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沁

　　老家的院子里，就剩下那棵枇杷树了。在它扎根的地方，原来是生长着一棵柿子树的，才长了两年，就高大飒爽，枝叶繁茂，但父亲却嫌它不结果，一刀砍去，才种下了这棵枇杷。枇杷树发扬前辈的传统，长得快而高，也懂得汲取前辈的教训，第二年就结了果，果实不大，却很甜美，这才保了命。

　　父亲喜种果树是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果子狸”，太爱吃水果。我读中学那年，沉迷赌博近一年的父亲眼看着他辛苦赚来的几十万元所剩无几，输出去的亦搏回无望，当即痛改前非，用所剩的几万元回乡下建起了这栋两层楼房。从一个城镇人变成一个乡下人，我并不情愿，但那红砖围墙围着的大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庭院吸引了我。次年春天，我们从母亲单位的平房宿舍搬到了距县城两三里路的村庄。一家四口站在大门前，望着宽阔的大院，父亲问我们想种什么。母亲说要种上各种蔬菜，再养些鸡鸭，这样平时连小菜都不用买了，过年过节又有鸡鸭吃。我说要在整个院子植一片桃林，春天满院桃花，再做一块“桃花谷”的牌匾挂在大门上。妹妹说要让院子满架葡萄，夏天可以坐在葡萄架下看书乘凉，一举手就可以摘到葡萄吃……

　　前院最终混合了我们各自想象的片段，李树生长，桃树开花，青菜、豆角、苦瓜生机盎然，靠墙的葡萄顺着架子遮住一米阳光，猫狗和谐相处，鸡鸭吵闹不休……我们的乡村生活就在前院的葳蕤中开始了。

　　母亲每天把家具门窗擦得光亮清爽，内心却是有些许不喜，她原想在县城新修的环城路旁买块地建一栋房子，但父亲死活不同意。现在想来，还是母亲有投资眼光，那里的房子不知升值了多少倍。但年纪越大，越是庆幸父亲的选择，父亲给了我们一院的乡愁，给了我们可以叶落归根的山水田园。尽管，父亲坚持的理由，按母亲的说法，“你爸就是想天天有人和他猜码喝酒！”父亲真的是找着各种借口请客，打一口井他就請亲戚邻人工人喝了半个月，而且是中午喝，晚上也喝，直喝到狗都睡了才散。

　　父亲以前是不恋酒的。他最初的工作是在远离县城的水泥厂做电工，那时的他勤奋积极，一门心思想入党。他个子不高，却爱打篮球，他和母亲在工厂的球场上相识相恋。母亲说起第一次去父亲家拜访，眼见泥砖老屋，四壁空空，“太穷了，真的就想跑！但知道了你奶死得早，你公身体又不好，你姑和你叔放学回来还要做农活，又觉得心疼。”其实母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只是没有父亲这么重的负担，但那时父亲的帅气和上进是母亲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父母成家后不久，双双调到了镇上，我仍记得所居住的县计量所里的那间低矮的平房，进门要猫着腰，屋里暗得像个窑洞。但父亲爱这个小家，他在家里是木工，自己做碗柜、桌椅；还是煤球工，太阳好的时候，他会做上百个煤球。他还常回村里帮弟妹插秧种田，收割种菜。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要养家，供养爷爷，供弟妹读书。我和妹妹出生后，姑姑见父亲太辛苦，没读完高中就辍学了，这令父亲一生自责。

　　父亲亦因为“文革”无缘大学。他从小学时就在爷爷的安排下养了一群鸭，靠着这些鸭子和它们的后代，供自己读完小学和中学，又考上了广西民院附中。可他再优秀也拧不过时代和命运。在县计量所几次申请入党而不得，跟同事又合不来，他赌气回到了那个远离县城的水泥厂，却不料等待他的是一场牢狱之灾。那时我刚读一年级，懵懂无知，父亲成为“贪污犯”我还是从家在公安局的同学口中知道的。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我再没有见过父亲。在学校里，没人跟我玩，没人跟我说话。我年纪小小就知道了忧愁，但却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我从母亲和叔叔的谈话中隐约知道，父亲是一个太讲义气的人，义气用事到为领导顶罪。但他的义气最终却都没了名目。这个双鱼座的男人总是把现实想得太过诗意，“出来”以后回到厂里，他才醒悟，他不是英雄，在别人眼中他已是个不可信任的人。

