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明德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学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各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100余篇。著有文集《文苑思絮》和《淘沥集》等。2008年和2010年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文学特殊贡献奖章和文学研究荣誉证书。曾先后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委派，率团赴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泰国以及台湾、澳门地区进行文学学术交流和讲学。
包明德不仅是从内蒙古大草原走向全国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卓有影响的文艺领导者，一位有着独立见解和深刻洞察力的思想者，一位身怀忧患意识的文化践行者。
阿霞：包老师您好！许多内蒙古的作家朋友很是关心，您最近在忙什么？
包明德：我很思念家乡，我很怀念草原。首先，向内蒙古的作家朋友们问好！我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围绕文学，参加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以及中国作协的一些活动，各种研讨会啊，还有一些评奖活动，也经常受邀去给鲁迅文学院、《民族文学》作家班以及其他的一些院校讲讲课。此外就是参加政协有关调研和提案督办的工作了。
阿霞：介绍一下您的童年生活经历吧，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包明德：我出生在草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巴音塔拉，临产的母亲到屋外活动之际，我来到这个广阔的世间。后来，是祖母赶来用棉袍把我包起送回家里，这是我们包家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延续的第八代。
故乡是母亲，永远不会忘记！无边的草地，星星点点的野花，清清的河水，沁人心脾的奶香。这些，我不仅记在心里，而且一直把这些作为生命隐秘的启示，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我都会虔诚地向故乡的天地祈祷，向故乡的父老兄弟祝福！
我的童年生活很穷苦，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但我永远感受着生命力的旺盛，永远保持着心灵的纯朗，从未流露哀怨与消沉，这种精神上的姿态，主要来自文学上的阅读。
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书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青年马克思渊博的学识，追求真理的顽强意志，充满诗意的美好情怀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2001年我第一次出访欧洲，第一站就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利尔市；2006年我到英国访学，首先是赶到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石雕。
至今，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和“文”字紧密相连。我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当过大学中文系教师，当过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当过自治区文联常务副主席，直到现在还做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我深刻地体认到，文学和社会与人生有不可或缺的紧密联系。经常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会使人的思想情操、精神性格、意志品质得到丰富和提高。优美的文学，能疏导人们的情绪，使抑郁者乐观起来，使消极者感奋起来，还能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没有好的文学，甚至会毁掉一个民族。
我写的第一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是1979年7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贵于简洁，妙在传神》。在这篇文章里，我通过对鲁迅《在酒楼上》的主角吕纬甫形象刻画的分析，阐明细节是形象的血肉，简洁则是天才姐妹的创作原则，赞誉鲁迅先生能用最俭省的笔墨，说出尽可能多的事情，以简略的画面，表现出复杂的生活内容及人物的内心。以后，我就逐步把笔触投向文学评论。
阿霞：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可能对您不是很了解，能否介绍一下您早期的一些著作，像《文苑思絮》、《淘沥集》等，书中您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做过详细的论述。
包明德：好吧。1993年我出版了《淘沥集》，书中收有一篇论文《论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该文在200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被收入学者文库。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文学有鲜明的民族性，才会有世界性。文学的世界性是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从目前直至久远，我们应该注重和强调的应该是民族的。文学的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说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主要是指作品体现了民族的积极的有价值的方面，并体现着外国别族有益的影响与认同。
