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大门口走两步,拐一个弯,往云南中路看去:这段单行道小马路一眼就能望到头,杂货店、理发店、文印店、小吃店沿街排开,为繁华闹市区增添了不少烟火气。道路的右手边有一排坐西朝东的楼房,紧紧挨着天蟾逸夫舞台,乍一看像与剧院连成了一体。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融入市井、毫不起眼的街边小楼里,竟悄然隐藏着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这间屋子对外有另一个名字,叫作“福兴”商号。
定址险中求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并从武汉迁回上海租界。中央机关就这样隐蔽在上海的弄堂里、亭子间。为确保党组织的秘密安全,中央确定党的各级机关要群众化、社会化,以商店、住家等形式出现,驻守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举止言行都要与之相称。
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抵沪不久,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会、办公的机关。
熊瑾玎便扮成商人,几经寻找,终于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处,天蟾舞台后面,相中了一间屋子。
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沿街楼房,位于当时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全部楼面三大问。底楼开着一家“生黎医院”。房子的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二楼有三个房间恰好用于出租。
当年的天蟾舞台是一座戏院,每天观众往来络绎不绝。经过反复考察后,熊瑾玎发现,来此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恰好形成了天然掩护。房间东面临街有窗,可以看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一带,便于瞭望。此外,屋子进出方便,不仅可以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尽头处的楼梯也可直接通至楼上。
熊瑾玎判断,这是一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他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上海做纱布生意的商人,顺利租下了二楼的这3个房间一一政治局机关处的地址就这么定了下来。
后来,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隐秘历时三载
很快,生黎医院二楼的“福兴”商号(“福兴布庄”“福兴字庄”二说皆有)正式开张了,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
熊瑾玎平时以商人身份,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商号内不仅有“熊老板”,还有一位“老板娘”。原来,党组织鉴于此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_人难以应付,特意调来了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在机关内负责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及日常事务工作。
一开始,熊朱二人只是扮作“假夫妻”。后来,志同道合的他们在朝夕相处中情谊日增,经由周恩来撮合促成,最终结成—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并肩携手了45年。两人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们“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最大,最可信赖”。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福兴”商号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重要办公地。据资料显示,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小平等经常到这里开会。一些党内事务,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自1928年起,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这个党中央重要的秘密机关历时三载,始终安然无恙。这也是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党的核心机关。
直到1931年4月26日晨,顾顺章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后,迅速向中央特科报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转移到别处隐藏,这处机关才被放弃。
寻迹几经辗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物复查保护工作开始,许多沪上秘密革命旧址浮出水面,珍贵的红色资源急需梳理保护。当时,上海博物馆与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署办公,上博党总支副书记夏顺奎负责地面的文物保护工作,曾陪同黄玢然、张纪恩、郑超麟等历史亲历者寻访部分革命遗址。云南中路上的这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就是他们几经周折后寻访指认的。与同时期党的其他机关相比,该中央机关存在时间长、层次高、作用大,具有重要的地位。
日前,已经84岁的夏顺奎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原来,他们不仅辗转找到周生赉,还特地前往北京拜访了朱端绶,当时朱老己72岁了。夏顺奎回忆道:“她给我们展示了珍藏30余年的旧址照片底片。那是1946年熊瑾玎夫妇再次来到上海时,周公馆的祝华帮他们拍摄的。”夏顺奎等人回到上海后,依据这些珍贵的照片仔细核实,如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这个地址,终于被确认下来。
1980年8月26日,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时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道:“上海二马路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是有意义的。”邓小平批示:“同意。”
回首往昔,夏顺奎说:“由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国内现存与六大直接有关的中共中央机关就这一处了,这处革命旧址需要好好保护。”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处民房,前几年粉刷修整过。走到汕头路上,当年的小弄堂犹在。屋子的前后门均有保护单位挂牌,旁边还有一处“阅读建筑”二维码,行人游客可扫码了解这段历史。(资料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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