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丁或扁头

其实，庞丁才是我的本名。那时，我还是龙门第二小学的学生。我没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好。五年级上半学期，新换了语文老师。他长了嘴龅牙，嘴巴外突，总是合不拢。我叫他鳄鱼，范大同认为更像野猪。龅牙每次喊我的名字，总要停顿两三秒，庞——丁！每次都有爆炸效果，整个教室都要笑翻了。他似乎很喜欢这种爆炸效应，每堂课都叫三五回。我很是不爽，决定给他点颜色。

　　大街上的车还没现在这样多，老师的交通工具多数是自行车。龅牙的自行车并不难找，他到校早，喜欢放在角落。座包套是针织的，咖啡色。我和范大同扎过贺梅的车胎。范大同想和她好，她爱理不理的，脑袋抬得老高。轮胎没气，她只好推着走。范大同奔上去，愣是扛到修车铺。自此，她肯和范大同并排走了。龅牙当然没贺梅那么幸运，对他是惩罚式的。放学，我和范大同远远跟着龅牙。轮胎瘪塌，自行车歪歪扭扭，龅牙也歪歪扭扭，跟到明德北路口的修车铺，我和范大同诡笑着离开。

　　次日，龅牙将我拎到办公室，问我一个人干的还是两人合谋。上来就给出选择题，非A即B，我才不上他的当呢。龅牙一掌盖住我的额头，另一只手挤压着我的后脑，说还真是扁头。对了，我还有个绰号—扁头。龅牙说，你相不相信，我会让你的扁头变成面饼！这吓不倒我，我一言不发。龅牙并未继续挤压，他缓缓松开，突然扯了我的左耳，叫，十个，扎了足足十个窟窿呢。我暗想，不对呀，明明是九个，怎么成了十个？莫非范大同多扎了一下？还是龅牙被修车的坑了？龅牙说，我没冤枉你吧，要不和修车的对对证？我的心扑腾一下，忙抿紧嘴巴。

　　龅牙没审出结果，很不甘心。他让我先回教室，如果放学前不主动交代，他就报警了。还没等放学，我就看见了小舅。他让我带上书包跟他走。我说还没放学呢。小舅轻轻推我一把，说老师准假了，现在就走。

　　我一路磨蹭，想着怎么应对。见小舅发火了，才跟上他。我家住在黄土场六号，据说过去是枪毙犯人的场所。上坡便看见停在巷口的警车，我头皮阵阵发紧，想龅牙真够狠的。小舅又推我一把，走呀！

　　竟然来了三个警察，两男一女。杨翠兰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双眼红肿。年长的警察在她对面坐着，年轻的一男一女分站在两个角落。第一次看到这种阵势，我慌了神。女警察摸摸我的扁头，叫我不要害怕，说着摘下我的书包。她把课本、作业本、铅笔盒掏出来，铺在地上，一一翻检。作业本上对钩不多，更多的是红叉。那一刻我挺羞的。末了女警察依序装回，冲年长的警察摇摇头。

　　警察离去，杨翠兰一把搂住我，号啕大哭。

　　警察不是冲我来的。一工厂的财务室被撬，盗走放在保险柜的两万现款。同一个夜晚，值夜班的工人不知去向。那名工人叫庞有亮，是我父亲。警察来了不止一趟，询问杨翠兰，还有我。旮旮旯旯都搜过了，连庞有亮的二胡都没放过。那一阵，杨翠兰的眼睛基本是肿胀的。

　　庞有亮没有踪迹，警察也一无所获。

　　两年后的某日，我放学回家，杨翠兰正陪李叔喝酒，就如同她陪庞有亮一样。李叔是庞有亮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叔每次来喝酒，都会给我带礼物，一盒饼干、一包软糖还有弹弓什么的。庞有亮叫他不要惯我，李叔总会说，孩子嘛。我挺喜欢李叔的。有次他翻我的作业本，我以为他要皱眉头，孰料他只是笑笑，说我比他强，他没一门功课及格。你看，我也当了工人是不？咱照样挣钱！还有一次，他喝多了，外面下着雨，被庞有亮强行留下，他和我睡在外面，第二天，他竟然有些羞，还向我道歉，说他呛着我了。

　　庞有亮没把李叔当外人，杨翠兰也是。庞有亮携款逃亡，他那些朋友生怕沾惹上麻烦，躲得远远的，杨翠兰就是这么说的。李叔不怕。除了小舅，李叔来的次数最多。有亮不是那种人，你要相信他，李叔每每这样说。或者，以我对有亮的了解，他没那个胆子。那时，杨翠兰便凶神恶煞般地大嚷大叫，他把我和小丁抛弃了，这总是事实吧？李叔叹口气，就算是，谁还不犯个错呢？等他醒悟——李叔的声音被杨翠兰排山倒海的叫骂淹没。我觉得杨翠兰有些过分，李叔本来是安慰她的，她却把人家当出气筒。

　　重体力活，自然是李叔干，如换煤气啦，买个米面什么的。龙门冬天寒冷，入冬前院子里必须备两吨煤。我们住的是排子房，前后距离很窄，没法进车，煤块只能卸到巷口。我家的煤都是李叔一筐一筐抱进来的。小舅得过肺结核，不能干重活，根本帮不上忙。庞有亮离开后，李叔就只干活不吃饭了。有时杨翠兰菜都炒好了，李叔也不肯。他总说有事，匆匆离去。杨翠兰就塞盒烟给我，让我追上去塞给李叔。李叔总要摸摸我的头，轻轻叹口气。

　　所以，那天见李叔和杨翠兰喝酒，我很意外。杨翠兰也完全不是先前灰塌塌的样子，穿了件紫色的衬衣。庞有亮离开后，她就没光鲜过。杨翠兰的腿动了一下，一颗光洁的篮球滚过来。我满心欢喜，抬脚踩住。知道谁给你买的吗？杨翠兰笑盈盈地。我已经是初中生，她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我说谢谢李叔。李叔摆摆手，快吃饭吧。这时，杨翠兰的笑一点一点收敛起来，她的脸有些严肃，“从今天起，你改叫爸吧”。

　　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有些东西突然涌上，说不清那是什么。我没说话，低头进了里屋。背后传来李叔的声音，别为难孩子。

毛 头

黄理朝我走过来时，我的肠子都快饿断了。他像我见到的其他公交车司机一样，拎个特大号水杯。夜色昏暗，我仍能看清杯底的残水上漂了几朵菊花。

　　四月的龙门，特别是晚上，寒意甚浓。十分钟后，我和黄理走进明德北红焖羊肉店。一天前我就订了房间，酒早已摆好，五星的龙门老窖。黄理说买这么贵的酒干什么，二锅头就行。我说黄哥哪里话，二锅头是我这种人喝的。黄理说，也罢，不过下次可不能把我当外人。我说，我从没把黄哥当外人。黄理呵呵一笑，这就对了，谁跟谁呀。

　　黄理酒量大，我领教过。每次我都做干杯状，但杯底总要剩那么一点点。其实，我敞开喝，他喝不过我。我不是来和黄理比酒量的。我带了两瓶酒，如果我少喝一点，另一瓶可能就不用开了。还有，我尽量夹火锅里的萝卜豆腐粉条，羊肉自然留给黄理。我并非小肚鸡肠，可日子过成这样，不精打细算不行。大鱼大肉的日子谁不想？命里没有呀。

　　黄理喝到鼻尖冒汗时，往后仰了仰，他的目光穿过一缕缕热气，定在我脸上。我问过了，不大好办。我说肯定不好办，好办还用得着黄哥吗？黄理说，你倒是有啥说啥，只是，我直接挂不上话，也得通过别人。我说，这就麻烦黄哥了。黄理说，单给校长就得一万。我立刻道，没问题。我早打听好了，校长一万，借读费、杂费、书本费另算，也得一万。我妻子在附属医院打扫卫生，她打听的也是这个价。黄理说，中间人那儿……我说，绝不让人家白跑腿。我从上衣内兜掏出两沓钱，昨天就准备好了，一沓一万一沓五千。黄理愣了愣，旋即笑了，我没退路喽？我严肃地说，我没几个朋友，只能给黄哥添麻烦。黄理说，好吧，我试试，办不成可别怪我。我说，黄哥能办成的，到时我……黄理打断我，办成了请我喝酒，办不成也不要骂我。我说黄哥说笑了，我毛头不是那样的人。黄理问，为什么一定要去二小？我听说二小一个班七八十号人，跟煮饺子一样。我大声说，我不能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黄理哈哈一笑，点着我的鼻子说，看不出来呀，毛头，真有你的。

