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荣

　　时代之觞中的萧红

　　□崔 荣

　　若将1942年早逝于香港的萧红在现代中国的行旅用红线描出，那这地图将复杂到令人目眩。这个弱女子一直在路上，个人际遇与战争催逼她，从北到南。

　　每个人人生的出发点都在故乡。但在1911年出生的萧红心里，那个在她生命最后岁月念念不忘但已永无返回可能的故乡，是家中的后园与伴她爱她的爷爷。但那段短暂的、因为回忆而带着温度和温情的童年却伴随着周遭如蝼蚁般生存着的人们几乎不断的死亡事件。比如自己祖母、母亲与祖父之死，以及被活活折磨观看而死的小团圆媳妇，被火烧死的刘大个子等等，这些事与人后来都走进了她的文学世界。大概也是因此，故乡的美好与蛮荒就更加让萧红在多病的生命末期反复回想，那些一个人写字的深夜，想起这样的童年总是凄惶的吧，于是读者就在《呼兰河传》的小说中看到“我”既兴致勃勃地描绘后园繁茂活跃的花草鱼虫，也不停说“我家是荒凉的”。那文字是一个小女孩唱出的天籁，但这歌谣里却总是带着孩子不该有的薄暮的凄凉和莫名的不安。

　　祖父去世，故乡就是一个与萧红毫无关联的所在。父亲和自己感情淡漠，但他还是资助她念书、离开故乡，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教育，后来因为父亲为她包办婚姻，她与家庭决裂。类似的故事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后的中国并不鲜见，她是那个时代万千个摔门而出的娜拉中的一个。反封建和自由是响亮的时代主题，但在现实的社会中又是基础极为薄弱的空中楼阁。为了想象中甚至是概念里的自由，她逃离北京又被软禁，“九一八”的混乱给了她自由，她却发现原来无法养活自己。在饥寒交迫的异乡，居然碰见包办婚姻的对方。这是萧红生命中最荒诞的片断，但却有其清晰严酷的现实逻辑。

　　已经很难揣测这个包办婚姻未婚夫寻到她的动机，但报复与玩弄的成分总是有的。也很难指责受过教育的萧红当初为什么没有警觉于此，会落入他的感情圈套。一个甚至处于无法过冬境地中的仓惶之人的决定，很少是对的。更何况，那个所谓的未婚夫给了她许久没有的温暖，尽管那不过是一个鱼饵。大概还是为了最终羞辱她，他带着不过二十岁的萧红回到哈尔滨，欠下巨额的食宿费后以大肚子的萧红为人质扬长而去。

　　用笔向世界求救是在春天，但那个春天定是寒冷异常。还好，萧红在羞愧、饥饿与被胁迫中等来了因为接到她信而决定帮她的萧军。一个真正在她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人。萧军当时同样经济困顿，但他却坚定、有主见，有努力和奋斗的目标。两个人的相爱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救她——他身上的很多东西是萧红需要具备也渴望接近的。

　　对于后来生活着的哈尔滨，难于褪去的记忆便是冰天雪地无处遁逃的寒意和主食面包香气所引来的对于食物的渴望。几年后的1935年，萧红写《商市街》，便是这段饥饿潦倒生命的纪录。在散文《饿》里，她写“我”看着挂在对门的列巴圈，几次想到偷，饿到不停地问自己“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特别的是，遭逢如此境遇，文字中却没有控诉与哀怨，只是尽量勾画当时情形的白描，字字令人心惊。更何况，回忆来时路往往能将事情看得更清晰，看清楚了就难免刻薄和苍凉。但那个24岁时已经身心俱疲的萧红，却还是在文字里保持着孩子般的厚道与良善。

　　饥寒几乎构成当时萧红生命的全部，写作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惟一的热源。最初是萧军的写作带动了萧红的写作，像童年后园的文学世界，她一进入就如鱼入水游刃有余，她最初可能并不知晓那是天赋，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彼时，写作一直在缓解她生命里许多不说也罢的创痛，也是寂寞的她对世界说话的一个窗口。故乡的苦难以及男权樊篱下更苦难的女性，那些原来已经注满了她童年的悲凉故事忽然都奔向她，当她的经历真正能体察他们的无助和注定的悲剧时。

　　乱世英雄是东北男人萧军的角色预设。和那个时代很多作家的选择相同，文学只是他参与社会运动的一种方式，对萧红那些描写黯淡生存图景的小说比如《王阿嫂之死》等等，他说不上有多赞同，但周遭人们的反应却让他知道和自己相伴的是个才女。这个才女一抓住写作就再也不放，显示出最大的韧性，难免忘了衣食等生活琐事。两个人之间日渐增多的争吵，熟悉作家罗峰的被捕，不知去向何方的乱世，这一切都让不安与惶恐再次像一个难于摆脱的庞大黑影，罩在她始终孱弱的心灵。但所有这些都不及国事日非对人的决定。1934年萧军上了黑名单，之后他们离开哈尔滨到青岛，又因报馆被封去上海，寻找希望也寻找所有青年作家的文学火炬，鲁迅。

