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霞

　　

　　访谈人物：邓九刚，1948年出生于呼和浩特，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文研班，1988年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1992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他以北方商旅为题材的系列小说《驼道》、《驼村》、《驼路歌》、《驼殇》等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其中《驼道》被改编成电视剧，产生了广泛影响。长篇小说 《大盛魁商号》出版后，在全国引发评论热潮。有评论家称其为 “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小说”、“当代奇书”。 2000年出版长篇史学著作《茶叶之路》，这部作品对清代中俄蒙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茶叶之路”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邓九刚是一位创作丰厚视野广阔的作家，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题材涉猎广泛，其中《人的魅力》曾获《十月》文学奖，《弃驼》、《醍醐》、《世界公民》、《翁恭查干》、《黄羊鸣》、《鸟誓》等曾经被《小说选刊》、《中国文学》等期刊连续转载。对于邓九刚，小说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命形式。诗人赵健雄曾经感叹道：“司机出身的九刚，结果做了一件学者也只有倾其全力才做得好的工作，尤其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何其不易也。”为了写《茶叶之路》，邓九刚曾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并远赴山西忻州、太原、祁县、平遥、太谷以及湖北汉口收集资料；内蒙古西部的草原和沙漠，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他的脚步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莫斯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二十多年，他一刻不停地寻访从茶叶之路退下来的老商人、老驼夫……这种田野调查式的采访，相当辛苦，同时也成就了他。在采访的最后他感慨地说：“我的作品全都是故土给予的恩赐。”阿霞：您好！请您回忆一下，写作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记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吗？

　　邓九刚：我走上文学的道路完全是受我大哥的影响，他是一个文学青年，买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六十年代流行的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同时大哥还酷爱音乐，他喜欢拉小提琴。在他的熏陶下我从小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也学会了拉小提琴。那时候我们家就像一个小型的俱乐部，大哥的一帮朋友经常聚在一起，弹琴唱歌，高谈阔论。他们谈论唐诗宋词、谈论高尔基、普希金、谈论《资本论》……我就在一旁仔细听，说到理解那就只能是生吞活剥。更多的时间我是一个人在小人书铺里度过。看一本薄一点的小人书花费一分钱，厚一点的要两分钱。什么《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中外名著全都看过。印象中和后来读大本的原著没多大区别，都能理解。你看，这就是我的文学功底了！

　　大概是在1977年，我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第一百幅插图》，这是一篇散文。差不多就从那个时候起进入了我所热爱的文学领域。我在业余时间写些电影剧本、舞台剧本。写小说，是在完全没有收益甚至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的状态下开始的，可是我已经写得很上瘾了。

　　阿霞：据说您读中学时就辍学了,后来一度做过泥瓦小工、工厂学徒、开山采石工人、汽车司机等很多体力活儿的职业，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文革”、高考、上山下乡这些历史运动您都经历过吗？

　　邓九刚：我这个人历来属于另类,你所说的“文革”、高考、上山下乡这些历史运动中我都是属于非主流的，我并没有全都经历过。首先上山下乡我没去，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我家太穷，1965年父亲去世，我弟兄姊妹有八个，我的下边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加上老母亲，这五个人都需要我和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来养活。后来又遭遇“文革”。要养家就得工作，找各种各样的活儿，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我只能打零工挣钱养家。我干过泥瓦小工，小学代课老师，橡胶厂工人，也做过开山工人，最后一个非作家的职业是汽车司机。高考我没有参加，那时自己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完全没有精力再念大学。上大学对于我来说属于奢侈消费了。

　　阿霞：文学界似乎有一个共识，童年经历或经验对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如您的大多作品都与这座城市有着紧密的关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驼队、戏园、当铺、清真酒楼、烧麦馆、包子铺、焙子铺等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曾经繁华的归化城，可以看出您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作为老呼市人，您记忆中的呼和浩特是什么样的？

　　邓九刚：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座城市，就是我出生和长期生活的呼和浩特。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这座塞上历史名城铸就了我的文化人格和思维定势。我的故乡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召城和商城。我从小接触的长辈差不多都是从后来我说的茶叶之路撤退下来的商人、驼夫、牲畜经纪人——我们那时候叫“桥牙子”之类的人。