　　那瓶酒还是开了。心情好，喝得痛快，餐馆快打烊了，我和黄理才离开。我住得远，在大境门外，走回去已是午夜。平时，妻子快睡醒一觉了，她起得早，睡得也早。那天，她直愣愣地坐在沙发上，我一只脚还没迈进门，她便弹起来问我结果。我说快渴死了，不能让我先喝点水吗？妻子接了杯自来水，递过来突然又撤回去，你不说，就甭想喝！我说好吧，大姐，听你的。

　　被闹铃叫醒，天已大亮。我嗅嗅鼻子，顺着香气望去，看到餐桌上的炒鸡蛋和炸馒头片。想起昨夜的折腾，我笑了笑，觉得骨头也被炸过了，酥酥的。我洗过脸，将炸馒头片和炒鸡蛋放在饭盒里，拎上昨日喝剩的半瓶酒。

　　父母也住在大镜门外，与我隔一条河，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但因为只有一座桥，每次去要绕一大截。

　　进院便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凿石头一样，咔！咔！！咔！！！我的脑壳阵阵发麻。

　　母亲正伺候小可洗脸，她护在小可身边，左手香皂，右手毛巾。她瞅见我手里的酒瓶，小声责备。我没接茬，说你别这么惯她，让她自己洗。小可说，我自己洗不了。母亲说，听见了吧，我可没惯她。我说，小可，秋天你就要上小学了，自己连脸都不会洗，老师和同学可要笑话你的。小可猛拍几下水，母亲忙说，那时小可就会了。

　　屋子有些暗，父亲靠在角落，有些模糊。身旁放一个看不出颜色的痰盂，几年前他就离不开了。昨天好点儿了没？我问。明知是废话，但还是要问。每天问。父亲问，酒呢？我不由笑了，你耳朵倒是好使，我妈不让你喝。父亲一阵剧烈的咳嗽，我忙在他后背拍了几下。父亲喘息片刻，催促，拿进来呀，你是来馋我的？我说哪有大清早喝酒的。父亲没好气，大清早怎么啦？谁规定了？我妥协，好吧，那你少喝点。父亲哼了哼，以为你是大夫呢！

　　虽然母亲反对，但我仍隔三岔五给父亲买酒。父亲好这口，他和母亲因为这个常闹别扭。早些年，父亲在工厂上班，我和母亲在村里侍弄那二十亩薄地。我们村庄管这叫一头沉。工资月月发，一头沉总是让人羡慕的。父亲倒是每月都回，但带不回多少钱，工资多半买酒了。夜晚吵了架，白天母亲仍是满脸笑意。乡亲打趣母亲是不是半夜数票子，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父亲带不回钱，但他说会把母亲弄到龙门，还说我将来可以顶他的班。父亲倒是没有食言，我们家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搬到龙门，但我并没能顶父亲的班。据说两瓶茅台就可以搞定，父亲也准备好了，但那天晚上他喝醉了，没找见厂长家。第二天厂长出门了。待厂长回来，已有了新政策。母亲自是经常唠叨，我也有过怨言，但能怎么样呢？活着的路又不只这一条。父亲仍然爱喝，母亲管不住。父亲住了几次院后，母亲的反对更加强烈。父亲照旧，只是不喝那么多了。我口头是赞同母亲的，行动却偏向父亲。他的日子不多了，喝点又能怎样呢？不喝怕也熬不到年底。我无能为力，能做的就是让他离开时少些遗憾。

范大同

死者是女性，裸体，三十岁上下，脖颈处有明显勒痕，嘴角有凝固的血迹，小腿处有两处梨状瘀青。除丢散的衣服鞋袜，没有任何随身物品。宾馆监控显示，昨天中午，该女子登记入住，半小时后，一男子进入其房间，三小时后男子离开，手里多了个女式挎包。男子一米七左右，体形偏瘦，头戴鸭舌帽，看不清面容。

　　我对小李说，摸清死者的身份及社会关系，逐一排查。除了体貌，要注意是不是左撇子。小李问，为什么是左撇子？我说，重新检查尸体，再看一遍监控。小李点头，我懂了。

　　九天后，案子告破，我和小李辗转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最后在包头将嫌疑人抓获。又是一起婚外情导致的凶杀。我经办的案子，与婚恋出轨相关的占了半数。五花八门，奇奇怪怪。闹出人命并非深仇大恨，常常是芝麻粒般的事。一个人住宾馆走错房间，屋里三个男人正在聊天，走错的人道歉后欲退出，其中一个男人骂了脏话，被骂者下楼买了把水果刀，捅死两人，另一个重伤。更离谱的一桩是一旅客在车站打了个喷嚏，对面的男人说唾沫星子溅他脸上，两人言语不合，撕扯起来。其中一人摸出酒瓶，对方重伤致死。遍地戾气、暴气、怨气，是不是很邪性？

　　案件虽多，我没有抱怨过。第一次办案，验完腐烂的尸体，呕吐了三次。现在当然不会了，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些疑点或意识到可能忽略的地方，会立刻赶到停尸房重新查验。我喜欢自己的工作，破获一个案子会休息一两天。

　　正好是周末，我打算把洋洋接回住一晚，当然，住两个晚上就更好了。我知道这有些困难，但必须试试。我给老头买了一盒虫草，给岳母买了两盒进口的钙片。给洋洋的东西不好买，她不像别的女孩喜欢布娃娃小熊之类，也不馋哪一类食品。我在商场转了两个多小时，选定几盒蔬菜饼干，一套有彩绘的童话书。毫无新意，我自己都有些泄气。但不知道选什么，实在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洋洋有个专门放玩具的柜子，都快撑爆了，其实叫垃圾箱更贴切，因为那些玩具丢进去后，她再无兴趣。

　　老头住在三义巷，四周高楼林立，小区显得老旧了。他在高新区还有一套房，带电梯的，空置多年。他舍不得离开三义巷，他对三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他当年的办公室是301，住宅也在三层。我早已离开老头的羽翼，但每次进这个门，都觉得自己矮了一头。

　　刚刚吃过饭，餐具还在桌上。我叫了声爸妈，同时瞥瞥洋洋的房间。岳母说，刚回屋，才上个三年级，就一大堆作业……你来有事？我捕到她眼底的警惕，说，今天休息，过来看看。

　　岳母走进厨房，老头仍埋在报纸里，我叫声爸，他抬起头。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雷打不动的表情，只是皱纹多了些。我说，我想带洋洋回去住……一晚，明天就把她送回来。老头看着我，似乎没听懂。我突然有些慌，这令我羞恼。但我毕竟不同于先前了，老头也不是从前的老头。我的目光晃了晃，稳稳地和老头对在一起。若云怎么样？他问。我说，上个月去看过她，她还好，就是瘦了一些。我没撒谎。老头说，你妈想去看看，你带上她。我迟疑一下，下周行么？老头说，看你时间。脑袋重又扎向报纸。我忙说，明天吧，我开车过来。老头说，你和你妈商量。

　　岳母自然不同意，每次都这样。她能摆出一万种理由。但只要老头点头，她难不住我。她嘱咐一遍又一遍，喝水，写作业，吃药，我没有失去耐心，一遍遍地应答，妈，我记住了。临出门，岳母突然又想起，洋洋昨天说想吃焖大虾，晚上回来吃吧。我说，门口的餐馆虾做得特别好。岳母说，饭馆不卫生，别带洋洋去那种地方。我说，好吧，那我自己做。我抱起洋洋，快步下楼。

