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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丛荆棘长到一起的时候，嘉庆建成了山谷中最严密的城堡。

　　不仅仅是退休后的寄托，他把压抑了大半辈子的心性倾注到这项工程里。他做梦都想有一块由着自己来的地，但像儿子说的，“理想从来就不是工作”，你得是砖，天南海北任人搬，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想要的生活，只能从退休后开始——还不一定。他们这一辈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嘉庆夫妇曾在红岭水泥厂郊外一处几近四十五度角的红泥坡上开荒种旱藕，收获的时候一失手，那些肥大的根茎就会随着土球骨碌碌滚到右江河里。就在嘉庆琢磨着如何建起更稳固的旱藕梯田时，一场暴雨把坡地冲刷得稀巴烂。这意味着家里用旱藕充当主食的日子宣告结束，儿子当时念小学，听到这，高兴得跳了起来，被他狠狠扇了一巴掌。

　　他们还在旧厂址一个废弃的小足球场上种过棉花，薄土上的收成积攒两年，有了二三十斤棉花，打了三床被子，一床给升初中的儿子带到学校去，另两床夫妇两人盖到现在。在一场极有望改变收成的施肥后，厂里把地块收回去，建起了职工宿舍楼。

　　他们甚至在厂里的萤石场种过猫豆。立窑车间排出的废水将地块染得黑漆漆的，如同采油基地，下雨的时候，从水洼的反射中还可以看到变了形的七彩天空。收来的猫豆晒干后，一瓣瓣敲开，成袋运到那坡镇药材厂收购站，一斤能卖三块四。收成季节里，除了能给念高中的儿子寄去生活费，给乡下的母亲预留出下一年的生活费，家里的吃穿还能宽裕一阵。但好景不长，后勤处主任以肃清厂貌为由，禁止了所有闲置地的耕植。

　　最后一批猫豆装袋封口时，克芬说：“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地。”

　　因为克芬的农转非迟迟办不下来，转不了合同工，几十年来光靠嘉庆一个人的工资，家里花费总是吃紧。他嘴上不说，暗地里没少对她动过无名火。听到她这话，他想起她仍然保留的下尧村户口，以及农村户口搭连的这块小小的林地，他倏然看到了自己最后也是最理想的安置地。

　　他趁探亲假无数次勘察过这里。这块林地位于村坳上，与其说是林地，不如说是石林，像一捆捆攒到一起的刀尖，稀疏盘缠着几株老毛竹，简直无从下脚。尽管毗邻碎石县道，村人都没发现它有任何被打磨的价值。嘉庆退休回下尧村下地脚那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嘉庆上过民国私塾，解放初期的县级小学和初中，工厂在七十年代初期派送进修的职工大学。凭借着基础而扎实的运算，他在石林上完成了精确的布局和设计，包括一栋傍山而建的房子，连底层的储物间，共有三层半；以及一个种有四季蔬果花卉的园子。建筑风格简洁、方正、实用，延续着浸淫了他大半辈子的工业风。

　　浩大的工期持续了整整五年。除了房子浇筑天面请人，其余每样活计都是夫妇一手操持。就連用的将近两吨水泥，也是嘉庆在退休前的几年里让克芬到厂里的成品仓库一点点扫了攒下来的。因为计划周密，所有开支都在预算之内，两人供儿子念完大学所剩不多的积蓄和嘉庆每月微薄的退休金可以承担。

　　村人自浇筑天面那些天见过石林上园的雏形，就再也没有看过它完工后的样子。即便如此，正在完形的局部还是让他们啧啧惊叹。最费周章的要属引水环节。村人吃水都要到坳里的公共泉口挑，而嘉庆已经建成了私人引水系统。他在石窝处掏挖了个十平见方的蓄水池，在山上找到泉眼后，通过深埋于地下的管道将泉水引入园中，除了日常用水，还能灌溉园中的蔬果花卉。

　　不断有人撞见嘉庆将山上的植物移植到园里去，包括红心番石榴，捋了叶片就可以生吃的铁皮石斛，山葡萄藤，绝壁上的兰花。林林总总的物什让他们对石林上园的想象平添了一层又一层，却又止步于嘉庆用碎石块、天然石崖、荆棘构筑的围墙。村里历来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但嘉庆狡黠地置身于规则之外，他既不到别家串门，别人也不好到他家串门，就连浇筑天面请人，每个人的工钱他也论小时算得分毫不差，让人情没有余地可讲。

　　“不合群”曾是嘉庆在厂里的年终考核得到的评鉴，虽说是缺点，但不足以致命。小咎放到一只上好的青花瓷瓶是缺陷，但对于一只普通的瓷碗来说，又算什么呢！多年来，他自认为以普品的伪装生活在那群蓝蚂蚁工友中。尽管儿子会不时提醒他，不少职工子弟对他在半废弃的足球场上耕植也颇多微词。这听上去简直是一个糅杂了小市民和小农特征的人物白描，但他依旧相信自己深藏了不为人知的与众不同，以此对抗日常琐碎自知或不自知的侵蚀。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在自欺欺人。

　　嘉庆其实很享受与村人的隔阂。在经营石林上园时，他感到某种自我判断终于获得了肯定和释放。在厂里人眼中，他仍未摆脱小农秉性；而在村人眼中，他早就是端上铁饭碗的城里人了。事实上，上初中后，他就很少回村。之后便是农转非进厂务工。母亲去世之前，他也只有探亲假才回来。正是因为这样，园子的存在获得了舆论上的合理性。

　　计划内的一切都很完美。每天清晨嘉庆站在自家露台上，视野可以直接略掉坳下的鸡鸣狗吠，直达郁郁葱葱的魁山，甚至更远处葬着他祖辈的感秧山，而他也终将会葬在那里。园子里的菜地出产最新鲜的蔬菜，木瓜树和香蕉树保证一年四季不间断的水果供给。卖肉人会第一个摁开他们家的门铃，他们可以先于他人挑出肥瘦相宜的肉块，并在村人聚拢之前早早关上院门。

　　除了与儿子的联系。

　　嘉庆的原计划是通信。儿子在省城南宁念大学。邮差每周会到村里来一趟，一来一往最快也要大半个月。用儿子的话说：“像穿越对话。”他的信越写越短，越写越少，大学毕业后彻底绝迹。没有儿子的音信，他还好说，克芬一个女人家全无着落。

　　果镇倒有电话。从村里到镇上去有过巴士，龙何村首富买的，没过几年，在碎石路上颠成了长方块的废铁。没办法，到镇上去还是得坐摩的，让山风在脸上刮一个小时，单人跑一趟十五块，来回三十块。让嘉庆不能容忍的是，计划外的开支在他有限的工资里生生剜去不小的一块。他下了禁令，夫妇两人每个月只能到镇上去打一次电话，每次限一个人去。

　　从来顺服的克芬当着他的面，从鞋底、衣角、衣柜犄角旮旯抽出一卷卷新旧掺杂的钱。

　　嘉庆诧异于自己防范严密，屋子的窟窿里还是塞满了私房钱。

　　“这是两千八，你再添一千，到镇上去，把天线电话带回来。”

　　嘉庆听过克芬说的“天线电话”。那是通信公司曾经针对公共通信讯号尚存死角的偏远地区推出的一种过渡性电话。它长着固定电话的样子，但安装要复杂得多，成本也更为高昂，因此无法风靡开来，一个村子最多有一部，多成了收费的公共电话。

　　“我这辈子可没求你给我买过什么！”克芬撂下一句狠话。

　　这话堪比一记耳光，让嘉庆的脸烧到耳根。克芬年轻时候长得清秀，不是没有过更好的选择。追她的人里有个乡村教师，后来当上了县组织部部长。嘉庆想起自己婚前跟克芬说过：“我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花足够了，你爱怎么花怎么花。”但他从未给她添过一件新衣。她在厂里打零工赚些苦力钱，除了个人的日常开支，他要求都要上交，权当家庭公用金。她也没有过怨言。几十年过去，他当初的承诺变成了谎言，却被时间掩盖得刚好，直到现在被击碎。

　　嘉庆很快把和天线电话相关的物什买了回来。可一想到部分设施要置于园外，他禁不住担忧。早在建园之初，他曾想把理想化的耕植推及山谷，甚至整个下尧村地界，但事与愿违。

　　嘉庆在曾鞍马山下的泥水池里放养过一铝皮壶的泥鳅，以结束喀斯特地界没有鱼类养殖的历史。泥鳅们惊人的繁殖力很快让那个池子变得局促。无所不至的放牛人知晓后，池里的泥鳅一扫而空。“大部分钻到了泥浆里，他们抓不到。”他对克芬说，也是自我安慰。但早早到来的旱季让放牛的老少们有机可乘。小小的泥水池变成了放牛人的狂欢场。他们一把把掏出半湿不干的土块，就能抽出一条条肉乎乎的小鱼。光是三叔公就抓了一小簸箕，用花生油煎后，当了三天的下酒菜。

　　嘉庆还在村关口外克芬名下的一亩三分山地种了嫁接的桃李。青壮年大规模外出务工后，村里基本空了，但周边的山地却因闲置繁茂起来。嘉庆不曾记得喀斯特地界的水土竟如此适宜植栽。春末夏初，白花热闹过后，樟脑丸大小的绿果子一夜之间被采得精光。半个月后，有人在廷礼玉兰家吃到了盐渍的桃李。

