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的人文古迹其实是很多的，而且不同于苏州怀旧的遗老遗少气，无锡的古迹透着实干和进步的味道，因为在老城区的老宅长大，又常去无锡露天博物馆——惠山古镇，所以渐渐地我对于无锡掌故和无锡的古迹有点认知和情感了。因为无锡的辉煌在明清，在于四大码头的交通和集散，所以这些古迹中不免很多是明代的。随着对这些古迹的熟悉，我发现其实明代的历史和官员的情况和《三言两拍》、《四大才子传记》等并不同，至少我在无锡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我家老宅是老城西门的后西溪，隔河就是西水墩，一个河内小岛，却是很有历史遗迹的，岛上有一组古建筑，是西水仙庙，里面供奉的水神是无锡明代抗倭的县令王其勤，当时倭寇进犯无锡，无锡商业发达，水运为主，城防比较松懈，他亲自指挥大窑路一带烧砖，修建城墙，训练民兵，日夜监督，有一次他的儿子（另一说是侄子）在监督建城墙时一时疏忽，立即被斩，到了倭寇来临之际，文弱的江南人竟然漂亮地击败了倭寇，也有一些官兵和义士就义，百姓把他们作为水仙供奉在西水墩，他们战斗的地方，王其勤也作为水神供奉在西水墩。穿过后西溪，再过三凤桥，就是大娄巷，小娄巷，崇宁街，金匮山，小时候是我和玩伴玩“地道战”、“地雷战”的地方，那时不经意间就会闯入了某个历史名人的故居，某个旧时别墅，某个祠堂……我只是惊叹屋堂的宽敞，回廊的精致，小园的雅致，这种无意的文化邂逅随着以后的开发建设已经远去，这块地方也是无锡文化的所在，鱼肠剑，专诸塔远古的浪漫讲述着这一区域不凡的底蕴，同时宋代开始，明代繁荣的秦、谈、孙、王几大文化家族更是这里的主角，尤其是秦和孙，秦氏是宋代才子秦少游的后代，秦少游苏轼弟子，传说也是苏轼的妹夫，很多典故，不详述了传到明代出了一位文人、学者和官员，就是无锡寄畅园的主人和创建者——秦金，秦金几经宦海沉浮，为了心灵的宁静在惠山古镇的古寺和古泉旁建下寄畅园，寄畅园和苏州园林有很大不同，首先园中太湖石，亭台楼阁没有苏州多，而是一池由二泉伏泉引入的宽阔的水面，上面是由自然的山石自然堆放，上面花木自然生长，水面的一边有回廊和小亭，唤作“知鱼亭”，取义庄子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意境，颇有自嘲的意味，而凭栏远望远处的锡山龙光塔又似乎在于园中，这个园子似乎就是惠山的一部分，园林和野景交融了，和苏州园林比，少了精细、匠气、矫揉，多了大气、自然、安宁、哲思、实干。清代这里是康乾流连之地，乾隆甚至在北京仿造寄畅园，取名“谐趣园”，更为难得的是寄畅园和天一阁一样，几百年在家族中传承，没有荒芜变卖，而是代代相传，可见秦氏的家教，直到解放秦氏族长捐给政府，随便说一句，近代革命家博古（秦邦宪）也是秦氏后代，其故居至今还在崇宁路。孙氏的名人是孙继皋，孙继皋是明代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学者，在东林书院讲过学，很有名望，其在小娄巷有著名的少宰第，气势恢宏，堪称无锡“圆明园”，但是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少宰第和圆明园一样拆毁了，只是不是侵略，而是十年内乱，现在修复小娄巷是很必要的，但是没有了少宰第的小娄巷其实是不完整的，孙继皋，传说中其父亲是道士，无锡道士是正一教派的，可以过世俗生活，因为儿子是状元，按规定可以戴进士帽穿官靴，所以他父亲出去做法事戴进士帽，穿官靴，久而久之，道士都效仿，所以直到现代，无锡的传统道士的法事衣服和全国都不一样，戴进士帽，穿官靴。虽然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史书上又说孙继皋父亲是医生，但是戴进士帽，穿官靴是事实，不管如何，也是说明无锡人对这位孙大人的热爱吧。再过去，就是东林书院了，东林书院之所以有名在于明末的政治斗争，其实最早是宋代的理学研究所，明代官员高攀龙、顾宪成回家乡重建书院，立志用文人的骨气和学识去影响时政，开创了一种封建时代的民主之风和文人参政的决心。