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始终保持了“对话”的关系。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在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中进行，逐渐形成了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历时建构过程。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迁，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逐渐出现了“对话”的焦虑，突出的表征为与“主流”写作的趋近、民族性的弱化等问题。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对话”焦虑问题成为了当前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主要着力点。
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壮族、侗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诗歌为代表的诗学景观，并在当下的汉语诗坛不断耕耘与跋涉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百鸟衣》、黄青的《红河之歌》、侬易天的《刘三妹》，侗族诗人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以及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虹》等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以其独特的民族特性与地域写作特征为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始终保持了“对话”的关系，在呈现出“对话性”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诗学精神与文化诉求凸显出重要的价值意义。随着写作语境的不断变化，尤其受制于社会历史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深入变革，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原有的“对话”性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焦虑，主要表现为与“主流”写作的趋同、诗歌民族特性的弱化等现象。整体上说，这种“对话”焦虑一方面因受到了不断衍生出的写作“场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少数民族诗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无法规避的局限性。
一、“对话”语境：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
新时期以来，多元化的写作语境使得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呈现出更多的驳杂性，其在多重的文化语境中始终保持着自我与不同写作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与此同时，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生存环境、教育程度及文化抉择等因素更增加了其诗歌写作的复杂程度。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化逐步汇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场中，这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原有的诗歌观念，如诗人韦佐在写作中吸收了美国“垮掉的一代”、诺贝尔文学奖诗歌等文学资源；韦适华对民间文化传统和欧阳江河、北岛、雷平阳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歌资源，以及对以米沃什、玛丽·奥利弗等为代表的外国诗歌资源的接纳……这些现象表明，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处于本民族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多元共生的复杂文化场中，其诗歌写作在多重文化空间行进。
广西少数民族诗歌首先表现出了独有的地域特性，诗人在写作中纷纷表现出了对“故乡”的坚守。值得肯定的是，不同代际的广西少数民族诗人普遍葆有对故乡生活经历的清晰记忆与成长经历的深刻体验，如刘频的“柳州”、盘妙彬的“梧州”、庞白的“北海”、高瞻的“陆川”、伍迁的“北流”、许雪萍的“西林”、牛依河的“壮乡”等，这些富于广西民族特色的岭南地域成为诗人情感的重要发源地，共同组建成广西诗歌的写作版图。同时，广西诗人也纷纷表达出了“广西”地域之于写作的重要性，如刘春的“桂林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我的心理和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韦适华的“这些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人文景观都是构成我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和土壤”2、牛依河的“我想我的诗歌不应该停留在自我的小世界里呻吟了事，而是应该回到我民族的本源，应该多关注本民族的文化”3 等，这些表述充分表明了广西地域对他们诗歌创作的不可或缺性。尽管其中部分诗人由于求学、工作、旅行等原因有着阶段性的“返乡”经历，但“返乡”的意念作为藏匿于心中的精神冲动，并未在人生的转折际遇中隐失。即使“返乡”对于诗人费城来说更多是“痛苦与沮丧”，但这种隐痛给予了其写作的初始资源，“故乡”在其诗歌写作中扮演了启蒙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中无法回避的文化空间，这体现在不同代际诗人所面临的共同的文化抉择中，他们以富有个性化的写作解决了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普遍性的诗学话题。