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辅食毒
这是个不大的镇子，比起周围的繁华镇区，它小得像一颗豌豆。在这里居住的人很多，如果他们全都涌到街上去，会感觉无路可走。天桥就是这样出现的。从空中开出一条路，让人们从拥挤中解脱出来。
最初占领天桥的是几个乞丐，之后来了一群卖各种小玩意的货郎。算命先生是最后到天桥的人，他们最像天桥的守护者，无论晴天下雨都会长期蹲守。
一年前天桥装修了一次，地面和棚顶都镶了彩灯，夜间看着像一条闪光的彩虹。来这里卖小货物的商贩因为装修而多了起来，并且聚集了几个卖手机的，甚至卖古董的都来了，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批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面孔，但一种奇妙的直觉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别的镇子或别的天桥上来，他们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天桥游民的味道。他们围着那些手机和古董指手画脚，最后一样也没有买。
有时逛天桥就像逛露天剧院，尤其是傍晚时分，天色暗淡灯光昏黄，一种天然的剧院特效就展现在眼前。你看到的算命先生，如果他微闭双眼又摇着扇子，如果顶棚的彩色灯光像蝴蝶一样落在他的扇面上，你很有可能怀疑他是从古画中走出来的白胡子老者。而那些来算命的人，会让你想到撒缪尔·贝克特，想到他的《等待戈多》。这种神经错乱的想法荒谬却让你倍感惊喜，你似乎可以确定那位伸出手掌摆在算命先生眼前的人：他有一张幸运儿的脸，同时还有一股奇怪的神色。算命先生扮演着戈多的角色，不，他本人是虚构的——这一点你很清醒——他占卜的讯息才是那位算命者期盼的戈多。戈多不存在。但是戈多存在。这种错乱的幻想一直到算命先生和问卦人离去，才孤零零醒来。
我好奇算命先生的住处，但这永远像一个谜，他们只会在天桥五十米远的人群中出现，然后也消失在那里。我感觉他们不是从某个地方走来，而是从那些掌纹里走来。
我熟悉的那位算命先生，黑色挎包里装着签筒、镜子、老黄历、一张宽大红纸、一只不锈钢饭盒，以及他的老花镜。如果早一些走到天桥，就会亲眼看见他从黑色挎包里掏出这些东西，然后以每日不同的方位摆下，有时镜子往左，红纸向右，老黄历压顶，签筒垫底；而他本人斜靠栏杆，始终保持一贯的坐姿和神秘莫测的脸。若去得晚了，就只能见他戴上老花镜，两眼盯着一只女人的手说，小姐生于十九日，十九乃太阳日，酉时辰，命相喜忧参半，你且听我细说……他已开始替人推算。
他的那张写着“神算子”的宽大红纸总是摆在最显眼处。这是唯一不需要测算方位摆设的东西。
神算子的摊子靠近电器市场，那里放出的高分贝音乐直冲天桥，他必须提高嗓门说话，路过的人都可以听见一小段谁的命运。有人说他故意找了这么一个吵闹的角落，好让他有理由高声说话，以便吸引更多人算命。不管他是不是这个目的，反正这个效果已经达到。当他高声说“你且听我细说”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停一下脚步。
在没有人找他算命的清闲时刻，他就靠着栏杆闭目养神，或用两根手指敲击膝盖听歌。有一次我看见他免费给摆摊的小贩算命，不过那样子不太严肃，有些玩笑味道。小贩们说，你既然会给别人算，为何不给自己算？哪里发财就往哪里去。
这样的话一定有不少人说，神算子轻轻抬一下手，回了半句：“你们不懂，天机不可泄露……”
另一位算命先生坐在天桥中央，他是后来者。在他之后没有算命先生再来。所以这座天桥只有他们两个。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一桥，却可以容下两个算命先生。虽然从不往来，但他们八字不相生，也不相克，一南一北，各安天命。
有时我在想他们谁的本领更高超，按照有算命经历的人的讲述，年龄越大本领越高，尤其是那种长了胡子，半瞎眼，腿脚不十分灵便的人，他的推算十说九准。
那么，这位后来的算命先生，他的年龄足够大了：白胡子，白头发，老花镜的年龄也不小，用绳子绑来架在耳朵上。他没有签筒，签条像掷在地上的令牌。如果没有人翻动，那些暗藏玄机的批语将永远被捆成一扎放在那里。我注意的是他银色的头发，稀稀疏疏，因为所处的天桥中央有个风口，从那里钻来的风正好吹在头上。如果这时候你站在他面前，你会肯定他是算命先生中的算命先生。他头上稀疏散乱的头发和脸上古旧的老花镜，他面前陈旧的摊子和摇着羽扇的手，都给你一种世外高人的感受。