　　洋洋对我和岳母的争夺——姑且这么说吧，无动于衷。有一次岳母让她选择，她看看我又看看岳母，垂下眼皮，任随发落的样子。她的茫然让我内疚，也让我有说不出的寒意。

　　一路无话。直到上了1路公交车，洋洋的眼睛方绽放出细碎的光泽。坐公交是洋洋唯一的爱好，她的嘴巴只有坐公交才撬得开。能坐到终点吗？洋洋问。我说，当然可以，坐到终点咱再坐回来。作业很多吗？我问。洋洋说，我能写完。她很聪明，能听出我的话外音。

　　坐了两遭，到明德北，已是中午。在就近的餐馆吃了点东西，我问洋洋下午想干什么，洋洋毫不犹豫地说，坐公交车。我暗暗叹口气，说，改天再坐行吗，咱换个花样，登山怎么样？你还没登过山吧，万一哪天老师让你写登山的作文，你都不知道怎么写。洋洋沉思一会儿，说，听你的。

　　西太平山就在明德北，一条缓坡，一条石阶，有些陡。我让洋洋选，她竟然选了石阶。倒也没多高，但爬到山顶，洋洋后背有些湿，额头也汗漉漉的。我脱下外衣让她披，她喊热。我说山上风大，一会儿就不热了，感冒就不能上学了。洋洋乖乖披上。

　　我和洋洋在朝阳亭坐下。从这个位置能望见龙门的全貌。我和庞丁常爬太平山，后来多了贺梅，再后来是我和贺梅。每次都要在朝阳亭坐一坐，说说话。有时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我第一次和贺梅接吻，不是在树下，也不是在墙角，就在朝阳亭。有人上来，我和贺梅分开；人离开，我俩又吻在一起。

　　本来打算坐一会儿就离开，但思绪飞扬，醒过神，一个小时过去了。洋洋两手托腮，目光如水。我问她想什么，她说什么也不想。我说去别处看看，她不肯，就要坐着。我只好陪她坐着。

　　从太平山下来，已近黄昏。我和洋洋商量，打个出租车，那么多作业等着。洋洋不说话，径直走向公交站牌。我跟过去，她说，我能写完。等公交的人多，我让洋洋靠后站站，同时拽了拽她。在站牌旁边立定，我便注意到那个瘦瘦的后生，长发细眼，还有他吊在手腕处的外套。他的目光游移不定，显然在寻找目标。干这么多年警察，我虽然没有火眼金睛，但这点儿判断力还是有的。2路公交车到了，我拽着洋洋紧随后生。一妇女上车的瞬间，包到了后生手里。我喝了一声，将后生扑倒。我没穿警服，手铐却随身藏着。这时，我听见尖细的哭声，是洋洋。她站在几米远的地方，双肩抖颤。我说，别害怕，爸爸逗他玩呢，过来，咱们坐下一趟。洋洋迟迟疑疑靠近我。我拽着被反铐的后生退到台阶上，掏出手机。挂了电话，发现后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洋洋，我突然急了，大吼，你他妈给老子蹲下！

李 丁

如果一个人脾气暴躁，最好不要开出租。柔韧的血管也会变得脆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炸裂了。但开出租却又是治愈急躁的良方，一天天下来，藏在身体里的火星一粒粒熄灭，再无燃烧的可能。被车流挟裹，任喇叭轰鸣，也可安之若素，比如我。

　　我旁侧的哥们儿不停地按喇叭，虽然他清楚按也无济于事，还是频频拍打。他肚里有火，他在发泄。可有的时候，越急越上火，越上火越急。我估计他开出租不超过三年。长青路是龙门最堵的一条，早先市委、市政府在这条路上，常有上访告状的，男男女女，疙疙瘩瘩，从政府门口一直堵到新华书店。若运气差，被裹在其中，没有两三小时逃不出来。开发商跑路，工厂发不出工资，被坑的，被骗的，每个人都是火药桶，你一个出租车司机，敢大嚷大叫吗？后来市委、市政府搬到高新区，长青路变成单行道，但照样堵。第一附属医院还在这条路上，不光坝上坝下，内蒙古的病人都往这儿跑。我拉的父女也是到一附院的，他们上车我就告知会堵。我从后视镜窥视，老人倒是安稳，女儿神色焦急，但没有狂躁举动。老人腿脚不便，若现在走着过去，二十分钟也到了。

　　终于挨到医院门口。比刚才好走多了，但快到三中时，又不动了。我想不对呀，这个时间不该如此。当然，堵就堵了，还能怎么着呢。我摇下车窗，正想抽支烟，脑里突然闪了一下。虽然只是预感，但我没有迟疑。钻出车门，穿梭前行。

　　还没到明德北，我就看见了在路口指挥的杨翠兰。她周围的车辆如一堆乱蚁，那多半是没听她指令被她逼停的。那时，已有一个交警靠近她，并试图将她拖离，哪里拖得动？杨翠兰化身交警，力气超凡，根本不像六十五岁的女人。我奔过去抓住杨翠兰，与交警形成左右合围之势。杨翠兰叫，干什么？没见我正忙着吗？我冲她耳朵叫，妈，我李爸四处找你，他快急死了。杨翠兰顿时被针刺一般，迅速偏过头，在哪儿，他在哪儿？我忙说就在前面，猛拽一下。杨翠兰步态不稳，身体不时碰到车身。交警尾随我和杨翠兰一直到人行道，我回过头说，实在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交警说，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说，真是对不起。交警挥挥手，走吧，看好她。

　　杨翠兰左顾右盼，你李爸在哪儿？我牢牢抓着她，就在前面，拐过弯就到了。杨翠兰说，你可别哄我啊。我说我不会哄妈的，李爸驮个煤气罐，你去帮帮他。杨翠兰脸上泛起喜气，没错，他是换煤气去了。

　　终于到了，我几乎被水洗了一般。杨翠兰问，你李爸呢？怎么不见他？我拽开车门，你上去，咱们开车找他。杨翠兰说，你又哄我，我不上。我大吼，杨翠兰！杨翠兰直定定地看着我，你叫我？我可是你妈啊。我说，你再磨蹭，就再也见不到李爸了。杨翠兰紧张极了，那快点儿啊。

　　我仍住在黄土场六号，上坡，杨翠兰认出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李爸呢？她不像刚才那么狂躁了。我将车停在路口，他出远门了，没跟你说吗？杨翠兰叫，他没出远门，他换煤气去了。我说，驮回煤气他出的门，他会打电话回来，你必须守在电话跟前。我这么说，杨翠兰乖顺了许多。

　　我结婚时李爸和杨翠兰将隔壁的房买下，拆掉院墙，改造成一个大院子。杨翠兰仍住原来的屋，数年前装修过一回，现在只是多了两扇护窗。那么粗的钢筋竟然锯断了，显然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杨翠兰仔细地擦拭着那部红色电话机，每天不知要擦多少遍，快擦破皮了。等待李爸的电话，是杨翠兰五十九岁以后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每次看到她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我都心如刀绞。可此刻，我却有难以形容的惊骇和愠怒。我伸出手，声音如铁，拿来！杨翠兰问，什么啊？我指指护窗，钢锯条！杨翠兰甚是紧张，什么钢锯条？我抓起电话举过头顶，你要不交出来，我就把电话砸碎。杨翠兰慌了，别砸别砸啊。她转过身撩起床垫。我暗暗心惊，竟然藏了三根钢锯条。哪来的？我追问。杨翠兰摇着头，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电话，随时要扑上来的样子。我说，你办不到，电话一砸就碎，告诉我，哪儿来的？杨翠兰指指头顶。角落有个通风口。我看着杨翠兰，她说，我不骗你。我缓缓将电话放下。

　　通风口处扣着木盖，没有固定，我轻轻移开，沿四边摸了一圈，竟然还有两根钢锯条。此外还有一把扳手，一把改锥。我问杨翠兰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杨翠兰摇摇头。她抓过电话搂在怀里。我叹口气，妈，你可不能往外跑了，李爸打来电话，没人接，他该多伤心呢。杨翠兰拼命点头，我哪儿也不去。