另外，还有2004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民族品格的张扬与世界视野的拓展》。在这篇文章中，我以蒙古族文学的审美追求为例证，进一步论述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一方面我国蒙古族文学于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在保持鲜明的传统特色、个性气质和美学追求的同时，更以兼容开放的姿态，拓展视野，吸纳其他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营养，从而不断地融入新质，绽出奇葩。另一方面，蒙古族文学充溢的艺术品格和文化精神，为一体多元、多中显一的中华文学注入了活跃的基因，增强了中华文学综合创新、发展繁荣的艺术张力。我国蒙古族文学的发展繁荣、长盛不衰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张扬自己的个性，坚持本民族文化优秀的传统，同时保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地同其他兄弟民族乃至世界各国文学交流互动，并站在人类和时代精神文化的高度不断进行调适，激活自己，增长自己，发展自己。
阿霞：那作家如何面对 “文化全球化”观念带来的误导和负面影响？作家在具体创作中如何把握这两者的关系？
包明德：我们正处在多元文化冲撞、沟通、对话的历史新时期，加之通信传媒的便捷，我们时时都能呼吸到信息与语义的新鲜空气，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也正是感知自己短缺，张扬自己优长，激发创造力，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发展民族文学的机遇。大家清楚，这期间时有所谓的“文化全球化”、“文化趋同”或“文学世界主义”之类的说法，隐含着虚假与霸权的意味，抑或是对强势文化的盲从。若对“文化全球化”做文化上互补互促的解读，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否则，就会有谁化谁、化向何方这样难以给出答案的问题。endprint
中外文学的发展证明，每一个历史热潮的到来，都会给世界带来影响，从而使很多民族与国家的文学，表现出某种相近的倾向与风貌，但终究还是在本身的艺术轨道上前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欧洲，影响了世界，影响了拜伦、雪莱、司各特、歌德等别国的作家。但欧洲文学并没有“大革命化”，司各特等英国作家反过来影响了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等法国作家。“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到了18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时期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文学民族个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我们所应注重和强调的应该是民族的、国家的文学。民族品格的张扬，才能推动世界文学的多彩，避免走向单一，进而也提升人类的文明。所以，世界性是文学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
远水有浪，他山有春。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有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既然大家都有优越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人处。这就需要每个民族的作家以开放的姿态，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凸显自己的长处，创作出具有世界高度，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马尔克斯曾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土著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特别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我国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扎拉嘎胡，白族诗人晓雪，满族作家颜一烟，彝族作家李乔、吉狄马加，达斡尔族作家孟和博彦等人汉文学的修养，对歌德、普希金及其他伟大作家的喜爱、研究和学习是众所周知的。藏族作家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经验时说：“这部小说的成功，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在地方史、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比如能通过汉语言从各国优秀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比如我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满族作家叶广芩也都深有体会地说过，只有放开眼界审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才能开辟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只有超越自己，才能发展自己；只有走出去，才能飞起来。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文学也因多民族而更加色彩纷呈，当今正活跃着的蒙古族作家同我国其他民族的优秀作家一样，“他们的文学良心、民族气质和与生俱来的对文学世界的敏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借助新的文学理念与方法写出了一批有深度的民族文学经典，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承受了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对弱势族群的文化压力。