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漫

　　传承鲁艺，草原引进清漳水；

　　献身边疆，大漠长存延河风。

　　以上是我从纽约归来后，骤闻清漳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后，脑海里涌出来的一副挽联，并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夫人欧阳洁同志。得知追悼会早已开过，只好放进追念的文章中，寄托对他的哀思了。

　　我很难过，因为他虽然是1937年的老干部，但对待我们，始终像朋友一样亲切与平等，从来没有对待晚辈，以教训的口气说话。

　　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坐在他的对面，就像拉家常一样，向我讲诉回民支队马本斋司令壮烈抗日的故事；再也不能听他讲诉，吕正操将军如何领导他们粉碎日寇的铁壁合围，英勇实现了张庄突围的壮举。而在转移的行军途中，吕正操将军怕他们掉队，怕他们瞌睡，曾经拍着他的头说：“小鬼，跟上！ ”“小鬼，跟上！”他的真切的描诉，使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深夜行军的动人情景。

　　呵，再也不能听他不无得意地讲述以艾青为团长以他为秘书长组成的北方文化工作组，于1945年挺进张家口的情景，著名艺术家陈强、王昆都是其中的成员。他说，沿途的衣食住行都归他安排，他说，我可以指挥：“王昆，你干点这个。王昆，你干点那个。”

　　那些名将与名人，与他曾经是非同一般的关系，不论他蒙冤或遭遇困难，从来没有听说他为了自己的事情，去找过任何人。

　　清漳同志，我在1953年认识他以前，他已经在内蒙地区工作了八年，内蒙古歌舞团广大蒙古族兄弟姐妹，亲切地称呼他为“陈同志”，亲切地称呼周戈为“周同志”。不论周戈被打成右派蒙冤二十年，不论陈清漳被错误地批斗降职降级二十年。以上对两个人的称呼始终没有变，始终在广大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文艺工作者心中，亲切地保存着，不停地呼唤着。由此看出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看出人心在风暴与运动的颠簸中，始终对他们保持了公平。清漳同志在内蒙古一生享受了这样亲切而朴实的敬慕，足可以瞑目了。

　　众所周知，他是诞生于战火纷飞年月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歌舞团——内蒙古文工团的创建者之一；他是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的故事和民歌的第一个收集者；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文学刊物的创办者。震动东北大地和全国各地的内蒙古文工团的名声，有他无名无姓的劳苦；传颂全国的歌唱嘎达梅林的歌声，有他无名无姓的心血；建国初期，内蒙古自治区几乎所有作家的作品，有他无名无姓的奉献。正像老前辈胡昭衡部长所言，“内蒙文艺创张恒，平沙细草开花坛。清漳自是先行者，张绪风姿似当年”。他也是内蒙古不少人才的培养者和发现者。获得世界金奖的著名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就是他深入牧区时发现并吸收到内蒙古歌舞团。他还是建国以后，从“三反”“五反”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未能逃脱的受难者。他虽然曾经身在回民支队奋不顾身地实现了张庄突围，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也没有突围，当我第一次认识这位领导时，他已经摘掉了三反运动中 “土老虎”的帽子，因为一点问题也没有，恢复了一切工作。

　　在我1953年认识他时，他是内蒙党委文艺处处长，后来听说，他还兼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

　　他戴着褪了色的干部帽，穿着褪了色但还干净的干部服，布鞋，亲切，温和，没有一点威严，说话平和，不讲大道理，也从不引经据典，他的家和办公室挨着，我随便可以去他家，然后到办公室下围棋。彼时，我刚学会下围棋，胡昭衡部长已是老棋手，他和宝祥同志下围棋，我在旁边看着，那是文艺处的一盘围棋，我们经常一同玩儿。

　　由于原绥远省文联，只有我一个预备党员，过组织生活，就在文艺处党小组里过，经常可以和陈同志见面，党小组还讨论过我的预备期党员转正，而且通过了，主要依据是我能坚持政治理论学习。

　　1954年，我由绥远省文联归入内蒙古文联创作室，主任是玛拉沁夫，创作人员有超克图纳仁、邓青、薛焰、安谧、沙痕和我。周戈是驻文联的领导，陈清漳兼文联党组书记。他的工作很深入，不仅亲自来布置创作任务，还亲身参加创作室的年终鉴定，听取对每个人的意见，特别关注每个人的政治觉悟与思想品德的修养。当时的创作员，没有一个不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既有工资又有稿费，一旦出名，确实是什么都有了，没有一个人不想成名成家，这个职业让人羡慕，嫉妒，所以来了运动先整这些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陈清漳，对待这些人充满了爱心，满腔热情地培养和教育，为这些人创造条件，铺路开道，甘当后勤部长，同时，他又不是和事老，批评起人来，有时是很严厉的。