　　阿霞：我对您的《醍醐》、《翁恭查干》印象深刻，那似乎也是中国先锋文学最热闹的时候。

　　邓九刚：文坛热闹，可是我和我的小说并没有热闹。至今我也很喜欢这两部作品。

　　阿霞：中篇小说《世界公民》之后，像《驼道》、《驼殇》系列等，您的作品开始从现实关注更多地过度到历史文化题材，这是刻意选择的结果吗？您的写作向度或兴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邓九刚：是在摸索中找路子。主要是呼和浩特茶叶之路历史太丰富了，故事太多了，对作者来说也安全。

　　阿霞：那么，我们来说说您的另外一部重要的作品——《茶叶之路》，书中描述了中俄茶叶贸易三百年的辉煌发展史，同样说的也是晋商。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而这部小说，您却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深入生活最终创作成型，用您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倾注了您半生的精力。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邓九刚：《茶叶之路》是写小说之余的偶然所得，是搂草打兔子的性质。当时是为了写小说收集故事，采访了很多老商人老驼夫，同时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得到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我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作家。和小说作品一样，《茶叶之路》作为一部被多方认可的史学作品，其主角也非就只是晋商，同时包罗了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商人，还有俄罗斯的商人，经济、宗教、民族、交通、气候、军事、外交、国际贸易等内容，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由盛而衰的过程。其参照是俄罗斯由欧洲的内陆小国发展成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的过程。今天再与历史对照，具有警醒人心的作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切的历史都是为了今天。这就要说到我可尊敬的父亲，他就是一个曾经在茶叶之路跋涉过的商人，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作为一个商人，他曾经跟随驼队从呼和浩特走到新疆，又从新疆走回呼和浩特。父亲不但见多识广而且为人热情，他的身边有许多朋友，大都是他的商业伙伴，有大大小小的商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看到最多的人就是老商人、老驼夫、老牙纪、马把式，那些从茶叶之路上撤退下来的人们。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式的人物。还有满清的遗老遗少，甚至还有后期被打成右派的落魄教授。这些人的形象和他们的谈吐行为都成了我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宝库。

　　之所以在父亲前面加上“可尊敬”的几个字，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并不受人尊敬。他的商人身份被打上了剥削者的烙印。父亲无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他的坚毅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我看中一件事情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到底，这要感谢父亲的遗传。父亲选择的道路是经商作贾，而我的选择是文学创作。我也有铮铮铁骨，桀骜不逊！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商人是一个灰色人群的替代符号，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被“剥削”与“欺诈”的肮脏外衣所包裹，脸上被人涂画出丑陋的脸谱。一切荣耀与功劳都远离他们，一切罪恶与丑恶却随时会落到他们头上，政治污水也会随时泼在他们的身上。那是个理智被情感肆意羞辱的时代，没有人注意他们，更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研究他们以及他们曾经做出的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在地方志的形象是模糊和扭曲了的，而史书上更难找得到关于他们活动的记载，作为商人他们难以进入正统史学家的视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他们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商业活动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有关他们的活动大多只能在民间传说中才能听到。他们是一群流浪的灵魂，在空气中到处飘移找不到皈依之地。今天可以为他们正名了。我的小说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使命感是后来在越来越多的采访以及写作中逐渐感受到的。

　　仅就参与人数之多和活动范围之广来说，我们把这些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商人的实践称作 “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观”，这一点也不过分，它确实是古今中外的商贸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奇观之一。他们在近代史的两百年间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

　　他们怀抱着发家致富的美丽梦想，奔向祥云飘动的归化城，奔向北方的大草原，走向天边一样遥远的俄罗斯。商人们离乡背井，别妻离子，常年奔波在北方的草原上；正是他们不知疲倦的努力启动了巨大的经济杠杆，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他们的经营渗透到了西起阿尔泰山东到黑龙江南起东海海滨北至外贝加尔的广大的地区，商品种类多得无以计数，当时极大地改善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二百多年经久不息的努力，对社会对历史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一场伟大的战争。将他们说成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毫不夸张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难道说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唱一曲赞歌吗？遗忘茶叶之路这是中国最大的遗忘之一，一条绵延万里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在我们的记忆中就这样轻易地消失了。庆幸的是，如今，中俄两国正在努力，希望能够恢复历史上的茶叶之路……

　　至于你所说的这部作品与晋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个误会。呼和浩特地区的文化属于晋文化的外延。我笔下的晋商在茶叶之路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不是我作品题旨与内涵的全部。我笔下表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特定的社会，而非仅仅是晋商。这里边有晋商，有时候晋商在我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大盛魁商号》，晋商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也有蒙古人，也有北京宫廷的人物，八旗部队将领，众多的归化当地的寺庙的僧侣、活佛，还有俄罗斯商人的群体。甚至俄罗斯的皇太子尼古拉也走进了我的小说里，也就是后来执政的尼古拉二世。