　　下午我便把护窗焊好。我跑出租，妻子与人合开麻将铺，谁也没有大把时间陪杨翠兰。有时我想，这和监牢没什么区别，但有什么办法呢？让杨翠兰跑出去等于害她。

　　我又把屋子检查一遍，连杨翠兰的被褥枕头都仔细搜过，确认她没有藏匿别的工具，但我并不踏实。电话哑的时间久些，她就变得狂躁。妻子让麻将铺的客人假扮李爸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立刻被杨翠兰识破。李爸的声音已经渗入她的血肉，哄她可没那么容易。

　　妈，我出去接应李爸，你好好守着电话。杨翠兰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我摸摸她的肩，说困了吧。她仍一声不吭。一绺白发垂在脸侧，我轻轻顺了顺。她就这样，前一个小时还大嚷大叫，后一个小时就突然痴呆无声。我把她扶到床上，试图把电话机拽出来。她搂得紧，只好作罢。

　　我给贺梅打电话，问她忙不忙，我过去一下。贺梅问，是不是阿姨的病又加重了。我说，有点儿。贺梅说，在民政局听讲座，结束我去家里找你。我忙说，开点药就行，我在诊室等你吧。贺梅停顿一下，说也好。但不到十分钟，贺梅的电话就过来了，说已经往回赶。我说不急的，贺梅说少废话，等我！

　　开了药，贺梅执意要去家里看看杨翠兰，我说她正睡觉呢。贺梅白我，她是我的病人，我有这个权利。我只好笑笑。

　　杨翠兰仍是痴呆安静模式，贺梅给她量血压，她极为顺从。但对贺梅的询问，她一言不发。

　　她今天又跑出去了，从屋里出来，我向贺梅解释，她可能有些累。贺梅问，闯祸了？我说还好，没发生事故。贺梅说，再让阿姨来院里住一段吧，毕竟有人护理，各方面都比家里方便。我迟疑一下，吃完这两瓶药再观察。贺梅说，住院费用你不用操心，这个可以变通的，我们毕竟有福利性质。我立刻道，那可不行！贺梅目光犀利，我知你不缺这个，但如果可以省，为什么不呢？我说，已经够麻烦你了。贺梅说，我是医生，有什么麻烦的？把阿姨送过来吧。我说，今天不行了，明天吧。贺梅突然笑了，我可没规定日子。我说，其实我打算请个陪护的，我老婆的麻将馆现在也挺挣钱，只是……贺梅问，阿姨和你继父生活了多少年？我怔了怔，说，二十一年。贺梅问，和你父亲呢？我说，十五年零三个月。贺梅不语，半晌才说，难怪。我说，这和时间多少没关系。贺梅说，当然，我清楚，但未必一点关系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贺梅偏过头，你现在特烦我吧？我说，那又不是秘密。贺梅说，我想把治疗方案调整一下，不过你得配合。我说，这还用说？贺梅说，我还没说呢，说出来，你就不会这么痛快了。

贺 梅

站在楼顶边沿的是盛红敏，红衣黑裤，长发飘飘，格外抢镜。她喜欢红衣服，颜色随季节更替变化，粉红、橘红、紫红、黑红。楼倒没多高，八九层的样子，但摔下来，非死即残。我双手呈喇叭状，冲她大喊。盛红敏没听见，或不屑于理我。她缓缓张开双臂，很优美的飞翔姿势。我的心几乎蹦出来。铃声大作，我从梦中挣脱。电话就在床头，两次才摸到。我不想安装固定电话，手机足够了，但院里有规定，谁也不能例外。半夜来电，肯定没好事。果然。挂了电话，我快速抓过衣服。衣服团在一起，其实井然有序，我焦急，却不慌乱。

　　还没到二楼，便听到疯狂的号叫。焦姓病人身子蜷曲，如一张陈旧的弓，双手捂着裆部。值班医生跪压着焦姓病人，护士小贾手足无措，瑟瑟发抖。我问叫救护车了吗，小贾几乎要哭了，贺大夫……我喝叫，打120！她这才跌撞着往医办室跑。我蹲下去，抓住焦姓病人的胳膊，让他放松，慢慢抬离。他下身赤裸，挪开血淋淋的手，一目了然。我问，在哪里？值班医生没听懂，我又问一遍，他方醒悟，往四下里乱瞅。焦姓病人幸灾乐祸地笑起来，你们找不到了，哈哈。我瞅瞅开了半扇的窗户，让值班医生即刻下楼，无论如何要找到。记得带上手电，我说，叫上小贾。我得留在病人身边。我不是外科大夫，处理不了这个，但我可以让病人镇定，减少出血。

　　终于能喘口气，喝口水，已经是次日中午。焦姓病人的命是保住了，但……他是三天前住进来的，我还没记住他的名字。不出所料，当天家属团就到院里交涉了。虽然焦姓病人还在一附院的床上躺着，虽然我认为患者为上，但我亦能理解家属的愤怒。院里临时成立了事故小组，院长自然是组长。院里不会让我参加，因为我总是为病人和家属说话，有一次院长急了，冲我拍了桌子。我不是故意和院长唱对台戏，家属也不会找我，但说着说着我就“投敌叛国”了。院长原话。院长挺不容易，上个月有个病人吞了钢笔帽，才消停几天，又发生自宫事件。

　　达成赔偿协议后，院长把我叫过去。他脸色晦暗，眼袋又大了一圈。他问，喝水不？我说不喝。他问抽烟不，我说不抽。院长拍拍松弛的腮帮子，牙疼，上火就牙疼，不等退休，牙齿非掉光不可。我说，你可以提前退啊，掉光牙，就啃不动排骨了。院长哼一声，我焦头烂额，你倒说风凉话。我说，不敢，我自知有罪，听凭院长发落。院长说，罪谈不上，但责任是有的，不能不处理。我说，你叫我就这事吧，你定就是，不用和我商量。我已经背了好几个处分，再多一个也没什么。就如我收到病人的锦旗一样，已经没了感觉。处分记载在档，那一大抱感谢信锦旗在柜子里沉睡。功过于我都是浮云。

　　院长感慨，我能像你这么洒脱就好了。我站起来，如果没别的事……院长做个手势，我又坐下。院长问，他的刀片是哪来的？我回答不上，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入院时已经检查了他的衣物，没携带什么，自入院就没出过病区。事后我问过值班医生和小贾，傍晚焦姓病人没什么异常，除了想摸小贾的手。被小贾呵斥后，也只是嬉笑一阵。自宫不是临时起意，入院前怕就有过念头。由此我推断刀片是他带进来的，没被搜到。但仅仅是猜测，或有别的可能。我问，这有意义吗？院长反问，你说呢？你不在乎多背个处分，我可不想被点着鼻子骂娘。我瞅瞅那几盆花，君子兰的叶子七零八落，龟背竹只剩下半个背了。每次纠纷，那些花都跟着遭殃。

　　院长说，他们拿花撒了气，就不在我脸上留记号了。我第一次感觉院长可怜兮兮的。我扭过头，一直在想。院长说，刀片其实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摸不清他们脑里藏着多少疯念头，没有刀片，还有别的。盛红敏的面容闪出来，我突然一悸。院长说，你常常让我不痛快，但我还真是敬重你，因为你像一把钻头，越硬的东西你越不服输，如果说有谁能钻进患者的脑子，那个人只能是你。我有些不适，略带调侃道，谢谢领导。院长目光凝重，为了医院，也为了你自己。我说，听见歌声了吗？我得走了。

　　院长室和行政科室都是平房，在医院最后一排，与病房楼隔着几百米距离，但我确实听到了歌声。盛红敏在唱。非常奇怪，无论在医院哪个角落，我都能听到。她唱的是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卡伦·卡朋特，一个三十二岁便离开人世的歌手，盛红敏最喜欢唱她的歌。我其实是个音乐盲，也完全没有音乐细胞，没有盛红敏，我不会知道这些。

　　快下班时，小贾把盛红敏带到医办室，仍是红黑标配。住这么久医院，她的身材依然令全院女性嫉妒。小贾退出去，只剩我和盛红敏。盛红敏每天要单给我唱一曲，不然她会狂躁不安。起初我只是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渐渐地，我有些依赖盛红敏的歌声。如果某天没听到，睡觉都不踏实。熟悉的旋律，《时光飞逝》——《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唱的专注，听的痴迷。直到小贾敲门，我的思绪才从另一个世界拽回。再见，贺大夫，盛红敏深深鞠躬，每次谢幕都如此。我微笑示意，她可以走了。随后立刻扭头，盯着另一个方向。