可他生意并不十分好。因为他看上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深厚沉默，这种沉默像百年老屋，过于苍茫，过于沉寂。人们喜欢在算命人身上找到高深莫测的感觉，但同时，这种高深莫测不能是苍茫的低沉之气，不能像深渊，不能像无底洞。不过，即使来得比他早的神算子也有生意不景气的时候，所以生意好坏，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不入世的表情。
而有时生意又很火爆，忙得他忘记了作为算命人要保留的“天机不可泄露”。他算来算去算漏了一条——点到为止。人们有时喜欢将自己的命运算透，有时又愿意藏掉一些。可他脑子一热就捅破天机，他说：“你初运平平，中运渐佳……你感情波折，落花流水。”
不管怎样，这种偶尔的失算人们也会谅解，不然那短暂的火爆生意将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很多时候算命先生充当着炼金术士的角色，他们要从这些人的命运中提取发光材质，炼出人们内心希望的黄金。提炼人们内心的黄金不仅需要从掌纹中获取，还得从他们的脸上寻找，所以神算子和另一位算命先生都有一块小镜子。所有想知道自己命运的人都照过这两面镜子。神算子也照过，不过他只是端着镜子修剪胡须。镜子在他们用来是极其普通，就像天上的桃子和地上的桃子，一样都是桃子，但一个叫仙桃，一个叫桃。总之在这天桥上，你永远不会看见这两位算命先生照着镜子对自己说，我初运平平，我晚运潦倒。
我从来没有照过那两面镜子，它会让我想到乡下一些人家门檐上挂着的照妖镜。
声音捕食者
来这条小巷唱歌的不是流浪歌手，这里热闹的时候太热闹，冷清的时候太冷清。在巷子很远的一家银行门口，我倒是见到一个流浪歌手，他唱一首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我仅见过他一次。他的声音透着寂静和孤独，长得像我少年时候的一位音乐老师。
人们在流浪歌手的身边或走或停，有时往那只摊开的黑色背包上放一两张小面额纸币，那些纸币和他稍长的头发一样，在微风里翻动着。之后在那家银行门口再没见到这位流浪歌手。银行旁边的理发店把两个大喇叭装到门前，喇叭里轰出的歌声可以淹没十个流浪歌手。流浪歌手可能去了地铁站，或者某个不热闹也不冷清的街。他没有选择来西街献唱。
这条叫“西街”的巷子没有迎来一个正儿八经的流浪歌手，但每天可以听见很多歌声在巷子里回旋，歌声来自一些特殊人群，他们靠那声音获取人们的帮助，然后换取食物。因为行动缓慢，那声音像地鼠捕食在沙土上的响动，细碎而清晰，几乎可以用耳朵辨别他是否捕到食物；若声音响亮悠长表示食物充足，声音低沉又断断续续表示收获惨淡。
我住在三楼，距这条巷子200米，那些声音大多是从我楼下流过去。
在这些声音的主人中，一位失去双腿的人趴在一块可滑行的木板上，他长期出现在西街。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人们无法从他的歌声中辨别他的故乡。也许他没有故乡，在他失去双腿那一刻，故乡也一并失去了。他只能以手代足去接触故乡的泥土，但这与亲自走在泥土上的感受大不一样。
不过他还有上半段身体，好歹这半个身体让他得以存活。有时他唱歌提不起劲，该是高音的部分却以中低音滑过去，那声调恰好是《二泉映月》里转音时低沉嘶哑的味道。
对于这位残疾人，人们在同情的时候也表现了警惕。在类似西街这样的小巷，时刻会遇见几个残疾人，他们有的真的残疾，有的假扮残疾。人们的同情心是悬在心尖上的露水，就像日月之精华。因此，在受到虚假落难者的欺骗时，人们会痛心疾首，会心灰意冷。
也许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在西街出现的这位残疾人将自己的截肢部分裸露在外，令人看着是一种残酷的可怜，无法同情，也无法不同情。
我在意的是他的歌声。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歌声送到西街。他的嗓音并不好，但唱得十分投入；嘴角右边有一条纹路，唱歌时，那纹路展开，像一片叶子落到耳侧，也像一朵隐藏在脸部的模糊笑容。这笑容在阳光强烈时更加显眼。
他的歌声与滑板在地上蹭出的声响混合在一起，组成粗糙的喧闹，这种声音闭门听到是一种厉害的骚扰，而站到他身前，那明亮光线下展开的脸部纹路出现在你的视线时，你就会被那引线似的纹路牵到他的心境中。你可能会感受到一场难以说清的悲伤，若你听过《大悲咒》，走进你耳朵的他的唱曲，就会变成那些经文流淌在你的血液。这时，你会想到人生短暂、及时行善等等这样的感悟。你不会在意他的唱词是当下最为流行又粗制滥造的。
