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原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时,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时,相信所有的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时,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没有这最起码的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我们身旁却处处充满了信任的危机!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乳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所以当卖菜的老妈妈拿着我给的百元钞票看了又看,我心下坦然。当深夜小区门卫用审贼似的目光盯着我看,我从不抱怨!
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做的事负起责任。比如食品,我们不可能亲自检测送到我们嘴边的东西,但我们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保证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正确,但是他会信任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原料出问题,产品检测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的事啊,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错呢?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却又易受伤害的资源,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商家和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但如果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办?那就只好相信外界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那个外界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机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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