　　盛红敏在这座城市曾经家喻户晓，她是山城最美的主持人。那时，我读中学，最喜欢看她主持的节目。我没资格认识她，她与我是天与地的距离。后来盛红敏从屏幕消失了。传闻很多，她出国了，她失恋了，等等。我不相信那些传闻，她是什么人？她怎么可以失恋？还有说她精神失常，我认为更是无稽之谈，是嫉妒她的人故意编排。没想到盛红敏会成为我的病人，原来那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盛红敏永远不会知道，她的仰慕者在那一刻突然被尖硬的利器刺穿。盛红敏和我不仅是医患关系，也不仅是歌者与听众的关系。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那该称之为关系，还是别的什么。我只知道，我对她，有不舍，有心痛。盛红敏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但也没太大波动，不在重点监控之列，可我常常梦到她告别人世，割腕、跳楼、吞物……没有一个病人如盛红敏这样折磨我。院长说得没错，每个病人脑里都有刀片，盛红敏不会例外。但我钻不进去。

毛 头

在桥头蹲了不到半小时，我就揽上了活儿。谈妥价钱，我随业主看房，然后拉单子让他买料。我换上工作服，喷水，铲墙皮。我干过很多种活，跑车、装卸，还在屠宰厂杀过三个月猪。现在是刮泥工。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建楼，不愁没钱赚。老鹰吃肉，麻雀吃谷，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奔头，我挺知足的。但我不能让女儿像我一样，她该往吃肉的方向努力。大女儿读了所技校，不怎么好，这怪我，从念书那天起她就和别的孩子拉开了差距。在小可身上，我要下大注，让她进龙门最好的学校。

　　两天半，三百八十元到手了。业主不错，我少要了二十块钱。我买了两袋小可爱吃的无水蛋糕，割了二斤肉。叫花子鸡刚出炉，来了一只。这等美味自然要喝点酒，不然父亲还不嚷翻天？明德北堵车了，电动车、自行车、行人都钻缝儿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可不傻傻地站在路边等待畅通。又是那个疯癫的老女人，我明白堵车的原因了。她有家人吗？怎么不看着她点儿？一个司机伸出头呵斥，这么窄，挤什么挤！我没理他，只要不蹭着他的车，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终于钻出来，我把肩上的电动车放下来，像打了胜仗一样挺挺脖子。

　　母亲面带惊讶，真是你呀，老东西说你回来了，我以为他胡说八道呢。目光落到酒瓶上，顿时冷了脸。我笑笑，少喝几口，养人。一阵咳嗽之后，父亲说，已经买回来，就不要馋我了。母亲说，听见了吧，老东西不识惯。父亲提高声音，你再说我坏话，我把暖壶砸了。母亲气呼呼的，有本事你把房顶揭了。父亲啪啪拍墙，我掀开门帘，连洗杯的工夫也等不及了？父亲扬起的胳膊缓缓垂下，嗫嚅，我就是气气她。

　　两口酒下去，父亲的神色便活了。这酒不错，不过不如上次的，父亲评价。我说，那还用说，上次喝的是五星。父亲问，你请客了？请谁？我说，黄理。父亲的嗓子又开始凿了。黄理这个名字让他不舒服。他和黄理的父亲同一年进厂，黄理父亲不但把老婆孩子的户口转成非农业，还给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喝口水？我问。父亲摇摇头，大大喝下一口酒。酒比什么都管用，他说，小可妈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想换工作？我说是小可上学的事。父亲问，念个书也得找人？我说，那得看上什么学校，我想让小可上龙门二小，没关系哪里进得去？父亲沉默一分钟，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喝了口酒，嚼了粒花生米，见父亲仍瞪着我，说，喝你的酒吧。父亲说，要花多少？我说，你操心自个儿吧。父亲便垂了头。

　　过了一会儿，父亲问，我还有多长时间？我装出生气的样子，胡说什么呢？父亲说，自个的病自个清楚，怕是没几天了，我想问问，医生是怎么说的？我说，我妈还指望你的退休费养老呢。父亲说，我对不住她，也对不住你，我是个烂人。父亲从没用过这样的词。我说，这酒劲大吧，没喝两杯，你就胡说八道了。父亲说，别看我嘴巴硬，心里一直愧疚，我就一混蛋。我说，醉了，别喝了。父亲挡住我的手，我是混蛋，却不是穷光蛋。我乐了，莫非你藏了宝贝？是祖传的吗？父亲窥窥门口，仿佛怕母亲听到，我确实藏了……现在我不能告诉你，等快闭眼的时候，所以我得清楚自个还有多长时间。我嘻嘻哈哈的，你想立遗嘱，我可以请个律师。父亲一本正经，没那个必要。我说，行了行了，我不要你的宝贝，你少冲我妈发点儿脾气就行了。父亲说，习惯了，改不了。我说，那你留给她吧，省得你愧疚。父亲问，不相信你老子？我说，相信！行了吧？父亲说，你会相信的。

　　妻子带回一张《龙门日报》，第二小学校庆日，有两个整版都是关于二小的。我把那张报纸看了好几遍，妻子说都快吃了。从第二小学毕业的名人很多，官员、老板、主持人、记者、作家、经济学家，连现任市长都是。社会上说二小多么多么牛都是有根据的，绝不是胡说八道。兴奋之余，我也有些不安。想把孩子弄进二小的家长绝不只我一个，在这个城市，太多人和我竞争。

　　一大早，我就给黄理打电话，黄理说正在进行中，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联系。他说，没那么简单，你别催！我听出黄理不高兴了，忙解释说不急的。上午，我特意去了趟二小，当然进不去。我扒着栏杆瞅了一会儿。气球和彩色条幅还在，鱼一样摆来摆去。

　　下课了，娃们拥出教室，叽叽喳喳的。没有比这更动听的音乐了。有朝一日，小可也会成为这音乐的一部分。我闭上眼睛，沉醉其中，直到铃声再次响起。眨眼之间，校园空空荡荡。另一种声音传来。一男教师走出楼道口，朝侧面的平房走去。又出来一女老师，径直朝大门走来。我盯着她，也许她就是小可未来的语文或数学老师。怎么这么面熟？我暗自嘀咕。她走到校门前，保安迎上去，不知说了什么。大门缓缓拉开，那是保安遥控的。女老师走出大门，我突然想起，女老师应该是第二小学校长，昨天的报纸登了那些从二小毕业的名人照，也登了校长的照片。没错，她就是！我还记住了她的名字，孔侃。我敢说，见到总统我也不会这么激动，浑身过电一样。我甚至想跑过去，问声好。当然我没那么做。那会把人家吓坏。我像打摆一样抓着栏杆，望着那个背影钻进轿车，望着轿车消失……

范大同

去单位的路上，小李打电话，说晚到一会儿，随后说了弃婴什么的。我随便唔一声。昨天去戒毒所看若云，回来便心不在焉。整个夜晚都被她纠缠——结婚多年，她第一次进入我的梦境。她手持利刃，目光又凶又冷，在我的身体上比比画画，我被她震慑住，完全不能动。清早，我脑里似乎塞满糟糠，难以集中注意力。小李没必要打电话给我，不要说晚到一会儿，就是整日不露面，我也不会训他。过了三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脑里突然咔嗒一声，随即回拨过去。告诉小李在福利院门口等我，我马上赶过去。

　　一旦有事，整个人便上了发条，二十三分钟二十秒之后，我将车停在福利总院门口。婴儿放在一个没有提把的篮子里，身上盖一块荷花图案的薄毯。小李去柜员机取款时发现的，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小李把攥着的纸条给我，我瞅瞅就说，我来处理，有事你忙吧。小李说，我没事。我说，那你找点事干。