　　对于石林上园之外的防范，嘉庆心有余力不足。但最让他惊悸的莫过于，自己精心构建的园子的围墙竟然也有疏漏。他在掏挖的景观池放养过十只初生的中华龟，两公八母，不定期投到池子里的番薯和菜叶被它们啃噬精光。后来它们已长得有如白瓷碗大小。大晴天里，它们还会爬到池子里的石背上，翻晒自己的甲壳，稍有响动，便“噗通”一声扑到水里。但还没等它们开花结果，一场五十年不遇的暴雨便突袭了八百里石山区。喀斯特地界一年到头都是湿的，但要找到人畜饮用水却很难，石灰岩中有太多的暗道，将水引向中空的地心。至今仍让嘉庆感到遗憾的是，园子的布局和设计只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蓄水，没有涉及如何排水。十只龟随着景观池溢出来的积水悉数走失。石山有千万条下行的暗道，他猜它們应该是爬到了坳里。但他避人耳目搜寻了半个月，一无所获。一个月后，有人看到廷礼在村尾的毛竹林里倒了一堆砍成方块的龟壳。

　　嘉庆摸透了天线电话的弯弯绕绕，在腊月一个极寒的雾雨天清晨，趁着坳里的人还没有醒来，他带着干粮、矮脚凳，和相关物什，只身上了魁山。他将天线装到了半山。周边的杂木把它掩藏得很好。在这里，它将会尽己所能，去捕捉在空中胡乱飞蹿的信号。至于接收器和蓄电池，则被他安置在附近一个从未进过雨水的山洞，洞壁上都是泛白的硝土，地上还有躲避镇上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育龄妇女们偷偷开灶留下的炭骨。最后，他把接收器电线伪装成一般的电线，借着暮色牵引下山。

　　嘉庆所知道的那些村中事，大都是小核桃告诉他的。他在院里做木工的时候，那孩子就哧溜两大长串鼻涕，隔着门跟他嘟嘟囔囔，同时不忘警惕地左顾右盼，仿佛两人在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嘉庆对这背后的示好并不领情。他种在院门口的三角梅开得正旺的时候不翼而飞，门铃刚装好后常有人摁了就跑，细究起来，小核桃都难逃干系。对绝大多数村人来说，家长里短之外总有更重要的事情，譬如说填饱肚子，嘉庆的园子再唬人，也只是饭后的谈资，除了到了入学年龄还在家门口晃荡的小核桃。他常像蜘蛛一样趴在嘉庆家院门上，朝九晚五。一次，要不是嘉庆喝断，他甚至试图贴着石壁爬到园里。

　　克芬提醒嘉庆，让别人看到一个七岁的孩子被关在门外，难免会说他们刻薄。但他并不打算破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还是嫌吵，最终把活计搬到园子里，躲了个清静。

　　当电话铃声第一次响起的时候，嘉庆察觉到石林上园设计的又一疏漏。一声尖利的声响穿破了所有严密的伪装。克芬兴冲冲抓起了电话，而他恨不得用被面把那小玩意闷死。

　　循声而来的小核桃又一次摇响了院门。

　　嘉庆没有提醒他，那铁门刚漆过，心想不过是再刷一遍罢了，反正他那身棉袄也脏得看不出底色了。

　　“我听到铃声啦！”那孩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说。

　　“那是我装的另一部门铃。”隔着铁门，嘉庆这样地回答他。

　　但他迎来了最稚嫩也是最直接的拆穿：“你家里不会是藏了一部电话吧，我在电视上听过！”

　　2

　　院门再次被摇响。嘉庆就知道小核桃没那么容易消停。让他愤愤然的是，为了给石林上园的防护添加些许正式感，他安装了一只硕大的自制门铃，并在木板上用红漆标识清楚，但村人还是习惯于用最原始的方式叫门。那只为文明秩序而生的门铃，沦为了一个浮夸的饰物。

　　没想到是廷礼，光脚穿了双人字拖，在门口瑟瑟地抖。

　　“嘉庆哥嘉庆哥，看见我家玉兰了吗，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回家了！”

　　嘉庆没开门，冷冷地说：“没注意。”

　　等到廷礼走远，克芬说：“大前天你不是还指给我看，说岭上哭着往关外走的那个人像玉兰？”

　　“有了第一句，就会有第二句，没完没了！”

　　廷礼才四十多岁的人，总是佝偻着腰，像个小老头子，是为数不多的留守青壮年，他家也是少有的土草屋。嘉庆对他没好气，浇筑天面那天找了他，哪知他纯粹就是耗工时，还嚷嚷着要抽好烟喝好酒。还好他老婆干活实在，饭食也不挑，“有米酒拌饭就行，香甜。”她总说。要不是看在他老婆份上，嘉庆是不会把他工钱结全的——不过就算给了他，那钱也不会在他手上温多久，一夜好赌，又花落别家。

　　第二天，三叔公提着一条分量充足的腊肉敲开了院门，身后还跟着小核桃。嘉庆苦心营造的防线就这么被打破，克芬并没接他眼色，只管招呼来人到堂屋就坐。

　　腊肉上了神桌，三叔公撇开一条跛腿开了腔。没剩几颗牙，他说起话来腮帮子一鼓一瘪的，给一张核桃脸添加了几分喜感，一对扒拉开的眼缝，浑浊中透着光亮。他开腔的中心大意，就是嘉庆是他看着长大的。这套路嘉庆再熟不过，他在水泥厂的三十五年里，他这一拨，加上克芬那一拨，两路好友亲朋到家里来求接济，都是先攀交情做的铺垫。他理性到近乎冷血地拒絕了绝大多数人，因此，微薄的薪金在应对几件花钱如流水的人生大事后，还略有盈余。除了悭吝的名声，他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但这一次，只要数额不大，他倒愿意爽快掏钱，只求快些把他们送走。

　　“你们昨天夜里听到狐狸叫了吗？”

　　嘉庆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接话。

　　“没听到？”三叔公叹了口气，“要不怎么说，只有快死的人自己才能听到呐！”

　　“是要做村社了吗，份子钱我们给。”嘉庆小时候是听母亲说过，狐狸一叫，多半会死人，但做了村社，说不定也就能扛过去。话是这么说，但也没听说有谁听过。

　　“有比村社更要紧的事，就是要我外甥国军过年回家。”

　　嘉庆正琢磨这些弯弯绕绕和自己的关系，三叔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入了正题：“你们家电话能借我用用吗，我想给国军打个电话。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去不了镇上了，听到狐狸叫，想着兴许它唤的就是我呢，我走也要定好了接班人再走，年轻一辈里算来算去，也就国军八字合适，再说，他也要回来照顾儿子不是？”他适时推出了小核桃。

　　小核桃欢快地点了点头，鸡窝状的头发像打了蜡，颤也不颤。

　　三叔公是村里唯一的师公，村人待他比村主任还尊贵。他在话里下了这么重的本，嘉庆不好戳穿。嘉庆见过他在山上放牛的样子，还像只长臂老猿似的，精准勾住树枝，在石丛上跳来跃去，采集那些从石窝里冒出来的蕨菜芽和地衣。但嘉庆实在不愿轻易就范，好比几十年里不得不借出去的钱，总还要暖暖手才松开，而其中绝大部分一放手就成了永诀。

　　局面僵持不下，还是克芬帮着他下了决心：“三叔公，国军在广东什么地方，你有他电话号码吗？”

　　“具体在哪他没说。小核桃跟着我，钱他寄回来过几次，每一次地址都不一样。去年春节我听小五说，国军和他们进了城中村一家皮鞋作坊，小五给我留了老板的电话……”

　　三叔公挂断电话，带着泪糊糊的小核桃出了院门。嘉庆迫不及待插上了门闩。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他恨恨地对克芬说。

　　“开门不拦笑脸人，何况他还是叔辈。”克芬提起了神桌上的腊肉，切下一小块，放到沸腾的白水里焯。克芬小他五岁，清瘦的身板让她行动起来比工厂里的同龄人要灵活得多。

　　听她口气，要不是他一个劲地使眼色，她指不定还会留他们下来吃饭。他躁怒起来：“我连通到村里的小路都没修，你以为我是为了省材料呐！”

　　“两斤腊肉打一通电话，你不亏！只不过腊肉这东西，你吃，我不吃，再不吃！”

　　嘉庆在这话里隐约听出了挖苦的意思。在工厂生活中，势均力敌的对话在他们这个工农结合的家庭不会出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她注定是他的依附。他从没动手打过她，但没少给她罪受，他吃准了她不会还手。“腊肉事件”就是无数次冷暴力中的一桩。在工厂的黄昏市场上，他以半买半送的价格包圆了小山一样的肥肉堆，并依照卖肉人附赠的秘方，将肉条蘸上花生油，晾了一竹竿的腊肉，试图抵消那个冬天在肉类上的所有花费。没到一个月，儿子说见到腊肉就想吐。他自己也吃不动了，胃里像刷了厚厚一层油膜，吃了一星期的清水煮萝卜才刮除干净。那一溜透明的肥肉条淌着让他心疼的油水，日以继夜。节俭的天性和对饥饿的记忆让嘉庆对食物有着狂热的强迫症。它们既已无法炼出油，他更不忍心把它们当垃圾扔掉，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让克芬统统吃掉。带着对这次花费的懊恼之情，他严苛地监督她的食用进度。直到她嗓子哑了，剩下的肉条连同竹竿在儿子回校前神秘消失，这事才算收场。

　　嘉庆想起昨天，他跟廷礼说没看见玉兰，克芬当下是没回嘴，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把怀里的一簸箕菜摔到了地上。他忽然想到，刚才她开院门招呼三叔公和小核桃进来，不是没注意到他的眼色，而是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如果他知道这是他余生里她无数次冒犯的开始，或许他不会过早大动肝火。

