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九刚

　　回望驼城（长篇文化散文连载二）

　　邓九刚

　　7

　　阿拉坦汗与驼道起源有着重要的关联。其实在茶叶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地处蒙古草原北部的喀尔喀四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中原的贸易。与此同时抑或是更早的时候，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每年都会派遣贡使率领人数众多的商队，前往张家口、北京进行贸易。顺治八年（1651年），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一次派遣贡使率领的商队人数就达到984人之多。这些商队一般都是由有地位的蒙古贵族带领，就是说蒙古贵族本身就是商人。

　　同时，清政府设置了一种蒙古各部王公到清廷值年班的制度，就是每年都要有来自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要到清廷上班，借以体现国家主人翁的意识。那么蒙古王公、贵族以到北京值班或是朝觐或赴五台山拜佛等名义来内地时，通常都随人数众多的商队前往。他们携带大量的牛、马、羊、骆驼等牲畜和毛皮等土特产品，在沿途城市像归化城、隆盛庄、张家口、北京等地进行贸易。

　　地处西部的卫拉特和准噶尔部的商队前往北京，归化城更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而且来自西藏的贡使团队也要经过归化城。归化城也是他们逗留、朝佛和贸易的场所。

　　其实，这些贡使团队名为向皇帝进贡，实则就是做生意。除了做生意、拜佛还外带旅游。所以这些贡使团一般人数都很多。那时候归化城就是他们最为熟悉和经常落脚的城市。从喀尔喀来的贡使团队在归化城、张家口往往会逗留很长时间，吃喝游玩看戏娱乐。还有就是朝佛，呼和浩特市藏传佛教的庙宇是他们必须光顾的地方。

　　为安排漠北和来自蒙古西部的商队，康熙初年清政府就在北京城内御河西南部设立了专门接待的“里馆”，在安定门外设立了“外馆”，专供蒙古各部贡使率领的商队住宿、交易。蒙古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商队在京进行贸易时，都需有“通事”（翻译）为其联络。所以，当时在京城担任蒙古通事联络活动的人员，因其接触日久，颇为熟悉蒙古人在交易中的供求所需，于是他们中有的成为京城里商号与蒙古人交易的经纪人，有的则成为自己经营蒙古贸易的商人，甚至有“霸占外藩贸易”的现象。此后，在京城蒙古商队住宿的“里馆”和“外馆”周围，逐渐开设了专供蒙古人贸品的各种商店，形成对蒙古贸易的商号行帮。

　　其实在这个经纪人的队伍里，最多的是来自归化城的经纪人。他们大多是归化驼商商号的伙计。像大盛魁，她的伙计从进入字号就开始学习蒙古语，有的还精通俄语和维吾尔语。他们商号中“通事”（翻译）人才是很多的。

　　清朝政府规定，蒙古贡使商队来京贸易，必须在贡物上交、清廷颁赏以后才能进行。先由礼部行文户部，出告示委官监督。贸易活动分为“官市”和“商市”两种形式，“官市”是由清朝政府拨库使，以库银或库储之绸缎、布匹、茶叶等货物与蒙古商队进行兑换收买；而“商市”则是或清朝政府招集富商大贾，对蒙古商队的畜产品货物实行包揽贸易，或者通过“通事”由商队直接与经营蒙古贸易商号进行交换贸易活动。同时，清朝政府规定，蒙古商队在归化城、张家口、肃州等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也要在当时官府监督下进行交易。但是，无论是“官市”或“商市”，都要由双方交易者共同议定货物的价格。同时，有些物品朝廷是禁止向蒙古商队出卖的，比如黑、黄、紫色、大花、西番莲缎和烟硝、牛角等。而来自草原的马匹则是不允许民间交易的，贡使商队只能与朝廷交易。

　　喀尔喀四部和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在进入北京做生意的时候，由归化商人替他们做“通事”和中间商，实际上在茶叶之路的北段和西段他们自己早就做了驼道贸易的中间商，他们从归化商人手里换回的货物除了自己使用外，相当部分用于再与俄罗斯商人进行交换。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茶叶之路的早期贸易，驻扎在西部的卫拉特蒙古的商队每年都驱赶着大批羊、马、骆驼等牲畜到归化去，在那里他们和当地的商人换取茶叶和丝绸。然后将这些商品运到西伯利亚的城市去销售，而且这种贸易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早在1574年，俄国沙皇在给管辖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塔拉等地城堡总督和军政官吏的命令中规定：“凡布哈拉（指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巴尔喀什湖地区居住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的商人）、卡尔梅克（俄国文献对厄鲁特蒙古的称谓）和哈萨克等族的人，携带商品前来的，可准许他们免纳税金进行贸易。”