这种理想和实干的结合一直影响到了薛福成和荣德生时代，我想无锡之所以成为工商业发源地，大概也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传承吧，后来阉党打击东林党，要拘捕高攀龙，得知消息，高攀龙很平静，写下一首诗，大意是即便摧毁了东林的“林”，但是士子的“心”和林木一样根深蒂固，一样春来枯木逢春……写完诗，从容在后花园投水自尽，其遗迹“高子止水”至今保存在无锡江南中学，他的精神能长眠在教书育人的学校之中，我想也是美好的归宿吧。其实半书院的无锡名人，还有一位是无锡人邵宝，在无锡森林公园石门段，入口处就是他的塑像，邵宝是明代政治家、学者、清官，在寄畅园的一旁建立了“二泉书院”，以理学和易学为主，现在还留有“点易台”，在政治上也是清流和硬角色。但是无锡百姓记住的不是这些，而是一段和石门有关的浪漫传奇。历史上邵宝比较喜欢救济穷人，清官自然钱是不多的，尤其明代，钱从何来，传说中邵宝是有特异功能的，能看穿地下的财宝，而且才惠山有一处石壁，有点像门，叫“石门”，邵宝有异术，可以叫石门打开，里面财宝无数，取之不尽，惠山有俗语“若要石门开，要等邵宝来”就是这个见证。这个故事很有芝麻开门的味道，也说明无锡人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吧。
说了很多无锡明代名人的典故，似乎和我要说的唐伯虎、四大才子之类不太相关其实我之所以绕个大圈子，只是我仅从无锡的历史中看到，传说、小说中唐伯虎们“粪土”和“嬉笑怒骂”的明代学者和官员并非不堪，反而看看无锡明代名人，都是有思想的学者、有作为的政治家、有内涵的有家教的家族……后来高中、大学时代在图书馆翻翻历史书，发现其实明代经济很发达，文化很开化，政治也有点民主的雏形，甚至为后人诟病的军事也是很有实力，世界最强海军，发达的火器，先进的阵法，繁荣的武术等等，至于能人，除了无锡的，刘伯温、方孝儒、于谦、王阳明、徐阶、高拱、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张居正、海瑞、袁崇焕、史可法……几乎代代辈出，很多很精彩，怪不得《明朝那些事》里面“牛人”很多，是的，明代是很“牛”，再看看清代，我看看《清史稿》，似乎除了一些骑马射箭的名字很长的八旗英雄和三四个风流的，“武功”厉害的明君，一些明代的降臣，一些戏说的“罗锅”、“大烟袋”，也没啥出众的人物了，直到洋枪洋炮、农民暴动击碎了天朝美梦，才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这些“中兴”之臣来建设维护，但也是战战兢兢的，惟恐被人说要“反清复明”之类的反意。
那大家就要奇怪了，且不说明代灭亡的原因，为何人才辈出的明代，会有唐伯虎这样的“愤世嫉俗”的群体呢，会有小说描写的愚不可及的“权贵”呢。其实大家翻翻清代人写明代的《儒林外史》就知道一些了，在明代有一种阶层叫“名士”，才气一般是好的，但不耻于做官，很清高，一般写诗、弹琴、作画、下棋、书法等等，显得很飘逸，似乎和晋代的竹林七贤有点接近，其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晋代文人大都是世袭的贵族——“士大夫”，和欧式日本的骑士和武士差不多，文化是家教，做官是继承，所以可以不上班，脱光衣服喝酒，打铁，骂人，指责朝廷黑暗，加之晋代司马氏的皇位来的很不光明，旧贵族不满来个行为艺术是很正常的。明代就不一样，科举制度已经很完善，官员基本是考试选拔，传统意义贵族是不存在的，除了一些国家养的功臣后代和藩王，也只是有点钱但没权力的，不是主流。文人都不是贵族，大都是平民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一展抱负，报效家族父母和国家，一般没有很厉害的祖产和世袭的地位给自己挥霍，没有显贵的地位和对现有政治集团的仇恨，所以不是真的洒脱和浪漫。恰恰是现实的失败者和社会的寄生群体，这些人基本上是科举制度的失败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落魄文人、仰慕功名而没有机会附体于权贵的人，现代说法也是非主流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些因素唐伯虎都有。