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米

　　我的 “爷爷”——我母亲的亲生父亲，我几乎没有认他做爷爷。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爷爷”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好多年兵，后来，他又逃回了家乡。解放前，他一直躲在深山密林中的一条必经之路上，拿一把木头做的假枪，蒙面当土匪。我奶奶在他不当土匪回家以后，跟他离了婚，这是因为，此前她虽然也想离婚，却见不到“爷爷”的面，没办法离。“爷爷”几乎没有跟奶奶在一起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奶奶在他当兵的杳无音讯的那几年里，一个人带着我大姨都挺过来了，可他回来后，居然不务正业，这是奶奶不能容忍的事情。母亲出生以后，“爷爷”几乎没有管过这个家，这是奶奶跟他离婚的主要原因。我没有专门问过这方面的事，奶奶也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所以，这些仅仅是我的猜测。他们离婚，很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长辈的事情，做小辈的不便于刨根问底，再说，我也未曾想到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些事问清楚。

　　离婚以后，“爷爷”跟奶奶仍然在同一个村子里住着，只不过，奶奶改嫁给了我现在的爷爷，“爷爷”也重新娶了妻。奶奶在世的时候，母亲甚至从不在家里人面前，提起“爷爷”这个人，这是因为，“爷爷”是奶奶不愿意提及的一个人，这倒不是奶奶顾及爷爷的情绪。爷爷在我还不到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得心脏病去世了。对于他，我记得的，仅仅是他的去世，别的记忆一点也没有。从其他人嘴里，我知道，爷爷是一个很“匪”的人，别人不敢爬的树，他敢爬上去；别人望而却步的悬崖峭壁，他还是能够爬上去。爷爷有个绰号叫“崖（读 ai）羊”，远近闻名，“崖羊”是本地土话，也就是羚羊。

　　关于“爷爷”的所作所为，我是从别人偶尔说出来的一些片段里得到这些信息的。他们只是当作闲话来说说，全不在意我的存在，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太小了。他们把我的在场不当一回事。母亲言语间的“爸爸”这个称呼，指的是爷爷，不是指“爷爷”。从母亲的态度里，我也能掂量出“爷爷”在她心里的位置。

　　几年前，我的“爷爷”去世了。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居然不知道。他的子女没有通知我。我的母亲也没有通知我。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几年前，我回距我居住的县城只有四十里路的乡下老家去，闲聊之中，我突然想起“爷爷”这个人来了，就问母亲“爷爷”现在怎么样了，母亲说：“都死了好几年了。”母亲没有再说一句与“爷爷”有关的话。我也就没有再问。我尊重母亲，她如果想说起他，也愿意跟我说一说他的一些事，她是会主动说的。她不说，只能说明，在母亲心里，还有一个没有解开的结。

　　“爷爷”又有了三子一女。父亲让我把“爷爷”的子女，叫舅舅，叫姨。连“爷爷”后娶的妻子，父亲也让我叫她奶奶。我也一直是这么叫的。他们对我都不错，像长辈也像亲人。我认为，作为上门女婿的父亲，他这么要求我们，是对的。

　　这才是男人的肚量与胸襟。

　　母亲对他们的态度有所不同。母亲把“爷爷”的子女当兄弟姐妹看待，她对“爷爷”后来的妻子，什么也不叫，也不当长辈来对待。偶尔提起她，母亲的话语间就充满了对“那个女人”的不屑与轻蔑。

　　在这些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中，与我有着直接关系的关键人物，是奶奶，奶奶去世以后，就是母亲了。受苦与受益，对母亲来说，都是她所经历的，身受的。我的父亲也好，我们兄妹也罢，毕竟“隔”了点，有了局外人的意味。所以，在对“爷爷”的态度上，我是拿母亲的态度来作为我的态度的。我认为我做得没有什么不对。

　　“爷爷”跟奶奶的离婚，奶奶是主动的一方。关于“爷爷”跟奶奶的离婚，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那就是，“爷爷”是受到“那个女人”的勾引，或者，是“爷爷”后来又看上了“那个女人”，更或者，他已经跟“那个女人”好上了，奶奶这才跟他离婚的。原因有三：一，“那个女人”跟“爷爷”结合前，是结过婚的，还是单身，她的大儿子，不是“爷爷”亲生的，也一直没有跟他们一起过；二，从我记得的奶奶的相貌来推测，奶奶年轻时长得并不漂亮，她比较普通，甚至很一般；三，“那个女人”到老年时，还是白白净净的，而且，她是一个妖媚的人，可以肯定，她年轻时，一定是一个漂亮而且迷人的女人。

