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谁也没当一回事儿。
那天，我和老婆正做晚饭，忽听有人按门铃。我放下菜刀，一只手还拿着切了一半的茄子，去开门。叫门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长得有点儿像竖直了脖子的眼镜蛇。我肯定不认识这样一个人。我问他找谁。他显然对开门的是我也感到意外，一边后退一步，仿佛为了看清我们家大门的全貌，一边一连串道：“对不起对不起，认错门了。”你想呵，只不过是认错门了，多么正常、常见的事情呵，谁会拿这当事儿呢？
然后，有一天，我和老婆正在吃晚饭。老婆边吃边说：“不赖不赖。下午你买的大米。”我说：“那是，我是干吗的。”话没说完觉得不对：“你说啥？我买的？”我这天下午先是去理了个发，然后又洗了个澡，一直到天黑肚子饿了才从澡堂回来：“我啥时间往家买米了？”老婆一听，怪异道：“不是你买的？那——有个卖大米的老农民，二话不说扛进来一袋米，说是一个男的买的让扛上来的。我一听还以为是你买的呢，就让他直接扛厨房了。你真没买？”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经常会窜进来一些三轮车、农用车，卖大米，卖西瓜，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谁若买得多扛不动，那些农民就会直接帮你扛家里。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我——”我对我老婆郑重地说，“今儿个真的啥都没买。”这，我们就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你想呵，谁会花钱买一袋大米，让人扛到别人家呢？这早晚儿的大米恁球的贵。猜测来猜测去，最后我们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某人，当然此人是个男的，花钱买了一袋大米，让老农民给扛到家里。这个男的，或者因为有别的事儿，或者正好碰到个熟人，直接去办事儿，或者跟那儿喷儿开了，没有带同老农民一起回家。而这个老农民，比方说吧，男的交代他送到三楼西户，他也确实给扛到三楼西户了，但由于这幢楼一溜儿那么多单元，他一个农民迷了巴登的知道哪儿是哪儿呀，结果把本该扛到某一单元三楼西户的米，扛到了同样三楼西户的我们家。这么一想，我和老婆面面相觑了一下——咋回事儿？又一个认错门的。直到这时，我们仍然没有把这当成多大的事情，去往更深的层次想一想。
直到有一天，又有人一个劲按门铃。那天我正在里屋睡觉，是我老婆开的门。后来我老婆对我说，她一开门吓一跳，还以为哪地方又跑反了。只见叫门的，前面是两个农村老头老太太，身后大概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儿子儿媳还牵着抱着三个流鼻涕孩儿，地上放着两只面布袋，一布袋是黑乎乎的粉条，另一布袋里装的不知是红薯还是土豆。老头见门一开可喊开了：“狗蛋儿！狗蛋儿！”我老婆问：“你找谁？”他的大嗓门儿把正睡觉的我都吵醒了：“我找狗蛋儿。你是狗蛋儿媳妇吧。我是他大伯——有伯啊！”我老婆一听差点儿没气昏过去——谁是狗蛋儿媳妇呀？我可以想象她绷着脸道：“对不起，你认错门儿了。这儿不是牲口棚，没你要的狗蛋儿驴蛋儿。”说着就要关门。我们家的门，可能跟你家一样，是那种防盗门。也就是里面一道铁门，外门还有一道铁栅栏门。我们平日的习惯，不管来了谁，认识不认识，出于礼貌都是两道门都开了和人说话。但是这天，我老婆说，因为人太多，而且有一种俄国的工农兵要在列宁领导下涌进冬宫的意思，所以她只开了铁门，外面的栅栏门没敢开。也就是说，老头一直是隔着铁栅栏和里面说话的。这，你可以想象，一个很可能是满怀希望而来的人，还扛着那么多粉条和红薯，可你连门都不给人家开，这他心里已经很生气了，而现在，你不仅不开门，还给人家冷脸子，还把话说得那么难听，甚至还要把门摔上—本来就有气的老头一下子不认了。就好像一个人的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他当然不认了。隔着铁栅栏可喊开了：“咄！你个妇女，咋说话咧。我是来找我侄儿的，不是来找你的。你咋能连门儿都不叫进，还说这说那的。罢，罢，我不跟你说恁多，你给我把狗蛋儿叫出来。”说着“哐哐”捶开了门，边捶边嚷：“狗蛋儿！狗蛋儿！”
