心中的圣地呢。

　　俄罗斯作家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在他的《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中说，大祭司阿瓦库姆对贝加尔湖这样记述，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一不是上帝的赐予……湖里，鳇鱼、哲罗鱼、鲟鱼、凹目白鲑和鸦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

　　是的，遥远的贝加尔湖，以上帝的仁慈包容了我们。

　　4

　　牛河梁山下的建平，一个不起眼的辽西小城，却拥有县一级行政单位罕见的博物馆，令人对这座小城不敢轻慢。

　　多年前，我在朝阳朋友的陪同下，穿过楼下小商贩的嘈杂，踩着陈旧的楼梯进入建平博物馆。原本我心里不怎么待见它，暗想着，一个小县，能藏多少稀罕东西。然而，一搭眼，我就知道自己的蠢笨了：那么多青铜器涌入我的视线，精美到让人无语。此前，我虽然了解一些辽西出土青铜器的情况，终究没亲见实物，等到那千年一相逢，“中国青铜器主要在中原”的观念土崩瓦解。一件件端庄、古意森森的器物仔细看过去，我给自己的疑问搞得头脑昏昏——这些青铜器产自哪里？辽西还是中原，倘由中原传播而来，又通过哪些途径呢？若果真产自辽西，冶炼中心在哪里，制造技术为什么中斷得无影无踪？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是箕子率商遗民迁徙辽东的故事，我暗忖，没准儿商周时代的辽西青铜器是箕子带来的，因生活不稳定，匆匆埋入地下等待重见天日。

　　我知道这个胡猜有多不靠谱，箕子纵使带来顶级品质的青铜器，也不至于多到数量庞大的程度，何况这还没算辽西地区全部的出土青铜器。然后，我上网检索一下，果然找到一些信息，譬如中国青铜器由西及东的渐进过程——大约六千年前，土耳其的安列托利亚半岛开始冶金试验，五千年前，合金铜、范铸法、失蜡法相继发明，迅速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伊朗等地区。也就是说，四千年前西亚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并传入东亚。

　　再比如，辽西青铜器不排除游牧民族与中原物资交换的窖藏，但更多的带有显著的地域特点，学界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以区别于南方系青铜器。

　　原来，中国的青铜器分成两大派系，追根溯源的话，它们沿着西亚、东亚的路线辗转而来。

　　欧亚草原茫茫八千公里，从多瑙河之滨到俄罗斯一直延伸至中国东北，而辽西恰巧就在它的东端。这条路太长了，海浪滔天，风沙漫漫，盗寇出没，要克服重重障碍过来，着实不易。那次和郭老聊天时，我又想起这件事。郭老说，这要追踪草原丝绸之路了，欧洲发现铜早于中国，以铸造青铜工具和武器为主。辽宁朝阳、绥中、兴城、新民、法库、东港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可能是沿着中西亚和欧亚草原地区，经由包括鄂尔多斯地区在内的三北地区即陕北、晋北、冀北，再经辽西山区和辽西走廊、辽河下游一直传播到鸭绿江口。同时，辽西的青铜器，确实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

　　有了郭老的指点，我终于进一步了解，辽西先民冶炼铸造青铜器的遗址已在牛河梁等地找到多处。考古学者们在牛河梁、北票、阜新，乃至内蒙古库伦、敖汉、喀喇沁等地已发现红山文化时期的炼铜地址、铸铜用的陶范、石范、烧铜炉残片和实物。我还在郭老家的专业著作中看到，西辽河流域的青铜器，有着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审美特性，他们铸造的青铜刀和剑，顶部喜欢做成动物形状，其他用途的青铜器也一样，在装饰图案的选择上，鸟、兽可谓常用造型，鸭、天鹅、鹰鹫、虎、豹、马、牛、獐，无论写实还是写意，形神兼备，烂漫粗犷，体现出边地少数民族刚猛勇武的性格和渔猎生活特征。

