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捕鲸船队从多座港口起航，时隔31年后重新启动商业捕鲸。日本政府于去年12月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并于今年6月30日正式退出。
当日傍晚时分，两头被捕获的布氏鲸在北海道钏路港上岸，日本媒体直言不讳地称，这两头鲸鱼的肉将在当地市场上出售。
日本为何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执意重启商业捕鲸？其背后有怎样的利益链条？
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日本政府一直坚称，捕鲸和吃鲸肉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盛7月1日在下关港出海仪式上说：“从今天起，我希望捕鲸人依照政府规定的数量上限捕鲸，以重振日本捕鲸产业。”
同日，另一支小型捕鲸船队的出发仪式上，日本水产部门负责人表示：“恢复商业捕鲸一直是全国捕鲸者的热切愿望，可确保这种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传递给下一代。”
6月29日，G20大阪峰会刚刚闭幕，次日日本正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消息便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对于日本时隔31年来首次恢复商业捕鲸活动，国外媒体对之的评价是“就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离开日本之际，日本捕鲸船就准备把海洋染成红色”。还有更为尖锐的评论指出，“没有捕鲸的必要，重启商业捕鲸完全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体现”。
捕鲸是日本的传统。历史上，日本有几百年的捕鲸历史，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日本近海捕捞，到南极捕鲸是从1930年后开始的，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日本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捕鲸活动。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鲸肉，同时鲸油又是非常棒的润滑剂，能满足许多工业上的需求。1964年，日本捕鲸达到最高峰，一年杀了2.4万头。
但是，根据日本环境保护组织的统计，2015年日本国民平均鲸肉消费量仅为30克。日本官方数据显示，鲸肉年消费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约每年20万吨降至近年约5000吨，2016年鲸肉仅占全国肉类消费量的0.1%。在鲸肉逐步淡出日本民众餐桌的背景下，舆论认为，日本靠维系文化之名恢复商业捕鲸的前景难料，可能招致更多反对捕鲸国家的批评。
以“科研”为名，行商业之实
7月1日，日本水产厅公布商业捕鲸数量上限额度为383头，可捕鯨类包括三种，其中小须鲸171头、布氏鲸187头和大须鲸25头。这一数值是根据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测算方式决定的，相当于“科研捕鲸”数量的六成左右。
19世纪以来，因为人类无节制的捕杀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鲸的数量一路锐减，甚至濒临灭绝。1948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成立，日本于1951年加入。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叫停商业捕鲸，并于1986年通过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商业捕鲸。鲸的种群数量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恢复。1987年和1994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分别决定在南极海和西北太平洋允许“科研捕鲸”，以收集鲸的生存数量和年龄等科学数据。
但是，作为传统的捕鲸大国，日本一直利用禁令的漏洞，持续在南极及西北太平洋海域以科研的名义捕杀鲸类。作为“科研捕鲸”的副产品，日本国内一直在销售捕获的鲸肉。截至2018年度，日本捕获了小须鲸和塞鲸等总计1.7万头以上，己远远超出“科研”需要。在“科研捕鲸”的真相被揭露之后，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捕鲸，日本加快了寻求取消商业捕鲸禁令的步伐。
2018年9月，日本以小须鲸等种群数量回升为由重提出恢复商业捕鲸的诉求，但又_次遭到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否决。2018年12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由于多年来取消商业捕鲸禁令的诉求无法实现，日本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从此不再受禁令制约。这是日本自1945年二战结束后退出的第一个重要国际组织。
官员的蛋糕，政党的选票
在国内鲸肉市场萎缩，还要面对国内外舆论谴责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执意“退群”呢？其实，这一强硬态度的背后有着种种政治因素。
首先，日本捕鲸业背后的政治生态复杂。那些在日本以捕鲸为生的区域的政客、官僚，为了确保自身的选票而不愿意得罪选民和整个行业，必然力挺捕鲸。如果在自己当选地方领导或议员时，由于政府决策影响了地方产业，导致民众失业，会影响将来的选票。同时，针对每年名为“科研捕鲸”、实为“商业捕鲸”的活动，政府还会提供相应的研究经费和补贴。
经过多年的演变，现在日本每年进行的“科研捕鲸”，早己成了农林水产省及其下属部门水产厅的禁脔。受委托进行“科研捕鲸”的日本鲸类研究所，每年能拿到水产厅的大量补贴。这个研究所，也被认为是水产厅官员退休后的安身之地。从最近5年这一机构的人事来看，多名成员是水产厅前官员，他们每年的收入都在上千万日元。负责销售鲸肉的“共同船舶株式会社”，其97%的股份由农林水产省主管的5个财团法人拥有，该企业不少成员原先也供职于农林水产省。在此种种实利诱惑之下，“坚定捕鲸”自然就成了政客官僚们的决策首选。
