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继堂

　　曾经被文坛称为“格格”的满族女历史小说家林佩芬，于2003年毅然地离开了她出生、成长和多年经营的创作基地台湾，只身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北京定居。作为她的好友、读者和评者，当时我对她的这一重大举措不仅不能理解，还暗暗地为她捏了一把冷汗，甚至担心起她日后的生计问题。作为朋友对她不便明白地说三道四，但我和夫人还是以疑问的口气提醒过她。不过林佩芬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女性，一但她决定了的事，别人是很难动摇的。很巧，就在林佩芬到北京定居的同一年，我和夫人去了加拿大。时间是最好的老师，若干年之后，我们看到了林佩芬的跨海行动释放出的巨大的战略意义。

　　一、多头并进，超凡驾驭

　　林佩芬在描写和评价努尔哈赤时，有过这样一句话：“也许，英雄之不同于凡夫俗子，除了襟抱、智慧、才能之外，还在于能在危难中克服恐惧，产生勇气，在忧伤中忍耐痛苦，度过黑暗，等待光明。”此处，我想借用这句话来映照林佩芬。生活中人们的职业、地位或许不同，但开创事业的决心、意志和勇气都是一样的。林佩芬创作几百万字的大河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在文学世界中打天下。她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出的英勇、坚毅、忍耐和无畏，在某种意义上与她笔下的历史人物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也不相上下。而且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之势。英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激励了林佩芬，林佩芬又用这种精神来塑造英雄。林佩芬身上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愈充分，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愈成功，愈典型。林佩芬从台湾迁到北京，安家、定居、生活和创作的适应过程非常短暂。很快，她的好消息便源源不断地传来。她的巨著《故梦》拍成40集电视连续剧，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热播。我们在多伦多的电视机前一面欣赏，一面激动地为林佩芬叫好。紧接着她的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故梦》，也在大陆出版，并乘着电视剧的热播气势，在大陆热销。《故梦》剧本一百多万字，写成小说又是一百多万字，两项相加是二百多万字。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然而林佩芬并不是只做这一件事。她同时还在修改几部旧作，均是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天问——明末春秋》、《两朝天子》。这些作品一面修改，一面陆续在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改旧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管是情节修改，人物修改，还是作品主题的提升，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有时修改一部旧作，比创作一部新作难度更大。这里还想揭秘林佩芬一件事。那就是，历史进入了电脑时代，但佩芬至今仍然坚持手工操作。用手一笔一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撰写。这样做，她有自己的理由。她说：用电脑创作的作品没有手稿，一个作家的手稿对后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用电脑写作，没有情感，硬碰硬的。作家很难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与作品产生心灵共鸣。另外，用电脑写作时间长了，连字都不会写了，成了半文盲。除了上面几部百万字的小说创作和修改之外，她的《两朝天子》已经写好了电视剧本，正准备投入拍摄。叙述了林佩芬的上述创作之后，我们已经要连连地为她发出惊叹。惊叹她长期努力，硕果累累，成就惊人；惊叹她坚忍不拔，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惊叹她视野开阔，人脉兴旺，左右逢源。

　　不过在没有谈到佩芬繁杂的家事之前，人们还以为她孤身一人，生活简单，没有负担，才能成果惊人的。不错，林小姐是单身一人，但生活并不简单，负担并不轻松。她生活在一个人和动物有机组合的大家庭中。她养了十多只小狗和大狗，每有客人来，大狗小狗汪汪地乱叫，我夫人怕狗，佩芬就请它们一一进入各自的铁笼，将铁门锁紧。哪只狗病了，她要亲自送到宠物医院为它看病，照顾它吃药打针。狗死了，她要送到大兴火葬场，花500元人民币为狗送终。她养了一百多条金鱼，40只各种小鸟，对小鸟要均衡喂食，促其下蛋。还有小猫。因狗繁殖得快，常赠送别人，又结交了不少狗亲家，自己则以狗姥姥自居。有时她戏称自己是“狗奴才”。如果放在别人身上，光这海陆空的动物世界，就把人累趴下了，还谈什么创作。但佩芬不仅弄得井井有条，而且各方相安无事。即使相对相克的动物，比如猫和鱼，狗和鸟，在她的治理之下，也变得和谐相处。除此之外，林佩芬还种花草，居家内外，绿树成荫，花香四溢。如此一个林佩芬，家里、心里哪里还有一个男人的位置呢？因而当朋友与她谈起婚姻时，她总是哈哈一笑说：“招驸马爷的事免谈。”

