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
我和表弟表妹几个,趁大人不注意,从家里偷出我姥爷的圆口黑礼服呢面儿布鞋,一溜小跑,就跑到房后护城河边儿的浅草滩里。我们要扣蝙蝠。
蝙蝠白天是见不到的,只有天黑了才出来。我以为蝙蝠也和我们小孩儿一样,是贪凉贪玩儿才出来;我姥姥大概也是这样认为,因为她从来没告诉过我们,那些长得有些吓人的蝙蝠,飞出来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找虫子吃,尤其喜欢吃蚊子。
蝙蝠翅膀上带着风,行动敏捷,影子鬼魅,在夜空里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如果不小心躲闪,那些家伙没准儿一头就撞到我脑门儿上。要真那样,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了。蝙蝠长得实在又丑又吓人,与那玩意儿相撞,简直就是撞上鬼的感觉。
鞋是偷出来了,怎么扣?
记得有天晚饭后,我姥姥一手提个小板凳,一手拿把草帽大的芭蕉扇,看上去有点儿头重脚轻,却快速倒腾着她那对儿“三寸金莲”,蹬蹬蹬蹬……然后放下板凳,一屁股坐到河边熏蚊子的艾草烟里。她一边摇大芭蕉扇,一边看着夜色里和蝙蝠一起飞来飞去的我们,开口了:“想逮蝙蝠不难,把鞋脱下来,不住气儿地往天上扔,黑咕隆咚的,蝙蝠不小心就钻进去啦。”
然后,啪———鞋口朝下扣到地上。里面扣着一只蝙蝠。
我们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
“苍蝇是蛆变的,蝴蝶是茧变的,蚂蚁是蛋变的,青蛙是蝌蚪变的,那蝙蝠是什么变的?”
“耗子变的呀!”我姥姥答的胸有成竹。
“耗子咋能变成蝙蝠?”我想我得弄明白。
“吃咸盐。耗子吃上咸盐,就长出翅膀,变成蝙蝠了。”
是呀,年画上那些蝙蝠的脑袋和耳朵,可是跟掉到麦子瓮里或谷子瓮里的耗子脑袋和耗子耳朵一模一样呢。
我姥姥说过后的好多天里,我们趁她不注意,可没少往耗子经常出没的凉房啦柴火棚啦炭仓子里啦,一把一把撒腌咸菜和酸菜用的大青盐。
估计耗子不饿,或者是嫌咸,反正始终没吃。
那就逮个耗子圈铁桶里,光喂咸盐,饿极了,還怕不吃?
实际也是空想,谁有逮耗子的胆量?!
可惜我姥爷那只鞋了。
像扔瓦片子一样,你扔一下,他扔一下,没完没了地扔。鞋和蝙蝠一块儿在夜空里飞,但始终飞的各奔东西。
蝙蝠精着呢,飞来飞去,死活不往鞋里钻。
我们累够呛,靠在柳树上喘气儿,歇着,歇好了继续忙乎。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见我姥姥亮开嗓子喊:“还不往回走!明儿都不念书啦!”
小脚
我怀疑那个大铁盆和我家的铁桶一样,是用炮弹皮做的,要不咋会那么沉。
水不冷不热,姥姥的手是温度计。
多好啊,盆外一圈儿小板凳,盆里一圈儿小脚,你踩他,他踩你,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洗完也不消停,一个一个跳上炕,继续猫捯狗戏。
姥姥呢,把我们脱下的一堆塑料凉鞋,全都泡到洗脚水里,用猪鬃刷子,一双一双刷洗,又一双一双立到搓板儿上控水。然后,吃力地搬起大盆,像个不倒翁,左摇右晃,去院子里倒水。
姥姥,你咋还不洗脚?
赶紧闭住眼睛往过死!
啪!电灯被拉灭了。
姥姥从来不让我们看她那双奇形怪状的小脚。她洗脚的时候,夏天借着月光,冬天借着炉火,有时是等我们睡熟了,也就是死过去了,她才洗。
我姥爷说那叫封建。
可后来,我姥姥忽然变得不封建了,不光让我们看她洗脚,还让我们摸她踩在脚底下的那些已经嵌入脚心的脚趾头,给我们讲她小时候裹脚的故事。
我们最关心的是疼不疼。
姥姥说,能不疼吗,除了大拇指,其他四个指头,全从外向里生生搬倒,还得踩在脚底下,再用长长的裹脚布一圈儿一圈儿勒紧裹死;有的女娃娃,裹脚时疼得张大嘴往死嚎。
那你呢?