　　阿霞：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把《茶叶之路》理解为一部长篇历史散文，您是在通过这样一部以纪实或实录形式的文体，为我们还原一个时代，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以及一个特殊族群的命运。其实也就是那个时代与一个国家的商业命运。

　　邓九刚：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之前，他们要忍受整整十年的苦熬。端茶壶倒夜壶学算盘练书法，学习接人待物的本事学习侍弄骆驼的技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商人还必须学会讲蒙古语和俄罗斯语。这些学徒(归化地方称作是驻地方)是商人中最基层也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商人之塔的塔基。他们中大部分成了真正的商人，顶了生意(即拥有了人力股份)做了掌柜。在担当起更多责任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每一笔进货都需要他们审时度势绞尽脑汁，每一次路途遥远的货运都使他们感到如履薄冰；账房内的运筹，市面上的周旋，各种社会力量的权衡，时时都考验着商人们的智慧。一旦一着不慎，便会全盘皆输。字号的利润，东家和掌柜的红利，乃至自己和伙计们的身家性命，全在计算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流水般的生意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这个群体分成若个阶层，大的商人他们运筹帷幄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指挥着巨额的商业运作；这些手里掌握巨额财资的商界巨子，一般都身捐官职，在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个商人在异乡的土地上倒下了，不管他是倒在草原上的深草丛中，是在国境线旁边的密林内，大自然都会按照它固有的法则处理他的尸体。很快地兀鹰和秃鹫就会在他的上空盘旋，随后狼群野狗还有专吃腐肉的獾也会循迹而来。不消两个时辰他就会被剥得精光，变成一副光溜溜的骨架，就像一朵白色的花儿开放在绿草丛中，以自己的生命的色彩来点缀荒野的寂寥。

　　晋籍商人占据草原市场除了地理上的优势和两地传统的交往之外，山西人善于经商作贾的传统起了决定的作用。这一点就连大清皇帝也都知晓，雍正就曾经在一件批文中对山西的民情风俗做过这样的评价：“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朱批谕旨》四十七册)

　　阿霞：长达二十年异常艰难曲折的采访、收集、筛选、整理资料，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与当今的一些作家相比，尤其是与那些躺在床上构思写作的作家相比，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您认为值得吗？

　　邓九刚：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是稚者的好奇心牵引着我在采访的路上跋涉。我骑着自行车，骑着骆驼到处走，访问那些从茶路上退下来的老商人、老驼夫、老年的僧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无数次感染了我！我如获至宝，我如醉如痴！几乎每一个商人就是一部传奇小说。至于辛苦、危险当时我好像没怎么想过。怕的是下一次就再也见不到前一次采访的老人了。老人们去世的速度以一年一个月甚至是一个星期计算，越来越快。有的老人我头一个月刚刚采访过，等到下一个月再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嘴里有着讲不完的驼道故事，所有的这些成就了我后来的所谓“驼道”系列小说。

　　而我对于国家民族命运和文化的思考就是在这个过程在中逐渐形成的，后来这种思考伴随了我的所有作品的创作过程。那些老驼夫老商人老僧侣，他们便是我的老师。对了 ，还有一位专门做史志研究的老学者刘映元，他是我经常拜访的老师。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惜的是当我做出一点成绩想着要报答他的时候，老先生却已经仙逝了。连他的家人都找不到了，这件事让我抱憾终生！

　　阿霞：《大盛魁商号》可以说是您旅蒙商题材的集大成之作，据我所知，这部长篇再版了两次，反响也很大。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邓九刚：其实长篇小说 《大盛魁商号》总共是三部，一百二十万字，直到今年我才算彻底完成。光是第三部就大改了五遍。第一部是1998年出版，先后有过三个版本，第二部是2006年出版，先后也有过三个版本，第三部2010年和前两部一起出版。1999年台湾核心出版社有过一个繁体字版本，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这些年盗版版本我收集到的有七种。

　　阿霞：介入电视剧是在什么时候？写电视剧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在您看来，电视剧和小说写作有什么不同？具体谈谈您的一些电视剧作品。

　　邓九刚：我大概有过七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最早的是1994年的《驼道》，很不理想，我也不喜欢。前年还有一部《山村大爷》，也不怎么喜欢。影视改编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经济效益，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

