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

　　于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份将继续增补的抗日英烈名录，涵盖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的局部抗日战争，到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所有为收复失地光复祖国而英勇牺牲的中国军民，亦包括了为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的外籍友人。

　　古巴诗人何塞·马蒂说：“死多么美啊，当我们为了祖国，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献出了自己！”我参军前，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了十年，深受当牛做马沦为亡国奴的屈辱与辛酸。新中国成立后，每到一座曾经被日本军队侵占过的城市，我总是习惯地寻找抗日战争纪念馆，或抗日烈士纪念碑，为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献一束鲜花，深深地默哀致敬。但是我见到的几乎都是模糊的精神群像，我多么渴望知道那些中华民族英烈的姓甚名谁！

　　一位以研究中国抗战而知名的英国学者，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写了一本书，中文版的书名叫《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该书分析说，中国因为抗战伤亡的人数迄今仍在计算中，但是保守的估计，死者至少一千四百万人（实际数远远超过这个统计。大英帝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各皆超过四十万人，苏联死亡人数超过两千万人）。中国难民人数可能超过八千万人。可惜，对“二战”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中国，曾经被西方集体遗忘。“中国是战时同盟国四大核心国之一，与美、苏、英三国地位同等。”别人遗忘了“二战”的东方战场，我们自己却不可以遗忘。

　　法国作家雨果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回声也罢，反映也罢，都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历史是由“事”和“人”组成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亦同样被千千万万个事件和人物填充。为国捐躯的英烈在国家与民族的记忆中，除了群像以外，也应该还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这才可能真正体现出“光荣”与“不朽”。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人就是抗战史，尤其是为抗战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有些人往往忽略事物的细节。我们不能只告诉后辈“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牺牲了无数英烈”，还要告诉他们：赵一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孙铭武（东北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吉鸿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总司令）、张自忠（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郁达夫（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即在上海保卫战中坚持到最后的抵抗者）、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5军妇女团，即宁死不屈的“八女投江”）……这些极普通又极伟大的人，在一个民族的许多人抬不起头的情境下，一声呐喊，显现出他们的英雄本色。正是这些细节，才组成了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史。这些细节才可能加深参加国家公祭的后辈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才可能感受到爱国主义的伟大。同时也能从中华民族的巨大牺牲中，看到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这块土地，曾经培育出过众多值得永远纪念的民族英雄。可是我们有一个毛病，对民族英雄及其民族精神的信仰，太容易被“闲言碎语”所动摇，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缺失传承和发扬的精神，缺少民众共识的民族脊梁，对一些较有共识的民族英雄，有时又因种种原因而“翻烧饼”。还有一个明显现象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英雄，用着了就搬出来，用不着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更不可容忍的是有人利用道听途说的东西，贬低甚至诋毁英雄。如对狼牙山五壮士。为此一位有将军军衔的教授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愤然痛责：“我们多少人在推倒自己的英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无论什么居心与行为，都不可能从善良人的心坎上抹去用血写下的英名。

　　永久的纪念

　　掀开一页日历，仿佛揭示一段烽火连天的历史。

　　这是中国人民胜利的一天。这是全世界人民胜利的一天。这一天笑声和泪影交织。70年了，当这个日子再一次从记忆走进现实，瞬间，那场人类最野蛮最残酷的战争，那些血肉横飞的悲壮画面，像电影的蒙太奇镜头，在我思维中错乱无序地浮出水面。

　　那些英勇不屈的抗日亡魂，像雨像雾又像烟，在高耸的英雄纪念碑前云集。他们来自吕梁山、太行山、大别山、长白山和黄河、长江两岸。他们中有送鸡毛信的海娃，有放牛郎王二小，有靠草根维持生命、死后被敌人剖腹的司令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马本斋母子，有抗击敌寇走出国门的远征军，有在狼牙山纵身一跳的五壮士……那个用嘹亮号音唤醒穿灰颜色军服士兵的吹号者，也走出《艾青诗选》。