　　小李没再说什么，他当然听出我想支开他。我没做任何解释。其实没什么秘密，有秘密就不会这么说了。

　　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庞丁家就在附近，以前我俩常到这儿玩。总院下设三个分院，养老院、孤儿院、精神病院。无聊时，我们故意挑逗精神病人，冲他们扮各种怪相。有栏杆护着，丝毫不用担心他们扑过来。那些可以在院里自由行走的，病情较轻，没什么攻击性，但也不能刺激。唯一有趣的是小哑巴，每次见到我和庞丁都会敬礼，左手敬了右手还要敬。

　　办完交接手续，院长送我出来。我和院长见过两次，一次办案，一次也是送一个弃婴，算是老相识了。院长说你连杯水也不喝，我真是过意不去。我哈哈一笑，我退休了，打算住到养老院，你给我留张床。院长也笑了，没问题，我争取当到你退休。精神病院是侧楼，通体白色。我拽回目光，对了，听说你们这儿有位大夫，特别擅长治失眠症？院长说，有啊，我们院的顶梁柱贺梅，贺主任，很了不起。然后压低声音，不瞒你说，市里有位领导，还有领导的老婆，严重失眠，都是贺大夫治好的，范队长怎么知道她的？你想找她瞧瞧吗？我说，最近睡眠很差，如果方便……院长说，当然方便，走，我陪你过去。我问，是在那座楼吗？我自己去吧。院长说她这个人很怪，我怕她冲撞了你。我说，不要紧的。院长推我一把，走吧，我得给她介绍一下。

　　算起来和贺梅有一年没见了，上次还是在同学聚会上。说了没几句话，我本想送她一程，但她喝醉了，由庞丁扶着，我没再上前。

　　我平时走路没什么声响，可不知精神病院的楼梯是什么材料做的，每迈一个台阶，都像锤子砸在冰上。贺梅正在给病人量血压，她很专注。院长打个手势，让我坐，我摇摇头。贺梅该是瞥见了院长，也该注意到了我，但她的姿势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量完，病人离去。她把测压仪放回盒内，这才抬起头。

　　贺大夫，这是刑警队范队长，院长介绍。贺梅的目光终于落在我脸上，没有意外，当然更没有惊喜。我忙上前，伸出手，贺大夫好。贺梅冷冷的，队长？我犯什么事了吗？院长抢先道，瞧你这张嘴，范队长……我向院长示意，院长无可奈何地笑笑，那我下去了，让贺大夫给你瞧瞧。

　　我在贺梅侧面的凳子上坐下来。在老头面前，我矮了一头，在贺梅面前，我至少矮两头。我已经没有和他们并肩的可能，虽然我从未放弃努力。贺梅说，你别影响我工作。我说，我是来看病的。贺梅冷笑，你该明白，这是什么性质的医院。我说，当然知道。贺梅问，专程吗？我摇摇头，不，顺便瞅瞅。贺梅说，好吧，什么症状？她的目光柔软了许多。我问，不量量血压吗？贺梅带着嘲讽，这是精神科。我硬着头皮说，可是，你刚才也量了的，难道他看的不是精神科？贺梅审视着我，一言不发，就像我无言地瞪着犯人那样。我不是犯人，可我还是发慌。贺梅说，这里可不是刑警队。我说，对不起，我忘了。贺梅说，有一类病是妄想型的，病人总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好吧，既然你想量，把袖子撩起来。我忙说，谢谢、谢谢。她没理我。她一丝不苟，没敷衍我。我直视着她，甚至有些放肆。她注意到了，我以为她会脸红，但直到量完，她的神情都没有变化。一百到一百五，略高一点儿，也还正常，她边放测压计边说，不用吃药，注意休息。

　　谢谢你，我轻轻地说。贺梅仍是医生的口吻，建议你找个专科大夫，你可以走了。我说，你还没给看呢。贺梅带了些愠怒，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我睡眠不好，真的。贺梅显然有所怀疑，你……睡不好？我说，忙起来还行，一旦没有案子，大脑松弛下来就睡不好。贺梅揶揄，你每天都盼望着这个城市发生点儿什么吧。我说，你错了，我向老天发誓，我从无那样的念头。贺梅瞪我一会儿，最差的时候，睡几小时？我说，说不好，三小时，也可能两小时，还全是梦。贺梅笑笑，谁不做梦呢？很多人白天都做。我突然又矮了一些。我垂下头，我只做一个梦。贺梅没再笑，示意我往下说。我说，我总是梦见自己的身体长出东西，有时是一株花，有时是一棵树，有时是铁栏杆，还有一次一群蛇从身体里钻出来，摇摇摆摆。贺梅问，你害怕吗？我摇摇头，只是有些恼火，我不停地拔，可总是拔不完，累得要命，每次醒来都特别口渴，所以睡觉前一定要在床头放两大杯水。贺梅说，过度焦虑，不要紧，我开点药，你先吃着试试。我说，那谢谢你了。贺梅低下头，开了方子给我，到一楼取药。我站起来，却没马上离开。贺梅一动不动，还有事吗？我问，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贺梅说，当然可以，如果你咨询用药的话。我说，可不可一起吃个饭？你方便的时候。贺梅极其干脆，不可以！

　　发动着车，我看见庞丁拎着一兜水果往福利院走来。我从车里钻出，喊他。庞丁显然很意外，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再说一遍，我叫李丁！我说，叫惯了，改不过来呢。庞丁问，你怎么在这儿？我笑笑，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你不接我电话，我只好在这儿等你。庞丁说，我开车的时候不接电话，谁的都不接。我说，你不用解释，接不接都是你的权利。庞丁问，找我干什么？如果让我约贺梅，我办不到。我说，我刚从她办公室出来。庞丁眼睛发硬，你找她干什么？范大同，是个爷们儿，你就离她远点儿！我说，你不用冲我嚷嚷，我只是找她开点药。我返身从车座抓出那两个药瓶，看见了吧？庞丁讥讽，不愧是公安，什么招都使得出来。我叹口气，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没指望你相信，你有理由这样。但我告诉你，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庞丁说，我可没资格和警察交朋友。我听到心里的碎裂声，很响。我说，你是想说我没资格对吧，或许是，不过，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庞丁说，哪敢啊，据说你是这个城市的英雄，常在电视上露脸。我家的电视不好，我总是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你。真的是你吗？有个硬岳丈确实不一样。我有些生气，我是干出来的，庞丁，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无耻。庞丁说，我哪儿敢呀，你觉得我有这个胆子？没别的吩咐，我要进去了。我问，去看贺梅？庞丁的神情闪过一丝波纹，像水面掠过微风，很快就合回去。他用近乎严厉的声调说，我母亲在上面，这不需要向你汇报吧。我叫，阿姨住院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去看看她。庞丁说，不必了，她不喜欢不相干的人靠近。丢下我，大步走开。

庞丁或李丁

初三毕业前夕，我参与了一场群架。一方是范大同，另一方是邻班的杨不凡。杨不凡的父亲是红星锁具厂厂长，据说常给学校捐款捐物。杨不凡拥有一辆雅马哈摩托，他常在操场上显摆，吓得女生们尖叫躲避。贺梅没躲，不但没躲，还骂了他。杨不凡就这样认识并迷上贺梅，常纠缠她。范大同和杨不凡干了一架，没分胜负。杨不凡约范大同再战，范大同当然不惧。星期六的黄昏，我随范大同到大镜门外应战。对方五人，为首的杨不凡持了一把水果刀。范大同问我怕不怕，我说怕个。其实我有些发毛。范大同捡起两半拉砖头，塞给我一块。混战持续了十几分钟，范大同小臂扎了一刀，杨不凡被范大同拍倒在地。两人都挨了处分。杨不凡没再纠缠贺梅。我损失最大，因小腿骨折，未能参加中考。