　　沙皇政府在征服西伯利亚地区初期，通过这种免税贸易来鼓励边境贸易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当时边境地区俄国驻防官兵和移民所急需日常生活用品的困难；另一方面是为吸引和发展同中国内地商人的贸易。自1574年布哈拉、蒙古商人获准到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等城镇进行免税贸易后，1596年，又获准到塔拉、秋明、叶尼塞斯克等城堡进行免税贸易。到17世纪初，塔拉、秋明等地发展成为新兴的商埠，我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托博尔斯克，已经成为俄国与中国西北边境贸易的交易中心之一。同时，开辟了俄国商人从托博尔斯克经伊斯母河、额尔齐斯河中下游流域，到天山北麓准噶尔部蒙古草原地区的贸易路线。

　　这一时期，俄国商人在色楞格斯克（蒙古国）、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和祖鲁海图等中俄边境城镇，常常与来自中国内地的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西伯利亚南部边界与蒙古沙漠之间的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汇合处附近（今蒙古国与俄国交界处），常常可以看到游牧的鞑靼人的帐篷，俄国商人和中国商人每年都在这个地方举行集市，双方把各自的货物运到这里来出售，直到卖完为止。

　　重要的是这事发生的时间是1574年，是隆庆议和后不久。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商人应该是归化城的商人，至少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归化城的。

　　同时，大大小小的驼商还把从中原地区运来的大量绸缎、丝绒、布帛、茶烟等商品，同当地的布里亚特人、萨彦人、达斡尔人和蒙古人等边境地区的游牧民、猎民的鹿皮、麂皮、紫貂皮、海狸皮等贵重轻软的野兽裘皮进行交换贸易。你来我往，走顺了脚的俄罗斯商队自然而然就进入了他们称为科科斯坦的城市呼和浩特。喀尔喀四部的商队更是在呼和浩特与漠北之间频繁往来。被蛛网般散布的驼道联系在一起的亚洲腹地，成为毫无阻隔的商业大平台。商业的道路、商业的网络、商业的人流、商业的信息把广袤的大地结成为一体。

　　下面一段文字是从俄罗斯文献中找到的，很有意思：“……1638年时浩特阔特（即呼和浩特）阿拉坦汗对俄国使节的矛盾态度：俄国人的意图非常可疑。可汗最后在他的帐篷中会见两个俄国人时，双方长时间地沉默。从礼节上讲，两人都认为对方应该首先开口。第二次会议的气氛进一步恶化，俄国人在陈述他们的事物之前甚至没有向可汗问安。两位使臣被驱逐出可汗的大帐，他们的日常供应也被取消了。当天夜里，他们躺在帐篷里听见外面一片混乱，以为会遭到攻击或杀害，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可汗的军队已经拆除了所有的帐篷，并且已经撤走。”

　　“四天过去了，毫无给养的俄国人饥肠辘辘。终于，可汗的信使从遥远的总部回到这里，邀请他们去见面，并劝告他们首先出示为可汗准备的礼物清单。他们照做了，礼物被带走。最后双方见了面，这一次，双方适当地相互恭维了几句。信使呈上沙皇给可汗的一封信，可汗邀请俄国人共进晚餐。在晚餐上，蒙古人给俄国人送上一种不知名的饮料。在笔记中，俄国人这样描写这种饮料：浓烈而苦涩，颜色发绿，气味芬芳。斯塔尔科夫猜想饮料是用某种植物（某种树）做成的，他以前从未品尝过。这种饮料似乎是把某种叶子煮沸制成的，被称作茶。”

　　“浩特阔特”阿拉坦汗给俄国沙皇的礼物包括：一幅绣着金银丝线的黑色缎子，一幅绣金线的绿色锦缎，三幅各八阿尔申长的红色、蓝色和黄色锦缎，200张黑貂皮，两张海狸皮，两张雪豹皮，200包茶。一包相当于两俄磅。这些礼物重约四普特或143磅。

　　“使节们到设在乌布苏诺尔北岸附近的阿拉坦汗的大本营，在帐篷搭建的喇嘛庙受到汗的隆重接待。……”

