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闻见录》中载,朝廷有次举办活动,回来时要走贡院路。可那天也是太学生考试,贡院路上人山人海。太子不知情,直奔贡院路而去,结果就堵了。
南宋的太学生很牛,动不动就去皇宫门口跪着,要么要求换宰相,要么要求各种待遇,谁都得让他们三分。这次他们更是横在太子车前,不让走,太子急了,拿着金吾杖呵斥他们。太学生们恼了,一拥而上,把太子的金吾杖撅了,围着车大喊。这一闹,彻底把太子镇住了。回到家,太子“惊愕,得疾薨”。
交通冲突,源自道路资源少,因此若想避免冲突,需要讲秩序。古时没交通法,秩序是按等级定的。南宋嘉定年间,言官郑昭先提了条建议,整顿交通:在首都乘辇车,除了大臣外都不能用青盖,还被皇帝批准执行了。
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个不疼不痒的交规,竟惹了个大麻烦。太学生们对此不服,想出个办法,用黑绢做成小伞,让人在街上打着走。执法的官府衙役一瞧违规了,连打伞的加小黑伞全带到市政府去了。市长程覃二话没说,一顿板子招呼下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太学生们第二天到处上访告状,害得程覃四处辩解,越辩解,舆论压力就越大。
汹汹舆论之下,朝廷官员们死死压住状子不上报,结果,太学生们来了个大罢课。这事最终惊动了皇帝,程覃被免职,去搞农业了,太学生们才复了课。
对交通资源的争夺随时都存在,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明朝嘉靖年间,皇帝的办公地点主要在西苑,出入不便,重要的大臣被允许骑马入内。翟銮、夏言觉得自己资格老,每人弄了个腰舆,坐着出入,可却是特权,而且还是皇上没给的特权。
严嵩当权期间,内阁权势很重,不把六部的尚书们放在眼里,坐着肩舆相遇了,六部首长必须让着内阁大学士。结果,这却成了规矩。后来吏部尚书陆光祖将此改掉,六部的人不用避让了,改成躲了——陆光祖吩咐自己的舆夫,见到内阁的人立刻拐弯绕道,根本不给相遇的机会。这样一来,不就没冲突了吗?可后来的尚书孙丕扬不知道,结果在路上遇到了内阁官员张位。孙丕扬赶紧下来作揖,手还没抬起来呢,就见张位拿扇子把脸一遮,假装谁都没瞧见,扬长而去。孙丕扬气坏了,就此和张位结下了仇。
后来内阁由叶向高独揽权柄,又被孙丕扬遇到了。孙丕扬想起前事,立刻叫舆夫回避。他这么一躲,给叶向高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从此后,孙丕扬的事在叶向高那里一路绿灯,官运也亨通起来。到后来,孙丕扬官职显赫,连叶向高也得求他,打算送条玉带给他,又怕他不要,还得先托人去问问。孙丕扬答应了,这才把玉带送过去。
说来说去,在传统的社会里,交通资源的分割都是按照权势与社会地位来的,交通工具则是权势级别的标志,解决交通冲突的办法,也基本需要动用权力,也正因为如此,一直没解决好,要解决也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到了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来说,都要靠交通法。可有些驾驶者觉得自己特有优越感—车大一点,品牌好一些,车牌牛一些,或者有个特殊的标志和通行证,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金贵,这特权的底子就出来了。这就是交通冲突的重要根源。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