这，我就觉着不能再睡下去了。事实上想睡也睡不成了。我趿着鞋走出屋，站到我老婆身后，就像是给她撑腰似的，说：“吵啥咧？吵啥咧？”我本想，他不是要找狗蛋儿——我么？我一露面，他一看不是狗蛋儿，这事儿不就完了么。没想到，这个有伯，也不知多少年没见过他的狗蛋儿了，看到我终于出来，竟吵吵得更邪乎了：“好你个狗蛋儿，连门儿都不叫你伯进了。咋，长大了是不是？混成了是不是？当官了是不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了是不是？不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么，你给这儿装啥大尾巴驴咧？你给我把门开开！”而且那架式，若不是隔着门，我看他敢脱下破鞋抽我几鞋底。这么一弄，我也有些火了。我说了，我正睡觉。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正睡到半截儿被人搅醒。不信你问我老婆，她为这挨过多少打。现在这个老头不仅搅黄了我的好觉，还非要我认下我是狗蛋儿，而且扎着不认就用破鞋抽我的架式。我——换你你能不火么？我脸一绷：“再嚷嚷，再嚷嚷。谁是你侄儿呵，谁是狗蛋儿呵。你——什么眼神儿呵。”手一指：“我跟你说呵赶快走，该去哪儿去哪儿，该找谁找谁。我数三声，再不走我可报警了呵。一，二，三……”果然我这么一严厉，把老头给弄傻了。你想，我要真是他侄子，敢跟他这么龇牙么。老头一时间，眼睁得、嘴咧得啥似的，你要是见了都会替他难受。
半晌，老头才道：“你——真不是狗蛋儿？”
我说：“废话。”
他说：“那——”一脸的迷惘和困惑：“这不是二单元九号？”
我们，我和我老婆，这才第一次细细端详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和这幢楼房。
我和我老婆，本不是这个小区的人氏，我们之所以住在这儿，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就要上中学。中学阶段，对一个孩子很重要，所以都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不是么。而你知道，现在的办法叫就近入学，也就是你住的地儿离哪所学校近，就在哪所学校就学。我们很不情愿、迫不得已地，把原来住得好好的房子贱卖了，以贵得多的价钱在这儿买房住，完全是因为这附近的一所中学是我们城市的重点中学。好在我和我老婆所从事的职业，都不用到单位点卯上班，我是写小说的，我老婆是炒股票的，这两种活儿在哪儿干都可以，只要有台电脑就行。所以，这次迁徙虽然是被动的，却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便。截至我们家被误认做狗蛋儿家，我们已经搬到这里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好几十天呢，要说这时间也不算短了，可我们还真就没有认真了解过我们开始新生活的这个地儿。这么一端详不要紧，我们发现了两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一个，这儿，按说也算个高档小区，每个月光物业费就收几百块。可你千万不要以为，住在高档小区的，就是高档的人。恰恰相反，在这儿你几乎听不到本地话，耳边全是全省各地的农村方言。这些农村人，在家有房子有地，放着房不住地不种，全都拥挤到我们城市来。一开始，还仅仅是在我们这里务务工，后来通过辛勤的劳动，比如说卖肉卖菜，炸油条烙煎饼什么的，一个一个的全都发了财，索性就在城里置房置业，把一家老小全都招呼来，就在城里住了下来。光说房价贵房价贵，实际上都是叫这些人买贵的。到而今，他们反倒成了城市的主人，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反而买不起房没地方住。后来我发现，这种现象不独我们小区有，所有小区都他奶奶的有，它已经成了我国城市的普遍现象。一个城市人，比如说我这昧的，就算把裤腰带往里紧俩眼儿，勉为其难地住到这里来，反而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外乡人。