　　在医院的半个多月，基本是李叔陪我。我习惯叫他李叔，叫别的我别扭。杨翠兰负责送饭，中午一趟，晚上一趟，不是炖排骨就是煲鸡汤，出院时我长了五斤肉。回家继续躺着，李叔请了半个月假，没法再请，杨翠兰也上着班，白天基本我一个人在家。我抓着遥控器，从头摁到尾，再从尾摁到头。喜欢的就停一下，不喜欢的就翻过去。范大同来过几次，其中一次与贺梅一道。他找了份零活，也待不长。有时，任电视响着，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杏树。杏树是我和庞有亮一起移栽的，那年我五岁，与杏树苗一样高。庞有亮说比比看，你俩谁长得高。我的个子蹿得快，一度超过范大同，但还是没长过杏树。又结果了，再有一个月就可以采摘。一棵树能摘两三筐，当然吃不了，庞有亮打发我给左邻送一碗右舍送一碗。李叔则把杏做成酱装在小罐头瓶里，仍与左邻右舍分享。庞有亮的影子一点点地从我和杨翠兰的生活中淡出。起初，杨翠兰说起他还咬牙切齿，骂他自私鬼，没良心，她隐约听到庞有亮有个相好，他与相好一起跑的。后来，她没了怒怨，如果说起来，用“那个人”称呼。李叔虽不会拉二胡，但厨艺很好。他只要有空，绝不让杨翠兰沾手。他最擅长红烧，红烧肉、红烧猪蹄、红烧鲤鱼、红烧冬瓜和萝卜。庞有亮和我一样总是吃现成的，如果杨翠兰不在家，他只会白水煮挂面。庞有亮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拉二胡，仿佛这才是他的正业。杨翠兰为此常数落他，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本事你搂着二胡睡”。庞有亮没打过杨翠兰，偶尔嚷叫，多半是杨翠兰摔了他二胡的时候。李叔脾气更好，嚷都不嚷，邻居们说杨翠兰因祸得福，掉进了蜜罐。如果当杨翠兰面说，杨翠兰总会叹息一声，还能怎么办呢，我和小丁总要吃饭。听上去是被逼无奈，其实心里美着呢，这个我知道。就像那些被树叶掩映的杏，不管藏得多么严实，我还是能发现。一个、两个、三个……我像将军一样辨识着士兵的面孔。

　　那天李叔拎个编织袋回来，满脸兴奋地让我猜。还没等我张嘴，他就伸进袋子。竟然是一长尾锦鸡，我不由啊了一声。锦鸡受到惊吓，不停地挣扎，李叔抓得牢，几片羽毛飘下来。我以为是李叔抓的，他说他哪有那么大本事，是从别人手里买的。你一个人怪闷的，给你弄个伴儿。李叔连夜做了笼子。笼子吊在窗外我看得见的地方。锦鸡仍然惊魂不定，也可能是悲伤过度，对食槽里的大米粒视而不见。偶尔鸣叫一声，听着让人难过。第三天越发蔫了，一声都不叫。我问李叔怎么才可以让锦鸡进食，李叔想了想说，也许不合胃口，我试试吧。他捉了一些虫子，锦鸡终于有了兴趣。我喜出望外，说李叔你真了不起。李叔说如果你整天想着一件事，一定能做成。李叔让我快快恢复，这样就可以亲手捉虫子喂锦鸡。你喂它，它就喜欢你。我信李叔的话，每次都亲手放食。一个月后，锦鸡的羽毛亮闪闪的，叫声也不那么悲伤了。我取得了它的信任，靠近，它便扑扇翅膀。它的眼睛亮极了，像两面小镜子。哪天没捉到虫子，它也可以吃大米，当然只有我撒它才吃。范大同不信，试验过，嘿了一声，挺通人性啊，真他妈的。范大同问我怎么训练的，我没告诉他。说了他也未必信，那实在算不上秘招。

　　九月底，我重返校园。但我的心并没有回来，常常走神，牵挂我的锦鸡。腿没好利索，不能快走，但是放学我就一路疾行。锦鸡见到我便欢快地扑腾。只是我没有虫子喂它，这个季节哪里找得到虫子？就算我有时间也不可能。当然，锦鸡可以吃米粒和麦子。一个冬天，锦鸡瘦了许多，羽毛常常是零乱的。李叔说也不全是吃不上虫子的原因，野鸡，野外的环境更适合它。我犹豫几天，把我的想法对李叔说了。李叔说，小丁，你有任何想法我都支持，只是它在笼里生活的时间久了，觅食能力退化，这么冷的天，冻不死也得让野猫野狗吃掉，不如天暖了再放。我认为李叔说得有道理，就搁下了。

　　转年春天，一个周六的上午，我与李叔一起上太平山放生。真要放了，又怪不舍的，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在那片树林前立住，李叔说，现在你还可以反悔，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决定吧。我凝视着锦鸡，它也正注视我。我说，还是让它解放了吧。我缓缓打开笼子，锦鸡迟疑着，我做了个飞的动作，它也迈了一步，又一步，仍在迟疑。它终于站在石头上，却没有飞。我问李叔它是不是不会飞了，李叔说有可能，等等看。我连做了两个动作，它扑棱一声，飞到树枝上。我哈一声，它会飞呢。锦鸡鸣叫几声，飞向树林深处，转眼就不见了。我以为它会回头看看我，但没有。我怅然若失，李叔拍拍我的肩，回吧，它会记着你的。

　　我和李叔准备下山，锦鸡却又飞回来，仍旧站在刚落过的树杈上，冲我鸣叫。我兴奋得五官都变形了，快看，它还认得我。李叔说，它当然认得，在和你告别呢。叫了几声之后，锦鸡再次飞离。李叔说，怎么样？它也舍不得你，你信了吧。我双目放光，憋足劲儿叫了声李爸。他愣了愣，说，好小子！

毛 头

父亲咳嗽了多半夜，母亲没睡好，满脸倦意。母亲心疼我，说我白天干活，不让我留在父亲身边。可我也心疼母亲，她也一把年纪了，况且她白天也有忙不完的活儿。我提出和母亲轮流陪父亲睡，母亲没拗过我，同意了。

　　父亲是从午夜开始咳嗽的，断断续续，凌晨三点，他坐起来。坐着就没那么剧烈了。父亲让我睡，说再不眯一会儿天就亮了。我倒了杯水给他，坐他对面。父亲说，你要不睡，就给我倒杯酒吧。我不同意，哪有半夜三更喝酒的。父亲央求我，就一小杯，待会儿咽了气，就喝不成了。我心下不忍，倒了一小杯。父亲伸出舌尖轻轻点了一下，喘着粗气说，酒也能止咳的。我说，你喝酒总有理由。父亲咧嘴笑了。突然间，父亲变得严肃，毛头，咱爷俩说说话。

　　我到底还有多长时间？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父亲问得特别认真。我佯装生气，怎么又说这个？就不能说点儿别的？父亲说，人都是要死的，我想得开。我说，我要能掐算，不成神仙了？父亲说，你问问医生。我硬邦邦地，医生也不是神仙，要问你问。父亲说，你要不问，我就自己去，我还动得了。我瞪着他，你还嫌不乱？父亲固执地，我心里得有数，咽气前，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说，有什么话现在说吧。父亲瞪我，你咒我现在死吗？我气笑了，咋说你都有理。父亲说，你明天回趟老家，先把墓地选好。我说，我还没问医生呢，急什么？父亲说，选墓地很要紧。我不理他。父亲说，别把我埋在龙门，埋不起。这倒是实话，我咨询过墓地价格，最便宜的一平方米也要三万，好一点儿位置都要七八万。我没敢和父亲提，不知如何开口。父亲如此说，我大大松了口气。父亲说，把我埋在祖坟，祖坟不要钱，活着是你们的累赘，死了不能再成为你们的负担。我突然一阵羞愧，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我小声说，如果你……父亲打断我，我要和你爷爷、太爷爷在一起。我说，听你的。父亲说，你明天回去一趟。我说，你急什么？父亲说，早晚也得回去，宜早不宜迟，定了我踏实。我问，还有啥交代的？父亲说，对你妈好点儿。他的腔调让我不快，这还用你交代？父亲说，你妈跟我一辈子，没享上啥福，说起来我是吃公家饭的，人人羡慕，可到头……连户口都没迁过来，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父亲猛咳一阵，接着说，这房别卖，等着拆迁。显然在交代后事了，我有些难过。父亲说，这辈子让酒害了，我要不馋酒，不会这么糟，毛头，我是不是很自私？我说，我也爱喝两口，你都瞅见了。父亲说，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说，越说越离谱，醉了？父亲说，我还有些钱，不多，连你妈都没告诉。我笑了，那是你的喝酒钱吧？父亲在鞋垫下柜缝处都藏过酒钱，害得母亲每天像个侦探。父亲也笑了。我问，你的宝贝呢？现在拿出来让我瞧瞧？有一刻，父亲的脸变得僵硬，还有一丝尴尬。其实我是逗他的。父亲垂下头，我做梦都想有一件宝贝，咽气前传给你。我说，那你继续做，没准梦想成真呢。父亲抬起头，好像相信了我的话。