他们的文学努力连同他们的身影一起镌刻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版图上，并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方面民族作家要克服或许尚存的狭隘保守、孤芳自赏的心态，强化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另一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理解，甚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概念，反省“中国文学史”的范畴。从艺术机理、艺术发展和创作现状等各个角度科学地考察梳理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关系，以新的姿态实现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整合，开创中国文学的新气象。
阿霞：多年来，您还以饱满的热情着眼于国家文化领域方向性发展的大问题。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又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您是如何理解和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您都有过哪些重要的提案？
包明德：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一个重要方式，而提案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提案的质量。提案的质量高，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利于改进或推动工作；提案的质量高，就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推助政府、委员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和谐民主的政治气氛。同时，由于好的提案产生好的作用，引起广泛的呼应，不仅影响政协委员的声誉和形象，也会提升政协委员自身的成就感，从而激励自己更加努力，为推动国家科学发展和促进民生改善，为社会和谐稳定，拿出更有质量的提案。
好的提案，首先立意要高，要围绕国家建设大局、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来查实情，讲实话，出实招。我的家乡内蒙古被称为稀土之乡。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听说过世界稀土储量百分之九十在中国，中国的稀土储量百分之九十在内蒙古。而这个比例数在逐年下降，及至目前据说我国稀土储量已达不到世界储量的百分之四十。这说明相当时间内我国对稀土的开发和出口是很缺乏长远眼光和有效举措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在2009年“两会”，提出关于严格控制稀土生产和出口的提案。这之后，我继续关注有关国家政府和国内外媒体对我国稀土政策的关切。由于我国政府对稀土生产、出口和价格等方面采取了更严格有力的措施，西方媒体便在2009年到2010年极力炒作全球稀土恐慌，欧美日甚至在2010年谋划对中国稀土操弄强买强卖措施，直到曾准备在世贸组织控告中国。国内专家也多有撰文，进一步阐释稀土的战略性质，并建议必须跟开采金矿一样对待稀土的开采。和身边朋友聊天时他们也常提到国外某某媒体又发表了什么有关稀土的消息和评论，意思是我的提案引起了广泛反响。我虽然也一直以感奋的姿态关注着这一切，但我深知这并不仅是自己提案起了多大作用，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多少。其实，对于稀土这一战略资源的不可或缺和难以替代，对于如何开发、研究、利用和出口，一些专家早有很好的建议和提醒，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断地积极采取措施，调整相关政策和做法。我欣慰的是我的提案正好踩到了点子上。
好的提案，应该切实反映民思、民盼和民忧。作为政协委员，应该“风声雨声声声入耳”。近些年，随着社会文化意识的提升，国家在文化建设中的投入日益加大，文化建设呈现出不断升温的势头，文化产业也方兴未艾。但这之间也有偏颇的倾向，即在文化建设上追求大而空的“形象工程”。很多地方都新建有“塔”、“门”、“庙”、“宫”之类的东西，这些建筑所占地段好，所用材质好，看外表富丽堂皇，内里却缺乏精神文化内容，与民生的改善无甚关联。在这个背景下，某省提出耗巨资建设一个文化形象工程。在2008年“两会”上，我同100多位委员联署提案，反对建设这个工程。我接受一些媒体采访，阐述了反对的理由。2009年，这个省的一个学校邀请我去参加校园诗会活动，我有些犹豫，感到自己好像此时不宜到该省参加活动。最后还是去了，结果大出预料。这个省的很多教师、作家、记者和青年学生，都赞赏欢迎我们的提案，认为我们传达的是他们的呼声，反映了民情民意，我在这里受到格外的尊重和善待。这使我受到鼓舞和鞭策，在2009年的“两会”上，我牵头又一次提案，充分地阐释了反对这个工程建设的理由，呼吁不能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民生的“政绩工程”，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endprint
提出好的提案，必须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体现政协界别的特色。我一生是从事文学工作的，相对来说对文学有更深度的认识，对文学的特殊作用有着比较深切的体察。继2008年“两会”大会发言中，呼吁“倡导时常读点文学经典”，又在2010年的“两会”上我联合16位政协委员交上提案，降低英语在各种考试中的分值。
政协是国家庄严的参政议政机构，国家和人民对政协寄托着厚望和期待。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使命是光荣而神圣的，政协委员履职的过程是辛苦而美好的。
阿霞：您曾多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这些访问给您最大的感受或收获是什么？国外的文学环境与国内有什么样的区别？