　　这是《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中的一段文字，是苏联历史学家普·季·雅克夫列娃写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在书中关于阿拉坦汗的记载曾经让我困惑多时，后来我在仔细查阅了历史档案之后才明白了，普·季·雅克夫列娃书中记载的1616年俄罗斯商队与阿拉坦汗接触的事，其实并非是阿拉坦汗本人而是他的曾孙博硕克图汗。阿拉坦汗在万历九年就去世了。

　　“万历十一年阿拉坦汗的儿子兴克都隆哈，也就是历史上很知名的黄台吉，继承了顺义王的王位。黄台吉于万历十三年卒；黄台吉子（阿拉坦汗孙），扯力克于万历十五年继承了顺义王的王位。……”（《阿拉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616年俄罗斯商队到达呼和浩特的时候，正是阿拉坦汗的曾孙，也就是扯力克之子博硕克图汗承袭顺义王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了，俄罗斯人习惯把阿拉坦汗当作是一个永久的封号，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不仅是普·季·雅克夫列娃，其他俄罗斯人书中记载的他们的商队于1616年在呼和浩特会见阿拉坦汗的事情就可以理解了。俄罗斯商队到达呼和浩特这一年三娘子逝世。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土默川的政事在阿拉坦汗去世以后主要是由三娘子执掌的。

　　8

　　呼和浩特和蒙古草原历史上经历了明朝末年、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三次建庙高潮，总共建成了1268座藏传佛教的庙宇。这个数字是1900年有关方面的统计，清代中期召庙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要大。其中光是归化城就拥有87座藏传佛教的庙宇。关于召庙的民间谚语流传很广：“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喇嘛点上数的三千六，点不上数的无其数。”

　　所谓点上数的喇嘛是指在清廷理藩院注册能够领取津贴的喇嘛。彼时藏传佛教在归化和草原盛行一时，不论市民、官场、军营信仰者都很多，所以寺外的信仰者人数更是多得不可计数。寺外的信仰者人称俗喇嘛。

　　大召（无量寺）被确定为康熙爷的家庙，地位崇高，不可替代。每当春节的朔、望日，绥远城的将军，左、右土默特的都统，还有归化城的道台、归化二府衙门的官员都要赶到大召的大雄宝殿给康熙皇帝的牌位敬拜。举凡民间大婚或是皇帝驾崩，人们也都要到大召举行仪式。

　　我们知道在清代，蒙古草原基本还保持游牧的社会状态，在广袤的草原上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数以千计的庙宇包含数万栋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草原人民精神生活的寄托，其社会影响是异常强大和深远的。

　　人口在增加，宗教在发展，商业随之繁荣，城市也在社会潮流的推动下发生变革。归化城也由召城向商城迅速演进。召庙与商业从开始就存在牵扯不清的关系，商铺的前身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庙产庙地。

　　归化地方的行政建制也有许多的变化，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把归化划归山西朔平府管辖。同属朔平府管辖的还有雁门关北的朔州、马驿、左云、右玉、平鲁。归化城设理事同知，管土默川的汉民与归化城商镇。

　　1741年，也就是乾隆六年，清廷又在山西原来的河东、冀宁、雁平三个道的基础上增设归绥道。民间常用“富、贵、贫、贱”四个字来形容这四个“道”。河东为“富”，因为道台兼运城盐运使，于是那里财政收入丰厚。而雁平道管辖雁门关以南，宁武府、大同朔平，这一带土地贫瘠，称为“贫”。冀宁道的道府衙门设于太原城，上有巡抚压迫，在“布政使”“按察使”眼皮子底下做事日子不是很好过，称为“贱”。而归绥则因道台多由清朝贵族中的子弟担任，这些清朝贵族大都配有象征政权的“黄带子”，故谓之“贵”。

　　这个时期在归绥地区行政机构是七大衙门并存，它们分别是：土默特左旗都统衙门、土默特右旗都统衙门、归绥道台衙门、归化城二府衙门、管监狱的巡检衙门、绥远将军衙门、绥远同知粮饷府。这七个衙门以绥远将军衙门最大。