如诗人冯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提，表达出自身对文化修养的思考，并通过对“88反思”中所提出的“别了，刘三姐”“别了，白鸟衣”等口号的批判，表明自身所持的“历史与传统无法割裂”观念；吕小春秋在对古典诗词“典雅美”的解读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也表露出“与传统脱轨，这应该也是现代诗人的一大弊病”的担忧；高瞻将台湾现代诗词的“非凡之美”归功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把中国方块字之美运用到现代诗”……这些现象表明，廣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并未割裂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相反则是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诗歌中对古典诗词在用典、音韵、意境等层面的借鉴与创造性发挥等，他们在传承中不断找寻本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以增强广西诗歌写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当然，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还面临着新时期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如俄罗斯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美国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等西方文学对诗人刘频、韦佐、荣斌等的影响，诗人高瞻、张民等对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文学、以俳句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等东方文学的接纳与吸收等，这充分展示出东西方文化交织的多元语境影响着广西诗人的写作，并作为复杂的想象共同体交汇于他们的精神结构层。然而，这些诗人在写作中一方面吸收了外来文化所带来的批判、怀疑、反抗等精神，另一方面则自觉保持着他们在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所拥有的精审的思考态度。虽然大多数诗人在写作初期受制于东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但诗风的形成依凭的是他们不断的写作尝试，包括对诸如地域性减弱、个体性丧失、模式化加剧等瓶颈的逐步摆脱，以及在诗歌语言、思想内容及情感表达等层面的不同程度的调整。
总体来看，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等充满悖论性的文化场中进行写作，他们普遍秉持着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写作态度，在广泛借鉴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自我对生存、命运、死亡等诗学命题的探寻。得益于此，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在多重文化空间交汇下逐渐形成了开放性、包容性的写作特征，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对话”方式：具体语境中的建构参与
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始终立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语境，这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以扬子鳄、自行车、漆、凹地等为代表的广西诗歌社团、群体参与并影响着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建构；另一方面，以《广西文学》《南方文坛》《广西日报》《河池文学》和广西新闻网等为代表的期刊、报纸、杂志，不仅为广西诗坛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平台，更以其精敏的判断力与广泛的影响力反映着新时期以来诗歌写作的嬗变过程。无论是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辈诗人，还是七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的诗坛新锐，都面临着诸如八十年代诗歌写作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边缘化”及新世纪以来诗歌多元化写作语境等诗学问题，这些环境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诗人在写作中的普遍诗学参与，他们保持着与外部环境的自觉“对话”关系。
诗人冯艺曾指出，1980年召开的“南宁诗会”4 拉开了新时期诗歌写作“黄金时代”的大幕，不仅确立了开放的诗歌观念与诗学精神，而且回应了朦胧诗所发出的摆脱精神枷锁的呼喊。随后出现的“百越境界”、“88反思”也是对19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及1980年代末社会思潮变革的呼应。无论从对时代思潮的把握，还是从个人诗歌写作的调整上来看，广西少数民族诗歌都充分参与了新时期诗歌的建构，其与诗歌写作的整体环境保持了良好的交流与对话关系。就写作经历而言，广西诗人大都有加入校园文学社、诗歌社的经历，这种现象在“70后”和“80后”诗人身上尤为明显，如盘妙彬参加了广西大学映山红文学社，韦适华加入了南宁师专左江潮文学社，费城、牛依河参加了河池师专南楼丹霞文学社等。这些诗人在加入社团组织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诗歌写作行为，来影响与带动周围热爱诗歌的学生，以此来共同组建诗歌交流平台，扩大诗歌的影响力，并在诗歌写作与对话交流中建构富于张力的“诗歌场”。值得注意的是，田湘、荣斌、林虹、许雪萍等诗人都有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等学习经历，诗人荣斌更是将鲁迅文学院在2014年4月为“桂系五虎”（诗人荣斌、桐雨，散文家透透、瑶鹰，小说家西洛）举办的交流会看成是“广西作家在北京的一次集体亮相”，这些现象集中反映出了廣西少数民族诗人在诗歌发展中所选择的“走出去”策略，他们以此参与着当代诗歌的诗学建构。