其次，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日本政客最为看重的东西一一选票。如今执政的自民党，重要的选民基础就是来自于从事农林牧渔的民众，捕鲸业直接或间接涉及的人数不可小视，约10万日本人以此为生。如果因为国际压力影响了这部分渔民的生计，这可是都会反映到选票上。面对7月21日即将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安倍政府不敢在此问题上出现任何马虎。只有赢得更多选票，安倍才有可能在其任内实现“修宪”的夙愿。
最后，日本政府敢于“退群”意在谋求新的国际地位。日本对于二战后的国际体制一直心存不满，作为曾是世界第二，现为第三的经济体，日本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发言不响、地位不高”，一直不能算一个“正常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屡屡“退群”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恶例下，日本也在尝试“强硬”的感觉，谋求更多“自主”。（资料来源：《文汇报》）
日本老百姓快吃不起海鲜了？
日本是全世界人均水产品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巅峰时期几乎是排名第二国家的3倍以上。以“刺身”（生鱼片）的主要食材金枪鱼为例，日本的消费比重居然占到全球近80%之多。偏爱鱼类是日本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如今日本的渔业总产量约430万吨，仅为1984年巅峰时期1282万吨的约1/3。而目前日本人口比当时多了近1000万，因此虽有进口水产品作弥补，但人均消费量依然走低。此外，由于产量减少，水产品价格也水涨船高。据日本媒体报道，以2018年10月的价格与8年前相比，鳗鱼上涨了69%，乌贼涨了67%，鲑鱼涨了50%，秋刀鱼的价格更是上漲了149%。东京都杉并区的一位家庭主妇表示：“这些都是常吃的鱼，价格一下子提高这么多，家庭生活支出受到很大的影响。”
渔船又小又旧，捕捞能力有限
日本渔业产量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农林水产省认为，这与各国加强了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管理有直接关系，此举导致日本渔船可以开展捕鱼作业的区域明显缩小。不过，从日本2017年《水产白皮书》披露的相关数据来看，更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日本的捕捞手段太落后。
说起来令人诧异，日本作为世界老牌造船大国，2016年其渔船平均吨位仅为4吨。如此“一叶扁舟”，还有远洋作业能力吗？再看看其他国家：韩国渔船的平均吨位为9吨，挪威为66吨，爱尔兰为153吨。小渔船抗风浪能力极为有限，所能携带的柴油也受到极大制约。同样，这么小的渔船想要配备完善的冷冻设备，也是不现实的。按照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口径，凡是10吨以下的渔船，均列为“沿岸渔船”。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日本渔船都与远洋捕捞无缘。随着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日本平均每艘渔船的捕捞量仅为31吨，而美国为71吨，中国为72吨，新西兰高达404吨，挪威更是以638吨遥遥领先。
既然渔船太小，理应通过合作扩大生产规模，这样才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日本渔民中隶属水产公司（包括渔业生产组合）的仅占总数的3.1%，开展共同经营的也仅占2.3%，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个体渔民。如此这番，欲提高产量就纯属“—厢情愿”了。
日本的渔船不仅小，船龄也过于陈旧老化。《水产白皮书》显示，日本所有渔船中船龄10年以内的仅为17.6%，10至19年的为22.9%，20至29年的占41.3%，30年以上的居然也多达18.2%。显而易见，日本渔船十分老化，急需更新。一方面，日本各造船厂很难接到订单，与此同时日本的渔船又小又旧，这一现象似乎令人费解。其中逻辑其实很简单，日本渔民收入低下，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新船。
渔船又小又旧，捕捞能力自然有限，渔民收入也就难以提高。收入低下，就留不住人。2017年日本渔民仅剩约15万人，而在1984年的巅峰时期高达200万人，也就是说，92%以上的渔民离开了这一行业。与此同时，渔民的年龄也明显偏老，2017年时，65岁以上的老渔民占到了1/3以上。渔民年龄老化，知识陈旧，难以采用新技术和新手段，提高渔业产量就更没指望了。
日本沦为“渔业战败国”？
由于本国的捕捞量无法满足国民对水产品的需求，日本只能通过进口弥补。目前，日本每年水产品的进口量达到248万吨，占消费量的36%。
即便如此，日本的人均水产品消费量比30年前减少了约1/3，2016年为24.6公斤，这一数据远少于近邻韩国。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水产品太贵了一一运输费、冷藏费，再加上关税，怎么会不贵呢？
以2017年为例，日本消费品价格指数只上涨了0.5%，但水产类涨幅却高达6.4%。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生长在北太平洋尤其是阿留申群岛的多线鱼，其市场售价曾为每公斤50日元，如今居然超过2500日元，涨了整整50倍。
水产品消费量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鲜度下降了。即便渔船的冷藏设备再先进，但经过长途运输后（例如从美国和智利进口），其新鲜度毕竟要差得多，而日本消费者在这方面又很挑剔，不新鲜就不吃。
日本渔业曾有过极为风光的时代，但目前却一步步沦为“渔业战败国”。对此，渔民抱怨全球升温导致鱼类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渔业协会则将原因归咎于国际局势恶化，而政府主管部门水产厅一味指责外国渔船滥捕滥捞，就是不反思自己无所作为。
近年来，日本的一些主要商社也开始投资渔业，力图阻止产量持续下滑的局面。
例如三菱商事出资1500亿日元，并购了全球排名第二的水产养殖企业挪威塞马克公司;三井物产则与美国的水产销售企业Mark Foods开展合作，出资121亿日元取得智利一家水产养殖和加工企业23.4%的股权，并参与鲑鱼养殖……这些努力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从生产体制以及相关法规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渔业产量仍会越来越少，日本民众将来或许只能“望鱼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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