　　Existence of almost periodic solutions for neural networks model with neutral delays

　　阿霞：你曾先后就读于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和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什么特殊的帮助或意义吗？ 九十年代，您与肖亦农、路远被誉称为内蒙古文坛的“三驾马车”，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邓九刚：那是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有北京的记者采访我们，有过这样的说法，那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表现也很活跃。

　　阿霞：我了解到在许多作者的回忆里，您任《草原》小说编辑的那段时期是《草原》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指的是当时那种文学氛围和《草原》编辑队伍的整体力量。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邓九刚：我在《草原》当编辑的时候是1985年到1988年，正是全国文坛兴旺的时候，当然也就是《草原》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很让人怀念。编辑整体力量也很强，有赵健雄、宋振伟、尚贵荣、李廷舫……

　　阿霞：您是否也认为写作是一种体力活？您觉得作家的精神活动在写作与生活中会有矛盾或冲突吗？

　　邓九刚：是个体力活，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更是对体力的极大消耗。作家的精神活动与当下社会生活肯定是存在矛盾的。当发生问题时要冷静，没有别的办法，不要和生活硬碰。

　　阿霞：从技术层面讲，您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处理小说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虚构是否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世界或独立解决文本的目的？

　　邓九刚：这是一个必须把握又很难把握的问题。一定要与现实保持联系，甚至应该是紧密的联系，即便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也是如此。

　　阿霞：您心目中理想中的小说应该什么样的？是否存在好小说与坏小说这样的说法？

　　邓九刚：写了大半辈子小说，真的对小说是越来越说不清楚了。好与坏当然是有的，比如文字十分粗糙，内涵也很浅薄甚至有负面认识的，还有下流的，应该算做是坏小说。反之就应该算好小说了。我心中理想的小说应该是像 《三国演义》、《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小说。有故事有思想，也有生动鲜活的人物，读了让人感动。

　　阿霞：我知道，这几年茶叶之路研究会与俄罗斯有过深入而持续的交流与合作。俄罗斯的专家曾把您视为“中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介绍一下茶叶之路研究会的一些情况吧。

　　邓九刚：基本是一种玩笑。是出自一个名字叫鲁斯兰的俄罗斯人之口，他是俄罗斯茶叶协会的会长。我们是在2009年北京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上相识的，会后我请他到我朋友的一家茶馆喝茶。很轻松的聊天，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很懂得中国人的心理，也很会开玩笑。 鲁斯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中国茶叶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他是莫斯科大学茶叶专科毕业的学生，是里海附近的少数民族。

　　阿霞：“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的成立应该可以说是直接源于《茶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所产生影响的结果，而且您本人担任了这个研究会的会长。您是否想过这本书何以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效应？

　　邓九刚：《茶叶之路》出版的时候曾经搞过一个研讨会，当时就有专家指出，这是一本四不像著作，既不像报告文学，也不像经济学著作；既不像史学著作，也不像散文。就是随心所欲的一种文字表达方式。好像有点受黄仁宇先生的影响。后来的事我就是随波逐流了，首先是引起俄罗斯强烈的反响，其后国内学术界也跟着对《茶叶之路》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促成了“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的成立。现在研究会已经发展了，根据会员不同的诉求，分别组成“内蒙古草原茶路研究会”、“内蒙古万里茶路文化研究会”和最早的“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有以做俄罗斯生意的为侧重的，有以旅游为侧重的，有以学术研究为侧重的。更有意思的是现在俄罗斯和蒙古国也都相继成立“茶叶之路”研究会，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

　　阿霞：今后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邓九刚：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大洋瘫》。主人公是一个地主少爷，一个大烟鬼。日本占领时坐过监狱，民国时期也坐过监狱，共和国时又坐过监狱。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农民，抱着农民自己的真理生活的人。由于坚持农民的真理，又不识时务，总是与生活格格不入。

　　阿霞：这是一部让读者期待的小说，但愿我们能尽早读到。最后，如果让您对年轻的一代写作者给出一些建议，您想说些什么？

　　邓九刚：这些年我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总是和年轻人在一起做事情。对生命对老年生活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做事情。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一个字——死。做事情死还是坐着等死，我选择做事情。年轻人更要做事情，爱写作的就写，写真实的感受，写自己故乡的事。对了，如果说对年轻人有什么话说，就是要热爱自己的家乡，具体就是热爱呼和浩特这块地方。这是一块好地方，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挖掘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