再一个，就是楼。这小区，以一条区内主干道为中轴线，二三十幢高低、胖瘦、相貌不同的楼，就像一条蜈蚣的两排足，坐落在道路的东西两边。我们这幢楼在路东，由东到西一共四个单元。按着我们由左至右的阅读、书写习惯，最东头应该是一单元，然后由东往西依次是二、三、四单元。我家是三单元三楼九号。这个，按说，每个单元都应标有单元号，以方便人们不至于弄错。可我不是说过么，这里住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进城了，而且一来就是一家子，一大家子人总得干点儿什么吧。于是，住楼上的就不说了，住一楼的就把朝街的墙扒开，开起了小超市、小饭馆、小诊所，还有理发店、干洗店、音像店之类的，把小区弄得比市场还热闹。这么一弄不当紧，他们花花绿绿的招牌、广告和横幅，等于给整个一楼穿上了花衣裳，以至于你根本找不到什么单元号不单元号了。偏偏，我说了，我们的楼在路东，人们从路上来，要上我们楼，就往东一拐。这样，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最西边的单元，也就是四单元。由于已经找不到单元号，而人们——不是么——常常会犯这样一种错误，那就是把最先看到的，当成头一个和最前面的。这样，在这些犯错误的人眼里，事情就完全颠倒了过来，最西面的四单元成了一单元，然后是二单元、三单元和四单元。而这样，从东往西数是三单元的我们，现在从西往东数就变成了二单元，而原本的二单元却变成了三单元。
“明白了么？”终于反应过来的我，对我老婆说，“那个狗蛋儿他有伯，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
而我老婆，这时显然也反应了过来。她说：“要这么说，那个扛大米的，很有可能犯的也是同一个错误。那袋大米，实际上是狗蛋儿买的，正常应该送到二单元九号——狗蛋儿他们家才对。”
我说：“很有可能。”
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不，我们话音还没落，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我们先是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就仿佛上楼的人搬着什么重东西，接着，门铃“叮哨叮哨”闹了起来。这次叫门的是个胖子，长得很像电视剧里的刘大脑袋。那部电视剧，是一个东北演小品的，带着一群唱二人转的鼓捣的，说的是发生在乡村男女之间的一些扯淡事儿。“刘大脑袋”见门一开，也不看看是不是这个门人就只管进来了，一边进一边嚷嚷着：“搬进来搬进来。”他这一嚷我们才发现，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是我们楼下小超市的老板，吃力地搬着一箱酒、一箱奶和一箱王老吉。我一看，赶忙拦住：“等等，等等。你找谁？”“刘大脑袋”笑哈哈道：“找你呀，贾主任。我就是马二喜的那个朋友呵。二喜说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他叫我直接找你就行了。”一边说一边招呼超市老板：“放下放下。”我一看只得再次拦住他：“别别。我说朋友，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贾主任，也不认识什么马二喜马三喜。你再看看，你要找的是这个门儿么？”但是“刘大脑袋”坚持道：“没错没错。二喜跟我说了，就是这个门。贾主任呐，这事儿可全靠你了。我跟二喜可是从小光屁股玩尿泥的好朋友。看在二喜的面子上，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我一看他如此执着，不得不板起了脸。这时我已经可以肯定，站在我面前的，又是一个犯错误的人。因此我索性直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二单元九号？”“刘大脑袋”闻言一怔：“是呵。”这才东张西望了一眼我们家：“你这儿不是二单元九号么？”
我们说这件事，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一件事。而是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几起类似的事。都是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个送礼的。礼的内容，有时是烟酒，有时是茶叶，有时是补品，有时是假字画假古董，有时是不知啥地方的土特产，还有一次竟是几盒牛鸡巴和虎骨头。当然，这些礼，最后被证明都不是送给我的。因为每当我说明，我不姓贾，也不是二单元九号，这些送礼的人都赶忙说：“不好意思，认错门儿了。”把好不容易扛上来的礼物又扛了下去。就这么，一来二去几回之后，我和我老婆不由得被这件事情吸引住了，并对那个住在二单元九号的人，产生了一种莫名而强烈的好奇。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简单的找人了，而是行贿和受贿。行贿受贿，我们知道，都是隐私。等于我和我老婆，无意间、意外地，进人了一片属于别人的隐秘、阴暗的角落。角落呵，你想想，还有什么，比对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的探究，更有神秘感和吸引力呢。当然，这种行为有些像窃听和偷窥，不是很光明、很磊落。