他全面发展，除了才艺，八股文也是好的，所以是“解元”（举人第一名），如果没有意外，他也是“权贵”，但是意外出现了，由于他的骄傲和不羁，卷入了一场事实而非的“舞弊案”，取消了科举的资格，官没有当了，只能凭借才华在权贵和文人圈里面生存，画画，写诗都是比较雅致的，也可以舒解官场的郁闷，照例也不错。但是宁王找到他了，一开始唐伯虎高兴的很，因为他科举不行，但是得到藩王赏识，做官还是有希望的，谁知道宁王要造反，他只是文艺青年，打仗军事不行，也没胆量不是梁山好汉之类的人，所以怕了，不想干。但是藩王没权也是王，杀个落魄文人是可以的，于是他就“裸奔”和“性骚扰”，“风流才子”的名气就是这样无奈的开始的，后来摆脱了宁王，为了生计，也画过色情画——春宫图。他的一生和宋代的艳词高手柳永很像都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可能也是历史的幸运，科举制度和八股文进来一直被指为应试教育的始祖和禁锢思想的枷锁等等，其实和世袭当官比，较为公平的全国考试录用官员是很进步的。而且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是公务员考试，不是哲学系、中文系考试，不是艺术大奖赛，所以琴棋书画的文艺文人考中未必是好事，考不中未必是坏事，八股文虽然没啥创造性，但是其严格的逻辑性、知识的理性梳理、强文博记和对考试压力的忍耐力，现在看看恰恰是官员必需的，所以孙继皋、秦金、邵宝、顾宪成、高攀龙、王其勤、刘伯温、方孝儒、于谦、王阳明、徐阶、高拱、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张居正、海瑞、袁崇焕、史可法……大都不擅长或无时间搞诗词歌赋画画书法气功法术，他们留给世人的是精神，理论文章、事迹、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画和风流韵事。可以说不是文艺青年读四书五经又能实干的文人才是社会的主流和栋梁，至于才子做官，搞政治，如何，看看宋徽宗就知道了，他的才气比唐伯虎们高明的多，但是丹青和妙笔换不来粮食、车马、住宅、军队、太平、正义……也不能抵抗外来侵略，只是华丽的摆设而已。所以权贵并不渺小，名士也不高尚和超然。
关于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小说家也是大书特书，其实里面的故事发生地是在无锡东亭，里面的华太师，历史上真有其人，是明代著名官员和学者，祖上是华孝子，华氏也是无锡很有历史的望族，其不是点秋香里面的庸官，而是比较有智慧有作为的人，在政治上比较有作为，回到家乡也不是欺压百姓的劣绅，而是一个智慧的开明绅士，无锡至今流传着“一夜变东亭”的传说，据说无锡东亭本叫“隆庭”，和“龙庭”谐音，有人高密说要造反，为了避祸，华太师马上改名“东亭”，从此东亭就是本处地名了，华太师的豪宅不在了，但是存留了一处门头，是文物保护单位了。至于唐伯虎确实去过东亭华家，但是没有浪漫的故事，那时唐伯虎岁数不小了，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化妆小厮和书童进入华府去泡秋香姐姐了，他来华家其实有“打秋风”的味道，也没有很清高，也送了一些字画给华太师，对于主流文人而言，唐伯虎只是落魄艺术家，大概在华太师眼中也就是周立波和小沈阳的地位，如今东亭成为无锡商业繁荣期，不能不说是务实精神的作用，有人说无锡没有文化，其实宋明以来无锡很重视教育，无锡的科举和现代学历是很高的，只是无锡人有骨子里的实干和责任感，不太喜欢浪费在诗词歌赋的浪漫之中罢了，即便是钱钟书也是学者化的文学家，音乐家阿炳也是从实用的道教音乐引发出《二泉映月》的，无锡的文艺也透着实实在在和实用的商业功利性。
唐伯虎的传奇确实有着我们向往的浪漫韵味，但是传奇只是传奇，文化的浪漫无法带来现实的成就，我们要有文艺的滋润，但是滋润的结果应该是对生活的勇气和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不能是一种悲叹和矫揉的美，这种美很病态，我觉得就是“三寸金莲”。
周鼎明 写于2010-7-14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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