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均权

　　芷江，一个芬芳的名字，怀有悠久的历史。

　　“芷江”雅称，源于屈原《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佳句。古籍《方舆胜览》中亦载“潕水两岸多生杜衡白芷，故曰芷江。”沅州为芷江旧称。70多年前，沈从文先生笔下曾对诗意芷江有过细腻的描写：“由河南岸上行时，但见河身平远静穆，嘉树四合，绿竹成林，郁郁葱葱，别有一种境界，沿河多油坊、祠堂，房子多用砖砌成立体方形和长方形，与峻拔不群的枫杉相衬，另是一种格局。有江浙风景的清秀，同时兼北方风景的厚重……”

　　自汉高祖五年建县无阳以来，汉唐间曾四度为州治所在，元明清曾两度为府治所在。芷江即为湘、黔、川、桂、滇五省之物资集散地，屈原、王守仁、林则徐、熊希龄、沈从文等政治、文化名人都有书写芷江的诗文传世，军事上更拥有“守滇黔门户，扼全楚咽喉”的独特战略地位。如此，饱含秦皇汉祖、唐风宋韵的丰厚人文积淀而成为湘黔边地千年重镇。若说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创造的辉煌，非抗战时期莫属。

　　芷江是块英雄的土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芷江成为西南大后方的前沿军事重地，芷江人民为抗击日军侵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1936年至1940年，芷江及邻县数万民工几度抢建、扩修芷江机场，使之成为对日作战的重要空军基地。进驻芷江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中美空军以芷江机场和云南机场为空军基地，对日本空军和地面部队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间，由东南沿海、华北、华中向大西南撤退的国民党机关、学校、企业、伤兵医院、调动的军队和难民多数取道湘黔、湘川公路经芷江西迁躲避战争，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落脚此地。1944年6月长沙沦陷后，省内机关、厂矿、学校及其他社会团体纷纷内迁湘西境内的芷江等县，一时芷江境内人口猛增。县城由3万人增至10万人，芷江成了战时的大后方，成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抗战相持阶段中的芷江机场，在配合1939年桂南会战，策应1941年宜沙攻势，1943年鄂西会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战反攻阶段，芷江机场在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中，平定华中、横扫华东，在掌握战场的制空权乃至向侵略者发出致命一击时，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生活在芷江的人民，他们共赴国难，保家卫国，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抢修机场、公路和桥梁，踊跃参军参战，募捐支前，救护伤兵、同胞，用鲜血和汗水演绎了一幕幕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张扬了芷江抗战精神，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抗日战争磨练了芷江城和芷江人，也塑造了芷江城和芷江人。在国难当头的峥嵘岁月里，人格和人性的魅力得到了集中的彰显。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他们同仇敌忾，奋起抗争，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形成了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坚定了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彰显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而1945年春夏之交那场以保卫芷江机场为目的的“芷江保卫战”，也成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日中中日会战中的最后一战。第四方面军布防坚守在不远的雪峰山区，以民族御侮的意志和巍巍山岳一起筑成钢铁的屏障，保卫了给日寇以严惩威胁的芷江空军基地，使日寇占领大西南后而灭亡全中国的计划成为一枕黄粱。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

　　历史之巨手一个不经意的安排，抗日战争的起止竟被郑重地交予两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桥——从宛平的卢沟桥到芷江的七里桥，紧紧维系了一个民族奋起的吼声与胜利的歌声！

　　1945年8月21日，横行直撞的太阳旗终于坠落在地，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得不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飞到芷江，和国民政府要员举行无条件投降签字之前的乞降会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受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派主持受降仪式。

　　在受降堂，你很难想象，就在这样一栋不起眼的美式平房里，中国军民最终折断了日本武士的屠刀，洗净了炎黄子孙一个世纪的重重屈辱！

　　“受降，受降，潕水河边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在亿万人掀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和日以继夜的鞭炮声里，芷江，便如同千秋不磨的纸镇一方，重重地压在血与火所书写的胜利的史册上。”（凌宇《芷江行》）

　　历史的回声凝重而久远，历史的转折震古而烁今。

　　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忘却的纪念，1946年的那个金秋，国民政府在原受降签字房侧修建了“受降纪念坊”，于是中国有了第一座，也是迄今唯一的一座“凯旋门”！