广西有着多样的民刊，如《扬子鳄》（桂林）、《自行车》（南宁）、《漆诗歌》（北流）、《凹地》（北海）、《麻雀》（柳州）等，这些民刊与社团刊物一方面为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诗歌发表平台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为其与外部诗歌环境的“对话”带来便利，这其中尤以《自行车》和《漆》诗刊最为突出。就《自行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不仅保持着与外界环境的对话关系，而且还通过“新的、冒险的、探索的、实验的，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和先锋性的诗歌”等价值宣谕表明自身的先锋性。《自行车》在创刊之时与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发展保持了步伐的一致，其在1995年至2000年的停刊，也更多地呼应了1990年代中期因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诗歌“边缘化”的写作语境。此外，《自行车》在2001年得以复刊，此次复刊立足于“盘峰诗会”后先锋诗歌的发展语境，其对“地域”、“场所”问题的重视，则迎合了新世纪以来诗歌中写作地域性不断加深的写作状况。作为广西诗歌的标志性刊物，《漆》诗刊的演变也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保持着“对话”的关系。《漆》首先是同人性质的刊物，这体现在“办一个立足于北流的诗歌沙龙，创建一个互相交流诗歌的园地与平台”5 的创刊宗旨中。尽管刊物主要在内部交流，但诗人伍迁认识到了刊物封皮设计对《<他们>十年诗歌选》的借鉴，这表明了广西诗人眼界的开阔。与此同时，围绕《漆》诗刊所形成的“漆五君子”、“漆三角”等诗歌团体在保持自身写作独立性的基础上，也不断加强着与外部环境的联系，诸如社团成员的诗歌作品在《星星》诗刊的发表，以及诗人方为和唐纳、莫蓝合著的《一滴水晶》的出版等。这些现象共同说明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并非局限于自我的封闭场，而是更多地表现出其与外部场域的积极互动。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使得广西诗歌在多元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生存及共同诗学命题的关注，并由此构筑了独特的诗学精神与文化想象。
毋庸置疑的是，广西少数民族诗歌通过主体性的建立、多样写作资源的融合等形式参与到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当中，并与诗歌发展的大环境展开了积极的“对话”。广西拥有丰富的诗歌资源，这不仅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优势地位的体现，而且是“对话”形成的前提。如对“死亡”的体认中，广西诗人大都将其建构在诗歌的“边缘化”处境、“诗人之死”等普遍的诗学问题之上。刘频通过对比西方诗歌所内蕴的“富于宗教感、仪式感和哲学气息”的死亡与中国诗歌所包含的“表浅、单薄、狭隘”的死亡，得出了“死亡”在中国诗歌中的虚假性；非亚通过自己对时间、生命的认识及父亲病危、死亡前后的影响建构了诗歌写作的死亡主题，并通过对死亡的思考认识到人生局限，以期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刘春通过海子之死认识到“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6；许雪萍的“我终于承认，死亡是真的”表达了自身对死亡刺痛感的认识，并通过记录与即将去世的父亲的谈话来揭示死亡的真谛……这些诗人无论是面对诗学意义层面，抑或现实生存中的死亡时，都能经由内心真实体验的展示来抵达个我对死亡的认知，并通过日常经验的描摹来感知生存的意义。在日常经验书写中，诗人大都建立诗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自然联系，通过内心情感与自然意象的抒写与营构来描绘萦绕于心的诗歌思绪，由内心出发完成对诗歌题材局限的“突围”。如刘频的用“悲悯”系列诗歌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对修养与品德的呼唤；吉小吉通过日常生活“琐碎化”诗歌写作，运用生活场景的拉近与拉远来透视现实的张力；琬琦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瞬间把握来找寻诗歌切入点，书写在场的真实等。这些现象透视出了该地区诗人对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深入思考，他们在日常生活哲学的建构中表现出对诗歌本体的认知。
三、“对话”焦虑：民族性的弱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自我民族性的呈现成为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突出特征，这也使其在当时的诗坛获得了较高的诗学占位。就叙事长诗的写作而言，韦其麟、包玉堂等诗人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性的坚守，他们的叙事诗大都植根于“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之中。如洪子诚所说，韦其麟的创作“和民族民间诗歌、传说的关系密切。发表于1953年的《玫瑰花的故事》，以及《百鸟衣》《寻找太阳的母亲》《山泉》等，都与民间传说有关。”7 而包玉堂的《虹》也是根据“苗族民间传说”写作而成 8，这些诗人在写作中对“民歌体”的借鉴，及其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均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性。除叙事诗外，他们在抒写自然物时，也普遍坚持了对壮族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表达。如韦其麟的《天平山传奇》9《红水河边的传说》10 等诗歌中，“天平山”“紅水河”等广西地域符号凝聚了诗人丰富而多元的内心体验，这不仅是他立足于本民族经验的审慎哲思，而且还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如“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承载着复杂的壮族文化内蕴，并表现出了深沉的民族精神。黄青的《红河之歌》也将“红河”置于壮民族的社会历史系统中，“韦拔群”“红七军”等人物或群体成为了壮族抗战时期的精神支柱，诗人以叙述的笔法书写出了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民族情怀与对祖国的热爱。诗句“红河呵，/红水长年流过壮乡，/织染红毯一样的红土层；/这里浸透壮家多少血呀，/上面落叶又积有多深？！”11 正表现出了诗人对于“红河”的民族性思考，“长年流过壮乡”与“浸透壮家多少血”的“红河”已经融为“壮乡”的一部分，体现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与韦其麟、包玉堂等诗人相比，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中表现出了与“主流”写作趋同、“民族性”减弱等现象。抛开写作题材（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等）不论，仅就广西诗人在自然意象的选用层面来看，他们诗歌中的“意象”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构性。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意象首先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个我体验与社会思考，表现出了他们自身所持有的时代情绪。