　　林佩芬一头写小说，一头写电视剧本，一头养狗、养鸟、养猫、养鱼，多头并进，超凡驾驭，而这一切又仿佛是那样秩序井然。我们不禁要惊呼，林佩芬真是一个三头六臂的奇女子。

　　二、高瞻远瞩，深化主题

　　林佩芬是一个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历史小说除了故事细节之外，重要历史事件，均是本着对历史、对读者、对时代负责的精神，坚持忠于历史，有据可查的原则。比如，她的《天问——明末春秋》、《两朝天子》等作品的每一章的末尾，均把历史事件的真相附上。这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小说有多种写法，作家在创作中也完全拥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历史小说有一个铁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不能伪造历史。历史是一种记载，是一种失去活力和细节的记忆。作为历史小说家，创作小说的过程，同时也是活化历史的过程。历史小说家和别的作家一样，有权对历史事件，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活动方式等，进行选择和诠释，但他绝不能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虚构。那种随意的指鹿为马，指马为驴的胡乱编造和演义的东西，是不能进入历史小说范畴的。林佩芬之所以是一个极具责任感的作家，不仅在于创作小说时严格地遵循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原则，而且在作品出版之后，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测试，对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要精益求精，存正去错，填低就高地进行自我超越式的、颠覆式的修改。林佩芬是一个求精，求优，求高式的作家。宁可不惜代价，也不让作品留下瑕疵，留下遗憾。宁可开肠破肚动大手术，也要步入佳境，让作品攀上高峰。

　　她对作品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高屋建瓴，宏观立意，将个体变整体，从而展现清朝开国、兴盛和灭亡的全貌。林佩芬的《努尔哈赤》、《天问——明末春秋》两部小说，过去创作时，缺乏整体设计，没有统一立意，分别是以主人公的命运和成败为主要线索进行创作的。作品虽然也描写了轰轰烈烈的战争，也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也体现了历史成败的选择，但是，从整体上看，两部作品的宏大的历史变迁的主题，却显得不够统一和完整，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经过反复思索和考虑，林佩芬将两部作品主题作统一设计和构思，将原来的断层式的设计、每部作品独立的微观设计，改为两部作品宏观、整体的设计，将原来以写人物命运为主要线索，改为以国家、时代命运为主要线索。书名也由原来的《努尔哈赤》，《天问——明末春秋》改为《大清开国》。作品长达150万字。这样一来，作品的内涵和意义便被大大地扩展和提高了。这不仅是文学世界中一个气魄宏大的创新，也是历史形象化的大胆尝试。endprint

　　二、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旧版《努尔哈赤》中，对早期女真族内部的争夺战争描写的比较多，占用的篇幅较大，显得有点零碎芜杂。新版《大清开国》中因作品的立意和主题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许多章节便显得多余。作者对此作了大量的修剪。此外为突显新的主题，作品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更提高了作品的人性化程度和历史的真实性。《两朝天子》的修改中，又增加了三万多字的篇幅。增加的内容主要是明朝政府与瓦刺的和平谈判，详细地描写了双方和谈过程中的内在心态，体现胡汉民族长城内外和谐相处的主题。作品增加部分还有于谦被捕、被杀前后的内心挣扎，展示了人性善恶的主题。

　　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大清开国》这部作品的起止时间为：自公元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至1683年清圣祖玄烨收复台湾。“这一天，远在台湾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正代他在台南赤嵌楼受郑克块的请降，受降仪式隆重举行，此后，台湾纳入大清的版图。”作品的这一结尾颇发人深思，它对当前的反对台独斗争具有重要意义。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将台湾收回中国。清朝又从郑氏政权之手将台湾纳入大清的领土之内。如此明确地正告台独分子，台湾早已刻人中国版图。明末清初，郑成功和施琅等，已几度用炮火与鲜血将台湾和整个中国牢铸于一块。如今台独分子在铁的事实面前的叫喊，不过是狂犬吠日而已。小说用这一结构形式，表现出的这一意义，明确而深刻。

　　四、以历史之镜，映照今之现实。作者在对《两朝天子》的修改中，通过明朝与蒙古人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变迁之描写，有意识地隐喻如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应该和平相处、和平统一的主题。历史有许多巧合，许多相似，因而前车才能成为后车之鉴，前人才能成为后人之师。经过修改的《两朝天子》，大大强化了爱国主义的主题。

　　五、几部作品中改变比较大的是《故梦》。电视剧是以陆氏家族兴衰故事为主要线索，反映一个家族的兴亡史。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将一个家族的兴亡故事，演变为一个王朝的衰亡史。一个是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是中国的历史变迁。经过修改的《故梦》，几乎跨越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代的历史。陆氏家族就像漂流在中国历史大河中的一条船，在颠簸动乱的历史河道中，在布满激流，险滩，峡谷，漩涡的波涛中，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即北京，上海，台湾，再由台湾到北京，整整地转了一个圈。最后又回到了北京这个起步的码头。中国已经由一个千疮百孔，任人宰割，穷贱不堪，破落户式的封建社会，进入到了一个骤然崛起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比起电视剧来，小说中溥义、陈宝琛、郑孝胥等政治人物的描写，占有更多的篇幅。电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根据导演的意见，把陆海棠写成是汪莲君的亲生女儿。而小说中陆海棠则是汪莲君拾来的弃婴。这一变动便嵌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文化的认同远比血统的认同意义重要，颠覆了一个中国人以血统认同为前提的封建家族观念。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跨越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主题对祖国统一的意义更为开阔和重要。在创作实践中，许多作家的作品是因为要再版，作家才乘再版之机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删改的。而林佩芬不同，她是为了修改升华而再版。别人修改作品，是一种被动状态，而林佩芬修改作品是一种主动状态。别人修改作品，大都是枝节性的，文字性的修饰润色，而林佩芬对作品的修改，则是颠覆性的、架构性的变动。因而林佩芬在对待作品的修改和优化方面，更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更勇敢，更果决。只考虑作品的提升，而不计投入之代价。