就这样，我和我老婆，开始猜测和议论，那个住二单元九号的人。这是个——我们猜测和议论最多的——什么人呢？从一些已知的线索看——首先，他姓贾，是男的。年纪么，可能跟我差不多，大也大不到哪儿去。小时候是农村人，如今已经混到城里面，并混出了一点儿小模样，人们已不叫他名字而叫主任。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关键是，他这个主任，是个什么级别的主任？我们有些拿不准。我们目前还只能推理——一方面，他这个主任，规格应该不是很高，很可能只是个小科级，最多也就是个小处级。不然他也不会住这样的大杂院，而且亲自下楼买大米了。关于这一点，还有个佐证，就是他收受的贿赂层次并不高。虽然扛着上楼很重，但实际上值不了几个钱，也就是仨瓜俩枣的事儿。但另一方面，虽说级别不老高，手里却可能颇有些小权力。也就是说，可以让你干成这件事，也可以让你干不成；可以让你进去这个门，也可以让你进不去；可以让你吃上这碗饭，也可以让你吃不上。我们知道，在生活中，这种人还是很多很多的。要不然，人们也不会上赶着找他家、敲他门，给他往屋扛恁球重的东西了。这种胡猜乱议，通常是在茶余饭后。这很有些像猜谜。你知道，猜谜是种十分有趣的游戏。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我和我老婆都有些沉浸在这游戏里。对游戏的倾注，使得我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色彩和趣味。
就在我们猜测、议论的当儿，很突然的，故事情节的进展加快了。这天晚上，我和朋友在街上喝了点儿酒。一进家门，我老婆可嚷开了：“你咋才回来，出事儿了，出事儿了！”一脸慌乱无措的表情。我问：“咋了咋了？”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却原来，我不在家时又有人来叫门，这次是个中年女人。当然一开始还是那套。女人问这是贾主任家么，我老婆说不是她不信，又问贾主任在家么，我老婆说不在她仍不信。新奇之处在这之后。这之后，那个女人很可能在心里确认了，这儿就是贾主任家，贾主任这会儿不在家，她面前的是贾主任的老婆贾太太。于是，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女人说：“是这呵，这次的事儿，多亏贾主任帮忙。要不是贾主任为我说话，这事儿百分之百办不成。我呢，也不知咋个感谢他。这不快过年了么，这点儿小意思，就算给你们拜个早年吧。”说着塞我老婆手里一个信封，扭头就走……
“什么？”我问，“走了？”
“那——”我说我老婆，“你咋不撵哪？”
我老婆说：“撵了。可我刚出门，想起来没带钥匙。等我取了钥匙再撵她，人已经早走得没影儿了。”
我瞠目结舌半天，才想起来：“信封呢？给我看看。”
信封里，是两千块钱某大商场的购物券。
就在这时，我听到楼外时远时近、时断时续的爆竹声。事实上，这天晚上从黄昏开始，我们城市就已经被这种爆竹声响所笼罩。只不过那时问，我没怎么太在意。一直到这一刻，我才恍然意识到，这噼里啪啦、绵延不绝的爆竹在说着什么。它在告诉我们，今天是腊月二十三，也就是我们农历的小年。
这——我就觉得，不能再不吭不哈了。以前，人们只是认错了门，最多也就是错送进来一袋米，我们稀里马虎过去过去也就算了。可如今，不同了。信封里装着两千块——和真钱等值的券券呢。这券券，是人家送给贾主任的。也就是说，已经是贾主任的个人财产。我们再这么不吭不哈、稀里马虎的，那不等于贪污了吗。那可是，昧良心呐！完全是被这种想法支配着，我对我老婆说：“愣着弄啥，还不快走，把信封给老贾同志送过去。”没想到，我们这么一弄，反而把自己弄得十分可笑。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二单元九号。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已经在猜测和议论中，来过这里不知多少回了。