　　“下尧村从来就没来过狐狸！”他咬着牙说。

　　3

　　浇筑天面的时候，曾有族人提议嘉庆修一条通到坳里的小路。他不置可否。

　　和嘉庆不同，直到今天，村人仍旧结群而居，他们像集体迁徙的候鸟和海洋鱼类一样，涌入城市的工厂和工地。

　　在广东东莞城中村一家皮鞋作坊，工人们刚从操作台上下来。从他们手上做出来的皮鞋，会被打上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商标，以低于100元的价格在农贸市场和地摊上出售，回到和它们的制作者一样的人手里。制造皮鞋用的刺激性化学药水不但腐蚀工人们的指纹，还腐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对简易桌上两大盆菜饭全然无感，只求能够快速填饱肚子。每年回乡做短暂停留后，他们便集结在大城市的边边角角谋生。“包吃包住”是老板招工条件中最讨喜的一项，白米饭管饱，油水是不寡淡，鸡皮炒萝卜，肥肉炒白菜，轮着换，因为便宜。下尧村打出的第一个电话，在这里被人接了起来，这划时代事件让小作坊沸腾起来，大家争先恐后扒拉进来，只为跟电话里的人打声招呼，场面一度失控。电话被挂断后，大家才想起，三叔公要找的国军早就因为酗酒被辞工了。

　　皮鞋作坊的小五去大排档吃烧烤的时候，把消息告诉了玩具厂的小六；小六去打桌球的时候，告诉了桑拿城的小七；小七去借摩托车联谊的时候，告诉了酒店的小八；小八去野马歌摊K歌的时候，告诉了网吧的小九；管理网吧的小九在QQ上复制粘贴，把消息发送给了每一个他认为有可能知道国军下落的人。伴随着消息的扩散，嘉庆的电话号码也传遍了广东的喀斯特工友圈。

　　工厂电话、报摊电话、公共电话，甚至是刚推出不久的黑白手机，在外的村人们用各种端口朝着下尧村这唯一的端口打来，线路变得拥挤不堪。嘉庆田园笙歌戛然而止，比电话机更不堪重荷的，是他的神经。在园子里男耕女织的日常成了奢望，嘉庆一接起电话，克芬就要扒拉着山石枝叶下到坳里去喊人，甚至还要到外村去。为了防止村人到园子里乱窜，嘉庆把电话机搬到了离院门最近的独立储物间，并在通往园子的过道上加了一道门，在放人进来之前早早上锁。

　　三叔公打头阵的腊肉条成了接打电话的收费基准，嘉庆家被红豆绿豆黄豆、蕨菜干芥菜干豆角干、红薯芋头葛根等等土产填满。甚至还有稀奇古怪的草药。包括一串鸡砂囊内壁，龙何村赤脚医生带来的“鸡内金”，说是能健脾胃，而他被疯传曾让病人误食苏木籽身亡。那人来给念护理学校的女儿打电话。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带的是一把在山洞里掏的蝙蝠屎。他对嘉庆说：“我看你的肝不太好，这是夜明砂，清肝明目。”

　　得到的和失去的严重失衡。嘉庆有时候忍不住想，自己耗时五年，倾尽大半家财，到头来不过是给村人造了一所世界上最好的电话屋。这想法愈发让他百爪挠心。他认为自己既已从生活的桎梏中残喘下来，就应当珍惜这小小的升华。

　　“家里就像个田鼠洞！”一送走来人，嘉庆就跟克芬抱怨。

　　收到的东西类多量少，还好他之前自制的柜子以抽屉多见长，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收纳。克芬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说下去，她抓着一小包绿豆，站在和中药铺药材柜一样多的抽屉前咕哝：“其他豆子放哪里了呢，晚饭不如煮八宝粥吧……”

　　这茫然恰逢其時。茫，是克芬脸上常有的神情。嘉庆觉得这在她脸上是合理的，因为学历的关系，毕竟她只念完高小。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差点被她骗过——她无非只是选择了糊涂的时机。这高明的世故，为她在接人待物上赢得了好口碑，如今却让他生厌，他觉得守护石林上园变成了自己的单人阵营。

　　“恶人我做，好人你做！总有你做不成的时候！”

　　他用毛笔在木板上刷了字，拿到院外。

　　小核桃仍然扒着院门，近段时间他都这么守着，好尾随接打电话的人进来，在电话里蹭问国军的下落。

　　嘉庆“哐当哐当”把木板钉在门外，转身看到小核桃一脸不解，冲他嚷嚷道：“没上过学是吧！看不懂是吧！上面写的是‘收费电话：接电话每次5元，打电话每分钟3元！”

　　话费变现大大遏制了村人接打电话的热情。嘉庆幸灾乐祸地发现，对钱悭吝的，不光是自己一个人。村人带来地上长的和山上采的土产，一折算成钱，其实大部分要比木板上标出的数字要高，但面对具体的数字，不管多少，他们总会面露难色。打电话的人基本绝迹。不得不来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像握着个烫手山芋，在嘉庆的眼皮底下，他们极尽曲折地暗示电话那头的人，没事再不要往家里打这破财电话。石林上园虽说没能像以前一样与世隔绝，至少在大部分时间恢复了平静。

　　“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不过是‘吃了吗，别饿着，要不就是‘多攒点，别乱花。”

　　嘉庆不无嘲讽地说，瞟了一眼克芬。

　　她正坐在门槛上摆开剪发工具。不管他是赞美、抱怨，还是诅咒任何人、事、物，她照例要附和。家里只能有一个人的声音，两人几十年都是这么过的。但这一次，她只顾着给剪手推上机油。这无视不带任何修饰。

　　“我不是上个月刚剪过头发吗？！”

　　“这回可不是给你剪的！”

　　她举起剪手推，不锈钢齿在阳光下咬合着闪闪的银光。她站起身来，朝院子里走去，接下来便是开院门的声音：“来，小核桃！”

　　4

　　克芬现在快活了，事实上，嘉庆从未见她这么快活过——脚下是分到她名下的地；柜子里的钱和物虽说是话费，却也是她的好人缘带来的；在家里时不常还能跟儿子聊上天。就她有限的人生经验而言，美满不过如此吧，嘉庆想。

　　克芬甚至不顾他反对，把小核桃放到园里来，给他洗头，洗澡。有一天，嘉庆看小核桃身上的小外套眼熟，盯了半天才想起来，那是儿子小时候克芬给裁的。

　　从工厂转到乡村，嘉庆在家庭关系中的权重其实是下降的。自农转非后，村里的“分田地到户”便和他没关系了。倒是早早嫁过来的克芬，分到了三亩林地和一亩三分耕地，也就是现在他们脚下的这片石林和他种下桃李的那片果园。

　　使嘉庆在家中地位迅速下降的，还有儿子大学毕业，经济独立，不再依附于他。

　　“儿要穷养”的古训，给了本要穷养儿子的嘉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要说玩具，儿子八岁以前的衣服，他一件没买，倒不是从亲戚那搜刮的，那些穷亲戚还等着他接济，而是和双职工家庭的工友讨的，说是“百家衣”，穿了好养活。直到有一次，他和一个工友起了罅隙，那个工友揶揄道：“人家孩子的‘百家衣就一件，你家的还真是一百件！”儿子小时候不懂事，还像其他小孩子一样跟他讨这讨那，被他打哭了几次后，就再也不闹了，只是怕他。他一动怒，儿子就躲到克芬身后去，探出头来，看着他。

　　嘉庆觉得自己对儿子是严苛了，但并不后悔，一个人的工资养三个人的工薪家庭，时不常还有推脱不掉的亲戚接济，可不都是这样的吗？他心存侥幸认为儿子长大后会理解，但儿子没有。寒暑假儿子回来，父子相对，除了尴尬，就是沉默。

　　自“腊肉事件”后，嘉庆一直清楚他们母子同盟的存在，只不过还没影响到他的权威，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他也就没有横加干涉。他一直留心找机会冲克芬大发雷霆，不为别的，只为再度确认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但她一直没有给他留出什么破绽。他甚至以天线电话话费贵为由，规定她一星期只能给儿子打去一次电话。而她连这个指标都没用上，儿子和她约好了，他打过来，她只管接。

　　儿子打电话回来，要是嘉庆接的，儿子会直接问他：“我妈呢？”有一次，克芬在园子里忙，嘉庆接的电话，喊了她。在她走过来之前那一小段鸡肋时间，挂断了没必要，放着又可惜，嘉庆只得继续拿着话筒跟儿子打哈哈，没想到他自己吐出来的，也还是村人常跟在外的儿女们叨叨的那两句：“吃了吗，别饿着”；“多攒点，别乱花”。而克芬一到，一接，照例笑语欢声。有时候克芬接着电话，看到他站在门口，还会下意识放低了声音，背过身去。

　　现在看来，克芬不但维系着嘉庆和他出生地之间的联系，也维系着他和骨肉之间的联系。意识到这一点，他震怒中带着惶恐。

　　儿子重要人生节点的所有讯息，他都是通过她获得的，但她也只是挑着说。有时候在他看来，简直是这对母子同盟抛出来的施舍：

　　“晓光实习了。”

　　“晓光找到工作了，编外的。”

　　“晓光拿到编制了。”

　　“晓光离开原来单位了，和几个朋友一起干，过年加班，不回来了。”

　　“晓光谈了个女朋友。”

　　“晓光打算明年买房子，现在在攒首付，到时候加上装修、家具家电，得二十多万。”克芬在饭桌上跟嘉庆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陈述而不是祈使，大概她也知道家里所剩不多。而依照他的秉性，是不会倾尽所有，或是去榨干人情借外债的。

　　没有比让一个六十岁的人妥协更难的事，但比起让嘉庆放弃现有家庭权威来，总还是要容易一些。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首付家里帮着出。”

　　“哪里还剩什么钱！”

　　“从现在起，回到战备状态。”他说的是以前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个人的境况。

　　“乡下攒的钱城里花，这个坑怎么填？”

