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子

　　像许多功成名就的作家一样，娜仁高娃也有独属于她的写作场域———那是她的故乡，故乡荒芜的茅草地、戈壁滩、沙窝子和突然开口说话的石头……

　　这些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胃口和好奇心。正如佩德罗·巴拉莫的亡灵需要胡安·鲁尔福的逼真语境和氛围，马尔克斯的魔幻需要一块土耳其飞毯、天空中舞蹈的大象、炼金术士、必须变回婴儿任人摆弄的玩偶乌尔苏拉以及布恩迪亚家族无处不在的神，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需要一个魔鬼沃兰德和他的黑猫……对于娜仁高娃来说，则需要一个特殊的符号，以使她的小说叙事显得与众不同，她写作的意义得以确立。

　　这个特殊的符号，或者称之为文本形象，当它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才具有批评的价值。换句话说，只有这个符号的象征意旨和重要性成为我们辨认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时，批评才不至于显得荒谬。

　　在娜仁高娃的小说里，这个特殊的符号就是阿拉姆斯。

　　抛开综合能力的考量，通常我们会把发现、发明或命名的能力视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足够优异的先决条件。长期观察娜仁高娃的小说，迹象其实很明显，阿拉姆斯这一文本形象或叙事符号早在她的《雌性的原野》里就已经出场了，此后不断在她虚构的故事里隐现。直到娜仁高娃将她这部最新的中篇《他的风，他的狱》最终修订为《阿拉姆斯》，导致我想当然地把这看作是作家对其叙事的自觉与自信。

　　尽管魔幻色彩鲜明，娜仁高娃仍是一位现实主义写作者。我无意对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加以褒贬，但当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确糟糕透顶，作家们几乎已趴在地上写作。想要“离地三尺”，除了良好的想象力，还需借助某种神秘的力量。对于莫言意味着转世的大头婴儿、一只毫无由来的红狐狸，在娜仁高娃这里则只能是一个半人半兽、半神半妖的阿拉姆斯。

　　《阿拉姆斯》的故事既迷人又不乏新意，充分佐证了娜仁高娃开始真正具备叙事的自觉与自信。生成小说背景的沙窝子在牧民散居的库布其沙漠地带本是平常景象，但在城市化的今天却显得古老而陌生；挖甘草就是挖自己的人生，不算什么稀奇；一笔荡过的杀人事件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都在套路之中。小说的神奇之处在于女主人公脱胎换骨的细节和阿拉姆斯的最后现身。疯癫姑娘阿嘎尔的重生与涅槃纯属偶然，符合女性爱美的天然逻辑，但同时必然出自根敦沉默和卑微的爱。这是小说最为动人的地方，娜仁高娃在这里展示出奢华的想象和细节创造力。如此诗意的叙事在现代小说中不属鲜见，但在此处恰如其分，美和无知、善与邪恶爆发出强力的诗性表达。这也不禁使我想起米兰·昆德拉曾指出：“卡夫卡之后，小说开始朝诗的方向改造自己。”

　　作为娜仁高娃首篇以阿拉姆斯直接命题的小说，仅在结尾出现也不足为怪。表面看，阿拉姆斯与这篇小说貌似没有必然的关联，即便在结尾处也几乎未着笔墨，但这却是阿拉姆斯喻体在娜仁高娃小说中最重要的一次登场。正是阿拉姆斯的这次强行显现，使小说中人性的博弈、美的破灭和爱的绝望以及叙述者内心深处的呼唤得到有力的释放，在文本内部形成激烈的回音。

　　在短篇《苍青色长角羊》的后半部分，叙述主体的突兀转换，让我感到一些不适。我相信以娜仁高娃的能力，她完全可以有更多但未必更恰当的选择和处理方式。允许阿拉姆斯以一只羊的具体形象由中途介入、干预文本，在客观叙事上可能缺乏可信度和说服力，但从叙述者的角度讲也无可非议。稍加推断就不难得出，“我”即“伊玛呼”（羊儿）与阿拉姆斯在小说里实则共用的是一个原身，或互为替身———一个死去预示另一个诞生，这也符合悲剧或荒诞叙事的审美法则。

　　现在有必要来谈谈阿拉姆斯了。据源自外蒙古的民间传说，阿拉姆斯是一个非人非畜的妖怪，其上臂拖地，浑身长毛，胸前有双乳，垂至肚脐眼，浑身毛色呈烟灰色，來去如风。这个故事在内蒙古西部蒙古族中也偶有流传，其雌雄同体，既食人畜，也会与人畜交媾，十分令人恐怖，常在邪恶与灾难后现身。

　　值得称赞的是，在小说里娜仁高娃无疑拓展、丰富了阿拉姆斯神性的一面。从《雌性的原野》到《阿拉姆斯》《苍青色长角羊》，代表娜仁高娃标志性的叙事符号，阿拉姆斯几乎都是在邪恶、破坏、愤怒和绝望之际出现，但作家意图分明的在过滤、剔除它的恐怖寓意，代入更多警示、唤醒和拯救成分的劝诫，并暗含着未知与希望。可以说，在娜仁高娃的小说里，阿拉姆斯已成为绝望和希望的共同化身，负责承载她的叙事使命。

　　但与神性写作无关，无论是探讨人性的异化还是批判生态环境的恶化，娜仁高娃书写的始终是现实世界与生存的荒诞。为了避免现实批判所带来的尴尬与困扰，也出于文本的吁求、叙述的便捷，以区别于其他现实主义写作，建立自我的虚构体系和审美特征，娜仁高娃亟需一个神来代言，这个神首要具有合法性，获得族群的文化和心理认同，而既有之神存在诸多忌讳，直到找到阿拉姆斯。问题是阿拉姆斯不是神，更非元神。在作家一生面临的无尽考验中，编造、杜撰、指鹿为马、暗度陈仓的才能属于天赋特权。娜仁高娃发现了阿拉姆斯，她要做的是化妖为神———不断赋予阿拉姆斯神性，因为神（哪怕是伪神）具有天然的话语权。

　　且不论阿拉姆斯最初进入娜仁高娃的小说是否属于偶然的写作事件，但它的符号意义目前已然塑造成型，这就等于娜仁高娃掌握了一个独门秘籍，为她的文本起到了配重的效能，用来平衡现实和荒诞、虚构与想象，调和叙事的冲突，甚至诡异的模糊主题制造的麻烦，不经意地到达阿特伍德洞悉的“冥界守护着秘密”。而在人间，阿拉姆斯就是秘密本身。

　　另外，要特别指出娜仁高娃的地域性写作特征，囿于本文所限不及展开细说。一句话概括，就是“所有创造性的艺术必须源于某一块特定的土壤，闪烁着地方的精灵”。

　　在一篇关涉童年和故乡情结的创作谈中，娜仁高娃曾小心翼翼袒露她写作的一个原型符号“生根的石头”，像阿拉姆斯一样，这块“石头”多次出现在她的小说里，有一篇干脆就叫《背石头的女人》。如果是说那些笨拙的、粗糙的“石头”、荒漠戈壁、河滩地、草甸子和沙窝子让娜仁高娃生根、扎根于她的叙事，那么正是一次次复活的阿拉姆斯使娜仁高娃寻找并回到她失联已久的精神原乡、生命基因、族群记忆和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