开门的是个女人，这回是我们问“这是贾主任家么”，里面有人应着“谁呀”，又出来一个女人。可见，第二个女人才是这儿的真正女主人，也就是贾主任的老婆贾太太。而第一个，从其装束看，很可能是贾家的农村亲戚，如今在这里做保姆。贾太太长得，可以说令我们又意外又吃惊，额头和颧骨很突出，眼眶和两腮却深陷着，而且脸色就像涂了白漆一样白，令我一见之下，立刻在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白骨精”。尽管我根本不知道白骨精长啥样。“白骨精”，也是开着铁门隔着栅栏门和我们说话的。我说我找贾主任，她说贾主任不在家，并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有点儿东西送给贾主任。我说：“是这样。有人，可能贾主任帮过她什么忙，这不快过年了么，为了表示感谢，给贾主任送来点儿代金券，结果找错门儿了送到我家了。对了，我家就在隔壁单元，跟你们家一样也是三楼西边，经常有找你们家的人晕了巴叽找到我们家。”说着晃晃那个信封：“喏，就是这个。我来给贾主任送回来。”而我说事情可笑，就可笑在这儿。本来我还以为，“白骨精”听说是还钱的，会情不自禁眉开眼笑，并夸赞我们拾金不昧、是个君子呢。谁知道她一听这话，脸色霎时——就如同烧红的铁块猛一淬水，“哧啦”一下子变黑变冷了。“钱？”她说，“什么钱？”我们没想到她的声音竟那么尖：“你发神经，吃错药了吧！我们老贾，国家干部，正人君子。不是我说，是个人都夸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比他再正直的了。我们啥时间收过别人钱！我们这辈子从没收过别人一分钱。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说着“哐”一声，不仅没打开栅栏门，就连里面的铁门也摔上了。等于，让我们“哐”地撞了一下南墙，撞了一脸血一鼻子灰。“这——他妈好心当驴肝肺了。”灰头土脸的我，一时都不知说啥好了。看到我瞠目结舌的样子，就连我老婆都说：“该！你这是自找没趣。你也那么大人了，咋不想想，这钱他们能收么？他们要是收了，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受贿了么。”
当然，我得承认，最后这些券券，我和我老婆给花球了。你的东西，你非说不是你的。那不就成了无主的东西了么。无主的东西，也就是谁都可以成为它的主人不是么。当然，这就等于我承认，我和我老婆都不是很清高的人，我们在钱字面前没有像领导和同志们希望的那样，显得那么有骨气。不过，那又如何呢？要知道这世上，真正又清又高的人才有几个呀。我们只不过是大堆儿里的人而已。实话说吧，我们不仅把这次的给花球了，从这儿以后凡是送礼送到我们家的，我们所采取的对策一律是——第一，明确告诉你，我不是二单元九号，你走错门儿了；第二，如果我已经说了我不是，你还要搬进来、塞给我，对不起了，统统笑纳。由于，我不是说了，快过年了么，这一时期往我们家搬东西、塞信封的人特别多，我和我老婆在这一年过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年、肥年。后来过罢年，我们逛大街，看到药店门前有一台称体重的秤，我老婆说上去称称有多重，谁知道那秤带个电子小喇叭，她刚上去那喇叭就说：“对不起，一次只能上一位。”这使得我们，不由的、由衷的，想不这么感叹都不行：“看来还是当领导好哇！”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在替贾主任吃着喝着的时候，对他的猜测和议论也越发深入。这——我和我老婆都在想——到底是个干吗的主任呢？在这一点上，我和我老婆第一次产生了分歧。我老婆说：“会不会是管教育的呵？”因为我们孩子正面临受教育问题，她在这一点上感受特别深刻，很清楚要让孩子接受好点儿的教育，得花多少钱送多少礼。我则说：“兴许是个管文联的呢。”因为我认识的这个文联主席，只要给他钱不认字也能给弄进文联，而我的小说写得一本一本的都快等了身，却因为没给他钱就是挨不住文联的边儿。我老婆又说：“兴许是个管工商的呢。”她刚在报纸上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城市的工商部门，打掉了数不清的制假售假窝点，但打归打，被打掉的却一个也没受处理，为啥不处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则又说：“兴许是个管安全的呢。”