　　嘉庆盘点了所有的收入和产出。他的退休金是定量的，每个月九百八十二块，二十万要攒到猴年马月，都是可以算出来的。但他不愿就此承认被难倒。在他看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世上的关口，只要硬着头皮上，总是能过去的。可他们变现的产出实在有限，不过一个自给自足的园子和一亩三分果子被偷后疏于管理的果园。至于电话屋，自从他把牌子挂出去，门可罗雀。

　　持续不断给他送钱过来的，只有廷礼和玉兰。廷礼是打，玉兰是接。“小芳出息了。”一挂上电话，廷礼就喜笑颜开。这话让嘉庆当下听来愈发刺耳。小芳是廷礼的女儿，说是在外打工，一直也没回来。更让廷礼高兴的，是邮差骑着摩托车沿着碎石路进村，用扩音器喊着他的名字，他便拿了户口本，从坳里连攀带爬上来领钱。玉兰则背着廷礼来接女儿电话，一接就把趴在边上的小核桃轰出去：“……你弟弟明年初中毕业就可以出去打工养活自己了，家里再不需要什么大钱。你再寄回来，还不是让你爸拿到镇上去赌。你赶紧回来吧，交年吃口粽子，就二十八了，再不成个家，你要做老姑娘吗！”

　　一天，嘉庆送走玉兰，小核桃还在院子里晃荡。嘉庆一看克芬不在，冲他说：“你再不走，我可要关门了！”

　　小核桃没说走，也没说不走，哝哝囔囔了好一阵，摸遍上下左右内外的口袋，给嘉庆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毛票：“要是我爸打电话回来，我能接吗，不够的以后我再补上。”

　　嘉庆没有接那团不知道是沾了鼻涕还是玉米糊的毛票，他看着小核桃滴溜浑圆的眼睛，犹疑了一会儿，忽然有了主意。他快步走到院门外取下了牌子，把“5”和“3”全改成了“1”：“不用补，你现在的钱，够接三次了。”

　　5

　　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很快让电话屋客似云来。

　　院门口种下的三角梅被偷后，嘉庆就着留下的坑补了一棵。他把熬煮到没味的猪骨炒到焦黄，捣碎，培到根部。替补的三角梅吸饱了养分，撒野一样攀上院门，盖过了整个院子。在大片红花下，嘉庆摆开象棋和条凳，打开了院门。当然，他还是把通往园子的过道门关上了，那是他最后的底线。

　　“这是儿子新房的首付账本。”嘉庆拿出了一本硬皮本，对克芬说。

　　形势愈加严峻，这是继建设石林上园后嘉庆家发动的又一次财务战役。电话屋的每一笔进账都被他登记起来。虽然每天的收入总在个位数和十位数之间相持不下，但密密麻麻的流水账还是让他有了每天朝着那个天文数字大踏步迈进的错觉。他意外发现这并不是负担。做不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只能与自己较真，却也奇妙无穷。在这一点上，他承认自己和绝大多数小老百姓一样。锱铢必得，更容易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满足。

　　“要等到取得阶段性胜利，再告诉儿子。”他说。

　　而克芬压根没打算说，她不觉得这足以撼动那个庞大的基数，但她低估了他的战斗热情。

　　唯一无法跟上嘉庆意志节拍的，是他的身体。

　　嘉庆十二年前生过一场大病。三班倒的工厂连轴作业和制成车间的重度粉尘污染，侵蚀了他的肝和肺，病历里赫然加了“肝硬化中期”和“肺尘埃沉着”两项。出院后因为克芬照顾得当，它们在他身体里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五十五岁在工人岗上退休。

　　他开始梦到自己的器官。在梦里，他能触摸到自己像铅块一样硬的肝，和覆盖着厚厚一层煤黑色粉尘的肺。灵肉分离的梦总是不祥，醒来的反应，就是疼痛和无力。有时候，他觉得指令从脑子到躯干的距离，像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好几次开门关门，他都无法在五次以内将钥匙插入锁孔。凿园子里的景观池时，他直接砸到了自己的左手大拇指指甲盖上。他确信不是视力的问题，只能说，他开始频繁脱壳了。

　　像机器老了要进厂维修一样，他每年总要到县里去住院。他不确定打几个吊瓶能顶什么事，但好歹能延长些服务年限。光看门诊是不值的，因为不能报销。多住几次院也不行，因为每年的报销总额是定量的。唯有一年住一次院，能报销百分之八十，是性价比最高的住院方式。

　　一年一度的住院都是克芬照看他，但今年他要自己去，容不得商量。“你得留下来，电话屋要继续开张！”他对克芬说。他忍着病痛，把去住院的日子推到八号，也就是退休金发放的日子。他估摸着还可以顺便到银行领个钱。那天他背上儿子用过的土黄色帆布袋，包里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在克芬的最厉坚持下，他没坐摩托车。好不容易才等到了一辆带有防水篷的拖拉机，他身材胖壮，她艰难托举，才把他推到后箱去。車开远了，他还扶着挡板朝她喊：“收到百元大钞要留心，光有水印不行，还要在毛主席领子上摸到小格子……”

　　没有音讯的一个星期后，嘉庆在克芬的焦虑不安中平安归来。他不光是铁青的皮色有了些黑红，帆布袋也被撑得老鼓。一进院门，他见了小核桃也不避嫌，就跟克芬嚷道：“这一趟路费花得值，领了钱，住了院，还办了这个！”他给她递过来一块小小的牌，她一看，是“烟草经营许可证”。他在边上已经迫不及待倒出了袋子里的东西，好几条青竹、红梅、红塔山和玉溪，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的。“每个月的外水至少会翻上一番！”他的信心毋庸置疑。

　　年关将至，零星返乡的青壮年到嘉庆的院子接打电话，抱怨缺这少那。他们每一次抱怨都能让嘉庆发现新的商机。他列出货品清单，托龙何村运蔗糖的卡车司机帮他带货。而镇上日杂批发店的老板娘总能准确地猜出他龙飞凤舞的手写，拣货打包。

　　但抱怨还是不断。后来嘉庆摸清了，那些人只是在用这种方式炫耀自己见过的世面。作为应对，他搬出了儿子在省城那套并不存在的房子，每当这时，全场静默，他收获了预想的敬意。以至于到了后来，无论来人说什么，他都能轻松把话头接起，带到儿子买房的事情上去，并延续了抱怨的话风：

　　“是啊，城里什么都好，就是东西死贵，我儿子在省城买的房，首付要三十万。”

　　“对啊，哪有什么长长久久的事，像我儿子在省城买的婚房，光首付就花了三十多万，也只能住七十年。”

　　“你说的没错，乡下风景好空气好，城里的风景好的地方不多，得看地段，像我儿子儿媳在省城买的房，首付四十万，风景不错。”

　　……

　　人气一旺，嘉庆账本每天的进账稳稳停留在十位数上，偶尔一两次冲到百位。连卖肉的小贩都会在他院门口开摊；邮差下村也会到他院子里歇脚。他的糖烟酒电话屋也变成了下尧村最权威的新闻发布中心。偶然间听到开了近半个世纪的红岭水泥厂关张，年轻一拨工友被买断工龄，嘉庆觉得自己曾经过于迷信“铁饭碗”了，他甚至觉得，当初要是去做个低进高出的投机商贩也不赖。

　　唯一躲着热闹人流的，是廷礼和玉兰。他们月黑风高时先后来叫门。廷礼还是打，玉兰还是接。廷礼通话时间短，玉兰一接起来就哭个没完。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嘉庆在场不好做，叫克芬出去照应完事。一来二去，玉兰打完电话也不急着走了，两个女人在一处，能叽叽咕咕上好一阵。

　　一天晚上，玉兰正接着电话，浑身酒气的小五闯进了院子要买两瓶红星二锅头和三瓶桂林三花酒。

　　玉兰慌忙挂了电话。

　　小五见了她，满脸堆起笑：“婶，又来给小芳打电话呀，去年酒店的小八还说见到她了呢，男朋友一天一个，不重样……”

　　向来敦厚的玉兰提高了声音：“话不能乱说，屁不能乱放！我家小芳在江苏，他认错人了！”

　　嘉庆听到动静，要出来息事宁人。

　　但还没等小五回嘴，玉兰已经忙不迭出去了。

　　别人是喝多了舌头打结，小五是喝多了说话顺溜：“‘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小八跟小芳打招呼，小芳也这么说，怎么就错了，口音不还在呢嘛！”

　　克芬给他倒了一碗热水：“这种话以后你可别再胡说了。邮差给他们家送来的汇款单我见过，真是江苏寄来的，不是东莞。”

　　“廷礼的单子，你当真见过？”第二天嘉庆在院子里做着木工活，忽然想起这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克芬在拆一副旧被面，末了一甩，被面已经被她缝制成了一张红底大团粉花的帘子。她让小核桃帮着把布帘挑起来，挂到电话屋门框上。

　　她告诉他：“以后有人在里面打电话，你就在帘子外面等着，别进去。”

　　小核桃皱眉想了想，点了点头。

　　6

　　在嘉庆看来，面对死亡，村人都有一种应说不出的懒散态度。相对工厂的规章制度而言，村人对自然规律的接受更为顺理成章，日月东升西落，草木一岁一荣枯，久而久之，他们把自己的生死当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临了不挣扎，不叫喊，把自己交给命数。嘉庆小时候听过，1949年前，龙何村一个九十岁的老太要远嫁的女儿无论如何回来一趟，七十岁的女儿回到家那天，她安然离世。1949年后，有个放牛少年，用矿物土块在电线杆上写下“我是乐工”后，爬上电线杆，试图吹奏那些悬式瓷瓶，让高压线齐根划断了脖子。

