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少镭

　　乾隆二十年（1755年），名震朝野的胡中藻案中，从案发到胡中藻人头落地，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后续奏折、谕旨却往后延伸了半年。这是因为乾隆不满足，他要知道，杀了胡中藻，到底还有没有“后来人”。而要真正了解这个，就得靠“钓鱼”和“告密”了。

　　早在乾隆十七年，刑部尚书梁诗正就以父亲年迈要回家照顾父亲为由乞归杭州。然而，生性多疑的乾隆一直怀疑梁诗正回家奉养父亲只是借口，肯定是因为之前被革职留任的事对他有怨言。但仅凭怀疑，乾隆又不能胡乱给人家安个罪名，便暂且忍耐不发，等待时机。

　　胡中藻案后，富勒浑补授浙江按察使，因富勒浑在刑部时曾是梁诗正的部下，与梁有旧属之谊。因此富勒浑赴任前，乾隆密谕他到杭州后对梁诗正“留心体探，不必谘访，遇便据实奏闻”。

　　一到杭州，富勒浑便以旧属之名，前往拜谒。按富勒浑的奏折，第一次，梁诗正对他并不信任，言谈之间多有忌讳。富勒浑不死心，半个月后，他听说梁诗正患了耳疾，再次以探病为名登门。这一次，梁诗正对他有了好感，开始聊一些敏感话题。那时，胡中藻案是朝野最热门的话题，针对此案，梁诗正认为，胡中藻罪该万死，圣主宽宏大量。言谈之间，他也抛出一些私人教训：“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

　　谈胡中藻案，那完全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谈避祸之道，虽有交心之言，也只得谨慎二字，滴水不漏。富勒浑想主子之所想，知道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于是，他又有了第三次探访。

　　时值杨梅新熟，富勒浑先派人给梁诗正送去两篓。礼尚往来，身为书法家的梁诗正回送给他“单条一副、字对一联”。梁诗正之前说过，他对“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这次的回礼居然是书法作品，说明他对富勒浑的戒心已减。于是，富勒浑趁热打铁，再送鲜荔枝一盘，果然，梁诗正次日即来拜访，相比以前熟络多了。熟络了，事情就好办了，又过了两天，富勒浑以回拜为名，第三次登门拜访。

　　这一次，梁诗正果然对富勒浑全无戒心，一开始就说他接到在京儿子的信，说乾隆已定于明年春天南巡。对别人说起家书，且内容涉及皇帝南巡日期，在富勒浑看来，梁诗正已无疑忌之心，于是他再次提起胡中藻案。果然，梁诗正将自己在官场上的避祸秘籍和盘托出：“一切字迹最为重要……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得到这点“干货”，富勒浑还嫌不够，又来了一番试探，但梁诗正没再说什么。

　　最后，富勒浑将他对梁诗正的看法做了小结：“查梁诗正历任多年，随侍内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范，唯恐遗迹招尤，已非一日，而与人交接言谈自必随时检点……”在富勒浑眼里，梁诗正做官的愿望正盛，就算真有怨言，目前肯定不会透露，等他再设法探听，有消息再上奏。

　　得到这一情报，乾隆算是满意了，朱批：“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在乾隆看来，梁诗正是真怕了，这就够了，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所谓的盛世，制造文字狱以打击朋党，杀鸡儆猴，让朝野自上至下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独裁统治的这一套，乾隆真是玩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