我也刚在电视上看到，好多小煤窑接二连三地砸死人，每次死人都被勒令整顿或关闭，但每次关闭没几天大门就又开开了，一直到下一次“呼腾”又砸死几个人……总之我们越往下说，越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她说：“也许是个管卫生的。”我说：“可能是个管治安的。”她说：“可能是个管城建的。”我说：“也许是个管环保的。”她说：“也许是个管采买的。”我说：“可能是个管招标的。”当然，最后在一点上我们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不管是个管啥的，只要赖好管点儿啥，都他娘的——哪怕你再瘦也能吃成胖子。虽说我们直到最后也没议出个眉目，但是贾主任的面貌，却在我们的议论中，隐隐约约、依稀仿佛的，变得越来越清晰。慢慢的，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朝夕相处的一个人。以至于，有时候，若是几天没人摸错门，问：“这是贾主任家么？”我和我老婆，竟会觉得少了点儿啥。
当然，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们的这种喜悦和兴奋会结束得这么快。
实际上，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露出了一些苗头。一次，我和我老婆出门，锁门时发现，也不知他妈什么人，用粉笔在我们家门上画了个王八。还有一次，我们外出回来，开门时觉得手感不对，钥匙插进锁眼儿里就像一只脚踩进了淤泥里，拔出来一看上面沾着些黄腻腻的东西，带着疑问凑到鼻孔一闻才发现，我靠他妈也不知谁往我们锁眼儿里抹了屎。只不过，当时我和我老婆谁也没想那么多，都以为这不是故意的、人为的，而只不过是孩子们的恶作剧。一直到这天，发生了这件事。
这天我从外头回来，老远就看到我们单元门口围了好多人。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左邻右舍。虽说我们不认识，但出来进去的都见过。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与我家有关系，还以为是这楼上谁家娶媳妇。但走到跟儿，发现人们全都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我走过来时纷纷给我让开路，走过去后则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喏，就是他。”我的心，这才忽悠一下，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家出事儿了。
后来我老婆说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有两个叫门的，是一对女高男低、神情凶蛮的中年夫妻。男的说：“我们找贾主任。”女的则直接让我老婆：“把姓贾的叫出来。”我老婆刚说了一句：“我们不姓贾。”男的立刻说：“得了得了，谁不知道你们姓贾，你们不姓贾谁姓贾。”女的则放开嗓门儿吆喝开了：“咋了？想躲？做了亏心事，躲起来不敢见人了？”我老婆说：“谁躲了？谁做亏心事了？”让他们看仔细了：“你们要找的是这个门儿么？”男的想说什么还没说，女的一把将他拨拉开，隔着铁栅栏指着我老婆：“你说谁？就是你！就是你们姓贾的！你们家那贾鸡巴啥，咋收了人钱不给人办事儿呀！”说着隔过我老婆，直接朝着屋里叫喊道：“姓贾的，你出来！再不出来我喊了啊！”就像泼妇骂街样的放开喉咙可喊开了：“街坊啊，邻居啊，大伙儿都出来看看啊。这个姓贾的不是人，是个乌龟王八蛋啊。他收钱时候说的好好的，一定办一定办。可钱一收脸一背，刚说的话就不算了啊……”等到我终于挤进人群、来到面前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女的正逼着我老婆，非让她把钱吐出来，并声称不退钱就告到反贪局：“咱党中央可正反腐倡廉呢。今儿个你不把钱吐出来，老娘非叫你们折进去不可……”