当然，人们不会时常感叹“人生短暂”，因为有时也会感到人生漫长。
不管人们心情好坏，木板上的滑行者总会出现，他的歌声总会响在这条巷子。夏天时他来得勤一些，唱的曲子也欢快一点，在那滑动的木板上站着一个比他高的箱子，里面装着唱曲用的音响，也顺带在箱子顶端开一条投放钱币的缝隙。箱子是黑色的，与夜晚的颜色一样。但它不是夜晚的颜色。夜色虽然深沉，偶尔会有星光，箱子是一种单调的纯粹的黑。
我很想在他箱子的一侧画一个太阳，另一侧画一个月亮，在这太阳和月亮下画一些高山流水和花草树木，这是我从小喜欢画的事物。但又一想，也许他根本就喜欢黑色，这是一种封闭但安稳的底色。
汉字捕食者
第一次去一个诗人朋友的家里，他带我绕了好几条巷子，巷子两边除了店铺就是一排正在开花的紫荆。那是一条非常适合诗人经过的巷子。那巷子的中间也有一所适合诗人居住的出租屋。
我从前想的是，一个诗人一定是性格奔放又有些闷骚和神经质，他可能喜欢流浪、好酒，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为生活颠沛流离，房间杂乱，衣着随意；当然，他也可能是世上最完美的人，性格开朗或者内敛；可能还是个情种，喜爱干净，物质不缺。不管他们是哪一种人，我想他们心中一定住着一只可以飞翔的鸟。但事实证明我并不了解诗人。
我这位诗人朋友的房间在二楼，楼道狭窄，楼梯扶手锈迹斑斑。他喜欢靠着墙壁上楼，与生锈的楼梯扶手保持一点距离。而我喜欢把着扶手走路，在我摸着那些锈迹斑斑的扶手时，它们身上发出的咝咝声，像一种看不见的光阴的回响。这种感觉原本不应该是我这个写散文的人该有，可是我想，不一定非要写诗才是诗人。在上楼和下楼的那两个时间段，我的诗人朋友不停地跟我说，铁锈有毒，不能触碰。当我们走到外面，走到那条开着花的紫荆巷子，他又说，叶片上有细菌，不能触碰。我们不过是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走了一段路，既不是恋人也没有相当好的友情基础，但我还是忍无可忍地告诉他，生活在满是锈迹的楼梯扶手里，在粘着灰尘的叶片上；你不去摸一摸楼梯扶手，不去摸一摸粘着灰尘的树叶，你怎么感知生活。他点头。可我知道，他没有点头。
人和人有一种天生的陌生感，即使亲人之间也难免。我和这位朋友虽然谈天说地，研究写作题材和交流心得，他也带我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拐进他满地啤酒瓶的家，也还是难免生活方式或者性格上的差异所造成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会让我庆幸，好在我们不是恋人，不然要天天听他念叨，这样不能触碰，有毒，那样不能触碰，有细菌，我想我会烦躁不安，会有逃跑的心思。
有人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找到了半个知音。我不相信这样的话。不是所有志同道合的人都是半个知音。他们也可以是天生的仇敌。他们有时互相赞美，有时互相抵触，有时关注，有时取消关注，他们的社交自由和他们组织汉字的自由一样，随心所欲。当然，他们永远是孤独的。尤其组织汉字能力越强的人，孤独感越强。这种孤独是内敛的，加之他们的修养和自尊心，使他们不愿意释放孤独，他们用一种悲壮的享受来接纳孤独，并且认为，在这样的圈子中最安全，也最适合组织汉字。
永远不会有人理解这些汉字组织者为何喜欢熬夜，他们浪费清梦，浪费约会时间，浪费谈情说爱，浪费劳动力。尤其是浪费劳动力。对于这个浪费劳动力，千万不要解释“我写作也是劳动”。尤其当你收到邮局寄来一张写着“稿费27元”的通知单时，不要哈哈大笑，也不要低声下气，要拿出你汉字组织者应有的气质，淡泊地走到柜台，然后拿着你的27元去超市买8.98元一斤的火龙果，回到家，在挂着“气节”两个大字的墙壁下吃完它。对于汉字组织者来说，应该懂得生活需要真实铺垫，更需要虚构填充的道理——组织汉字是你真实的选择，而27元是虚构的。你得这样想，李白也只说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却没有明着告诉谁，他颠沛流离，壮志难酬。
在我看来，酒桌上的汉字组织者是最可爱的，虽然酒让他们感情脆弱狼狈不堪，但这时候他们活得最为真实，也最为豪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李白，可能连姓李的都没有，但是他们在酒桌上一定会说一些李白的话——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我那位诗人朋友的客厅放着一张大号圆桌，就是专门为喝酒准备。可惜我不喝酒。