　　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北方系青铜器的基调，但也不失精致和神采，郭老给我这个外行说，北方系青铜刀剑的刀剑首能加工成铜铃样式，大铃套着小铃，虽经过漫长的时间侵蚀，晃动时仍发出声响。还有铸造难度更大的人首铜匕形器，都表明北方系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水平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

　　北方系青铜器里面，最神奇的是猪圈里挖出来的连柄青铜戈。

　　严格说，连柄青铜戈叫作连柄连珠青铜戈。

　　当年锦县（今凌海市）一个村子的农民挖猪圈，不经意间把宝贝挖出来，随手扔给孩子玩儿。好在孩子的爷爷有点儿文化，觉得这东西不寻常，交给文物部门。人们反复研究过这件青铜戈后，表情越来越严肃——这件青铜戈最大特点是柄与戈身皆为铜铸（此前中国发现的青铜戈，柄是木制的），且这件青铜戈的问世时间早于商周，晚于红山文化，可视为北方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属国宝级文物。而考古学者一致公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分布，就在大凌河上游，东至医巫闾山，北过西拉木伦河，西至桑干河，南至拒马河。这一范围，恰好是辽河平原向蒙古草原的过渡带。

　　历史上，青铜戈没有实战作用，象征奴隶制国家统一的权杖。因此，围绕谁是它的主人掀起研究热潮，各种学说层出不穷，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古方国屠何重又提及，甚至有人开始更多地考虑辽西地区与尧舜禹、与商周祖先的关系问题。商灭国后箕子为什么率遗民奔赴辽东，也因之顺理成章。

　　这么大的事，外行保持关注就好，我格外留心的，是戈、短剑这些青铜器从辽西传入朝鲜和日本，又在那里发生新的演变。像燕文化的曲刃青铜短剑、异形铜戈，过海成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代铜戈的祖型。

　　如此看来，青铜器在中国不断发展，反哺了欧亚、西亚，辐射到朝鲜半島和日本列岛，而它们之间能够汲取的渠道，就是那条口口相传的青铜之路。

　　可是，到底是谁在不停地奔走，那条路往来多少商队行旅，舟载马驮，充当青铜文化的布道者？甚至于，武士们驾着战车，挥舞着青铜武器砍杀敌人，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种金属武器的锋芒？这样长盛不衰的一条大路人来人往，为什么没有一个英雄出场，传唱一段令人心碎却荡气回肠的爱情？这条青铜大道的两侧，可居住着彪悍多情的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鹘、月氏游牧民族啊，莫非他们把高亢嘹亮的歌声唱给了天空之神，大地之神，忽略了脚下的道路。

　　5

　　必须说说玻璃和玛瑙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东北及东北亚最大的政治集团是鲜卑人建立的燕国，彼时，东西方文化交流更为活跃，以玻璃器、金石等高级宝物类奢侈品作为主要交流内容。与之相呼应的，是北路来的佛教，经西域、河西走廊到辽西、辽东，到达扶余地区的东北古族高句丽，立足发展转而向南，佛音昼夜响彻朝鲜半岛和日本海。

　　北票，隶属朝阳的辽西县级市，那里有一座朝阳、阜新、锦州三城市生命线的白石水库，水库后横亘着著名的白狼山，曹操击败乌桓的战场。白石水库作为辽西第一大人工湖泊，近10万亩的水域烟波浩渺，每至迁徙季节，白天鹅、灰鹤、黑嘴鸥嬉戏于苇草丛中，景象壮观绝美，更因曾出土“孔子鸟”震惊世界。但若说库区不远的冯素弗墓，恐怕知者寥寥。

　　冯素弗，北燕王冯跋的弟弟，鲜卑化的汉人。出身皇室的大将军，北燕国的开拓者之一。

　　这样一个贵族，生在那样一个年代，陪葬品注定多到晃眼。

　　有人统计，冯素弗墓葬各类文物共五百多件，件件都是精品。不过，我能看到的，除了坠着金叶子的“金步摇”、“步摇冠”和鎏金铜马镫，另有几件玻璃器，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件，呈淡绿色，因其形状如鸭，又名鸭嘴玻璃注。我先在网上搜索到它，然后按图索骥，跑到博物馆一睹风采。但我并不知晓，这件造型奇特的鸭嘴玻璃注拿来干什么用，今天的廉价玻璃古时为什么视为珍宝。