我上楼后把这对男女让到家里，给他们看了我们的户口簿和身份证。并对他们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是三单元九号，而不是二单元九号。这个事儿，虽说最后扯清了是个误会，但对我和我老婆造成的影响，却极为恶劣和深远。你弄清楚了，可看热闹的，特别是这之中那些岁数大的、没文化的、脑子笨的，人家可没弄清楚呵。这之后一连许多天，我和我老婆上下楼，都被人在后面指指戳戳，骂：“现如今这当官的也忒黑了，光收钱不办事儿，什么东西。”弄得我们就像真的做了贼似地抬不起头来。不是么？尽管我们明知人们骂错了，我们不是贾主任。但是我们却没法儿为自己解释和开脱，跟人家说我们不是贾主任。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贾主任，但却收下并受用过送给贾主任的东西。这使得我们一听到来自背后的唾骂，心里就感到说不出的心虚和惭愧，总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贾主任。被这种感觉折磨着，我和我老婆都有些后悔不迭，后悔当初没有更加坚决、坚定一些，对那些给贾主任送东西的人更加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是贾主任！哪狗才是贾主任。”
而现在，就连我老婆都说：“替人家吃了东西，就只能替人家背黑锅。”
也就是由这儿起，我们对贾主任的猜测和议论，更进一步地深化了。这个——我和我老婆，开始想知道——贾主任长什么样儿呢？我们，就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开始注意那些进出二单元的人。有时候，我们外出或回家时，碰到一个从二单元走出来的人，而这人正好又是个男的，年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多看上他几眼，心想——此人，会不会就是贾主任呢？
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能亲眼见到贾主任，而且很可能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了。
本来，我老婆那阵子就很背。我不是说了，她是个炒股票的么。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炒高铁概念股，她也凑热闹买了一个股，叫“中国铁建”。谁知道自打她买了这个股，这个股就成了大衰股。先是她头天刚买了这个股，第二天便传来噩耗，该公司在承建的沙特轻轨项目中，因为不懂装懂掉进了对方的合同陷阱，仅此一项累计亏损四十多亿元。消息一出，股价立刻土崩瓦解、一路狂跌。接着，她觉得跌得差不多了，补了点儿仓。没想到头天刚刚补的仓，第二天又传来噩耗。该公司承建的三个利比亚工程项目，由于利比亚局势动荡陷于瘫痪，人倒是安全撤回来了，设备、材料却丢在那里，估计已遭当地人哄抢，股价又跌得鼻青脸肿、骨断筋折。后来，她觉得这回跌透了，又补了点儿仓，没想到又传来更加重大的噩耗，两列高速火车在甬温线发生了追尾事故。这次事故，后来证明了是信号系统故障所致，也就是说跟这家上市公司没关系，这家公司只承建了铁路部分。但股价根本不管这个，跌得最后她一算账，前前后后亏球了一大半。
而就在这时，更为倒霉的事情发生了。本来因为写一个中篇，这些日子我都在家。唯独这天，因为中篇写完了，我说出去转一转放放风，没在家。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没在家，差池就出在这一会儿。这边我刚离开家，那边——我老婆说她就听到一声爆炸似的巨响，看到我们家铁门脱离门框倒塌下来，一群持枪的警察踏着铁门冲了进来。这群警察进得屋来、二话不说，就把我老婆——我老婆说：“我他妈咋那么倒霉哟！”——像老鹰逮小鸡样脸朝下按倒在地板上。我老婆尖声叫嚷着：“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为首的警察揪住她头发：“你们家男人呢？”我老婆更加尖利地：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找他干什么？”警察说：“干什么？他杀人了！”我——杀人了？我老婆说她一听，要不是一帮警察按着就从地上跳起来了。她一边挣扎一边嘶喊着：“不可能！”她说，就在她喊出这声“不可能”的一刹那，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叫道：“等等，等等，”问警察：“你们要找的那人是不是姓贾？”看到警察们一愣，气得哭了起来：“这是三单元九号，不是二单元九号……”