　　我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襟怀坦荡，说话随意，组织观念薄弱，有些事情也不懂。例如预备党员转正，明明文艺处党小组已经通过了按期转正，到了文联党小组，又讨论了一次。在讨论时，我检讨自己讲话随便，曾经说过某某同志 （支部的组织委员），像一个公安人员。这位组织委员立即表态说：“这句话可是原则问题，冲着这句话，也要考验一个时期，后补期要延长。”玛拉沁夫是宣传委员，他当时安慰我：“虽然延长了，但转正时还按原规定的日期计算。”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不大，最大的打击是过了几天，那位组织委员找我谈话说：“我们认为你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发展，所以决定把你调到宗教事务委员会去当秘书，那里缺一个秘书，必须是一个党员。”

　　这对于我，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我感到太茫然了，我立即去找周同志，又到文艺处去找陈同志，生气是凭什么把我调到宗教事务委员会。我列举了我在绥远文工团写了多少歌词，还写了一组大合唱歌词，宣传剧本等，我明确表示：“如果调我去，我这个党员的组织性，可要考虑了。”

　　他一听，脸色都变了，声色俱厉地说：“你这句话，可是原则错误，一个党员的组织性，怎么可以动摇？太不像话了。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你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他对我批评得那样严厉，但最终还是没有把我调出，这件事，我终身要感谢他和周戈同志。他在爱护人才方面还有一件事。那是1954年底，由批判胡适转到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当时我们谁也看不懂胡风的文艺理论，可是我的战友李野，发愤钻研，不仅看懂了，而且写了一万多字的理论批判文章，我很佩服，觉得内蒙又出现了人物，我立即领着李野带着文章去见陈清漳。他非常高兴，老实说，当时内蒙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把文章留下了，不知清漳同志是怎么推荐的，过了较长一段时间，这篇文章在《内蒙古日报》发了一整版，但这时报纸上已经对胡风不再称同志或先生了。1955年炎暑，运动已发展到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了。让人最难理解的是，陈清漳和漠南，竟然成为肃反的重点，当作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审查，陈同志根本就不认识胡风，怎么竟成了胡风分子呢？

　　其结果，自然是完全错误了，他们都白挨了几个月的批斗。那时中央有政策，整错了要公开平反，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不知为什么，陈同志的职务没有恢复，而是让他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

　　过了一年多，反右又开始了，周戈、陈清漳、鹏飞、漠南又成了文联委员扩大会的批判对象。

　　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来批判，多数人却想不通，明明在肃反时，四个人都整错了，而且已经赔礼道歉，怎么又整起他们来了，尤其是周戈和陈清漳，威信很高，人人尊敬，对他们非常同情，无法理解宣传部是怎么考虑的，我也是想不通的人之一。

　　所幸领导派我做大会的记录，逃脱了发言，但在支部会上，批判我觉悟太低，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党员就应当站出来，但我并非抵制，而是觉得自己太没有批判能力了，而且也找不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作品。所以做了两个多月的记录，没有发一次言。

　　会议由内蒙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沈湘汉主持，宣传部某处有两位干事参加了会议，人民称之为哼哈二将。

　　他发言指责陈清漳支持东部区文联一些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那时报纸上已经出现这个称号）、国民党残余势力，组成一股势力反对东部区党委。（注：东部区文联创作人员，在肃反和反右时都挨了整，先是当作胡风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整的，最终一个也没有，而反左时，则打了好几个右派，如张国良、刘英男等。）

　　他耸人听闻地说：“陈清漳支持孙守文，孙守文是什么人？国民党反动军官，被解放军包围了，他还端着一挺机关枪顽抗到底，围绕着一棵树向我们解放军同志射击，拒不投降……”（这是没有的事）

