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津涛

　　溥仪投靠日本也怪冯玉祥？

　　◎杨津涛

　　

　　

　　人们普遍认为溥仪当年疯狂地想复辟，所以甘心当日本的傀儡。其实，在溥仪投靠日本这件事上，冯玉祥也有责任。

　　事情要追溯到1924年。那一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又将溥仪驱逐出宫，把紫禁城变身为博物院。对于此事，冯玉祥颇为自豪，宣称“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将宣统逐出宫外”，后世更赞他完成了辛亥革命“反封建”的未竟之功。但是，冯玉祥此举其实弊大于利：溥仪若没有被驱逐出宫，很有可能不会成为日本的傀儡。

　　溥仪被逐出宫不久，冯玉祥迎段祺瑞进京，建立执政府。段祺瑞极其反对冯玉祥的逼宫之举，因为《清室优待条件》是段祺瑞亲自订立的，各国使馆也都知情，根本不容冯玉祥一手撕毁。清室也希望段祺瑞能恢复被废除的优待条件，让溥仪重回紫禁城。但当时一则国民军依旧控制北京，冯玉祥支持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并不听命于段祺瑞政府；二则国内舆论大都支持驱逐之举，甚至成立了“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南方的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称“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可为民国前途贺”，极表赞赏。

　　几经拖延，至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民国高官发表演讲，称这一天“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重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将保护故宫博物院和保护民国关联在一起，等于断了溥仪回紫禁城的可能性。到了1926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吴佩孚等前线军队不住溃败，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对清室的什么优待？此事遂不了了之。

　　结果，溥仪出宫后，日本人刻意讨好、笼络溥仪及其亲信，使他们视日本为复辟希望，导致溥仪迅速被日本笼络，最终甘当傀儡。

　　溥仪出宫后回到醇亲王府上，不仅用度紧张、每天和后妃只有四元钱，而且极为不安，害怕冯玉祥会进一步加害自己。在溥仪不知所措之际，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请求英国公使馆收留被拒，便求见日本驻华公使，并得到了其首肯。日本驻华公使表示，自己“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且会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于是溥仪就秘密住进了日本公使馆。

　　在日本公使馆，溥仪受到了“空前”的礼遇。为安排他的数十名随行人员，日方甚至特意让出一所楼房，使“‘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清朝遗老们也获许进出日本公使馆，以至“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显然，逊清小朝廷从上到下都被日本笼络了。

　　不过，溥仪住在日本公使馆内并非长久之计，于是日本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华公使：“宣统帝愿意继续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担心国民党人的态度等等，选定天津租界为永久之地，尤为可取。”其后，日本外务省又指示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必须设法使皇帝暂留日本租界，清室之希望善意斟酌”。结果如其所愿，溥仪在天津日租界一住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时间里，日方不断向溥仪示好，如安排溥仪参观日侨小学，让学生们列队欢迎，高呼“皇帝万岁”；每逢溥仪的生日，日本在天津的军政人员都会登门祝贺；他们还邀请溥仪参加阅兵、参观日舰，以显示日本的强大军力。这一切都使溥仪确信，日本会成为自己“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国民政府漠视对清帝陵寝的保护，使溥仪更坚定了依靠日本复辟的决心。

　　让溥仪彻底对国民政府失望的标志是1928年的东陵盗案，溥仪说自己听说消息后“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加之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未能被依法惩治，溥仪心里更是充满怨恨，他发誓说“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其复辟思想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孙殿英虽然并非蒋介石包庇，但不知情的溥仪自此对蒋介石产生了不讲信义的印象。

　　东陵盗案对逊清皇室的影响还不只是溥仪。溥仪的弟弟听到消息后，从日本写信给溥仪，说“处处国破家亡之际，凡百不如意事皆势所必至……观如此等刺激物，较之卧薪尝胆，尤为惊心动魄，谨识之心而已”。这一事件显然激起了溥仪弟弟的“故国”之思，让溥仪更加渴求“复国”。

　　当时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其领导者都是革命党人，同清室没有渊源，同时，国内战事频繁，也实在无力顾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才派了一位监察委员到北平游说溥仪。溥仪回忆，蒋介石希望自己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自己一笔整数，请自己提出数目即可；至于居住地，蒋介石希望自己住到上海或者出国，总之除了东北和日本都可以选择。溥仪对此的态度是：“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亵渎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他直接回绝了该监察委员。

　　不过，溥仪多年后的回忆似乎和实情颇有出入。当时一个大汉奸的儿子向日本人汇报说，那位监察委员提出的条件是：如果溥仪能迁居到上海或北平的俄国公使馆，国民政府每月将向他支付20000元。溥仪拒绝了，并表示，“时值当前内忧外患、形势紧张之际，中央无须顾念一介平民，应为全体国民的安居乐业而尽力”。显然，到了最后关头，国民政府依旧无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假装做了不投敌的许诺。

　　其实，在这个时候，溥仪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经不可更改。正如庄士敦所说，有中国人力图证明溥仪去东北并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实际上“他们太自信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

　　如果1924年溥仪不被非法驱逐，首先，他在宫内要遵守严格的规矩，不会被一心复辟的遗老们所包围，日本人更不会有机会轻易接触到他，对他的影响自然非常小；其次，有《清室优待条件》在，溥仪等人事实上也满足于和民国和平相处，在紫禁城中维持一个小朝廷，一旦没有了《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成为“一介平民”，地位和环境的骤然变化让其恢复帝号的野心油然而生；第三，若溥仪还在宫中，即使有东陵盗案的冲击，他在国民政府所派卫兵保护下，日本人想要将他劫走也十分困难。然而冯玉祥贸然毁约，驱逐溥仪出宫，客观上让溥仪完全脱离了国民政府的掌握，确实方便了日本人轻易利用溥仪。

　　溥仪出关投靠日本前，国民政府阻拦不及，后来便吸取了教训：在1933年1月请段祺瑞“南下颐养”；1937年曲阜沦陷前，驻兖州的部队奉命连夜将末代衍圣公（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接往武汉，以免被敌人利用。可是溥仪早已背叛了故国，以致多年后，这位末代皇帝只得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补袜子。

　　编 辑/安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