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崇钟

　　在心里，在梦里，常常领略敦煌神韵。那里有莫高窟、阳关、玉门关等闻名遐迩的人文景观，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妙造天成的自然景观，怎不令人心驰神往?

　　因随重庆作家代表团赴西部采风，终于踏上了那片向往已久的神奇土地。在客车里放眼望去，天苍苍，野茫茫。碧蓝的晴空中自云飘逸，公路两旁偶尔出现高大挺拔的白桦树，远处的沙漠、戈壁中零星地点缀着些绿色。大漠无垠，沙丘连绵，遥远的天际偶尔呈现海市蜃楼，给广袤的戈壁增添了不可言说的诗意。

　　不知不觉便到了位于敦煌市城西70公里的阳关。这里曾是西汉阳关县城和阳关都尉的治所，也是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处。如今，阳关古城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被称为“阳关耳目”的墩墩山烽燧。

　　登上烽顶，方圆奇景尽收眼底。思绪穿越时空，仿佛看到杜甫正在依依《送人从军》：“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张祜还沉浸在《听歌》的梦境里：“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王维正在举杯为友人饯行，吟诵着《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沉浸在阳关的古意里，不觉汽车已到了位于敦煌市城西北约90公里的玉门关。昔日戈壁滩上繁华的“小方盘城”断墙残垣，凄婉沧桑，令人感叹不已。苍凉的玉门关呵，不知承载过多少戌卒的艰辛和亲人的思念，迎送过多少东来西去的文化圣徒和商旅，见证过多少边关的烽火和历史的变迁?

　　遥想当年，自汉武帝时设立玉门关起，西域诸国的商队便络绎不绝地经此入关，特别是于阗国的特产“和田玉”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内地。据说，于阗国王为换回中原王朝的大批丝绸，派官兵专门押运玉石。驮运玉石的骆驼一进城就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押运官兵便用上等玉石在城关门上镶嵌一圈以祭祀关神，骆驼灾病果然消除，关城从此便被称为玉门关了，也从此走进了文人墨客的灵魂深处。我仿佛看见王昌龄《从军行》之七勾勒的玉门关一带的塞外战场景色：“玉门山幛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峰。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蹄深山不见踪。”耳边回荡着王之涣的《凉洲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心里不觉凄然，但见夕阳西下，暮色茫茫风萧瑟。

　　来到敦煌市城南5公里处的鸣沙山，感到大自然是多么伟大神奇。放眼望去，茫茫金黄细沙堆成的一座座高高低低的山峦，绵延数十公里，苍凉而壮观。刮风时，流沙会发出奇妙的声响，尤其是夜深人静时，声音十分清晰，如锣鼓齐鸣，又似刀剑相撞，传说鸣沙山及其五彩沙是西征将士的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的军旗和铠甲变化而成的。一潭酷似一弯新月的月牙泉镶嵌在沙山谷底，传说是雷音寺的一碗治病救人的祖传圣水所变。泉与流沙之间仅隔数十米，却相安无事，相映成趣。据说，当人们去爬沙山时，沙会向下流泻，沙的高度也会随之降低，但第二天早上，会有一阵风再次把沙吹上山顶，月牙泉因而永远不会被沙子淹没。千百年来，鸣沙山和月牙泉共处，泉水不减，沙不进泉，沙水共生。泉旁水草丛生，泉内游鱼嬉戏，令人叹为观止。

　　赤足走在温暖的沙海里，捧一把五彩沙观赏，会感到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伴们欣喜若狂，三五成群，或骑骆驼，或照相，或滑沙，或观泉水，或爬沙山，或躺在温柔的细沙上，一边倾听沙的乐音，一边听当地人讲述如歌如诗的神话故事。

　　惜别时，旷远的天空一片湛蓝，鸣沙山依旧静穆着，月牙泉依旧浸透着温润的绿色，多彩的沙粒依旧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走进敦煌莫高窟，面对伟大的艺术宫殿和形象的百科全书，不能不惊叹。

　　这里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古代艺术宝库和佛教艺术中心，现存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洞窟492个，彩塑24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不愧为“东方艺术宝库”、“世界最长的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和“世界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据说，公元366年，有个名叫乐傅的和尚云游到宕泉河畔，忽然看见对面的三危山上万道金光，无数的佛在光环的笼罩中栩栩如生，他认为是佛教显灵的圣地，便在河堤沿岸鸣沙山东麓山体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洞窟，后有法良禅师在旁边开凿的第二窟。从此，僧人、官宦、富商等接连不断地开凿，至初唐时已达“千有余龛”。五代以后，几乎无处可凿新窟，乃多就旧窟重修或扩修，一直持续到元代。于是，那些神秘的洞窟就鳞次栉比地镶嵌于宕泉河水冲出的山体断崖上，构成了一个充满神圣氛围的佛国世界。

　　走进一个又一个石窟，奇特的建筑艺术，精美的彩塑艺术，特别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壁画艺术，令人震撼。历代无名大师们早已乘鹤远去，在崖壁上刻下的旋律却仍在空中回旋。那一声声开凿的叮当声，犹如一声声不倦的叩问，从历史那端传过来，又传了开去。仿佛看到敦煌为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而挣扎，可朔风与黄沙还是蚀尽了她的最后一丝荣光。直到1900年王圆篆道士在17号窟发现藏经洞，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藏经洞藏有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是20世纪人类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1931年，王道士在莫高窟去世。有人说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也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卖国贼。百多年来，关于他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可他的墓塔如今依然矗立在莫高窟的大门前，无论后人怎样评说，他也不会申辩了。

　　民族衰微，国运不济，敦煌莫高窟的名声大噪为之带来了一系列厄难，但也因之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敦煌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艺术家奔向敦煌：一代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穷研敦煌遗书；著名画家张大千借债5000两黄金，用近三年时间在敦煌临摹壁画276幅并举办个展宣传敦煌；著名画家、雕塑家、考古艺术家王子云带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用近半年时间在敦煌考察临摹壁画，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呼吁保护敦煌；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促成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成立了由常书鸿先生为所长的敦煌研究所。

　　从此，一代又一代学者、艺术家告别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远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与大漠和风沙为伴，寂寞相守，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我国第一代敦煌学家、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本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旅居巴黎期间，其作品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与妻室儿女过着舒适的生活。当他在巴黎的街头看到《敦煌石窟图录》时，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召唤着他奔赴敦煌，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1994年6月，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在弥留之际还牵挂着敦煌，希望死后葬在那里。著名敦煌学家、美术家、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段文杰，被誉为“大漠隐士”，从他告别新婚妻子离开重庆到敦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将60多年的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敦煌艺术事业。2011年1月22日，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5岁。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现已年逾七旬，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本是“上海姑娘”，1963年从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大都市工作的机会，自告奋勇奔赴敦煌，与原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彭金章教授两地分居长达23年，为敦煌事业已经奋斗了48个春秋。如今，她已两鬓斑白，可在洞窟，几乎能天天见到她的身影。

　　三危山下、宕泉河边，面朝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静静地散落着一群墓碑，常书鸿及其夫人李承仙、段文杰及其夫人龙时英，以及许多去世的敦煌工作人员，都长眠在那里，永远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萦的敦煌。我久久地凝视，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

　　敦煌，一个永不缺乏传奇的神秘世界。不知大漠的长河落日见证了多少人来人往、过客匆匆，可荣辱盛衰的兴亡故事已随风飘逝。戈壁的古道风尘湮没了多少风起云涌、时代变迁，却湮没不了敦煌的风雨沧桑和璀璨绚丽。

　　在魂里，在梦里，敦煌神韵已定格成永恒。

　　责任编辑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