包明德：最大的收获还是扩大了视野，都是学术、文学交流，和美国、英国、德国、港澳台的学者作家都做过交流，也去过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大学。所以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批评，都需要扩大眼界，增强创新意识。当下我们国家的文学环境是很好的，有专业作家，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制度，表明我们国家对作家是很尊重和呵护的。2006年我出访英国，我感受到文学的土壤、本土经验对创作是很重要的，当时《哈利·波特》在国内很热，晚上我专门到爱丁堡体验，看到那些古老的城堡、教堂在夜幕中确实有魔幻世界的感觉，罗琳就生长在爱丁堡，在创作《哈利·波特》那段时间她经常坐在牛津大学外面的小啤酒馆，《哈利·波特》当时拍摄的外景就在牛津大学的食堂、外墙，我还专门到小啤酒馆要了一杯啤酒。狄更斯、福尔摩斯、莎士比亚故居，都去看了。包括对彭斯（苏格兰诗人）等英国的作家有了更深的了解。《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就是根据他的诗谱写的。因此与一些文学学者和社会学者沟通后有很大的启示，文学创作与时代环境和本土经验、作家经历有很大关系。世界文学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在剑桥的康河也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有新的解读。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对我是一个促进吧。有时一首诗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美国就有一首歌唱衰了越南战争，歌词大致是：蜜蜂哪去了，蜜蜂找花去了；花朵到哪里去了，被姑娘们采走了；姑娘们到哪里去了，嫁给了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子到哪里去了，当兵上了战场；士兵们哪里去了，牺牲后被埋进了坟墓。文学的作用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雨果说没有莎士比亚英国的文学是黯淡的？另外如何对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也有一些新的思考，都有着存在理由和历史根据。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空前的劫难，惨烈创伤，人们开始意识到靠工业和科技并不能建成一个理想世界，否则产生的是灾难，自私冷漠，所以现代主义开始强调精神情感，张扬人文的精神。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解构、颠覆，怀疑主义，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他是对文化霸权的怀疑，并不是虚无的。所以如果没有理解本意的话，盲目照搬，就会误解。一些学者、作家就认为过去的经典需要解构，文学传统就该颠覆，这就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曲解。我们需要深度理解，对国外的任何经验，都应该以本土经验为依托，激发艺术的想象，实现文学艺术的创新，不能生搬硬套，不加分析的照搬就会出问题。
阿霞：您曾经对内蒙古新时期的文学有过认真的梳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包明德：新时期的内蒙古文学，可以概括为作家活跃、作品丰收、文坛兴旺、队伍壮大。在那十年中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全国中篇小说奖、全国儿童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等国家一级的评奖活动中，内蒙古有36部各族作家、各种门类的蒙汉文作品获奖。如：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的长篇小说《骑兵之歌》，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草原雾》，诗人敖力玛斯荣的长诗《献给叶子的歌》，巴·敖斯尔的长诗《举重者的歌》，汉族作家冯苓植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满族作家江浩的中篇小说《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瞧啊，那片绿叶》、《琥珀色的篝火》，蒙古族作家哈斯乌拉的短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力格登的短篇小说《生活的逻辑》，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短篇小说《蓝幽幽的峡谷》，蒙古族作家莫·阿斯尔的短篇小说《母爱》，伊·布拉固德的短篇小说《春》，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短篇小说《猎人之路》，满族诗人戈非的长诗《从马尾弦上流下的歌》，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的短诗《命运之马》，查干的短诗《彩石》，齐·莫日根的短诗《蝈蝈之声》，阿尔泰的短诗《洁白的蒙古包》，汉族作家杨啸的儿童文学《小山子的故事》，王兰的《娜拉》，蒙古族作家云大健的儿童文学《塞夫》，拉西扎布的儿童文学《你知道吗》，蒙古族作家云照光的电影文学《阿丽玛》，玛拉沁夫的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达斡尔族作家孟和博彦的报告文学《足迹》，蒙古族作家苏尔的散文《金马驹的嘶鸣》，还有评论和翻译等。这些仅仅是十年来内蒙古文学创作的代表，还有数以百计的优秀之作在自治区各类评奖中得到相应的荣誉。在1984年举行的全区文学创作首届索龙嘎奖评奖中，有150部（篇）文学佳作获奖。这使得内蒙古的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以其独特的风姿和绚丽的异彩与兄弟地区文学辉映，装点着社会主义的新文苑。