我能忍住。裹上脚照样一瘸一拐出去耍,满街疯跑,还专门沿墙墙走,回家后,因为衣服上蹭的全是土,可没少挨打。
你那会儿多大?
也就五六岁,哪像你们,看看,一点儿制都不受,脚放的一个比一个大。
有时候,我姥姥边讲地底下七寸人人盖房的故事,边戴着老花镜,给我们缝补被大拇指开了天窗的家做布鞋。
每隔几天,姥姥就要用热水泡脚。泡好了,盘腿坐在炕上,用她那把特别锋利的小剪子,像剪窗花一样,先扳着左脚,再扳着右脚,修剪她那两只总也忙得停不下来的小金莲。
市场上没有小脚袜子卖,姥姥就自己动手,用普通袜子改。也买不到小脚鞋,得到鞋匠的小屋里去定做。后来村里的鞋匠死了,姥姥就得走远路,到旧城大召东仓,去找仝师傅。
真不可思议,姥姥那双小脚,在我大舅去世后,为了到城南的郊区做零时工,挣钱抚养舅妈改嫁时没有带走的表弟表妹,居然一咬牙,学会了骑自行车。
大舅
1973年夏天,古老的绥远城南门外,清澈的护城河水,竟然荡漾起无限悲伤;我27岁的大舅,英年早逝了。
那是内蒙古医院历史上第一例肺癌,切片后迅速全身扩散,中医西医双管齐下,民间偏方也试过很多,但没有任何效果,大舅最终被活活疼死了。
我大舅临死前有过要求,说想吃旧城的烧卖。可烧卖喂到嘴边,他却疼得趴在炕上,连张开嘴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说好累呀,先睡会儿,然后就再没醒来。
大人们哭天喊地,小孩子不知所措。
五十岁的姥爷和五十岁的姥姥,瞬间变成七十岁的模样。
我大舅去世那天夜里,好端端的天气忽然变得雷鸣电闪、风雨交加。阴阳先生说,大舅原本就属于天上,这动静,正是天神下凡间来迎接他上天呢。
灵棚就搭在护城河边姥姥家院子里。能做一手好纸扎的金娃奶奶为他剪扎的两挂白纸幡,碎粉粉、飘荡荡高高挂在两边,中间白纸黑字:驾鹤西游。
那么多的花圈,上边临空扎着红红绿绿的电光纸蝴蝶,太阳一晒,风一吹,在花丛上左摇右摆。
表弟和表妹,一个6岁,一个4岁,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从此已失去爸爸,却因为抢着要摘花圈上的蝴蝶,被大人们骂了一回又一回。
出殡前,我二舅整天坐在大舅那屋的炕沿儿上,怀里抱着大舅亲手打制油漆的小木匣,大哥大哥,一声接一声地哭喊。
坟地在村东头,和村里的果园,只隔一堵残破的打板墙。
我们在墙外埋葬大舅、焚烧纸扎。
村里的年轻人,隔着残墙,不出声地哭,泪水抹了一把又一把。
我25岁的舅妈,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出殡的当天下午,我大舅竟然“跟”着我老姨,回到护城河边的家里。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原本健健康康的老姨,像被人施了魔法,一下就变成病入膏肓的我大舅。
她是被自行车从村子南头自己家驮来的。然后被搀扶进院,进家,上炕,吃力地拽过我大舅生前抱着的靠枕,往肚上一顶,坐在炕头上。面容憔悴,疼痛难忍,哼哼呀呀,那简直就是临终的我大舅。
“大舅”让人找他生前戴着的手表,说要给我姥爷。众人试探性地把腕上戴着的手表依次摘下来递上,“大舅”总是摇头说不对。当我舅妈从抽屉里拿出大舅的“上海”或者“梅花”手表时,“大舅”终于眼睛一亮,接到手,递给我姥爷。
老姨用大舅病痛中的声音喊我舅妈,让她把柜里的挂面抱给我姥姥。
我妈把我的手递给“大舅”问她我是谁?“大舅”居然“认识”,说我是二姐的雁子。
那时候,和我姥姥年龄相仿的我老姨,千真万确,就是我大舅。
又有人问:三毛,你中午不就走了?
我没走,在门后头悄悄藏着。
我老姨边说,边疼得哼哼呀呀,脑袋一歪,又闭上眼睛,简直就是生不如死的样子。
不知谁说,不要再让好人难受了,还是烧点儿黄表纸,送他走吧……
果然,刚烧过纸,我“大舅”就说要回家了。扶下地,走到院门口,脚底一软,摔倒了。
这一摔,大舅走了,老姨回来了。
而这一确实存在的现象,至今无人能做出任何科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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