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哲

　　

　　

　　“如果问我们此生有何评述，我们会自豪地说此生没有虚度。”2018年4月17日下午，中央党校育园楼的一间教室里，回荡着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的声音。

　　今年92岁的黄旭华，是中国在核潜艇事业上贡献时间最久的科学家，30年前的1988年4月，他登上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参加深潜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他在30年后做的这场题为“使命、责任与担当”的报告，听众是2017年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们。

　　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2017年11月，中科院增选了61名院士，工程院院士也增加了67名。他们当选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是参加由中央组织部主办的“新当选院士研修班”。

　　这是自2014年开始，中组部连续第三次组织新当选院士进行（培训）研修，内容包括解读国家的相关政策，以及对院士职业道德和纪律要求的强调等。

　　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这次听了黄旭华的报告后，对记者说，“老一辈科学家确实不容易。”

　　动力、压力、扰力和定力

　　2018年4月16日，本期研修班开班，为期5天。新当选的128名“两院”院士中，有4人因故缺席。

　　生于1969年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李儒新，2017年底当选中科院院士时只有48岁。“不能说院士是一个岗，只能说是一个荣誉称号。”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过度解读院士称号带来的变化。

　　研修期间，国情教育讲座给李儒新留下了较深印象，主讲人是军事科学院少将罗援，“他安排得特别好，课程设置非常精心。”李儒新说。另一位新当选的院士马余刚则回忆，罗援分析了国际军事形势，尤其分析了我国周边军事环境，让大家有了更多了解。

　　不仅是罗援的课，李儒新认为宣讲“两弹一星”精神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让李儒新觉得“非常有针对性，收获很大”的另一场报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主任杨卫主讲的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杨卫是2003年当选的中科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是受中国科协邀请，4月17日参加了与新院士们的交流活动。

　　杨卫在报告中剖析了13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典型表现和现实案例，对新当选院士如何做到为学有道、为人有德提出了建议。

　　此次进行院士增补之前，已有好几位院士“落马”。2015年，被誉为“中国防弹衣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国泰落马，院士资格被停止。2017年11月14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孟伟涉嫌违纪接受组织审查，也被停止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格。

　　结合相关案例，杨卫阐释了科学道德的内涵和意义，分析了当选院士后面临的动力、压力、扰力和定力，并介绍了钱学森、周光召、张存浩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事迹。

　　走上这次研修班讲台的，还有几位在职部级干部，包括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等人，他们都结合当前形势做了专题报告。

　　研修结束的前一天，4月19日下午，新院士们分别回到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每次举办新当选院士研修（培训）班，“回娘家”都是固定安排。

　　在中科院的座谈会上，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对新当选中科院院士提出了要求，包括积极承担学部的学科战略研究、咨询评议、科学普及与科学文化建设等。

　　同一时间，中国工程院也举行了“2017年当选院士座谈会”，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作了专题报告，向新院士阐述了中国工程院的历史使命，重点介绍加强院士队伍建设。

　　4月20日，中组部部长陈希召开了新当选院士座谈会，并在随后主持了结业仪式。陈希强调，“两院”院士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党管人才培训升格

　　对新院士进行集中培训的做法始于2012年，当年2月24日—25日，中国工程院举办了2011年当选院士培训班。

　　那次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新疆大学教授吾守尔·斯拉木，是唯一的维吾尔族院士，6年后他对那次培训依然历历在目。

　　“我深刻体会到大家对少数民族院士的关心。”吾守尔·斯拉木说，在座次安排上，他被安排在工程院院长、副院长旁边，当他走进会场时，大家还站起来祝贺。

　　吾守尔·斯拉木告诉记者，那两天，中国工程院的领导、各学部常委会人员，和新院士们一起学习了《中国工程院章程》，工程院领导还通报了工程院战略咨询、院士增选、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工作以及院机关机构职能设置等情况。

　　中国工程院官网称，这是工程院建院以来的第一次，是院党组为加强工程院院士队伍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样的做法，在“两院”历史上也是首次。

　　两年后，下一批院士选出时，培训工作升格，改由中组部牵头，培训对象为所有的“两院”新院士，那次国情研修班的主题是“了解掌握形势，增强责任意识”。

　　中科院院士、第八届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褚君浩向记者解释，新当选院士研修班之所以升格由中组部组织，是因为按照职能分工，国家人才也由组织部管理。