　　这个人耸人听闻的发言以后，陈同志连说话都没有声音了，空气似乎都窒息了。

　　会后机关食堂没饭了，有的人只好到马路对面第二食堂去吃饭，我记得陈同志低着头，谁也不敢看，坐在一个角落里。服务员问他吃什么？他有气无力地说：“来碗穿汤面。”我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十分难过，那一句话的声音，一直没有忘记，可以说直到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才恍然大悟：陈同志挨整是有原因的。1953年，陈清漳受宣传部胡部长指派和漠南（安柯钦夫）到东部文联了解情况，创作人员反映闫素有过行政干涉和粗暴干涉行为，他让创作人员只写演唱材料，不要写小说，说小说脱离群众，一句话按他的指示办。陈清漳他们将存在的问题经过筛选在宣传部内部刊物 “宣传通讯”上得到反映，闫素得知后不仅不认真检查本身存在的问题，反而千方百计地采取封闭，掩盖，甚至于扣押“宣传通讯”。真是岂有此理。不久闫素就升任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陈清漳的顶头上司。所以从反胡风开始就利用运动机会进行打击报复整陈清漳和漠南。运动来了总会有这么一些人以极左面貌出现。

　　攻击陈清漳的这个人后来成为“文革”的名人，下场是判刑十五年，这使我想起唐伯虎的两句诗：“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

　　反右定性时，让文联群众讨论，我们都为陈清漳和漠南鸣不平，除个别人外，一致认为他们不够右派。尤其是敖德斯尔同志，特别敢说真话，他说：“肃反时，把人家整错了，人家不高兴，不是很正常吗?难道应该愈挨整愈高兴吗？”他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敖德斯尔同志在文联机关内部反右时，还保护过我。

　　反右结束后，陈清漳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处分很重，这和那位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有关，听说降了级，简直比有些划成右派的人处分还重，从此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后来他被调到包头，降职为文化局长。

　　“文化大革命”，他又成为黑帮的重点，特别是在控 “内人党”的残酷斗争与折磨中，他尝尽打骂与批斗的苦头，连续斗了他七天七夜。

　　多年以后，当我与他对坐，酒过三巡，轻松地对我讲述往事，谈到“内人党”，有些自豪地说：“这一回我顶住了，斗了整整七天七夜，我始终没承认，而且，最让我满意的是，一个人也没咬！”这些平淡的话使我肃然起敬，又无比难过。

　　陈清漳之所以未划成右派，据说是当时任宣传部长的胡昭衡保护了他。其实当时他既没有反党言论，更没有毒草作品和事实，出身和历史，没有一点把柄可抓。即使被划成右派的周戈、鹏飞同志，也没有一句反党言论或一篇毒草文章。

　　清漳同志的平反，恢复级别，是在“文革”未结束时，云照光当了文化局长后，给他具体落实的。但是，从1955年挨整以来，他背上处分，沉入底层，几经辗转，不被信任。不论受多大委屈，始终不忘党员的本分，在逆境中坚持执行党的政策，没有发现过他的错误以及工作上的失误。他挨了几十年的整，却没有听说他整过任何人，没有欠任何人的债。

　　他是从延安鲁艺走来的人，数十年，他始终掌握着正确的文艺方向，他善于思考，懂得艺术规律，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文艺，作风民主，善于发扬民主。他所工作的地方，不论作家艺术家以及勤杂人员，甚至遇难人员，都把他当作知心的朋友。前文化部长周巍峙同志，曾经总结自己是一个打杂工。清漳同志也是地方上的一位打杂工，好的打杂工。变杂乱无章，为井井有条；变杂七杂八，为统一的战斗的生气勃勃的集体；变大杂烩，为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艺苑。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能屈能伸，忍辱负重，风急乃见草劲，风顺乃见草青，忠心而不愚鲁，和气而不圆滑。正像南宋诗人陆游自题：“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夫。”清漳同志更像一位无名农夫，不慕名利，不求腾达，甘为孺子牛，甘为他人作嫁，永远保持着淳朴与平和的本色。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正是靠千千万万陈清漳这样的甘心牺牲甘心奉献，视党的事业为生命的普通人所完成。正是这样的人，寓天翻地覆、轰轰烈烈、百象更新的功绩于他们的无名无姓，勤勤恳恳的平凡工作之中。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易银元为金玉，匿于伞柄之中，仆泰如携伞赴路，夜迷失道，伞遗荒野。仆泰如隐姓埋名，心负苍茫，背引荆棘，修伞为策，觅游乡间；十载含辛，饮冰卧雪，锲而不舍，屡施心计，终失而复得。时，大公子囹圄亡命，同盟会散匿，女主人杳如黄鹤。仆泰如人海寻珠，筚路蓝缕，几易寒暑，怀玉石而餐风，引万贯而宿露，乞讨为生计，尽尝颠沛流离之苦，周折费尽，终寻得主人，悉以璧还。主为仆所感、所魅，倾心仰身迎附，主仆遂结金兰之好。庶几，一说落脚于桃花庄，男耕女读，白头偕老；一说比翼双飞，天涯为家，终老南山。众说纷纭，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