　　嘉庆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就像考试，无论之前答得有多不圆满，总要在交卷之前查缺补漏。他还清楚地记得，儿子小时候因为吃穿用被打了，躲到克芬身后探出头看着他的样子，那小鹿一样委屈又晶亮的眼神。尤其是克芬告诉他，这年秋天，儿子会带着未来儿媳回来的时候，抱着与时间赛跑的决心，他开启了钱财累积的倒计时，妄图给那个天大的窟窿打上补丁。

　　而三叔公说的狐狸叫时不常蹦跶出来，敲打嘉庆的天灵盖，提醒他时日无多，当他用竹篾揽起花木的时候，当他给乌龟逃空了的景观池清淤泥的时候，甚至他和廷礼下象棋的时候。

　　“这些天你听到狐狸叫了没？”

　　“我喝大酒，睡早了。”

　　嘉庆立马后悔，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不少，自己为何挑了这么个人来问，就算真有因果，廷礼也应该是最不信的一个人吧，即便他真的听到了狐狸叫，又怎么会往心里去呢。但偏偏就是这个人，下得一手好棋。

　　没有人怀疑，象棋是嘉庆的天生嗜好，工厂里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几十年投身于此。事实上，这是嘉庆权衡利弊得失后选择的零成本娱乐。家里那副象棋连同棋盘在内也都是他自己做的，棋子比百货商店里卖的最大号还要大半号。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手工品等同于廉价品，“大些拿着称手”，他这么跟别人解释，以弥补底气不足。而廷礼是村里唯一一个能够在象棋上和嘉庆过招的。“赌钱练出来的吧！”嘉庆一输，就这么嘲弄他。“琢磨这个，肚子里得有点墨水，我好歹是高中毕业。”他每每辩解道。

　　“真要是狐狸叫，就该做村社了。”

　　“三叔公不张罗？”

　　“他身上不太好，这几天还是我帮他放的牛。他就是要撑到国军回来。嘿，等也是白等，国军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嘉庆一看小核桃没在，问：“怎么？”

　　“国军出去这么多年，就寄回来两次钱，小核桃还是三叔公办花事養活的。”

　　嘉庆顾不上对廷礼的嫌恶，凑近了问：“小核桃的妈是怎么回事，我回来建房子那年他们不还是一家三口吗？”

　　“国军老婆是他在电子加工厂认识的，当时她也没多大，十八九岁吧，生了孩子，跟着国军回来一看，土屋，还漏风，丢下孩子跑了。国军说是出去打工，还不是找老婆去的，找什么呀，他连那女的身份证都没见过，上哪找去？要我说，村里最适合接班三叔公的人，还是我，等过了年，你看哪个年轻人愿意留村里，但生老病死不都还要回来嘛，花事没个引路人怎么办，三叔公年纪也不小了——我倒不是为了那几个钱……”

　　“不是为了钱，这话你自己信不？”嘉庆叩下了棋，“将军！”

　　狐狸叫的事，嘉庆没跟克芬聊过。她本来就比他小五岁，女人多数也比男人长命，这是他在《右江日报》“澄碧湖”副刊看到的，说是日本生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结论。

　　“开源节流”是攒钱的万全之法。“家里原本一天的肉量延至两天甚至三天，蔬菜自产不用买，夫婦就像两丛靠光合作用就能活下去的绿植。但“开源”的确不是嘉庆擅长的。元宵过后，村里的青壮年陆续离开，电话屋的入账被打回原形，唯一一笔小小的横财，是龙何村赤脚医生送来的一串蛤蚧干，嘉庆以七十五元的价格转给卖肉的泡壮阳酒。

　　电话屋成了唯一的希望。资费下调后，嘉庆不止一次暗自后悔。既然不好对村人三连调，他只好附加了一条：“外村接电话5元”。这意味着，每个打往外村的电话价格是本村的五倍。嘉庆一接起外村电话，就笑得分外爽朗，他让克芬优先去叫。

　　自嘉庆生了那场大病，体力大不如前，尤其在退休后，之所以还能完成石林上园这项庞杂而繁复的工程，是因为克芬很好地执行了他的指令。在她挑土填满园子里的洞坑后，他曾让她到山上去挖回一批野生的桃树，只因为他小时候吃到野生桃子时的回甘无法从记忆里抹除。像一场漫长的背叛，那批野生桃树在填土里生长了三年，依然不能结出如他所愿的果子。一怒之下，嘉庆让克芬挖掉所有桃树，到龙何村去取回火龙果苗。而那种长着三角面的长条带刺植物，对石头比泥土更为亲近。疯长了一年后，它们几乎要吞噬夫妇两人一手建造起来的园子，并像一把把令箭插入门窗，有月亮的夜晚还会在房子里开出昙花一样的花朵。嘉庆又不得不让克芬挥刀砍掉了大半火龙果树，只留下一面向阳围墙作为它们的领地。它们被驯化后，每年都能给夫妇两人提供三季果实，且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所有的劳苦，克芬没有异议。“这些劳苦本来就是我的，如果我身体没坏掉的话。”嘉庆觉得自己没有推脱的意思。

　　打往龙何村的电话在凌晨四点响起来的时候，嘉庆并无抱怨。电话那头是说着带口音的普通话，但不是这边的口音。听了半天，嘉庆才明白原委。龙何村一个外出打工的十八岁男孩，在群架中被人用砖头砸了后脑勺，领架的鸟兽散。和他住一起的工友把他背回宿舍。工友翻遍了他的行李包和鞋袜，都没找到足够的钱把他送到医院去。最后，工友在他枕边的手抄歌本里找到了这个电话号码，边上备注着：“老家”。

　　迟迟不到的南风天在那天凌晨悄然到来。没有一滴雨，但院门口石灰岩铺成的门槛在路灯下反射着腻腻的油光，整个山谷像从水里捞上来的。幸好嘉庆睡前关了门窗，否则屋里怕是比屋外还要湿些。

　　“你现在就去，”嘉庆给克芬翻出了一根手杖，用园子里砍下的野生桃木削成的，和它们桀骜不驯的精神相匹配的，是它们同样坚硬的骨骼，“回暖了，会有蛇虫，带上这个，一路上敲打过去，就不怕了”。

　　克芬没有跟话主一起回来。那个原本矮壮敦实的老头，在南国初到的四月天凌晨哆嗦成了筛糠。清晨的时候，克芬被廷礼发现在关口下，左腿骨折，脸色跟她身边的芒草一样青。

　　龙何村赤脚医生很快赶来，削平任豆树枝给她做了夹板，并在纱布里裹上一团团捣得跟新鲜牛屎一般松软的草药。草药要三天一换，但他拒绝透露配方，只说了换药时间他会过来，并承诺不再增加费用，因为他接打电话也没少给嘉庆夫妇添麻烦。“这可是祖传的秘方，我吃饭的手艺！”他说。八年后，赤脚医生在梦里去世，后人在他箱底翻到一摞摞“文革”时期出版的医学红宝书，首页赫然印着主席语录，里面都是当时卫生部门发动各家各户上报的祖传偏方，这些形形色色的偏方被他用于乡里，赋予了他医生的美名。而当嘉庆夫妇两人问赤脚医生何时会好时，他并没有往时那般言之凿凿，相反，他保守地给出了一个算命先生式的结论：“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说不准，上了年纪的人，骨头长起来跟钟乳石一样慢。”

　　7

　　嘉庆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况。克芬虽说比他清瘦，但体质一直比他好。在工厂里的时候，她和其他职工家属一道，到地磅去卸下一车车制造水泥用的矿物土、萤石和石膏；农忙时节，她会回来耕种那一亩三分地，这片土地上生长的玉米、豆子和花生被她一季季地带到工厂里。但这次骨折折的不是她的腿，而是她的半条命。她气息变得虚弱，走路要贴着墙，到了最后，连端起碗筷都吃力。

　　幸而石林上园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嘉庆只需担下日常的种种繁琐。他没想过，他结婚后就再没染指的家务诸如洗衣、做饭、打扫，会在他将要颐养天年时前来叨扰。起初，他还带着负债者的愧疚尽职尽责——他也明白，全仰仗她，自己才能偶尔从生活的重压下抽出身来假寐。

　　在别人眼里，嘉庆的唯一爱好是象棋，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待在厂里鲜有人光顾的阅览室读书看报。他还会从车间办公室顺回成沓抬头印有“红岭水泥厂”字样的信笺，在上面胡写乱画，主要是歌颂故乡的山水花草虫鸟，并在文末例行臆造他对故乡狂热的爱——这也是当时他在报刊上经常见到的散文体例。他试着给行业系统的油印小报投稿，并制定好了详细的远景规划：小文在行业系统报一发，他再转投到铅印的市报，在市报上刊发后，他就用粉笔全文誊抄在他义务负责的工厂墙报上，尤其要在标题下注明“原载于《右江日报》‘澄碧湖副刊”。到那个时候，和那些真正的大学生一样，他就可以把原子笔插到上衣口袋，无须受舆论的指摘，而他因为出身问题没能上大学的缺憾多少会得到弥补。但投往油印小报的稿子石沉大海，这一计划他后来也就放下了。反正他这辈子憾事不少，无非就多了一桩。

　　和建造石林上园这一类事情不同，日常家事像个烂泥潭，时日一长，重复，琐碎，又无趣，嘉庆实在无法从中获取零存整取的成就感。

　　更让嘉庆难消受的是村人接打电话前不识趣的叨叨，内容一般是家里的糟心事。秘密放在坳里是不安全的，有无数被传播和夸大的暗道，直到有一天，被当事人截获，连他们自己都大吃一惊。但这在嘉庆家，就像到了貔貅的嘴里，只进不出。他的淡漠，被村人视为一种守口如瓶的美德。继克芬之后，他成了村里又一个理想的倾听对象。以前这些都由克芬担着，现在全落到了他头上。嘉庆建造石林上园的本意，就是为了避免掺和村人的事，但没想到因为这个电话屋，他知晓了村里每一户人家的秘密。等到他们吐干净了，擦了眼泪，抹了鼻涕，心满意足回到坳里，留下他一个人百般纠结。