　　与郭老的那一次聊天，我方才领教，鸭嘴玻璃注来历不凡——它应该产于今天的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一带，由东罗马柔然国输入，传到北燕冯氏手中，作为盛香料一类化妆品的专用容器。鸭嘴玻璃注即使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是制作难度高、形制罕见的精品。而那些让我垂涎的金叶子步摇冠也多为来自中亚、西亚的进口品。

　　事实上，冯素弗墓的鸭嘴玻璃注及其他几件玻璃器，专家做过相关测试，化学分析是钠钙玻璃，当时的中国尚未生产，来源只能是进口。于是，人们又将目光转向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草原道——十六国时期，关中与中原战乱频仍，商人们已经无法穿越传统的丝绸之路与西方贸易，他们必须开辟河套地区的通道，链接东北亚与西域及欧洲。北燕政权位于欧亚大陆边缘，与东罗马的商业往来经由草原道的可能性极大，商人们将西方商品及文化带至朝阳及周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一件小小的器物，背后隐藏着多少风云变幻，多少惊心动魄。显然，鸭嘴玻璃注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东西方文化传播的介质。

　　因为鸭嘴玻璃注，我的思维跳到朝阳北塔博物馆。多年前，我和一家省内杂志做朝阳文化的专题，专门参观了北塔博物馆，在那里，看到朝阳北塔辽代天宫出土的一件带把金盖玻璃壶，壁极薄，流线造型，瓶底内还套接着一个小瓶，好玩儿得很。我在那把壶面前停留很长时间，围着它转来转去，企图品咂出一段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然而，它和所有文物展一样，简介只有出土地点、年代及名称，以致我也简单地想，一个玻璃壶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有了鸭嘴玻璃注的启示，我反思到，我一定又错了。

　　这只玻璃壶确实大有来历。它产于波斯的萨珊或伊斯兰时代，制作技艺高超，也是作为精品输出的。

　　一把壶，一下子将事件背景推向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这个大名鼎鼎的王朝，统治过今天的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部分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波斯湾地区、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甚至控制范围延伸到印度。而它与契丹大辽国的密切交往，通过玻璃金壶反映出来。我猜想，以它的名贵，极可能脱离民间贸易，出现在国礼单上。也就是说，它应该是高规格的馈赠，国与国之间缔结友好情谊的传达。

　　比之玻璃壶，琥珀似乎更能证实大辽国构筑了连通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倍受辽贵族宠爱的琥珀及制品，很多由波罗的海经中亚传入辽王朝。

　　琥珀之于中国，大约自唐宋始，文献中波斯、回鹘等西域诸国使团远赴中原献供，不乏这样的记载。大辽国的《契丹国志》也写道，高昌国、龟兹国、大食国、小食国……至契丹贡献玉、犀、珠、琥珀、玛瑙器。这里所谓的大食，即今天的阿拉伯。但西域和阿拉伯不产琥珀，他们是借着古代贸易之便，将波罗的海的琥珀倒腾到大辽国，贡献契丹贵族，做成美丽的饰品、佛教用品等等。作为回馈，大辽国的贸易单上罗列着马、牛、羊、陶瓷和锦绣。

　　辽产的锦绣叫“番罗”，是辽朝霞锦、云霞锦、绮罗绫的统称。

　　其实我知道这东西很晚，费了挺大劲儿，也没得见实物，只看到一枚辽代设于朝阳“兴中府绫锦印”。

　　契丹人追崇琥珀玛瑙和丝绸近乎疯狂，耶律阿保机为得到华贵的丝绸，号召民众在大小凌河两岸广种桑麻，发展丝织业。甚至于，挑选一批掳来的中原汉民建城，专门为皇室织绫锦，这座城，后来变成渤海边的锦州。有国策号令，民众自然不含糊，契丹丝织业快速发展，竟有十类近百个品种。于是，丝织品成为大辽对外交流的大宗产品，《诸藩志》上说，大辽曾经向十六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丝织品，连宋朝商人也大批采购辽出产的番罗，使大辽国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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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北小城开原，明代最早开设加强与女真边贸的马市。