在东莞观音山我看见一个写散文的人，他的醉大概就是李白式的醉，或者徐霞客的醉。他爱写游记，言行举止都是一股沾着露水的清朗的游记味道。那天下午，他喝醉后就把自己放在一棵树下的石桌子上睡觉。那时深秋，不管南方天气怎么暖和，在一棵树下吹风睡觉还是会感冒的。他果然就感冒了。他感冒后写了几句话，那些话带着一股清淡的酒味。他说，看别人吃一顿饭一掷千金，我.就为写字的人心疼。这些话只有经历过熬夜，经历过27元才能说出来。当然，我想他说完一定又投入熬夜写作中，因为27元可以是钱，也可以是一种力量。
当我再一次去那位诗人朋友家，他告诉我，他已经和小舅子合伙开了一家小吃店。没有办法，养妻养儿，还要养一所刚购买的房子。这个自称房奴的朋友把钱包抖开，从夹层里掏出35元放在桌上，他大概想跟我表示他的家当全部耗在那间小吃店和新买的房子上，现在就剩下这35元，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又将那35元哕哕嗦嗦装回去，就像装一个已经暴露在阳光下但他还想继续隐瞒的秘密。
自从我那位诗人朋友做起了小吃生意，他约我晒太阳的时间就少了。也许他的店面朝着东方，他一开门就可以看见早晨第一缕阳光。我以前很少去想象一个拿笔的诗人拿漏勺和锅铲是什么样子，而现在这位朋友除了要拿漏勺和锅铲，听说还要兼顾跑堂和洗碗抹筷的工作。
其实我应该恭贺这位诗人朋友，他从此不用再熬夜，也不用再孤独地组织汉字。以往他房间总是亮到深夜的灯现在可以提早熄灭。更不用烦恼周边喧闹的人群搅扰他组织汉字的思路。总之，那份清苦的坚持现在可以放下了。可是我没有恭贺他。
像我那位朋友一样选择做生意或者做兼职的汉字组织者逐渐多了起来，他们有的已经发财，有的正在努力发财。他们说，生活比诗歌重要。
生活确实比诗歌重要。可是他们也知道，生活里不能没有诗歌。尤其是他们曾经与诗歌为伍。一个有精神世界的人永远不会在富足的物质生活中感到舒适和快乐。对这些人来说，世界就像一个越来越紧的夹板，只能侧身前行，对诗歌和生活都保持着自己的怀疑。
我想只有拥有近乎愚蠢之耐力的人才能长期与汉字为伍，他们大部分时间宅在家中，写到口干舌燥才会想念超市里的火龙果——假如他像我一样住在南方，并且喜欢火龙果的味道——火龙果清热化痰，润肺排毒，味道清淡，正适合熬夜之人。
工厂捕食者
晚上出去才会有清净的空气，尤其在那一股长风的吹拂下，能闻到走廊边红色三角梅的味道。现在春天，三角梅开得正好，可是我很少有兴致在晚间赏花散步。我丈夫早出晚归，或者晚出早归，他是一家外企的普通工人，两星期转一次班，疲惫，匆忙，精神紧张，少白头加深了他的年纪。他的大部分时间给了工作，余下的时间给了睡眠，只有在睡眠和工作的夹缝中挤出来的时间才是我的。他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我，像那种花前月下的日子很难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恋爱结婚都是匆忙式，闪电式，节俭式。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组成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
有时我会接到一些表示关心的电话，询问都比较直接，丈夫做什么工作，有没有车子房子等等。我只能理解他们。就像理解农夫把桑树截断后重新嫁接是为了使它长得更好。他们不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有什么过分，有什么残忍。这样的行为属于人之常情。
可是，当你不断去理解别人的时候，上帝也会不断考验你的耐力。上帝要历练和督促一个人的成长，总会给这个人设定无数关口。他可以给你吃一口蜂蜜，也可以让一只蜜蜂叮咬你的耳朵。但是，上帝给你吃的不一定是蜂蜜，他派的蜜蜂也不一定真的让你变成聋子。他有时试探你的耐力，有时试探你的定力，有时试探你的慧根和悟性，有时试探你的良知，总之他会试探你承受一切的内心底线。