新时期的内蒙古文学，既有全国文学创作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就是说内蒙古文学的发展，必须受到全国思想政治态势和文学创作流向的制约和影响，在总体上显露着相同或相近的思想艺术倾向。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层次的较为成熟稳定的群体，内蒙古作家在题材、主题、人物、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艺术传统和艺术追求诸方面，都显示着“此作只应内蒙古有”的鲜明特色。
阿霞：您所说的“‘此作只应内蒙古有的鲜明特色”指的是什么？能否具体谈谈？
包明德：“形成文学民族特色的起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民族性格和他们独特的‘心理素质，而这种性格和素质又是该民族的具体的劳动、生活、社会斗争的条件的真实反映。”内蒙古各族中、老年作家大多土生土长，生命的根深深扎在内蒙古的土地上。他们光着脚在草原上放过牛羊，流着汗水跋涉过沙漠，也曾在旷野里骑马驰骋，而且很早都参加了革命队伍。歌颂蒙古族人民的斗争历程和各族人民的新生活，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突出的主题。这个主题是通过作品塑造的鲜明人物形象表现的。例如《骑兵之歌》取材于解放战争，作者敖德斯尔当年作为骑兵战士亲历过战争的洗礼。作品在时代斗争和生活发展中，从民族的经济形态、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和民族文化传统中塑造出一群血肉丰满、意蕴深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endprint
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作品题材是广泛多样的，从有志于民族解放和进步的革命先烈到孜孜以求的当代知识分子，从远古的遗迹到成吉思汗、嘎达梅林的武功，从草原沙海到山岭森林，有全景式的勾勒描画，有潜入心灵的精雕细琢，纷纭绚丽，美不胜收。作家汪浙成、温小钰由本身的经历和志趣决定，创作题材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创作的中篇小说《土壤》、《苦夏》、《春夜，凝视的眼睛》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并都已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作家冯苓植在创作上勤于探索，独辟蹊径，把笔触伸向普通市民。他创作的中篇小说《虬龙爪》、《猫腻》等，笔法婉约，意蕴新颖，反响强烈。
反思历史是需要间隔一段时日的，内蒙古的伤痕文学数量寥寥。主要作品有云照光的中篇小说《黎明前》，玛拉沁夫的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森林里的梦》等，揭示的是“文革”中，特别是挖“内人党”的伤痛。
内蒙古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当代题材、“反思”和“寻根”文学的创作上。这主要出自一批青年作家，大多上过山，下过乡，都在文研班或文科大学深造学习过，是敏锐多思，勇于创新的一代。他们的创作题材新，立意新，手法新，不拘谨，不落俗套。这些优秀作品的题材、主题或立意，是多层次，多方位，多棱角的。最突出的方面有以下两点：
第一，探寻和反思民族文化的“根”，开掘民族文化的心理的珍贵潜流，艺术地折射新时期生活的异彩。在这方面的描写和表现上，能够抓住民族的珍贵特点和突出的优点，而不是着眼于弱点劣点，不赞美远古的荒凉，不欣赏初始的拙朴，不渲染病态的陈迹。敬重和理解先辈的业绩和传统，却不沉迷怀旧，总能用今天的眼光去鉴别和融会。这方面的代表首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乌热尔图一直认为，鄂温克这个山林中的民族，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经济文化类型，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积累和艺术传统。这有很长的历史延伸性，由此而产生的观念、意识，表现出浓重的心理延续性。在这样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乌热尔图矢志于发掘并通过文学创作形象地提炼鄂温克民族生活的整体特征。同时，他通过深入猎乡，认真准确地品察把握鄂温克猎民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风俗习惯和自我意识的差异性。他的创作呈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有很高的价值。
第二，用哲理的眼光剖析五光十色的新生活，表现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新时期新型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拓展。
阿霞：您曾担任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想很多作家和作者对茅奖的评选充满好奇和关心，方便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包明德：国家级最高文学奖鲁奖、茅奖、儿童文学奖、骏马文学奖我都担任过评委。通过评奖阅读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我对当代文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2011年8月，进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这一届比较引人关注，当时参评的长篇小说有178部。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是很有分量的。很多作家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作家，获奖的有五位——莫言、刘震云、张炜、毕飞宇、刘醒龙。共61位评委，第一次实行实名制，五轮投票的结果都在《文艺报》、作家网、文学网上公布。这次改革对评奖的公开透明，对评委的专业水平、责任担当，文学的公信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在八大处住了20多天，阅读讨论。记得我当时在评委会上说：全社会都在关注，我宁可得罪亲友，也不可亵渎文学，更不能贬损茅奖声誉。我的发言得到其他评委的认可。入围的20部作品及最后评出的五部，能反映那个阶段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9月19日在国家大剧院举行颁奖仪式，李长春发来贺信，刘云山亲自到场颁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5部获奖作品揭晓，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奖。《推拿》的颁奖词是我宣读的，今天我仍然清楚记得：“《推拿》将人们引向都市生活的偏僻角落，一群盲人在摸索世界，勘探自我。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寻常的日子机锋深藏，狭小的人生波澜壮阔……”每次评奖都有收获和美好的记忆。