　　林佩芬是在困难中经历千锤百炼的作家。她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满族家庭，自幼丧父丧母。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在复杂而险恶的社会环境中闯荡，在人生道路上，她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穿逆境，斗黑暗，将自己磨练成了一个强者。因而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坚毅、顽强、刻苦、耐劳的品质；她具有非凡的藐视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她特别善于构思和创作大河式的长篇小说，动不动就是百万字的篇幅。她毫不畏惧，时时表现出“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在《大清开国》自序中她写道：

　　“古往今来成大事的不朽者，其最优于常人的地方是能坚忍卓绝地战胜痛苦与困难，在绝境中自强不息，奋斗不懈，乃至克服困难，超越困难，而终有所成。”这既是对作品中主人公努尔哈赤的一种赞誉，也是林佩芬自我形象的写照。从人生经历看，林佩芬与努尔哈赤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自幼丧失父母，早年生活极为不顺，全靠自己在大风大浪中闯荡。林佩芬在创作道路上的磨难和获得的成就与努尔哈赤的创业，只是形式不同罢了。她在塑造努尔哈赤的形象时，也嵌入了自己形象的成分，因而才写得栩栩如生。

　　三，鱼游大海，鸟归林

　　林佩芬于2003年离开台湾到北京定居，表面上看来是脱离了自己的创作和发展基地，对创作不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大转移。因为林佩芬是一个历史小说家，是一个专写明清史的小说家，而明朝清朝的大本营在北京。明史馆、清史馆在北京，清朝的遗少和后裔在北京。研究明清史，创作明清历史小说，最佳的基地不是台湾而是北京。因而林佩芬从台湾向北京的转移，不是脱离创作基地，而是鱼游大海鸟归林。林佩芬的这一举措，使她实现了三个跨越，即台湾海峡的跨越，两岸意识海峡的跨越和创作上从边缘到基地海峡之跨越。这三个跨越使林佩芬的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黄金期。

　　第一个跨越，台湾海峡之跨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她离开台湾到大陆定居，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两岸统一的思想，在有许多台湾同胞对大陆存有这样和那样疑虑的情况下，林佩芬到北京定居的举动，是突破了许多瓶颈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她对祖国发展崛起和统一的坚定信念。第二个跨越，是意识海峡的超越。这一跨越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自然海峡跨越更难，时间更长久。本人是大陆最早与台湾文坛接触的少数人之一。当初改革开放之前，两岸人接触，心理上有一个敌对的前提，双方都有一种提防的思想。交流是非常小心，甚至是提心吊胆的，弄得不好，会留下“通敌”的嫌疑。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敌对的心理渐渐地淡化，但心理上还是隔着一堵墙，而且台湾人有一种“富有”的优越感，有一种通西方的洋气，下意识地把大陆人都看成是“土八路”，而大陆人则很容易把台湾人看成是“假洋鬼子”，因而两岸人交流共处，存在一个意识海峡的跨越。在大陆朋友的对台交往中，林佩芬是最容易接触和交流的一个台湾作家。她身上极少那种政治性的隔膜，而且颇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所以她拥有许多比较知心的大陆朋友。第三个跨越，是创作海峡之跨越。一般的海外作家到大陆定居，存在着几个转移，即创作题材和描写对象的转移；读者群体的转移；出版发表阵地之转移。而佩芬却比较独特，不但不存在这几个转移，而且是鱼游大海，鸟归林，获得了得天独厚之利。在创作题材和描写对象上，她是由贫弱走向了富强，由边缘走向了中心。从台湾到大陆之后，她进入了清史和明史的宝库。她亲观了北京和南京明清的故地，走访了许多清朝的遗老和后裔，亲访了东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起家和发家的基地，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在台湾连想都不敢想。她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不仅使自己的新作有了丰厚的土壤，而且用以检视自己的旧作，发现了一些在台湾时因资料错误给作品留下的硬伤。比如，关于南京秦淮河流经地域的描写，将城内写成了城外。林佩芬便重新进行了修改更正。又如：《努尔哈赤》中将李成梁府错写成了沈阳，而她来大陆后，发现李成梁府是在广宁，便进行了更正等。

　　一件事情的转折所含纳的意义，是要待以时日才能显示出来。智者和非智者由于对形势的了解和看法不同，对事物发展演变的估量不同，常常对同一件事情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于是就分出了对错、优劣和高下。而对的一方，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及观察判断事物的正确方法，使自己的判断适应了客观事物的发展。林佩芬能够果断地作出从台湾来北京定居的决定，并坚定地实施了这一行动，为她的事业带来了辉煌，这是值得敬佩的。不过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是以付出代价为前提的，当我们为林佩芬的成就喝彩的时候，也为她付出的代价而惊叹。

　　责任编辑 孙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