　　如果是我想的那样，那么，奶奶到死都不原谅“爷爷”，母亲到现在也不原谅“爷爷”，才更加合理。

　　岁月是一面镜子，它能够让人看清一些事；岁月更是一团迷雾，它把许多东西都隐藏起来，遮蔽起来，别人，局外的人，哪怕是自己，也不容易看得清楚。自然，也有许多的人与事，人们不愿意把它看过于明白。我们情愿它一直都在模糊混沌的状态之中，以免增加不必要的痛苦，也能够使自己生活得更单纯一些，更简单一些。打破沙锅问（璺）到底，有时候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故做不知，装聋做哑，也是需要修养的。

　　奶奶跟“爷爷”，到底是谁先重新组建家庭的？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起过。母亲是应该记得的，问一下她我就能知道，但我不想问。我不想碰藏在母亲心里的那块早已结了痂的伤口。

　　奶奶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她在家里，一直是一个主要的劳动力。生产队的时候，她给生产队放羊，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她还拾粪，把肥料交给生产队，又换一些工分。家里烧的柴，当时也是奶奶或捡或砍，自己背回来的。她放羊，每天都要往家里弄一些东西回来，不是柴，就是粪。她从不空手而归。奶奶还要做家务。奶奶在世的时候，做饭，喂猪，从来都是奶奶的事。母亲不做这些，一是母亲不愿做，二是她要挣工分，没有时间做。母亲也是奶奶去世以后，才不得不做起家务来的。

　　奶奶对我很好。我上小学是在本村，倒不觉得奶奶的辛苦。包产到户以后，我已经上了初中，每天，天还没有亮，奶奶就给我把早饭做熟了。她叫我起床，吃饭，然后摸着黑去挑水，几担水挑回家，天才亮，她又得给一家人做早饭。午饭也是这样。我跟家里的其他人吃不到一块儿，她每天都得先给我做了饭，再做一家人的饭。奶奶没有太高的修养，说她没有怨言，那是假话，但她也仅仅是有几句怨言，说过了，心里也就没什么了，还做她的饭。她是无悔的，甚至是乐意的。

　　奶奶一九八六年春天得了重病，全身肿得像气球一样。我在外地上师范学校，一点也不知情。奶奶躺在炕上，人们以为她早就该死了，能活着是个奇迹，他们都说：“她是没有见上孙子一面，咽不下那口气呢。”果然，我放暑假回家不久，奶奶就去世了。她临死时断断续续地说：“看到我的孙子了，没什么放不下的了。”

　　我不得不相信，人真的是为希望活着的。当一个人的希望达到了，或者是破灭了，那么，这个人也就离死不远了——至于这希望是高尚的还是卑微的，是重大的还是琐碎的，则另当别论。换句话来说，人没有希望是不行的，希望是肉体的支柱，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希望要是消失了，看不见了，肉体必然倒塌。

　　我妹妹出生以后，奶奶就一直跟弟弟一起睡。小时候，弟弟有尿床的毛病。无论他自己怎么小心，也不管奶奶怎么操心，弟弟还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尿在炕上。奶奶每天不是在晾晒被褥，就是在拆洗，洗了还得晾晒，还得再缝好。那时候还没有被套，有也用不起。从一九七五年我妹妹出生直到奶奶去世，她就没有睡过什么好觉。奶奶特别偏袒弟弟。每次父亲要打他骂他，都是奶奶在出面干预，让父亲不了了之。父亲不太喜欢弟弟，他不愿上学，不听话，好惹事，脾气倔，还尿床。在家里，大家都不喜欢弟弟，包括母亲和我，后来还有妹妹。可他一直有奶奶庇护着。我小时候不理解奶奶：一个这么讨厌的孙子，她护着他，没有理由嘛。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她的孙子，这就是理由。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恰当的理由吗？奶奶要不处处护着弟弟，弟弟还能体验到来自于家庭和亲人的温暖吗？