　　而这一切，全赖克芬的骨折所赐。一天，嘉庆怎么都没法把粥锅从灶上提起来。他气冲冲找来了把铁铲，朝锅底使劲一拍，金黄色的玉米粥点溅得到处都是。他“啪”地把铲子摔到地上，对克芬说：“骨折不会有这样的并发症！”

　　“这是十二年前落下的病根。”纵然端起碗筷都吃力，克芬此刻却并没有像过去一样让步。

　　十二年前，兒子还在念高一，嘉庆重病缠身，家运悬于一线。克芬白天给嘉庆送饭，晚上住到城郊贩菜的亲戚家。眼看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被医院一点点掏空，嘉庆跟克芬双手一摊：“不治了！回家去，还能给你和孩子留下一万三千块钱！”当时夫妇两人坐在市医院小花园的假山池边。假山是用黑黄钟乳石砌的，品相不好，像一大堆剥光了的芭蕉烂在一起。池壁上贴着扎眼的长方条白瓷砖。克芬在上面铺开报纸，把铝提盒里的饭菜一一摆出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嘉庆在这话后面补上了他这时候跑出来的原委：他的同室病友，一个郁郁寡欢的中年人，被诊断为糖尿病，一个愣头青医生查房时，提醒了他将会伴随他后半辈子的绵长痛苦，等医生走后，那人当着嘉庆的面，从房间走廊跳了下去，被人抬了回来，这会儿就在原床位上抢救，怕是不行了。克芬听后脸色煞白，她头也不回地奔向住院部，取回嘉庆所有的个人用品。她告诉他：“我让医院给你换了另一个房间，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瓷砖凉，她又给他坐的地方铺了件厚外套。

　　每每陷入绝境，嘉庆便用坏脾气来自戕，但在克芬这里总能得到合宜的回应，屡试不爽。时日一长，他便视为理所当然。或者说，这是他自救的方式。至于她听了怎么想，他是不管的。他总觉无端落水的人是他，而她不是一家之主，无须担事，她能跳下来，陪他下行一段也好，反正到了最后，继续下沉的也还是他，而她迟早撇下他，回到水面上去的。儿子会在那上面等着她。

　　克芬如今的回击似曾相识。道义的胁迫，正是之前嘉庆对她惯用的伎俩。无论表面上看上去有多不平等，夫妻关系就像一场蕴藏着种种反复和反转的持久赛。命运的手杖一指，甩出去的，多晚还是会轮转回来。

　　嘉庆在楼道的花窗上搭了竹竿架子，摆上一排秋天收来的南瓜，阴凉处的风将它们吹得瓷实。那天他走下楼道，抬眼看见这一排带着硬梗的南瓜，在透过花窗的阳光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在那针芒中，他感到一阵死寂的光，像废墟之上的静止的空气，他仿佛看到死神从窗外掠过，向他投来一声叹息。往日宽窄合适的楼梯忽然间变得狭窄无比，眩晕让他紧紧抓住了扶梯。从那声叹息开始，死亡的气味在家里弥漫得到处都是。

　　克芬卧病在床的消息不胫而走。族人，甚至是村人纷纷到病榻前来，留下他们的礼钱：十块，二十块，五十块，让家属去给病人买任何她想吃的东西。这是喀斯特地界从贫苦年代流传下来的仪式，针对不治之人的。

　　将那些零碎的票子一一入账的时候，嘉庆停下笔，他忽然想到，夫妻两人走得早的那个不一定是他。

　　听到风声的儿子在电话里暗示，如若嘉庆担负不起照顾母亲的重任，他会出钱在族里找一位能够把病人照顾得更好的婶婆。就连小核桃，都能在克芬身边蹦跶逗趣。仿佛串通好了似的，所有人的仁慈都在反衬嘉庆的刻薄。事到如今，他只能臣服于命运的手杖，要么被愧疚压死；要么乖乖去尽自己的责任，任凭琐碎折磨。他选择了后者。

　　只是电话屋的接叫业务变得棘手。外村的接叫已经叫停，本村的也为难。嘉庆的身体因臃肿变得笨拙，让他踩着刀尖一样的石簇下到村里，简直能要了他的命。以前他是碍于情面，宁可让克芬下到坳里，也不肯到露台上喊人，现在只得硬着头皮朝山下阿三阿四地喊，这样一来，他觉得自己跟那些动不动就高声喊叫的村妇也没什么不同。

　　这天，嘉庆接到了玉兰的电话，她说她带着一对儿女在广东海边的沙地上挖淮山，一个人一天八十块钱，包吃住。之前她已经失踪了整整一个月。就在廷礼发现克芬骨折的那天凌晨，玉兰带着儿子卷铺盖跑了。玉兰为了劝廷礼戒赌，没少赌气躲过山洞，廷礼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山洞，包括她曾经藏身的和有可能藏身的，都没有找到母子两人的影子。

　　嘉庆赶忙跑到露台上喊：“廷礼，廷礼，电话！”

　　廷礼端个大海碗在檐下远远地回道：“是小芳吗？”

　　“不是！”

　　“那是谁？”

　　坳下的人听到了动静，三三两两放下了手中的活，抬起头来向上望。廷礼脸皮再厚，嘉庆也觉得当着村人的面嚷嚷不厚道，于是他喊：“你自己上来不就知道了？！”

　　“那就不接啦！”

　　嘉庆气得在心里直骂娘。他知道廷礼是想省话费，玉兰带儿子走后，小芳再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当然也就没有寄钱。他转身看到小核桃在院门外探头探脑，他招手把小核桃叫了过来：“你下到村里帮我把廷礼伯叫上来，就说玉兰婶找他。”

　　小核桃巴眨着一对滴溜圆的眼睛看着他，站在原地不动：“我的钱用来买粉笔了，要是我爸打电话回来……”

　　嘉庆懒得和他啰唆：“这样，以后你帮我去叫人，村里我收一块，就给你提一毛，村外我收五块，就给你提五毛，到时候你来接你爸电话，就在那里面扣，怎么样？”

　　8

　　电话屋业务复归常态让嘉庆在混沌中稍感安慰，他暗自后悔没有早些把小核桃迎进门。

　　“小核桃小核桃，你为什么要叫小核桃呢，我们八百里石山区一棵核桃树也没有呀！”他也开始和小核桃逗趣起来。他发现小核桃让克芬收拾后，和儿子小时候一样，圆脸大眼，也是个讨喜孩子。

　　“我妈妈给我起的，我外婆家一山一山的，全是核桃树！”

　　嘉庆一听，不说话了。

　　小核桃还不会数数，嘉庆就帮他在电话屋的账本上记着，告诉他每天金额小计和迄今为止的总额。

　　“你的工钱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我怕有一天我兑不起呀！”嘉庆指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正”字告诉他。

　　“我不兑，我全用来接我爸的电话！”

　　“等你爸回来，我不还是得付给你嘛。”

　　“不用，三爷爷说了，我爸寄回来的钱花不完！”小核桃忽然站了起来，朝魁山上看：“他们在山上干吗呢？”

　　嘉庆顺着他的手势一看，三五个人抬着个铁架子样的东西往上一点点地使劲，已经到了山腰。嘉庆也注意到他们好几天了。披荆斩棘的队伍移动的速度以天为计，傍晚的时候，他们会就地支起军绿色的帐篷，并燃起一支细细长长的炊烟。

　　“他们是在架电线吗？”

　　“架电线不会爬那么高。”

　　“那是在干吗？”

　　“有的事，我知道的不会比你更多。”

　　那笔钱注定要在嘉庆电话屋的账本上永远存下去。入秋的时候，廷礼把老婆女儿儿子带回村，也带回了一个让村人不安的猜想。这个消息当天就被玉兰和小芳带到了嘉庆这里。村里在网吧做管理员的小九说，他在网上看过一则认尸启事，尸体在城郊的小树林发现的，从照片上看，已经肿胀，眉眼和国军有几分相似，包括右嘴角下的痣。这则启事是年前发布的，也就是说，尸体早就进入了应有的处理程序。种种不祥让村人传播这则消息时分外小心，生怕沾染了其中的晦气。在嘉庆家，也就克芬问了，玉兰才在病榻前说的。

　　玉兰坚持要让小芳给克芬留下礼钱：“你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你婶对我们家可照顾了，还有你伯。”

　　克芬握起了小芳的手：“这次回来了，就别走了，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就嫁了吧！”

　　嘉庆看那姑娘生着一双丹凤眼，细皮嫩肉的，和那些进厂的同龄女孩比，也许是真见过些世面的，她听了这话，也没躲闪，拉长调子甜甜答应了一声：“哎——”