　　父亲似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喝酒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时父亲喝的是闷酒。停薪留职离开工厂，靠什么养这一大家人？父亲学会了弹棉被，跟着一个表兄走村串户。不知走了多少个村庄，我只记得那时的父亲变黑了，又变白了，黑的是脸膛，白的是他衣服、头发上仿佛永远都洗不掉的细细的棉絮。但父亲的运气渐渐来了，他卖水果，进山里收山货，与人合伙开矿，在生意场上打滚摸爬，失败过，但他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后来他找关系倒车皮，开始挣到一些“大钱”。我们那个县城是广西有名的煤炭之乡，县里的有钱人大都是煤老板。父亲用他几年间倒卖车皮的钱也开了个煤矿，成为一个小煤老板。富起来的父亲哪堪锦衣夜行，他又是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于是天天请客吃饭，先是在家里请，后来就上饭店请。这也罢了，他却不知何时起开始跟人打大字牌，常常夜不归宿，若半夜回家，总会跟母亲吵架，他拿了钱摔门而去。

　　乡下的房子建好后，父亲用所剩资金顶下了一个小石灰厂。钱不赌了，酒继续喝。但在这些乡村的酒桌上，他却受到了意想不到或许也是意料之中的侮辱。那天已是晚上十点，一盏一百瓦的白织灯照耀着大院，飞蛾撞了一晚上灯泡都倦了，父亲还在跟村人兴致勃勃地猜拳。母亲一直在唠叨，终于忍不住，大声叫他们别喝了，吵到孩子睡觉。邻居国文叔正喝在兴头上，育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的他，不怀好意地笑着对母亲说：“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在这里吼什么！”父亲大喝一声，斥责他这是什么话。国文叔一生都在农村，农闲时到外面做点小工，家中虽贫，但觉得有儿子就是他作为男人的面子，于是借着酒意也喊，“你有钱又有什么了不起，连个儿子都没有！”父亲把饭桌一掀，动起手来，一时间两人拳脚相向，众人忙拉扯相劝。我听到吵嚷出来看时，只见父亲被打得眼珠掉出眼眶，犹在大声叫骂。我心惊胆战地看他用手把眼珠塞进眼眶，一声不吭捂着血淋淋的眼睛上医院。

　　我家前院从此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不在家里请客喝酒了，但他到别人家里喝。喝醉了一路骂着回家，母亲远远听到了，就跑到别人家里躲藏。父亲骂的是母亲，骂她杀了他的儿子，断了他家的后。原来计划生育开始实施那年，母亲正怀着第三胎，她老老实实去打掉已经六七个月大的胎儿，也没跟父亲说一声。好事的医生后来跟父亲说，流掉的那个是个男孩。父亲从前只是心痛、可惜，但国文叔的话伤了他的自尊，更唤醒了他心中的魔鬼。自此一喝醉就旧事重提，跟母亲不罢不休。

　　但没有儿子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于是他就把我当成他的儿子。我打算结婚的时候问他的意见，他最在意的两条是：愿不愿意上门？同不同意将来的孩子随母姓？大女儿的爸爸当时什么条件都同意，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却反悔了，他给孩子办出生证、户口本上的名字仍用了自己的“江”姓。父亲很气愤，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能做到的，是给孩子另取了一个随他姓的名字，如今家乡人都称呼女儿“潘晓语”，搞得女儿有段时间很糊涂。另外，他要晓语用仫佬话叫他“公”，不准叫“外公”。同样，晓语叫我母亲“玻啊”（仫佬话“奶奶”）。这样的叫法让孩子们疑惑，特别是小女儿果儿出生后，两姐妹对家人的称呼都不一样，乱成一团。