　　“爷孙一辈”、“爷爷疼孙子”……这样一些话，都是故乡人用来形容爷爷跟孙子的亲密程度的日常用语。我的爷爷对我好不好？因为他去世很早，我没有什么记忆。“爷爷”对我还算不错。我小时候偶尔到他家里去，他是会给我找一些好吃的东西或水果的。逢年过节，他甚至请父亲和我，到他家去吃一顿饭，父亲也一直尊敬他。但“爷爷”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爷爷”没有往家里请过，母亲当然也不同意父亲把“爷爷”请到我们家里来。往深里说，“爷爷”跟我，毕竟不像爷爷跟孙子那么融洽，准确地说，我跟“爷爷”的关系，像亲戚，不像亲人。

　　奶奶既当爷爷又当奶奶，呵护着她的孙子与孙女，在她心里，我们兄妹三个都是她的心头肉，没有什么不同。

　　各位看官当然明白，我的奶奶，其实是我的外婆。

　　我真正的爷爷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和母亲，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我连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所以说，爷爷奶奶这个我应该有的“社会关系”，于我是一个严重的缺失，至少，我没有体验并领悟到爷爷奶奶对我的疼爱，祖辈能够给予我的，只有那个我应该称之为外婆的人，给予了我。

　　在这个世界上，我一直叫“婆”——也就是奶奶的那个人，她其实应该是我姥姥。我的奶奶和姥姥合并成了一个人，这是我不能选择的事情，也是我只能接受的事情。我也希望我的长辈多一些，这样，我年幼的身体所承接的爱的阳光雨露，就会多一些，我成长得就会更茁壮。我更希望我现在能够对更多的人心怀感激，永藏一颗感恩之心，但我没有那么多的亲人，所以，曾经有过的，已经拥有的，只会让我倍加珍惜。

　　奶奶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过日子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她不能看着当时还年幼的母亲和大姨饿着，饿死。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村妇女。

　　奶奶带着母亲和大姨，住在深山老林里，种过大烟。那地方我后来去过，母亲也指给我看过。这是真正的原始森林，是荒无人烟的的地方。我难以想象，当时奶奶带着母亲是怎样度日如年的。她们却一住就住了好几年。奶奶那时候怕不怕？白天也许不怕，到了晚上，我想她一定是害怕的。在奶奶的观念里，这样的地方，野物是有的，鬼是有的，山神也是有的。这都是些叫她毛骨悚然的东西。但是，怕也没有别的办法。由于生活所迫，她还得这样做，她也只能这样做。奶奶在害怕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爷爷”呢？她一定是想到过的。每每想到“爷爷”，她对“爷爷”的怨恨就增加了，裂痕也就更加深刻。这为他们的最终离婚奠定了 “坚实”的感情基础。我以现在的心情来反观奶奶，对照“爷爷”，觉得，那时候的他，真是值得奶奶恨的。别人的男人是男人，是女人可以依靠的一棵大树，奶奶的男人是什么呢？是一个影子。不错，就是影子。奶奶有的，只是一个影子一样的男人。说他没有吧，的确又是有的，是存在着的；说他有吧，在奶奶的阴天里，他却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仿佛不存在一般。

　　奶奶也往南坪（今四川省九寨沟县）贩卖过大烟。她还经常去四川跟人贩私盐，专捡人迹罕至的路来走。她前前后后跑了数十趟。上千里的路，每一次来去，她都只能用自己柔弱的脊背背着她要贩卖的东西。在挥汗如雨步履艰难的时刻，在曲折崎岖似乎永无终点的路上，她心里的男人，她已经当他不在了，没有了，她也许早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寡妇。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路上，她下定了跟 “爷爷”离婚的决心。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农村妇女，奶奶做出这样的决定，要经过反复的斟酌和再三的考虑，奶奶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孩过日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着，自己不做就没有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扔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走上离乡背井的路的时候，心里疼不疼？她也许是抹着眼泪瞒着熟睡中的女儿才得以走脱的，那么，她回来时的心情，肯定是迫不及待的，这不会错。