阿霞：另外，除了早期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内蒙古作家已经近20年与鲁奖尤其是茅奖无缘，您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包明德：内蒙古文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在全国很有影响，是当代文坛的生力军，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的文学版图。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我个人认为，现在内蒙古文学要有大的发展和进步，能产生艺术上的震撼，还是要实现文学的创新。具体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要解决好特色和共性的问题，有几组悖论的问题要解决，坚守和创新，传统和现代，历史观点和道德观点，工业化城镇化和田园牧歌，本土经验和国家意识，全球化进程和族群文化压力等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理论和实践解决好，想象就更驰骋，构思更流畅，审美更自由，思想也更透朗。有些民族作家曾说，脑海里常常回荡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回到你的民族去，用你民族童年时代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声音是走出你的民族，关注世界。两种声音都合乎情理，是辩证统一的，既是民族性的地方经验的，又能体现人类的时代共识。如果作品没有时代的新意，没有人类的共识，就是僵化的，没有生命力。必须有鲜明的民族性，体现人类性和时代性。没有本土底蕴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离开精神母体，这是想象的依托和起点。但民族性不是凝固的，不是静态的符号，是动态的流程，是航行不是停泊。那些已经定格的东西，就是传统，惊魂的游走的，必须更新淬火赋予新的活力，和现实生活对接和转换，从思想伦理上进行反思。要求作者真正潜隐到生活中去，体悟时代的整体面貌，克服主观和狭隘的东西，才能产生艺术上的创新和震撼。当年的乌热尔图，他的短篇中篇我都读过，他虽很尊重主线传统，表现鄂温克狩猎文化的传统，但他不是盲目赞扬，比如中篇小说《雪》的主题是说让全天下的猎枪都颤抖，野蛮的传统要改变，那些美好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所以在伦理上反思，在生态文明上创新，在艺术感觉上淬火，才能达到艺术上的创新，产生公认的好作品。内蒙古的作家还是很有潜力的，内蒙古文联、作协很重视培养作家，相信内蒙古的文学也会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创辉煌。
阿霞：您一直在关注着内蒙古的文学创作，最近我看到您为我区老作家冯苓植的《大话元王朝》、《忽必烈大帝与察苾皇后》、《鹿图腾》三部历史随笔分别作序，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包明德：冯先生在两三年的时间创作出三部长篇作品，令人惊叹敬佩，也值得学习。他这几部作品我看后，感奋很多，令人深思。第一印象是冯先生是以治学精神来创作的，作品中学术性和趣味性，历史内容和艺术情结是并重的，说明他阅读大量的史料及相关资料，研究和观览很多；其次他对蒙古民族文化历史有深厚的情感，也有深度的理解，这和他长期在内蒙古生活工作有很大关系，与知识结构也有关系，有思想的高度和文化的自觉。美国作家莫里斯·罗莎比撰写的一部史书《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2008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元史专家李治安做过阐释。我认同他的看法，“与一般微观论著相比，他能把忽必烈放在世界文化格局和多元文化秩序的广阔视野内，娴熟地展现宏观的思考和探讨”。这本书是在西方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而冯先生的三部，是我国汉族同胞认知的忽必烈大帝形象。一个是西方学者的论著，一个是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二者相映成趣，可以比较研究阅读。我感到冯先生的文化自觉是在多元文化的大格局下，从中华文化的整合，从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各民族相互认知和尊重的理念和情感对民族题材的开掘和创作，这几本书有重要的文学、文化意义和时代的价值。这些是我赞赏的原因。
阿霞：如果让您对年轻的一代写作者给出一些建议，您想说些什么？
包明德：年轻作家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凝视生活，关注时代声音，关心社会进步，关照心灵的脉动，扩大文化视野，抓住本土特点和本土经验，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美好记忆。同时要张扬文学审美、自由、强壮和担当的主体精神。另外一定要阅读经典作品，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新的发现之旅。谢谢！
〔责任编辑 杨 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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