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ELab

　　

　　1799年一个雨雪交加的傍晚，年逾花甲的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巡视完自己的庄园，汗如雨下的他没换衣服就坐下用餐。次日清晨，他的喉咙便痛了起来，第三天他体温升高、喉咙疼痛加剧。

　　病情越来越糟，华盛顿便照例让管家为他放血，但情况并无好转。随后，华盛顿的私人医生克雷格和布朗相继赶来，诊断结果是扁桃体周围脓肿，又连续为华盛顿放血两次。五个小时后，迪克医生受邀前来会诊，提出了开创性的气管切开术，为华盛顿维持氧气供给。但因为缺乏例证，医生们最终再次选择了谨慎的放血疗法，在失血多达2.5升后，华盛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荒唐的放血疗法绝不是西方短暂的错误，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中世纪，其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医生所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在中世纪前后的欧洲，医学一直是神学的附属物，唯一的外科技巧—放血疗法自然也由教堂的神职人员操刀。但是神之子民吃着公粮为贵人们放血，总归是降低了身份。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布禁令，神职人员一律禁止从事放血工作。放血工作从此成为一门民间手艺，而其职责竟然落到了理发师的身上。

　　除了为人放血减压之外，理发师还有别的特长，其中最为玄奥的叫“取出愚笨之石”：理发师头戴尖帽，切开病人的头皮，然后“掏出”事先握在手里的石子丢入河中；最后预祝病人越来越聪明。在理发师的引领下，外科一路走偏，可正统的专业医生却没人敢“伸张正义”。

　　中世纪之前，意大利盛行一条严律：从事外科治疗的医生，如果导致患者死亡，将由患者的家属处置。于是真要做手术，要不就签个免责契约，要不就陪葬。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外科非但没有发扬光大，还在医学领域低人一等。直至解剖学大放异彩，才真正将外科从理发师的手艺中剥离而出。

　　14世纪以前，大部分解剖学书籍和简笔画没有什么区别，更糟糕的是，有些解剖图画展示的都是狗或牛的构造。因为在教廷的认知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类，因此人类不得解剖自己，妄图靠近上帝。但近代解剖学的创始人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打破了这一切。

　　维萨里在博洛尼亚大学教学时，一位法官对他的工作感兴趣，便批准了他解剖罪犯的尸体。维萨里夜以继日的研究成果最终汇成了《人体的构造》这部时代巨著，改变了当时医生的想法，尸体解剖成为寻找病因的一大途径。更为有趣的是，教廷也对此表示大力支持，甚至在各方的认可下，催生了一种比斗兽场观战更为吸引人的表演—公开解剖。

　　但这依然无法消除人们对于外科手术的轻视，因为手术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疼痛依然是不可逾越的天堑。直到1846年，牙医威廉·莫顿首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乙醚麻醉，并成功完成了手术。这引发外科医生中的一股麻醉狂潮，更多禁忌手术被摆上了台面。

　　不过麻醉只是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死亡率变化却不大。在医生都不知道细菌为何物的时代，术后感染成了所有手术最大的危险。幸运的是“李斯特消毒法”被提出，医生们逐渐养成术前术后洗手的习惯。环境消毒、工具消毒逐渐被重视起来，无菌术与麻醉开创了外科手术的新局面。

　　外科手术随着各项技术的诞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专业化、最小创伤、程序化的理念被逐步提出，规范的手术流程使外科学成为医学的又一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