我想我那位已经十年不联系的初恋男朋友就是上帝派来的。他从前穷得像个拾荒者，如今他说，他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企业占了他的土地，他得了一笔赔偿款和一所安置房，不久的哪天要准备买一辆车。他把他近年得到的人生大菜一盘一盘端给我看，然后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很伤心愧疚当年娶了别的女人，他想得到我的原谅，如今他忏悔难过，也许哪天他就要离婚了。他叨叨地说了一大串。我知道他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原谅，他无非想表示，他如今比我这位昏天暗地上班的丈夫更有能力和条件，更有出息。他可能认为一个男人只要有钱就是有出息，就会比我这位拿着普通工资的丈夫更有条件获取一个女人的欢心，哪怕他曾经犯下难以宽恕的错误，也可以用今天得到的物质地位来抹平那些错误。事实证明他确实比从前更有自信，他的语气充满过去没有的底气，当他问到我丈夫做什么工作时，我如实回答了他。他说，他的直觉告诉他，我可能过得不是很好，如果哪天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他。最后他自信地挂了电话。
接完那场电话，我丈夫也睡醒了，他刷牙洗脸，然后给我做了一碗面条。面条里加了一小撮绿豆芽，几丝青椒。味道正好。
跟那位有钱的初恋男朋友比起来，我丈夫如今更像拾荒者，头发里躺着早年在建筑工地脚手架上摔出来的一寸半伤疤，睡眼惺忪，鼻梁上架着一副掉漆的黑边框眼镜。只有戴上这副眼镜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不是拾荒者，而是一个落魄的书生。即便他是这样一个落魄书生，你也能毫不费力感受到他的勇敢和坚毅。我觉得他像一棵长在悬崖的树，每一节根须都在石壁上蜿蜒，像寻找阳光一样寻找石壁缝隙里少量的土壤。我见过那样的树，在故乡的峭壁上，它们的根须在石壁表面四散延伸，哪一节根须先遇到土壤，它就扎根在哪里，其他的根须继续前进，直到它们都在峭壁上找到扎根之处。树就是那样被无数根须定在峭壁上，它本身并不高大，长得也弯弯扭扭，但它的根须必定粗壮有力，看上去好像整座山都在这棵树的环抱中。当然，我只是这样比喻。我丈夫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和树唯一相同的是，树有很多根须，他做过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和树的根须一样，它的作用都是让它的主人在世上安稳存活。遗憾的是，不是每一棵悬崖上的树都那么容易存活，因为它分布出去的根须很可能找不到扎根的土壤，那仅仅够发芽的土壤永远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人和树一样，终生奔忙于给自己提供养分的路上。
树有不幸的时候，我丈夫当然也有找不着工作的时候。来南方之前，他在北方一家菜市场门口蹲着，十五岁，找不着工作，身无分文，那是挨饿的第七天。七天前他和另一个少年还坚持四处找工作，白天出去，晚上回到菜市场，在那些摊子背后捡别人不要的好一半坏一半的水果充饥。他们这样坚持了六天，直到第七天，他们的意志在这一天崩溃。另一个少年不知去向。我丈夫一个人蹲在菜市场门口。他说，他当时虽然很饿，但是思想活跃，他已经计划了很多越轨的事情。当他决心要这样干的时候，一个中年女人解救了他。那个女人开一辆车停在菜市场门口，她住在菜市场旁边的七楼上，她买了一树盆景，要雇人帮忙。我丈夫在最倒霉的时候遇到了最幸运的事，那个女人选中了蹲在墙根角的他。虽然他搬这树盆景歇了十五次，眼冒金星，满头大汗，但总算完成了任务。原本说的十元钱，那个女人却给了他二十。他买了几个馒头，吃了一碗热面，之前想好的计划在那一顿饱饭后全部忘记了。
事情就是这样，上帝让他十五岁出门他就十五岁出门，让他饿七天他就饿七天，让他饿七天后遇见一个需要搬花的女人他就遇见这个女人。最后上帝的考验暂时告一段落，让他来了南方，进了这家厂。
有时我在畔湖西街遇到我丈夫的同事，会忍不住想象他们从前是干什么的，会不会也有蹲墙角的经历，会不会因为搬一树盆景改变命运。或者向他们的妻子打听，问她们的丈夫是不是也和我丈夫一样，在看到春天走廊边的三角梅，只提起三分欣赏的力气。但我没有去问。我想到悬崖上的树，它们在峭壁的缝隙中生根发芽，有向阳的秉性，但也有孤独封闭的性格，它们在忙于输送养分的路上，最喜欢寂静的、不受干扰的生长环境。
责任编辑 石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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