　　归化城商铺有多少？并不很多，大概是300到500家。大北街、大南街有200多家。城里城外加起来超过1000家。由于商业发展迅猛，商业的店铺早已突破城垣的拘囿。

　　呼和浩特的召庙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对百姓、官员、军队和商人的精神生活影响非常深刻！每到春节的除夕夜喇嘛游行的队伍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开始了，游行的队伍中有跳查玛舞的表演，有巨形模型展示，比如大象、长颈鹿，还有佛像。全都是3米到5米以上的。沿途民众随行，从大召到西龙王庙到慈灯寺也就是五塔寺，一路走下来到达五塔寺的时候天就快亮了，通宵达旦！然后在五塔寺门前的广场表演，成为全城百姓的狂欢节。藏传佛教对生活在呼和浩特地区各族各界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召庙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比如庆缘寺在土默特有6万亩土地，寺庙周围有200亩一等土地，长寿寺有630多亩，法喜寺有牧场2000多亩、耕地33300亩，是四子王旗王爷为感谢法喜寺的当家喇嘛给自己的福晋治好了病而赠送的。庆缘寺在归化城里有出租商用房屋36处581间，在小南街有铺面房50余间；长寿寺在小北街、大西街、大召前等地有铺面房15处231间；法喜寺在吕祖庙街、小西街、大东街等地有房产21处318间。大批内地商人涌进归化城，商业日益繁荣，商业用房需求量极大。当时归化城内的土地房屋大部归召庙，于是召庙就把土地和房屋出租给商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归化地皮月租金高达2000“当十钱”。大召在归化城内有817间房屋。数以千计的房屋做什么了？全都做了买卖人的店铺！就是说召庙也是商人的东家。有的召庙还有众多牲畜以及牧场。

　　大召广场就是最大的露天市场，那里有各种生意摊、杂耍演出，是归化城最热闹的所在。每当夜幕降临时分，就会有两个小喇嘛从大召的东仓小门走出来，抬着一个箩筐，走到正在收拾摊子的买卖人跟前，双手合十道：“掌柜的发财！”

　　买卖人就回答：“师傅辛苦！”

　　说完买卖人就随手朝箩筐里丢几个铜子儿。随便你丢几个都行。出家人不爱财，多少也行。约定俗成，这就是大召的地皮费，就是租金。买卖做得好给召庙的租金就多，买卖不好召庙收入就少，所以召庙盼着生意人买卖兴隆。

　　召庙按当时的物价，每建筑一块地皮每月收租300“当十钱”至2000“当十钱”不等，空地皮则收75“当十钱”至500“当十钱”。

　　当时归化城城里城外土地、房屋大半操之于召庙，于是每一座召庙都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占有者，这还未计算它们还拥有离城较远的大片的牧场。

　　据《东部蒙古》一书记载：自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至1850年（道光三十年）这一期间归化城僧侣的生活极为放纵。葛根、呼必勒罕、管理者及高层僧侣，为了得到些许官位，年班进京需巨额赠品费；而家居奢侈更甚。因而，寺院经费乃称缺乏，以致用未来收入为抵押而借款。

　　召庙另一增加收入的办法是不惜将附近所属空地辟为街道，在街道两旁不断地修盖房屋，以致将通行的胡同挤得十分狭窄。在这种情况下，各召内部不断发生纠纷，特别表现在呼图克图“转世”的问题上。其结果是许多召庙的呼图克图“转世”停止或长期中断。在这种困顿的情况下，许多失去生活来源的下层喇嘛开始走出召庙，自谋生路，移居召外或附近村落中。只要走出召门就算是走进了市场。大召前的广场就是市场，从大召通向席力图召的道路两侧全都是市场。这些喇嘛自然而然就演变成为驼夫或买卖人甚或是经纪人。角色转换了，但是生活的环境和内容改变不大。一天到晚耳边听到的仍然是晨钟暮鼓，仍然是市场的喧嚣，闻到的仍然是骆驼、牛、马、羊身上散发的永不消散的腥臊味儿。对于他们来说，世俗的生活与僧侣的生活相隔只是一步之遥。

　　说到召城，呼和浩特市以召城—商城—驼城的发展脉络，经400年的进程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我们称其为特色。那么呼和浩特市的文化特色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草原文化是其底色，而透过藏传佛教外现的文化也渗透了草原文化的内容。其次就是无处不在的“桥”所凝结成的商业文化，还有驼的文化。这就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质。宗教的精神，商业的精神就是呼和浩特市的传统城市精神。包容、平和、坚韧、闯荡，是她的特质，而驼道是她最好的表征。骆驼的忍耐、负重、内敛、平和是呼和浩特城市精神的外延。宗教的崇佛向善，商人的和气求利在经历几百年的磨合中得到融合。这种精神气质渗入到一代又一代呼和浩特人的血脉骨髓之中，是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法改变的。（待续）

　　（责任编辑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