　　过去组织部负责管理干部，后来加入了管理科技人才职能，这也突出了人才的重要性，而院士就是国家人才的突出代表群体。

　　2003年，为贯彻“党管人才”原则，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中组部任组长的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小组办公室设在中组部人才工作局，主要负责全国的人才工作，除了联系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专家群体，还负责诸如“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引进工作，其中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最具代表性。

　　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又正式建立了组织专家携配偶疗养休假制度。直到现在，每年夏季，中组部都会安排各类专家到北戴河休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每次都会报道。

　　褚君浩认为，现在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更加密切，国家提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達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做到科技强国，做不到科技强国，就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中组部也就更加重视院士队伍了。

　　“当选院士以前，这些科学家往往都是埋头做业务，不大关心周边事情。但成了院士后，就是国家高级人才了，要求就更高了，要更好地培养学生，更好地做科学研究，还要做科学普及。”褚君浩说，对新院士做适当培训很有必要。

　　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林东昕，参加了2014年首次由中组部牵头组织的院士培训班。这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教授向记者回忆，培训期间不让请假，晚上都住在学校，不能会客，但学术秘书可以进去。

　　林东听觉得自己之前只顾做学问，对专业比较熟悉，但对整个国家的人才形势、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不是那么了解。“这种学习，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加强了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了解。虽然我们平时也在学习，也看报纸看电视，但系统的学习还是很必要的。”

　　“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在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已77岁，2014年培训期间，他在“院士荣誉与责任”为主题的学员论坛上作了发言，以“蛟龙号”为例，与大家分享了中国潜水器的研发历程，介绍了潜水器研发的创新、继承和发展。

　　接受记者采访时，徐芑南称，通过培训班的学习，让他认识到这是对之前工作的认可，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和鼓励。“我已经83岁了，接下来要为年轻同志搭桥铺路，为年轻科学家的发展提供条件。”

　　中组部2014年第一次牵头组织培训时，时任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做了专题报告。其间，还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院士制度改革”为主题，召开了由中科院、工程院院长和部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参加的座谈会。

　　听过政府官员的授课，2013年当选的工程院院士周建平的感受是，他认识到了国家科技、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整体形势，了解了国家宏观主管部门的想法。那次培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系列讲话精神。

　　从2014年开始，每两年一次的培训内容设置已趋于一致，主要包括院士之间分享、学习讲话，请官员做专题报告介绍当前形势，以及安排院士“回娘家”参观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等。

　　“希望再有另外的机会”

　　2014年那次培训地点设在原国家行政学院，2016年开始，地点换成了中央党校，名称也从“培训班”改成了“研修班”。

　　参加完2018年研修班，李儒新院士觉得课程“很好”，大家都特别愿意参加。

　　研修期间，李儒新还有意外收获，与一位研究农业的院士初步谈了一个合作。

　　对方做农业污染治理研究，比如种植水稻的稻田，有没有重金属污染。“他们做农业的，我们做工科的，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新的方法，保证农田污染得到有效监控。”李儒新说，不同专业的人平时也没机会碰到一起，研修班倒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场合。

　　在李儒新看来，大家能抽出时间来很不容易，但特别有收获，特别值得。“希望学习班时间再长一点，或者再有另外的机会。”

　　其实，在新当选院士研修班之外，中组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单位，近年也组织了不同形式针对两院院士的研究班、培训班，其中也有不少属于“党性”教育。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2011年9月4日至l0日，38位年轻的两院院士相聚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进行“2011年院士专家理论研究班”学习。

　　38名院士学员的平均年龄53岁，年龄最小的42岁。

　　学习期间，他们聆听了《钱学森科学精神》专题报告，参观枣园革命旧址时，在毛泽东居住过的旧窑洞前集体默哀，在黄河壶口瀑布前，院士学员们还高声齐唱了《黄河大合唱》。

　　浦东干部学院也多次组织过院士专家理论研究班，2012年6月28日，第四期“院士专家理论研究班”开班仪式举行，48名来自中西部、东北地区的两院院士，以及中央联系的专家参加了学习。

　　与中央党校合并之前，原国家行政学院也举办过不少与院士专家相关的此類理论研究班。不过近一年来，有关此类研究班的公开消息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