　　在受降坊前的林荫道上下车，即见纪念馆大门门额上，有大理石刻“凯旋门”三个隶书大字，大门两边有四个象征胜利的V字。这是英文“胜利”的头一个字母，意为象征抗战八年3500万同胞用鲜血换来的胜利。进门就是顶天立地的受降纪念坊。纪念坊为南北向，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形碑坊，因为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这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被世界称为“中国凯旋门”，或“中国第一血”。

　　全世界有六座凯旋门：罗马凯旋门、柏林凯旋门、米兰凯旋门、巴黎凯旋门、中国芷江凯旋门、平壤凯旋门。中国凯旋门是纪念“二战”胜利的人类唯一一座凯旋门。

　　纪念坊始建于1947年，1966年在“文革”中被毁坏，1985年按原址原貌复修，2010年再次重修。坊高8.5米，宽10.64米，厚1.16米，为水泥底座，大理石雕砌而成，其雄姿足可为抗日英雄之象征。坊上楹联皆为当时国民党党政要员所题。正面正中联为蒋中正题“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横额为“震古铄今”;正面外联为李宗仁所题“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背面正中联为何应钦题“名城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背面外联为白崇禧所题“我武自维扬苍海依然归禹贡，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坊上题额为王东原、于右任、孙科、居正、王云五题的“万古流芳”“布昭神武”“武德长昭”“名垂青史”“气贯长虹”。楹联和题额书法笔笔铁骨，字字钢铸，内容尤让人深感当时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和对和平的渴望。

　　尊重历史的人会记得，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为庆祝这一伟大胜利题写了“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朱德总司令也说，抗战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作生死决斗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配合下获得的。

　　在受降纪念坊右角的花园边沿，立有一块石碑。石碑约1米，宽约50公分，是一块呈蜂窝状的赤岩，岩色殷红似血，上面竖刻七个颜体大字：

　　“冈村宁茨并未死！”

　　题辞者为中国著名诗人公刘。

　　著名作家李渔村看了这块石碑，感慨万千。他说：看着这块似带累累弹痕而流淌丝丝鲜血的石头，琢磨石上刻的这句话，每个来访者都会停住脚步，如醍醐灌顶般清醒、激动。日本在明治维新国力强大之后，早就觊觎我东北，做着入侵中华大地的美梦。“二战”入侵中国，给中国造成多大的损失！3500万同胞血流成河。但他们并不认账。“教科书”“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二战胜利成果”诸多问题，他们都采取不承认主义。德国等战争罪魁祸首国家都向受害国屈膝谢罪，而日本的一些右翼首相和议员，一次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军国主义分子仍穿着“二战”时期的军装和战靴在街头耀武扬威……

　　这一切都说明，冈村宁茨并未死，敌人亡我之心并未死！

　　公刘抗战时是难童，受尽了当亡国奴的苦难。他这句朴实的忠告，应当为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们牢记。

　　是呀，芷江“受降纪念坊”这座“血”字造型的纪念碑，每时每刻都在昭示爱好和平的人们：

　　利剑在血与火中锻造，和平在血与火中催生！

　　芷江“受降纪念坊”，它是一座历史之坊，它记载的一面是触目惊心嗜血者人性的沉沦，一面是张扬浩然天地间抗争者的公理与正义;它同时记载了一个古老民族汪洋大海一般的，宽容，向善，仁义的胸怀……

　　铁血与烈火，已从历史的前台淡淡隐去……蓝天白云、黄花绿草在共享和平的阳光……

　　40多年后的1994年那个春天里，陈纳德将军的遗孀，年近古稀的“国际和平使者”陈香梅女士故地重游，万般思念，赋诗寄意：

　　春暖三湘杜鹃红，铁鸟飞来展雄风。

　　芷江本是英烈地，中美情谊五十冬。

　　新世纪之初，芷江人民高瞻远瞩，充分挖掘利用以抗战胜利受降及中苏援华抗战、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史事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并创造性地将抗战文化升华为全新的和平文化。相继复修了“受降纪念坊”“受降堂”等受降遗址;修建了“飞虎队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纪念场馆，建设了“凯旋大道”“飞虎路”“和平大道”“和平大桥”等建筑设施，成立了以研究抗战文化、和平文化为方向的“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会和平学院”“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等社科组织，一座因抗战受降的胜利名城芷江，正展现在世人面前！一座人类追求和平的象征之城——国际和平城，不久的将来，将屹立在世界面前！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