　　我对父亲这样的做法不支持也不反对。我本来以为母亲对此是反感的，父亲生前，母亲无论怎么跟父亲吵，嘴都是硬的，一直坚持说男女都一样。可父亲去世后，她却成为父亲这一“方针”最坚定的贯彻者，不仅不准晓语叫她外婆，也不准果儿叫她外婆。后来我才发现，她忌讳的是“外”字，无关“重男轻女”，而是觉得“外”字不够亲，有种疏远感。

　　晓语不到两岁我就跟她父亲离了婚，父母于是来到北海帮我带孩子。父亲对孩子极有耐心，晓语幼儿园举行运动会，她大胆报名参加跳绳比赛，可她连怎么摇绳都不会，每天父亲接她放学后，就在客厅里教她跳绳，为她一点点的进步喝彩。晓语有时偷懒不肯练习，他去小区旁的小超市买回几颗棒棒糖、一两盒冰激凌，骗她继续跳。晓语后来在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他比孩子还要开心，还对孩子说：成功的道路，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的道路。这件事不仅让孩子受益匪浅，也让我从中得到感悟。

　　父亲来到北海后像变了个人。他和母亲每天早早去市场，买回许多便宜的鱼虾螃蟹，用水一煮就可以上桌了。父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餐桌前，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小酌一杯，一杯三两，即使常常又加半杯，母亲也不多说，因为相较于他在老家的喝法，已经是太斯文不过了。每天中午，父亲常常会给母亲读我带回来的报纸，那些社会新闻他念得眉飞色舞，有时还配上动作。母亲在一旁安静地笑，不像我觉得他表演太过。午睡起来，我去上班，他和母亲在家看看电视，等到四五点钟，就去接晓语放学。他最受不了北海的夏天，动一动就大汗淋漓，一天要冲几次冷水澡。但北海的夜也常有凉风习习的时候，他会下楼去找门卫老苏，下一晚上象棋。

　　为了方便父亲接送晓语上幼兒园，我给父亲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父亲用这车，不仅送晓语上学，送母亲去买菜，还接送我去加夜班。那时这也算是单位一景吧，区别于同事的男友、丈夫接送。我坐在电脑前编写稿件，父亲坐在办公室的木沙发上，水也不喝一口，就看着报纸静静地等我几个小时。我像孩子一样依赖着父亲，连上班都要他送我、接我。以前我们单位会给职工送生日蛋糕，自己拿着票到离单位挺远的蛋糕店领取。那天正是我29岁生日，晚饭后父亲骑着电动车，搭着我和晓语一起去四川路拿蛋糕。一路霓虹闪烁，春风拂面，我们像出游一样在车流中穿梭，父亲不停地说着笑话，逗得我和晓语咯咯不停。其实那些笑话是我从小就听他说过的，在女儿的笑声中，仿佛昨日重现，我似又回到小时候，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搭我回乡下看爷爷的情景。时光一眨眼就让我们变了模样，眼前的父亲发福了，白发也日夜生长。然而，总有一些东西沉淀在我们心底，从来没有变过……

　　这样波澜不惊的日子成为我一生中最温馨难舍的回忆。以至数年后父亲去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上班，每次上街买东西，都禁不住一路哭着回家。办公室里，街头的人流中，我总会看到父亲的身影，看到他的笑脸……亲人不在了，要经过多么久的痛苦我们才肯接受才肯承认？而当这种锐痛渐渐减轻，那份对亲人的愧疚又像一把钝刀子似的夜夜划割着你的心，你真希望时光可以回头，你一定要待他好一点再好一点。然而，太晚了，只有痛，沉沉的痛……

　　是的，当年若我选择另一条路，父亲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那时我虽常常觉得，就是这样，陪着父母，守着女儿，我也能幸福地过完这一生，但人生的际遇谁也无法预料，我的第二段婚姻在后来的几年粉墨登场，我住到了婆家，晓语跟随她父亲生活，而父母又回到了老家乡下。我盘算着过两年再把父母接来，再把晓语接回来，我们一大家人再在一起生活。