贾主任杀人了？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贾主任可能是个贪官。但贪官是贪官，杀人犯是杀人犯。这二者，我们是很难把它们放到一块儿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贪官，有胆杀人。这，倘是小说情节还差不多，发生在生活中，实在是有些太过突兀了。
下午的时候，又来了个警察。是我们这一块儿的片儿警，我们经常见他笑呵呵地为社区百姓办好事。这个片儿警，两手提着两兜香蕉和梨，身后还跟着两个修门的。我们的门，外面的栅栏门被工具撬坏了，里面的铁门则整个被剁了下来。他一边嘱咐修门的：“好好修，修结实。”一边不停地给我们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那惭愧的样子，就好像门是他弄坏的。当然我们没有难为他。我们知道这事和他没关系。我们只是问了问：“这到底是咋回事儿？”他说：“光跟我说认错了门，其他啥都没跟我说。案是刑警办的，我只是个片儿警。他们拉屎，我只管给他们擦屁股。”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这天我们一下楼，看到二单元摆着两列花圈和花篮，并高悬着一只电灯泡，那灯在大白天也亮着。后来我们听人说，此风俗叫长明灯，意在告诉死在异乡的亲人，你的家在这儿，以免他们的鬼魂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和我老婆，一瞬间还有些迟疑，但随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会吧？”我们彼此对视一眼，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只见花圈和花篮的挽带上，全都赫然写着——“贾长胜同志千古”。贾这个姓比较少。一个单元住着两户姓贾的，这样的概率非常小。这就是说，这是真的，贾主任真的死了，而且死在了不知什么地方……
这——我们都觉得——怎么可能呢？想想那些敲着我们家门找贾主任的人，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望着既似真又似假的花圈和花篮，我和我老婆一时间，几乎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我们一次也没见过贾主任，但由于他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对他已经非常非常地熟悉，一个时期以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那么突然、那么古怪的，他说死就死了。这使得我和我老婆都觉得，就如同骤然间失去了一个熟人，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空落落的感觉……
傍晚时候，我买了一份这天的晚报。从报纸中我们得知，近日在我们城市发生过这样两件事——一个小官员，由于不甘心一直位列次席，‘雇凶杀害了单位的正职，事发后逃亡到沿海某地区，被一路追捕到那里的警方击毙。一个小官员，包养一对孪生姐妹做二奶，后被俩姐妹不断敲诈勒索，并威胁不给钱就把他贪污的事说出去，官员忍无可忍加担心败露，将二女杀害，事后由于后怕自己也服毒自杀。不过，两则报道用的都是化名，对官员的单位、职务等等，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词，我们无法据此判断，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贾主任。
另外，还有一篇这样的报道。一个小官员报警称，不知谁故意恶心他，在他家楼下摆放了许多花圈和花篮，引来无数人围观和议论。弄得他的同事和朋友，都以为他真死了，纷纷送来更多的花圈和花篮。警方经调查，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恶作剧。该官员平日里估计得罪过不少人，而这个恶搞他的，很明显就是一个被他得罪过的人。
只是，对于此事发生的地点，报道中也只笼统地说是某小区。至于，是不是就是我们小区，和我们那天看到的是不是一回事儿，亦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哈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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