比如在“铁”意象使用上，刘频的《生铁》一诗——“愤世嫉俗的铁/在暴雨中，抢回了身上锈蚀的腥味”12 ——尽管只有短短两句，但他通过建立“铁”与反叛性时代情绪（“愤世嫉俗”）之间的对位联系，以及对“铁”在恶劣时代语境里（“在暴雨中”）找寻自我的肯定，表达出了他对合理生存方式的理性哲思；非亚的“我触摸到地铁，那种尖锐的钢铁的冰冷，/那种深深的金属的嚎叫……”13 尽管主要表达的是他触摸地铁的感受，但诗人不仅将“铁”的两种属性——“冰冷”与“金属”——揭示出来，而且通过“尖锐的冰冷”与“金属的嚎叫”再现了时代的冷峻与疼痛感。根本上说，这种对“时代情绪”的处理一方面有助于他们获得主流写作的最大认同，也更能融入主流的写作系统当中，但这同时容易造成诗人在群体性的“症候”书写中个我独立性的丧失，甚至走向单纯的写作“迎合”。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对诗人的写作有着持续的影响，诗人在面对这些影响时普遍表征出了被动的“不适”感，他们并未以主动的心态去完成影响与被影响之间的自我调适；另一方面，部分诗人为了摆脱“影响的焦虑”而有意地制造与现时写作语境之间的“文本疏离”，他们将自我置于理想型的民族文化“想象共同体”中，一味地用“民族性”来对抗“现时性”。这样的写作反而更容易走向写作的“误区”，尤其陷入了“民族”与“现时”的对立式思考空间中。
需要指明的是，笔者并非有意营造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写作“焦虑”，也并未企图建立起“民族性”与“现时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期望通过对广西诗歌写作中所出现的与“主流”的趋同、“民族性”弱化等问题的审视，为其写作的深入发展做出可行性的探索。这样不仅有助于广西诗歌写作不断保持着自我独立性，而且能够使其获得更为独特的诗学占位。并且从当前的写作来看，广西诗歌已经找到了合理的应对策略，逐步实现着对当前写作困境的突围。如部分诗人在对“大海”意象的呈现上，不仅突出了广西独特的“海洋”特质，而且将“大海”与民族性的思考相互结合，更为鲜明地突显了广西独有的民族特征，诗句“海起伏着，像努力地回忆/海也在回忆中/把江河的名字/一一遗忘”14 中所塑造的凝构着回忆与遗忘的“大海”意象正体现了这点。类似的还有诗人林虹的“枇杷树”“柚子树”“白鸟”，以及许雪萍笔下新奇而又充满伤痛的“南方的雪”等意象。这些意象不仅展示出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独有的文化想象，而且使得诗人能够在个体化的写作中不断建构出新的民族“想象体”。
结语：
广西诗歌在1980年代曾有着“整个广西文坛几乎就是一个广西诗坛”、“八十年代的广西文学是一个诗歌的时代”15 的繁荣景象，广西诗歌始终保持了与外界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不仅存在于多元并置的文化空间所营构的对话语境中，而且还有着立足于具体语境中的建构参与。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迁，广西诗歌写作逐渐出现了“对话”的焦虑，突出的表征为与“主流”写作的趋近、民族性的弱化等问题。本源上说，这些问题正是在其与外界的不断“对话”中产生的。
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对话”焦虑问题是当前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主要着力点，这同时构成了“让广西诗歌狼烟四起”、“大师级别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出现”等期望实现的前提。当然，这不仅是广西诗歌所面临的写作瓶颈，更是当前诸如诗歌边缘化、诗歌缺乏社会担当等社会现实，向诗人提出的写作身份、写作姿态及写作多样性等问题的“变异”。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应在繁复驳杂的时代环境中选择适合自我的写作方式，以期完成对诗学困境的写作突围。
注释：
1 雷默、刘春：《访谈：刘春的诗生活》，http：//www.zgshige.com/sx/496386.shtml。
2 钟世华、韦适华：《坚持就是我诗歌的方向——广西本土诗人韦适华访谈录》，《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 钟世华：《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
4 1980年4月8日～15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又称“南宁诗会”）在广西南宁召开，参会人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大学教师等，共百余人。会议就“天安门诗歌运动”后几年的诗歌创作状况进行了讨论与交流，主要包括了诗歌写作的“懂与不懂”、对青年诗人近作的评价以及今后新诗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参见絮飞：《南宁诗会纪要》，《星星诗刊》，1980年第5期。）
5 伍仟：《漆：1999》，载向卫国编《南方诗学（第1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6 刘春：《对顾城和海子的简单印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8d690102vf1o.html。
7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8 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1956诗选》在收录包玉堂的《虹》时，指明了其“根据苗族民间传说”而写作的事实。（中国作家协会编：《1956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59页。）
9 韦其麟：《寻找太阳的母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9～37页。
10 同上，第46～56页。
11 黄青：《红河之歌》，载《山河声浪》，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12 刘频：《生铁》，载《刘频诗选：雷公根笔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13 非亚：《关于地铁》，载《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非亚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4 韦佐：《遗忘》，载《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15 陈祖君：《两岸诗人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责任编辑 郭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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