　　当然，这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期的事了。

　　年轻时，奶奶一个人操持着这个看似完整实则残缺的家庭。这些在当时连很多男人也不曾干过的事，奶奶干过。一切为了养家糊口，她是别无选择，不得不这样做。

　　“爷爷”和爷爷的家，只隔着一道两丈多高的土坎。“爷爷”家的屋子在上面。他们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有了奶奶在他们中间造成的隔阂，他们彼此见面了，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他们有没有话可说？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他们有话可说，有话能说。因为他们年龄相仿，一出生就在这个并不算大的村子里。在爷爷与奶奶结婚以前，他们肯定在一起玩耍过，劳动过，有过相同的幸福感和一样的忧愁。那么，他们后来说不说话？奶奶在场的时候，他们也许不说什么，他们要是单独见了面，说不说点什么呢？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或者，他们像仇人一样，见了面，一言不发，这样的情景一直僵持到爷爷去世？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曾发现过，发现了也已经不记得了，忘记了。我更加不会就这件事去问任何人。我连母亲都不问。

　　奶奶呢？奶奶见了“爷爷”，会打个招呼吗？会彼此关心几句吗？我希望他们会这样。但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他们似乎不碰面。现在我想，他们也许是在故意地，相互躲避着对方。也就是说，直到奶奶去世，母亲也不原谅“爷爷”；或者是，她心里原谅了“爷爷”，但在表面上，她还要做出敌视“爷爷”的样子。

　　奶奶去世后，村里的人都来我们家，帮忙安排后事。在我的记忆中，“爷爷”似乎是远远地望着，就在我家大门外的路上，但他没有勇气走到我们家来。他已经不用在乎奶奶的态度了。但他在乎我母亲和大姨的态度。他是拿不准，他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允许他来参加奶奶的葬礼。我当时也没有心思来考虑“爷爷”的想法和行为，我只是沉浸在失去奶奶的悲痛之中。

　　这么看来，“爷爷”虽然给国民党当过兵，也当过土匪，但他其实是一个胆小而又懦弱的男人。他错过了让母亲和大姨这两个女儿的家庭成员们，与他真正达成和解的最后机会。“爷爷”其实是有着悔过的心理的，他对我们这几个孙子孙女的态度，就是证明。但我们毕竟不是他的过失的直接受害者，我们没有发言权。有发言权的大姨，因为从小就过继给了“爷爷”的大哥，也没有吃太多的苦，大姨对他，在我们一家人面前，称“爷爷”是“老鬼”，从语气来判断，“老鬼”几乎是一个昵称，毫无怨恨可言。我的母亲，则是一心向着奶奶的，母亲对他，是以奶奶的态度来决定她自己的态度的。母亲当然并不宽恕“爷爷”，至少，她在表面上，不会宽恕他。

　　“爷爷”去世后，母亲也去帮忙给他料理后事。不过，她是以一个同村的乡亲的身份去的，而不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爷爷”去世的时候，给我打一个电话已经是很方便的事情。村里有什么大小事情，母亲觉得我应该参加的，她都会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回老家来参加。但“爷爷”的去世，她居然没有给我打电话。要不是我几年后，偶然问了一句，她似乎说都不想说给我听。她虽然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也完全是局外人的口气。她说的，仿佛不是自己的生身父亲。

　　我知道，“爷爷”在母亲的心里，是一块虽然愈合但一直都在隐隐作痛的伤。明白了这一点，我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好奇心，不问她关于“爷爷”与奶奶之间的那些陈年旧事。为的是不让母亲的心再疼。我尊重我的母亲，我更爱母亲，虽然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因为她是我母亲，我就应该一直尊重她。

　　小时候，由于懵懂无知，我在父亲的教育下，是把“爷爷”叫爷爷的。我叫他“房背后爷”，这仅仅是一个晚辈对长辈的普通称呼，不是一个孙子对爷爷的称呼。当我知道有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后，我在奶奶和母亲面前，连“房背后爷”也不叫了。长大以后，我几乎没有叫过他爷爷。我们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见了面，能够不叫，我就尽量不叫。叫了我会觉得不自在，不叫还是不自在。这真是太矛盾的一种心情。

　　无论在我心里，还是在母亲心里，“爷爷”始终是一个影子，若无似有，若有又无。

　　我是尊敬“爷爷”的。因为我从小就明白，“爷爷”在很久以前就有了悔过之心。一个知道后悔的人是应该得到别人的宽恕的。我也相信，奶奶的在天之灵早已原谅了他。我更加相信，母亲其实也已从心里原谅“爷爷”了，她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岁月如梭，人事沧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恩怨是化解不了的，是必需一直带进棺材里去的。

　　惟愿生者有爱，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