　　我对这座小城不太熟悉，统共去过三四次，给我的感觉，它与辽东山城风光迥异，因地处辽沈平原，坦阔、明朗，尤其秋天，金色稻田包裹着小城，美得惊魂。但我看开原，钦佩的分量占更多——清太祖努爾哈赤兴兵初期，首攻抚顺，再攻清河，三攻开原，三城之中，开原城最为惨烈，大明军民不堪被俘受辱，竟纷纷自尽，投井者、上吊者、服毒者，达十万之多。这段历史，我不止一次跟人讲过，我说开原是座节义之城，烈士之城。

　　而开原岂止这一点可书可写。

　　丝关。开原城的别称。这个名字的含义，就像锦州、银州一样，不用多啰唆，你就知道意味着什么。

　　开原城设市在明永乐年间。彼时明成祖朱棣外交内政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面派郑和下西洋开拓海路贸易，扬国威于西洋列国，一面令女真太监亦失哈九上北海，招抚女真各部，于辽东都司以北设奴儿干都司，扩张江山版图。

　　明成祖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为打击蒙古残余势力曾亲征东北，东海女真部落首领阿哈出效忠燕王，随其征战，平定蒙古残余势力后，朱棣娶了阿哈出的女儿为妃，亦失哈就是阿哈出给女儿陪嫁的高级奴仆。

　　郑和指挥宝船下西洋去了，亦失哈率三千明军，经渤海抵辽东，再经辽河漕运抵开原，汇合开原城周围的女真官兵，押运大批丝绸瓷器、铁具茶叶，北上至伊通河，再搬运上船顺流入松花江、黑龙江，招抚海西和野人女真，实现了明王朝政治构想——在奴儿干都司设立数量众多的卫所，辖治远东地区及库页岛，并依托奴儿干都司在元代基础上开辟“海西东水陆城站”交通线。

　　可惜，意义重大的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但是古道绵绵不绝，开原作为中原与东北贸易重镇，转运明代大量丝绸诸物至“海西东水陆城站”运往东北腹地、库页岛，再南下越宗谷海峡抵日本北海道。这条长达千余公里的东北亚水陆贸易通道，一直沿用至清朝中期，中国的丝绸、绢、苎丝等，循此入北海道，再传至日本内地。

　　细细思量，这条东北亚海陆通道的开凿，要归功我的母系祖先肃慎人。

　　在帝舜时代，居住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掌握着一条秘密的大道，沿这条大道，他们可以直入中原，朝贡楛矢石砮、东珠貂皮，因之，这条路线命名“肃慎道”。

　　“肃慎道”始于黑龙江，沿松花江溯水而上，接辽河、大凌河古道，经和龙（三燕时期朝阳旧称），越燕塞卢龙、喜峰口等，入中原。

　　推及盛唐，肃慎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大程度地效仿了长安，玄宗赐名“渤海国”。

　　关于这个渤海国的称谓，我不懂玄宗出于怎样的心思赐予了肃慎人，从地理上看，渤海国都先吉林后黑龙江，并不靠近渤海。若要找个出处，兴许是延续了汉文帝设的渤海郡，但汉渤海郡治河北、山东及天津部分地区，不包括傍渤海的辽西。排除这两个依托，还有一个历史因素可循。

　　其实渤海国由肃慎人的一支粟水靺鞨建立，隋朝末期，弱小的粟水靺鞨依附高句丽，唐太宗灭高句丽后，粟水靺鞨被迁营州（唐代朝阳市）。到武则天统治时期，辽西契丹反唐，大破营州。危难之际，靺鞨首领乞乞仲像率部东渡辽河，返回故地，在牡丹江畔筑城反击契丹，因功受武则天嘉奖，封震国公。