　　然而父亲回到乡下，又开始日夜喝酒，又开始与母亲吵架打架。当他被发现患上肝癌时已是晚期，医生说，没救了，最多还能活三个月。我那时刚怀上果儿，听到这个消息感觉天都要塌了——在此之前，我觉得父亲会一直健康地活着，只要他在，我就是可以依靠他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也会降临在他身上，我总觉得应该等到很久很久以后，等到我老了以后。我哭了一个晚上，怨自己怎么不早些发现父亲的病，怪自己当初不该让他和母亲回乡生活。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怀着身孕，几次千里奔波，看着父亲的痛，偷偷流泪，又擦干。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多想坐在他床边陪着他，一直陪着他。那个曾经整天叨唠着要减肥的父亲，那个在酒局上吆喝猜码自吹为“天下第一拳”的父亲，如今已经瘦小得只剩下包着骨头的皮囊。他那么无力地躺在床上，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失去了。那些天，我躲到父亲房间的窗后，让自己哭出声来，我受不了这死亡逼近的一幕幕。几个月前，我还在筹划着为父亲办六十大寿的宴席，还在打算等果儿出世再接他和母亲一起去北海——父亲也想去北海，他买了双新皮鞋，一直舍不得穿，说要等到北海再穿……

　　那几天，医院不肯收治他，说还是准备后事吧。我不相信，我仍盼着奇迹。我通过以前的同事从医院拉回氧气筒，给父亲输氧；父亲连一口奶都吞不下了，我也不甘心，叫老同事拿药水来给他输液……我知道，父亲他不想死，他那么想活，想和我们在一起。肝癌那么痛，他从没有吭声，再没有胃口，他也要强迫自己吃，他曾对我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吃，我就马上完了，只要能吃，还有希望。”他求生的愿望那么强烈，以至于觉得我们给他找的中医没什么用，而听信一个亲戚吹的江湖骗子，要我们去那里拿药。我们都认为，如果不是这药，他或许还会多活几个月甚至还要久。

　　多年前，父亲去体检发现肝硬化时医生就告诫他少喝酒甚至不要喝酒。可是父亲说：“不喝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一边大口饮酒，一边大口喝中药。住进医院时他后悔了：“再也不喝酒了，给我五百万也不喝了。”上天却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他了，他再坚强，也强不过死神。对于我的做法，七六叔说，你是在延长你父亲的痛苦，还是让他少受些苦让他快些走吧。他是不理解我父亲啊。我明白，我知道，父亲他不怕痛，一点都不怕，他是眼睛掉出眼眶还能自己捂着走路上医院的人。他只怕死，怕得要命，他从没想过死亡来得这么快。

　　而我只能尽力去帮他延长他的生命。那天黄昏，父亲在他阴暗的屋里气若游丝，院子里他种下的那棵枇杷却生机勃勃，结了满树鲜黄的果实，夕阳照进院里，树上金灿灿的，像镀了金。夜幕降临，一切归为黑暗，房间里，父亲的呼吸急促起来，又为一口气吸不上来而虚弱地挣扎，喉咙中发出可怕的声音。我大哭着抚摸父亲的额头：“爸，我们已经尽力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那一刻，我在自己的哭声中看到了死神的降临——他是聋子，他是瞎子，听不到哭声，也看不见悲哀。

　　妹妹也跟着我一起大哭，她也跟父亲说话，可是我听不到了。母亲、姑姑、叔叔、叔娘，还有三哥三姐，听到我俩的哭声都跑进来，他们要我出去，说孕妇不能呆在房里，否则会挡住亡灵的眼睛，使他看不到路。我不知道父亲的亡灵离开那具让他倍受折磨的肉身时，他向屋里的亲人告别时，他看到屋外站在枇杷树下的女儿了吗？他到底是走了，没有看我一眼，没有给我一句话。

　　那是2008年6月8日，正是枇杷成熟时。那还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棵树的果实，真的好甜，父亲没有吹牛。记得这棵枇杷是母亲从县苗圃买回来的，父亲挖坑把它种下，但它开始结果的那年，我已离家在外，此后虽然每年清明回家，但却不是它的果期。十载光阴，年年错过，谁料到在父亲去世的这个夏天却遇上了呢？人入土化泥，树郁郁地生长，活着的人哭过以后又继续自己的生活，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又好像一切都变了样。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