　　嘉庆看的没错。在相了近四十个人后，小芳闪婚了龙何村的前首富。那人曾把做包工头赚到的钱投到了第一辆村际大巴上，但那辆车没有成为他垄断八百里石山区客运的起点。小芳嫁给他时，他也就是一具空皮囊。不久，一场起于广东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席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比疫情更容易感染的，是莫名的恐慌。各种道听途说的疫情通过天线电话传遍了整个喀斯特地界，又在这里发酵蒸腾。那段时间，嘉庆家的电话炙手可热。在纷纷扰扰中，龙河村前首富捕捉到了一条尚未证实的消息：板蓝根和白醋可以预防甚至根治“非典”。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一大笔钱，在全国抢购狂潮掀起之前，买断了果镇所有的板蓝根和白醋，并以高于原价十倍的价格秘密出售。针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地方学界后来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猜想，他们认为喀斯特地界的人之所以无一人患病，是因为他们是古骆越人的后裔，这支古老的族群长期生活在重瘴之地，基因里有对抗这类病症的抗体。但村人并没有渠道接触到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自己能从这场瘟疫中存活下来，是因为家里有足够的板蓝根和白醋镇宅，就切实的效果而言，龙何村前首富算不得投机倒把。凭着这个决策，龙何村前首富又一次将“首富”坐实。一年后，他率先到平治县城买了临街的小产权房。

　　9

　　克芬可以扶墙下地了。这会儿在晒台上翻晒陈年的棉花和决明子。棉花是他们在红领水泥厂犄角旮旯种的，在太阳地里晒了五六季，不但没有板结，只怕比新收的还要膨些；决明子是克芬在附近山上采的，缝到白棉布袋里当枕芯用，听赤脚医生说，可以清肝明目。

　　为儿子儿媳归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他们一刻不停地准备了大半年，入秋后愈见紧迫。

　　“该给晓光他们打床新棉胎了。”

　　“我脱不开身，等廷礼去赶集，托他捎上好了。”

　　嘉庆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到廷礼。小芳给廷礼配了部手机。那些把铁架子抬到后山顶的人，架设了中国移动基站，强大的信号网络覆盖了八百里石山区任何一个角落，除了魁山顶。然而，手机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更不是人人都能养得起的。嘉庆坚信电话屋还能运营个三五年，陪他们家渡过最后的难关。

　　此时嘉庆正用砂纸打磨刚做好的双层小茶几。茶几是用在水塘里沉了三年的任豆树板材打的，卯榫结构，没有一根钉子。等上了清漆，它会被放置到一层朝东的房间去。那是家里最大的房间，里面早就摆上了质地厚实的大衣柜，一高一低两个书架和一套桌椅。嘉庆从电视上了解到，现在在外面“手工”的东西多少要比流水线的值钱。一想起来，他心里便掠过一丝狡黠的快慰，仿佛自己历来的勤俭种种终于得到了正名。

　　按克芬的吩咐，小核桃取来了被單和枕巾。克芬接过来一抖开，都是红底黄花，排满了大红“囍”字。

　　“也不知道晓光他们喜欢不喜欢。”

　　“还都是新的呢！”

　　话虽这么说，到底心虚，没人比嘉庆更清楚这一批被单枕巾的来历。十五年前的一天，他发现工友们三五成群跨着自行车往最近的小镇赶，所有人都亢奋又诡秘。他截住个工友缠了半天，才知道那坡镇老牌国营百货商店关张，货品一概贱卖。他不允许自己错过任何一次折价包圆，当即回家取了所有的现钱，推出自行车加入了这支队伍。现场一派疯狂，货品从货架上被清了下来，人们既要护住已抢到的货品，又要想办法空出四肢去抢占还没有主的，他们一辈子都没这么忙乱过，也没这么为难过。那天公认中了头彩的，是立窑车间的一个胖大婶，她霸下了三台小彩电，说是要等儿子孙子结婚时逐一启用，这辉煌战绩在短短几年后变成了红岭水泥厂人人皆知的段子。嘉庆搜寻了半天，才看到了这一大捆落在角落的被单枕巾，虽说是同一花色，但用在自家床上，谁看呢，他自己就更不在乎了。即便没人和他抢，他也要死死护着，他感到踏实，他知道下半辈子的被单枕巾有了着落。

　　果不其然，克芬说：“我说的是花色。”

　　这话就像一道小裂痕，以被单枕巾为原点，扩散到整个石林上园。嘉庆忍不住放下手里的活，站了起来，注视着五年来在他手上一点点成形的园子。

　　所有花木蔬果及物什都在该待的位置，稍一挪位都能引发他心理乃至生理上的不适。这种感觉在他看来，几乎等同于完美。而此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园子建成以来，除了他们夫妇——园子的缔造者——还没有任何一个局外人被允许入园，因此他也从未有机会听过别人对园子的评价。他不知道这会不会像被单枕巾上的花色一样，自己满意，在别人看来却并不那么讨喜。

　　他试图以局外人的视角去看园子，这种尝试让他焦虑：沼气池的位置是不是太明显，用来盛放滴水观音的石槽石臼会不会太寒酸……至于通往园子的水泥栅栏面过于粗糙，他倒是确信无疑的。那时园子工期将近结束，就剩一灰桶水泥，他往里掺入了远远超过正常配比的米石，这个草率的决定让他追悔不已。还有那个六角池子，是他生造的，前无古人，估计也不会有来者，他觉得挺好，但儿子见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怪异？小时候他稍有冒犯，嘉庆就会扬起拳头抡过去，但现在就算他笑出声来，嘉庆也没办法，儿子早就比他高出了半个头，再说了，到那时候儿媳应该也在旁边吧。

　　关于未来儿媳，嘉庆有过自己的理想样板。模样不用太漂亮，周正就行；家庭出身最好不是省城原生，和自家跳脱得太厉害，婚姻也不稳固。至于学历，嘉庆倒要求女孩得和儿子一样是大学生，夫妻学历相当，有共同语言，比他和克芬强。不过，这个标准嘉庆只在心里琢磨，没跟儿子说，他跟儿子没热络到可以谈这个的地步。

　　儿子没让他省心，找了个省城的独生女。嘉庆见过那一家人，在儿子寄回来的照片里。他们在给女孩过生日，儿子和女孩一边，未来的亲家另一边，他们退休前的身份分别是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和医科大学的教授，红木饭桌上摆了个樱花粉的蛋糕，身后的落地窗一角透进来的光线，足见客厅的宽敞。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康之家。女孩瓜子脸，双颊荔红，短发齐耳，一只涂了樱花粉指甲油的手半托着腮，人偎依在儿子身上。

　　白富美娇小姐不日将至，嘉庆如临大敌。厕所是乡下住宿的命门。早先他把厕所设在底层，化粪池搁上木板，通过地下通道，连通园子里的沼气池，相对于乡下人家连挡雨棚都没有的半露天粪坑，设计已是上佳。然而嘉庆一想起女孩周身自带的樱花粉，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嘉庆摆出了最后的建材珍藏：水沉五年以上的苦楝树板材；从右江河边背回来、细细筛过的两大筐砂子；他还预出部分退休金添了三袋水泥。前前后后在园子里忙了半个月，他自信又一个绝无仅有的工程诞生了。

　　他想着儿媳从紧贴屋子的阶梯下来，会看到粉色的指示牌，从土种月季丛里擎出来。那月季形色和玫瑰差不多，是嘉庆跟龙何村一个小学老师讨的，三年里，他用两根筷子大小的枝条培出了这一大丛。小路他铺上了青石板，即便下雨也不会湿鞋。园子里常有小蛇出没，他又在路犄角撒了硫黄粉，以防它们爬来花枝上吓到人。

　　整个路线设计嘉庆极尽曲折：景观池，番石榴林，火龙果墙，兰花壁……为的是让来人一步一景，穷尽整个上园。

　　走过六角池的小拱桥，她会看到他凿在壁上的几句：“岁寒虚度有千秋，老景潇然清更幽。不杂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自风流。”为了填补壁上的空白，嘉庆曾在旧书摊上淘来的四大古典名著里生生翻过一轮。起初想在《红楼梦》里挑拣，但小姐丫鬟公子哥的脂粉诗赋跟野气横生的园子实在不是一路，后来他看中了《西游记》里玄奘和树精藤怪的对诗，定了个老竹精的句子——过了这面石壁，厕所前确也栽了一小片八渡竹林。

　　竹影掩映中，钢筋混凝土小间愈显隐蔽。在红岭水泥厂工作了一辈子，嘉庆第一次知道，原来只要舍得下水泥，清水面也可以灼灼发光，而不管是他之前在红岭的棚户宿舍，还是现在的水泥砖房，都因为掺入了太多的米石和砂土，几季雨水过后，青苔便像海洋浮游生物牢牢附着在粗粝的表面。和主人一样，它们愁苦的面容远比实际年龄要老。亭子后的出口处有一藤野生金银花，嘉庆又牵引过来在小间周围绕了好几道。他尽可能小心，为的是不碰落最后的花簇。

　　饭桌上，嘉庆对石林上园这项最后的工程津津乐道。克芬从不搭腔。嘉庆猜她大概觉得这事不该拿到饭桌上来说。但在他眼里，这个极尽繁复的小间已经远远超越了厕所的概念。他向克芬郑重保证，就算儿媳妇家里装了最好的抽水马桶，它依然能够让儿子挣足面子。

　　“他们不回来了。”克芬忽然说。

　　“胡说八道！”

　　“晓光来过电话。”克芬拿勺子去舀了粥，但没再动筷，“敏敏害喜，吐得厉害。”

　　嘉庆端起了碗，大口吸了玉米粥。

　　“他们打算婚礼和百日一起办”，克芬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新房首付用不着我们操心，女方家出了，年底交房。”

　　嘉庆只觉得脸上刺剌剌地痛。碗已经见底了，但他仍把碗叩在脸上，“嗤呼嗤呼”吸得山响。

　　10

　　離开下尧村之前，詹积泰登上了魁山。

　　山顶原来是一片苔园。风很大，连小丛灌木都无从生长。他赤着双脚踩在苔原上，毛茸茸的苔藓直往脚趾缝里钻。成千上万的苔藓匍匐着，牢牢抓住整个山顶。软软的脚感让詹积泰觉得眼前这一切并不真实。魁山其实没多高，他爬了一天，也就到顶了。下尧村其实也没多大，他一个巴掌伸出去，也就遮住了。

