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

　　陶丽群的小说《打开一扇窗子》讲述的是一个沉陷在隔阂与冷漠之中三十年之久的親情故事。叙述者“我”在小时被迫离开母亲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开始了“被伤害”的人生。这种隔阂与冷漠的产生缘于八岁时母亲对临终父亲的“放弃”和父亲去世后对“我”的放弃。后来，在中风后又摔坏了髋关节而拒绝救治的母亲走向生命终结的时候，我同样也面临了一次“放弃”生命的选择。两次相隔三十年的“放弃”选择，使我终于彻底宽宥和理解了母亲，于是坚硬的亲情变得柔软和充满热度。当然这种热度只有在多次的反复阅读基础上才能获得真切的感知。小说以“打开一扇窗子”为核心意象，不仅仅是指一位临终者往生的风俗仪式和事关生死哲学的形式载体，更主要的是也隐喻了作者与亲情、与社会以及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和解，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打开了一扇自我救赎的窗子。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女性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思潮出现以来，描述母女之间、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形成主题线索和写作传统。虽然这一流布在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规范屡经风霜和备受考问，却总能最终不失其坚硬的力量，总能穿透层层迷障，总能战胜诸种煎熬和磨难而回归到理性和日常范畴当中。这已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实践中的重要存在。比如，张洁的《无字》、徐小斌的《羽蛇》以及铁凝的《大浴女》等。这些作品尽情展现了亲情间，尤其是母女间的隔阂与伤害、各自的心里苦难与隐忍以及曲终人散后的宽宥与忏悔等。显然，《打开一扇窗子》具备了这些要素，它通过“我”对母亲的怨恨、生硬、冷漠、伤害和自我折磨将小说主题融入到“苦难叙事”这一传统之中，并由此获得了小说自身的沉重性——“我”三十九年的人生是苦难的，母亲七十三年的人生也是苦难的，双重的苦难相互叠加，进一步渲染了这一主题的深刻性。就此而言，这篇小说将在这一叙事传统中留下重重的印迹。

　　从文学实践上来看，写母亲，写亲情伦理视野下的母亲并不是女作家的专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女作家往往能够写得更加精彩。对陶丽群而言，确定一个“苦难”的主题并不难，难的是她如何使这一主题获得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具体到这篇小说中，要关注的是如何去塑造母亲的形象，如何去表达在亲情互动中所产生的被忽略、被遮蔽的特殊性，显然是一种考验。关于此点，我注意到作者在《母亲的岛》中已经做了探索，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在《打开一扇窗子》中，似乎又有一种更加深入的形式开掘。这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得到确证。

　　首先是语言与主题互动。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题就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这种情况下的形式同时也就变成了内容，它奠定了一部优秀作品的形式基础，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能意识到和实现这一意图。显然，陶丽群属于优秀之列的。《打开一扇窗子》使用了一种冷峻的表达方式传递出了一种坚硬的亲情感受，并且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从语言上看，小说具有鲜明的极简主义色彩，无论是在景物介绍、风俗描写还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亦或是人物对话的描摹上，很少使用冗词缀语，简单、洗练、干脆，常使人有锐痛之感。但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便会发现这一紧绷着的语言神经并非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我”与妈妈之间互动的增加开始变得柔软和繁琐起来，及至“我”面对母亲临终之际情感热度达到顶峰之时， “极简主义”的冷词峻语最终消失。于是在我与母亲达成亲情和解的同时，叙述语言也与感情回归达成一致。我以为，这是这篇小说中最为醒目的特征，也凸显了作者驾驭汉语的能力。

　　其次是喧嚣与沉静相对。小说中故事发生地是中越边境的莫纳镇，开放的边境和顺畅的往来贸易一定会使小镇呈现出其应有的繁华、热闹，正如作品中所说，“莫纳镇永远是一派繁忙”。虽然在极简主义色彩的约束之下，作者极力回避对其做正面的描述，但其喧嚣之状总会在相应的关节之处显露出来。比如作品中多次提及从窗外驶过的汽车的声音便具有了这种喧嚣的象征意义。与此相对应，小说却着重刻画了母亲作为临终之人极为沉静的内心与品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母亲因为“放弃”“我”而自责与坚守的一生，直至生命终结也未曾淋漓表达。这个沉静是悲伤的。另一方面是母亲看破了生死、将死当生的从容与沉静。这个沉静是悲壮的。小说将母亲的年龄设定在七十三岁，不知是否暗合了某种民间习俗。但包含了悲伤与悲壮的沉静品性与喧嚣的外部世界之间形成张力，凸显了母女之间亲情的沉重与生命的深度。

　　除上述两点外，小说在细节把握上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其中强迫“我”在父亲临终时打开窗子、病入膏肓的母亲教“我”擦茶油止痒和“我”在母亲往生时为其开窗三个细节，既构成了本篇小说的基本框架，同时也是“我”情感变化的逻辑线索和叙事动力，分别代表了“坚硬的亲情”的产生、和解与回归。在极简主义色彩的映衬之下，对这三个细节的精当把握无疑又为此篇小说增添亮色。

　　责任编辑 安殿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