　　那团不曾被胃液消化的草根，在军事博物馆讲述国耻;海娃和王二小告诉红领巾什么是战争与和平;狼牙山的壮士像有什么心事，闷闷不乐;吹号者很想再吹一曲冲锋号角，向愚昧宣战，向贫穷发起最后的冲锋。

　　先烈们曾经用鲜血染红旗帜，染红朝霞，染红壮丽山河。然而他们的脸色却失血苍白。他们的哭和笑都没有发出声音，只听得见欢庆胜利的锣鼓，震天动地般咚咚敲击。他们多么想再唱一回《我们在太行山上》，又怕当今的人们嫌那曲调太不流行。他们曾经走进了中小学课本，向后辈讲述一个民族的骨气，讲述在敌寇面前的不屈不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幸，不知道哪个人物下的命令，又让他们走出课本，不许孩子们再听那些“过时的故事”。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一个民族的骨气，一个民族的抗争，一个民族的坚韧，一个民族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也会过时吗？

　　抗日亡魂向我们默默地走来。我不知道该用“百合”还是“玫瑰”欢迎他们，我也拿不定主意该向他们说些什么。我只记着张思德用生命撰写的“烧炭日记”;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李兆麟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李宗仁指挥的血战台儿庄;上海保卫战中牺牲的八百壮士。我还永远记着那支唱过无数遍的战歌：“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刀插在敌胸膛。巍峨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逐强粱。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抗日官兵就是唱着这支歌走向战场，唱着这支歌冲锋陷阵，唱着这支歌与敌决一死战。那些战死在战场上的优秀儿女，也是唱着这支歌走向生命的终点。

　　抗日亡魂向我们默默地走来。他们是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才。在共和国的记忆中，镌刻着对民族英雄永恒的爱。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忘记他们，否则灵魂将下地狱。生不敢正视后辈，死无颜叩拜祖宗。

　　战时笔记摘抄

　　我有幸得到亦师亦友秦兆阳先生的一册《回首当年》。老作家秦兆阳是亲自到过抗战前沿的作家之一，他的《战时笔记》记录了大量抗日军民的英雄气概，也记录了日本侵略者最残暴的兽性。正如兆阳先生女儿秦晴所言：“虽然父亲没有说，但我相信，许多了解他的人都会和我一样想到，如果没有被迫停止写作的二十年，如果父亲不是把那么多精力和时间都投到了他的编辑工作中，这些宝贵的素材，可能更具文学价值。”

　　我在这里摘录两段亲历者、目击者的抗战见闻，与读者共睹那可歌可泣的八年。

　　其一（仅扫荡中的一个镜头）：

　　鬼子：“你的知道，八路的有？”

　　孩子：“不，不知道！”

　　鬼子：“你的，给，糖的有，很甜很甜的……”

　　孩子：“不，不知道。”

　　鬼子 ：“刺刀，死了死了的！”

　　孩子大哭起来：“俺娘说的呀，叫我……不知道哇！”

　　于是，孩子被刺刀捅死了。母亲惨叫着扑上去抓住刺刀，也被捅死了。

　　这是一次反扫荡中的一个小镜头。那孩子才六岁呀！

　　将来，那村村镇镇，都应该修一座座烈士纪念碑，用大理石雕刻那些英勇不屈的人物形象，其中也有六岁幼儿的形象。

　　其二（日本鬼子的酷刑）：

　　用木头削成尖桩竖在地上，将人插在桩上，四肢绑绳，二人拉绳转动如拉磨，血流满地。

　　地面铺席，席上撒满鞋钉，将人捆置席上，推动，翻转，将席抖动，很快，受刑者全身是钉。

　　用膘胶浸麻绳，缠人全身，置于日光下晒干，然后将绳剥下，皮肉随着绳子一条条脱落。

　　四肢系绳悬于树上，多人用香烟头烧炙之。

　　用绳绑脚拇指倒吊树上，推之使其摆动，让其他被俘的人看。

　　置人瓮中，两瓮相合，闷死。

　　拖至野外，埋在雪中，浇上凉水，冻死。

　　绑在板凳上，往鼻子里灌辣椒水，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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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