　　后来乞乞仲像的儿子大祚荣受封渤海郡王，国改称渤海。

　　我想，唐王朝册封渤海国，必是从政治愿景出发吧，期望渤海国能够像汉治的那个渤海郡一样有所作为，再就是情感上的笼络，毕竟营州依傍着渤海，是粟水肃慎人的第二故乡。

　　渤海国王们的确没辜负唐王朝的政治构想，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先祖的肃慎道，一百四十多次到长安进贡。还根据国情设置五条主要交通干线，其中龙原道通日本，新罗道通朝鲜，营州道通中原。

　　“海东盛国”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龙原道，是一条彩色的、柔软的海道，因其以丝绸和棉花贸易为主，称“沧波织路”。

　　渤海国第二代国主大武艺是个颇具雄心的人，他决意打通一条海上航线，直抵海汉悠悠的日本。于是，他派遣使臣携带国书和珍稀物资乘船下海，一路上斩风破浪，不料误入虾夷，使团十六人被杀，幸存的八人没有放弃，继续航行至日本。圣武天皇对渤海国用生命和鲜血奉上的友谊之花热诚回应，设宴款待渤海国使臣，并说，“沧海虽隔，不断往来”。

　　第三代渤海国王大钦茂执政时，渤海国都上京龙泉府迁至东京龙原府，即牡丹江畔的宁安和珲春。大钦茂继承其父志向，不断地派人闯海，继续加强与岛国日本的贸易合作。

　　沧波织路的出现，使龙原府成为渤海国与日本贸易往来的门户，渤海国送去了丝绸，带回了棉花。渤海国派出的使节，大多为文化、技术及农业方面的人，日本天皇则派人到渤海国学音乐、舞蹈，那时候，一大批渤海国诗人在日本扬名，所写的诗歌留在日本国文献中。

　　鸭渌道，是渤海国开辟的一条朝贡道，从上京龙泉府出发，先行陆路至中京显德府，西京鸭绿府，转海路至山东，再至长安。日本人进入长安，也是“循海岸水行”，穿越对马海峡、朝鲜半岛，抵龙原府，转鸭绿江，进行各种交流活动。

　　渤海国最驾轻就熟的就是营州道，他们从粟水登船，踏入科尔沁草原，进西辽河源西拉木伦河，再经昭乌达盟（今赤峰），大凌河谷到营州。

　　一条东起大海，南抵中原，北接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商贸大通道，就这样辗转迂回，沉淀着彩陶、青铜、琉璃玛瑙、丝绸瓷器的颜色。海洋、草原、农耕三大文化交汇融合，滋养着辽西这片土地，成为许多人共享的精神原乡。

　　张骞的脚步尚未踏进沙漠时，一大批波斯商人已经在辽西用银币做交易；长安城里的胡姬拋着媚眼扭动腰肢的时候，惯弹琵琶的辽东小妇且歌且舞，戳中远征将士的泪点；王维在渭城的细雨中送别元二时，营州少年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衣服驰骋原野犷地打猎；宋人狂欢于富庶优雅生活的时候，完全想不到辽金三彩的美直逼唐三彩……

　　这就是辽西，隐匿着辽宁的精彩。它不是普遍认识中的没落与困窘，苍白到言之无物，而是太过丰盈灿烂，一时半会儿你悟不透。若你想读一读辽西，首先要建立文化自觉，尔后自信，心怀崇拜与仰慕，甚至愧疚，重新会晤辽西。

　　责编手记：

　　隔着茫茫的草原、辽阔的海洋、一望无际的戈壁，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是如何连通的？独特的文化密码又是如何进行传递、相互碰撞乃至进一步发展演变的呢？

　　生活中永远需要一双擅于寻找和发现的眼睛。王开也许并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达人，但她的文章里闪耀着一种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她乐于在博物馆里捕捉灵感，在考古学家的口中寻觅线索，在各类书籍和资料中反复考证，以彩陶、玉器、青铜器等实物的传播和影响为线索，呈现了一幅古辽宁大地的物资交换与文化交往的路线图，让我们看到同期多地发源的中华文明如同璀璨星群，照亮我们的生活，启迪我们的智慧，并赋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与信心。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