　　鲁迅的身体在1934、1935年已经非常衰弱。更让他处境艰难的是来自于青年作家的围攻，政府的审查以及无法回应却广泛流传的诽谤。他因此而对青年人的求助怀着自然的警惕。但在看过萧军寄来的信和他们两个人的长篇小说后，他却罕见地见了他们，借给他们钱，为他们介绍出版作品的刊物，甚至帮他们写序，精准把握他们写作最独特的地方。年过半百的鲁迅给了他们能给予青年作家的最有效的提携和最好的平台。1935年他们声名鹊起。此后，文学史上有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一说。

　　他们被称为“二萧”，彼此却渐行渐远。当时的萧红，甚至像那个时期的国家，她曾以绥靖换和平，试图以繁重的家务劳动留住萧军的温暖与爱，换得一个写作的平和空间。但他和她的志向与世界已不相同。好在，那个时期有鲁迅一家，是整个上海可取暖之处。

　　萧红是在鲁迅生命晚期少有的能接近鲁迅的客人。鲁迅对萧红而言如父如兄，鲁迅骨子里的坚硬和哪怕只言片语的点拨，都让天分极高的萧红迅速生长。鲁迅一定也是欣赏和喜欢她的，萧红一直如孩子般的淳厚与一望见底的清澈，以及对文字有些任性却包含自由的写作天分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中并不多见。而她文字里潜隐的“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则是鲁迅特别赞赏的。许广平也是喜欢这个大孩子的，她总是耐烦地听她絮叨家事。相对平和的心境让《商市街》最后写成。从1936年开始用文字接近离开人间的鲁迅，直到到香港，书写鲁迅也是萧红生命后期乐意做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事，而从《回忆鲁迅先生》等篇中能读出的是一个如亲人般伴在鲁迅一家左右的萧红。能在动荡时代互相扶持着走一段路，而这段路又是双方生命后期最重要的一段，且两者都从这段相互扶持中获得温暖和善意，其实已是传奇。

　　1938年，温暖和善意在二萧之间已经渐渐淡去。蔓延的战火激发萧红继续写自己的《呼兰河传》，写檄文，写话剧；同时也将两个人从上海逼到武汉，之后到临汾，再到西安，无论是在逃难的人群中还是严重超载的危船上以及跑飞机警报的狼狈里，烽火连天，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空间和耐心修复那有着深刻裂痕的感情。更何况，参加实际的战争是萧军的选择，而不管如何辗转，除了药瓶，萧红还要带着的就是稿纸，这一点，是萧军不屑的。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迎接他们的是非议和不解。或许是端木蕻良对她作品的熟悉和对她写作生涯的赞扬打动了她——端木甚至能背她 《生死场》中的一个段落；也或许是战争之下命如草芥的生存状况刺激了她，她也想把握或抓住些什么；还或许是端木蕻良不动声色、进退有度的关心温暖了她？而她一生都在寒冷之中，仓惶找寻温暖。其实端木蕻良给予她的只不过是火柴头般的热量，只是在时代战争的破坏里，如梦魇般追逐着她的寒冷中，她把它幻化成了阳光。天赋的敏感与极端的不自信纠缠在一起，让她在孤独的人生旅途中总要寻找肯定与信赖，但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依靠。

　　十年内失去了两个孩子，无法历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戕害，还有战争下即使是重庆都横尸街头的现实，可能都是萧红随着端木蕻良远走香港的原因。1940年到香港时，她终于有了相对安静的时间修改她最重要的长篇小说 《呼兰河传》；开始另辟新路，汇入现代讽刺小说的写作潮流写《马伯乐》。后来更是创作纪念鲁迅先生的哑剧 《民族魂鲁迅》，以及《小城三月》、《北中国》等中短篇小说，她创作的再一个高峰期到来，但写作也与肺病、繁重的家务，共同消耗萧红一直瘦弱的身体，日复一日。

　　许多历史事实富有意味。就像史沫特莱最早意识到鲁迅身体状况不佳一样，也是辗转来香港看萧红的史沫特莱发现她身体状况糟糕而让她入院检查，哪想就是一病不起。因为经济拮据，萧红擅自出院导致病情突然加重，加上误诊，以及日本人突然占领医院导致的巨大惊恐客死他乡，那是1942年，战争中。这个三十一岁的女作家说自己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心不甘。”

　　想到萧红，浮现在眼前的总是那个仓惶和游移的单薄背影。她不断被时代和外力裹挟，但却给现代小说留下了超越文体边界、杂糅不受束缚的抒情小说；她用生命写作，也因此呕心沥血而去，但她的很多生命片断却因为文字而永生。

　　〔责任编辑 杨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