　　像黄昏中焦黑的石块，躺上去是温热的，夕阳一寸寸收回去后，慢慢就凉透了。人们从坳里陆续迁出。现在的村子，像极了一个空心萝卜的剖面。坳里空瓦房推倒了的，地基收拾出来当了菜地，一畦畦的，像生字簿上的方块格子；没推倒的，日晒雨淋，没人气的房子很快也会坍塌下去的。仿佛有一股巨大的浮力。所有人都在向上，向上，向上……新起的房子挤兑在公路两旁。山腰那条细细的白线被拖曳得臃肿。房子一概是火砖楼房，样式是从中国绝大部分县镇生搬过来的，大家都这么着，平日里他也觉得并无不妥，但现在从这个角度看下去，那些猪肝红的长方盒子局促又诡秘。然而它们同样是空的，连老人和小孩也都搬去了平县县城。这是外出打工者的意思，他们为留守的家人租下房子，不定期寄回钱，为的是让后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

　　石林上园就在那里。詹积泰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把它找出来。历经无数季雨水的冲刷，嘉庆建园用的水泥砖块已经和喀斯特山地的黛青长到一起。而之前嘉庆在砖块里加入的，其实也是就地取材的石灰岩米石。没有人比詹积泰更想让园子维持原貌，但除了园子中心的那小片洼地，它在他手中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归厩。园子里嘉庆曾经让克芬砍掉的那些野生桃树，不知道哪一年又长了出来，在克芬的放任下占据了大片砾石地。它们看起来病态又纤细，而地表之下，它们蛮横地从地缝中汲取了所有的养分，不顾周边植物的死活。它们和被移植前的样子已经没有什么不同。

　　詹积泰忘不了第一次被嘉庆唤到园子里的情形。

　　“小核桃啊小核桃，跟我到园子里拉墨斗线吧！”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抬头看嘉庆，嘉庆的五官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经松垮了，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模一样，瞳孔里是浑浊的蓝。他吃了一吓，之前他一直把嘉庆视为“大人”，而不是“老人”。为什么没归结到“老人”，他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从他记事起，嘉庆就总在折腾和年纪不相称的事，把边界擦掉了。

　　这是他无数次流着哈喇子梦见的园子。他第一次看到喀斯特地界传说中的“藕花”，在嘉庆的六角池子里，顾名思义，就是生在水里，根莖会结出藕块的花——其实是家养的碗莲，嘉庆在白瓷碗里养活了，再置到池子里的，花朵和叶子都只有铜钱大小。那风一吹的娇盈样，在苦水的地界有着骄奢的美好，让人怜惜，就算后来他在鱼米之乡看到连到天际线的莲塘，心底引发的震动还是难以跟这次初遇相比。

　　伴随着激动，他腹部一阵阵胀痛。嘉庆给他指引了厕所的方向，那个隐藏在竹丛后的小间。“放着也是放着。”嘉庆颓然地撇撇嘴。而身为第一个使用者，这殊荣几乎要让他昏厥过去。嘉庆事先告诉他，那个穿底木桶样的东西叫“马桶”。但他坐在那上面，怎么都放不出来。这么个费时费工的工艺品，怎么能当生活用具呢？巨大的罪恶感让他屏住了气。他悄悄把那个光滑浑圆的圆柱体撤了下来。

　　嘉庆说到园子里拉墨斗线是为了整地块。园子中心有三分洼地，盖着石林之上难得的薄土，有嘉庆和克芬一点点刨出来的，也有嘉庆让克芬一担担挑回来填的，为了物尽其用，必须规划得分毫不差。可小核桃四处一看，三角麦，红薯藤，莜麦菜，上海青……一畦畦就像用尺子量了裁出来的一般，哪里还插得上手。刹那间他明白过来，这不过是嘉庆邀他入园的托词，他对人情世故就此开蒙。他眼里满着泪水，不知道用什么来回馈嘉庆隆重的邀约，思来想去，他决定托出坳里听来的飞短流长，像过去他做的那样。

　　村尾二婶婆在久不翻晒的柴垛下找到了自家六只鸡，此前她已经为它们干嚎了好几天。细致的尸检过后，人们发现它们的脖子上都开了一个小小的豁口，它们的血就是从那里被吸净的，而它们腿上的精肉也一概被啃得精光。蛇鼠是村人养鸡的大患，老一辈人常用竹篾穿了小鸡褪下的壳，串成串，挂到下层牲畜房门上权当障眼法，宣告“本舍无鸡”，然而收效时好时坏。

　　“一定是狐狸，害虫！”彼时小核桃还搞不清“虫”和“兽”的区别。

　　嘉庆下意识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认为像狐狸那样高冷而敏感的生灵，是不会轻易放下身段到村里来觅食的。他认定是黄鼠狼，浑身釉红，身长腿短，行踪鬼祟，遇人追打便会放出臭鸡蛋味的屁。

　　“反正狐狸就是不好，长大了我要把它们通通杀掉！”按村人的说话，在野地里和狐狸打上照面，就像看到蛇蜕皮一样，是会带来灾祸的。

　　嘉庆听了这话，停下了活，手里还抓着把四叶草。沉吟良久，他告诉他：“灾祸不是狐狸引来的，它只是来接你上路的——你该去念书，去经事，会有明白的一天。”

　　詹积泰至今仍不明白嘉庆为何会给予这种报丧的生物这份宽容。事实上，第二天他就要去大学报道，那所大学据说在南宁西郊一个叫“西乡塘”的片区，这个略带土味的名字，倒是让第一次离开喀斯特地界的他稍感安慰。

　　他听到自己的上下牙床咯咯打战的声音，这才发觉魁山顶上的风已经在暮色中变得紧凑而锋利，在脸上剜，往衣缝里钻。他哆嗦着拉上了外套拉链。像山顶的苔藓一样，他脚趾扒拉进苔衣下的泥土，以防自己被无遮拦的风刮跑。他想起自己曾说过要把狐狸杀光的话，喀斯特地界盛传狐狸的窝就在魁山顶上，他四下里一扫，在这片云天交接的黄绿底上随时跳出一团赤红，甚至一窝赤红，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他一阵悸动，腹部一沉。他同这个荒诞的想法相持了许久，才把它压制了下去。

　　风骤然停歇。苔原上泛起一层水汽，和天上最低的薄云层走到一起。他觉得自己变轻了些，轻得连最微弱的气流都可以感知到。山谷里响起远近高低的虫鸣，叶尖轻微地颤抖，寥寥几声狗吠，九天上银河倒挂，天地交接处仿佛在屏气敛声。忽然，他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流从村坳中旋起，绕经魁山腰，往感秧山上去。他从没听过狐狸叫，如果说那声音真有形状，他觉得它一定长这样。它勾勒出所有村人的路径，他们在坳里生，最终由着受过戒的廷礼引路，往感秧山上去。十二年来，那里也有了他认识的人：三叔公，嘉庆，克芬。如果他能找到客死在外的父亲，他也会把他安顿在那里，和族人们在一起。

　　11

　　那天夜里，嘉庆起夜。

　　秋夜山谷里冷清清的。恍惚间，他看到露台外有一个悬空的人影。他只觉得头皮一麻，仓皇中打了个踉跄，那人也照着他的样子动了动。他第一反应是出窍了，只是分不清哪一个才是自己的真身。胃痉挛的体感让他蓦地意识到，肉身在这边，而那边只是自己映照在雾雨中的影子。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狐狸叫，从对面魁山上传下来的，隔着迷雾，既远又近：

　　嗷呼——

　　嗷呼——

　　嗷呼——

　　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是听过狐狸叫的，只是当时依偎在母亲的臂弯下，说不清醒着还是在梦里。而现在他与死的距离，同那时候与生的距离一样近。在一个人醒着的夜里，这声音亲切得像母亲的呼喊：

　　来哦——

　　来哦——

　　来哦——

　　命运在彼岸这般召唤，冥冥中，他知道那边是星辰般的永恒。金黄的光束投射过来，只能由他自己走完的旅程变得温暖又明亮。他感觉到肉身像蝉壳一样蜕下来，落在这世间最后的栖所。他登时轻松了，仿佛这一辈子吃过的苦都不曾有，所有经历过的和未经历过的一样清冽醇美。

　　责编手记：

　　父辈的故事和喀斯特地貌的村庄，一直是潘小楼近年最为关注的题材，似乎这里寄托了某种温暖的情感和一份淡而绵长的乡愁。小说里未曾露面、不愿放下心结的儿子，和最后故事的讲述者小核桃，仿佛都是作者的影子。主人公嘉庆，是渐渐远去的那一辈人的一个略显夸张的缩影，从物质贫瘠、个体必须服从于整体的年代中突围而出的他，用异常的悭吝和不近人情的冷漠，锻造了自己的铠甲。他的“石林上园”是自我灵魂的具象投影，深深庭院中盛放着一个工匠兼农夫的乌托邦之梦。古老的乡村伦理，朴素的民间真情，先是以梦的闯入者的对立姿态走入嘉庆的生活，但却渐渐褪下他的伪装，为他的梦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迹。三叔公、小核桃、廷礼、玉兰这些真诚而悲苦的灵魂是梦真正的呵护者。嘉庆带来的城市文明装点了他们的生活，而他们装点了他的梦。

　　在为文章起题目时，作者曾在“狐狸叫”和“下尧电话屋”中徘徊，也许那传说中的叫声和在寂寞山林响起的铃声本就是一种声音，是独属于乡间，唤起柔软和牵挂的声音，是甘甜清冽的声音。它们从古老的传说走到现代文明，从父一辈到子一辈，从未停止召唤。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