　　次日一早，我赶到长途汽车站。父亲催得急，况且如他所言，早晚要办。定了，他踏实，我也踏实。村庄距县城尚有四十公里，到村已经中午。我找到家族主事的长者，说明来意。我计划当日返回龙门。长者领我去了一趟墓地，我才知道事情远非先前想的那么简单。坟墓原本排列有序，也留了活人的位置，是按一具棺木的大小留的。那是过去的标准，现在丧葬风气变了，时兴大穴，一个逝者占去约两个位置。没有空位，后逝者只好埋在别处。虽然也在祖坟附近，但等于另立坟头。所以选墓不是一句话的事，要和族人商量，还要请风水先生。我只好住下。

　　长者问我墓穴什么样的标准，有一万八的，有两万八的。我吃了一惊，这么贵？长者说一万八的是硬砖砌墙，白灰壁，大理石地面，墓顶为水泥板。长者特意强调是龙门砖，三七式。两万八的仍是三七砖墙，但四壁全是大理石，有精美的图案。我问，含棺木钱吗？长者的表情有些复杂，顿了顿说，棺木是棺木的，有几千的，有几万的。我没吭声，这和在城里买公墓差不多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不用丧葬公司不行吗？长者说，至少砌墓要用吧，莫非你还能自己砌？我真想自己砌，自己刮泥子，但我清楚，不大行得通。我问人们都选什么标准的，长者说当然一万八的多，也有选两万八的，你父亲怎么说也是吃官饭的，还是选两万八的好，不然面子上过不去。我说，其实都一样，人死灯灭。长者道，怎么可能一样呢？人在地上几十年，在地下是永久的，活着想好，死了就不想了？古代的皇帝坟墓盖得不比宫殿差，不就打算死了也过原来的日子吗？普通人活着过不上，死了总可以。你别认为黄土一埋就得了，那是你父亲以后的住处呀。我并不认可长者的话，不过没有反驳。况且，他只是建议，决定权在我。接下来又说了些别的，但我心不在焉。我来回权衡，睡觉前才决定。长者赞赏，这就对了，你父亲活着风光，跌倒头必须体面。

　　第三天我才返回。虽然超出我的想象，但还能承受，可以向父亲交差。我仰靠在座椅上，想眯一会儿，回去还有许多事等着。

　　电话响了，是黄理的。

贺 梅

上班的路上，我疾步如飞。总是这样，被追着似的，偶有人打招呼，我稍稍点下头，绝不停留。踏进总院大门，准确地说，捕到盛红敏的歌声，我的脚步才会放缓。院长虽多次批评我，但也经常表扬，从未迟到啦，爱院如家啦。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因为牵挂一个人。值班医生不打电话，说明一切安好，但被噩梦扰了一夜，我管控不住自己。我只相信自己的耳朵。

　　盛红敏唱的是《廊桥遗梦》主题曲《此情永不移》。不知她脑里装了多少支曲子，如果上帝让我许愿，我第一个愿望就是钻进盛红敏的脑子。沟壑还是丛林？峡谷还是险滩？我常这样想。此刻，我小心翼翼地，就像踏过不知深浅的河流。

　　不待我问，值班医生首先汇报了盛红敏的情况。我点点头，问杨翠兰怎样。值班医生说还算安静，就是不让人靠近，顿了顿又补充，她只信你。我说应激性障碍常常把现实和想象混淆，思维混乱，但某一瞬间是清醒的，如果把那一瞬间拉长，长到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等于在现实和想象之间竖起了隔离墙，那么就有治愈的可能。值班医生马上问，贺主任又有新点子了？我说谈不上新，只是把治疗方案调整一下。

　　把该做的安排妥，我才去杨翠兰病房。她每次来都住单间，谁让她是李丁的妈妈呢？我好歹有这个权利。除了去大街上指挥交通，更多时候她喜欢一个人待着。单间对她的病有利。她仍抱着那部暗红色的已经磨破皮的话机，睡觉吃饭上厕所也是如此，她生怕错过丈夫的电话。我坐在她对面，阿姨，你今天好漂亮。杨翠兰露出羞涩的笑，你也漂亮。我说，与阿姨比差远了。杨翠兰抓抓耳边的头发，都白了，怕他认不出我呢。我说，那怎么可能？你依然这么漂亮，叔肯定认得你。杨翠兰扭头望着窗外，换个煤气，咋这么长时间？不会被车撞了吧？我说，不会的，叔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个，准是顺便办别的事去了，以前不也有过类似情形吗？杨翠兰的眼睛再度有了亮光，他车胎爆了，害我热了两次饭。我说，我就说是吧。杨翠兰嘟囔，也不打个电话。我说，周围没电话，怎么打给你？杨翠兰盯住我，手机呢？他带了的。我说，如果没电呢？他怎么打？她想了想说，也是。我做惊讶状，阿姨用什么牌子的搽脸油，好香！杨翠兰说，紫罗兰。我哇一声，这名字听起来就香。杨翠兰的脸颊微微泛红，他喜欢闻这个。我小声问，李丁不知道这个秘密吧？杨翠兰略显紧张，你别告诉小丁，他还小。杨翠兰的思维串台了。我立即道，好，我不告诉他，谁也不告诉。杨翠兰松口气，你真好。我问，外面有人唱歌，你喜欢吗？杨翠兰大幅度摇头，呜噜哇啦的，像哭一样。我笑笑，那是外国歌曲，你不喜欢，咱放点别的。我把小录音机拿出来，问，准备好了吗？然后轻轻一摁。低沉忧伤的二胡曲缓缓流出。杨翠兰怔了一下，仅仅是怔了一下。好一会儿，她才盯住录音机，眼睛有些大。我屏住呼吸，观察着她的反应。但她只是瞪着，仿佛那是她从未见过的怪物。阿姨，我轻声问，你以前听过吗？杨翠兰没有反应。等了一会儿，我又问。杨翠兰说，听过，老早了。我迫不及待，你能记起什么时候在哪儿听到的吗？杨翠兰说，老早了。我启发她，是不是和小丁一块听的？杨翠兰摇头，忘了。我问，你能听出是什么乐器吗？杨翠兰眨眨眼，不会是二胡吧？我竖起大拇指，阿姨太牛了！怎么样？好听吗？杨翠兰说，也像哭。我立即摁下停止键，不听这个了，咱换一曲欢快的。除了《二泉映月》，杨翠兰的前夫最喜欢拉《赛马》。激昂的旋律在屋里回荡，杨翠兰皱皱眉，但仍在倾听。她的身体慢慢向桌子倾斜，我小心翼翼地叫声阿姨。杨翠兰突然竖直，关了！太乱了！！我说，听阿姨的。杨翠兰喘气不匀，像随奔马跑了一圈。我问，你也听过是吧？是和小丁一起么？杨翠兰摇头。我说，不要紧，你慢慢想，想起来告诉我，有奖励哦。

　　回到医办室，我从柜子里取出二胡。李丁送来时，两条弦均已断掉。我找人安了两根新弦，调了音，定了调。装扮换了换，身体仍是原先的。只待乐师奏响，那是下一步计划。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家具、器物，包括杨翠兰的记忆都与李丁的继父有关，唯有这把二胡是李丁生父的。李丁的生父挤进杨翠兰的脑子，那么另一个人就有可能往外退，哪怕一点点。我承认这个想法有些疯狂，但作为精神科医生，我知道药物永远达不到最佳疗效。我没十足的把握，只能试着往前走。李丁犹豫了几天才答应。我知他担心什么，那也是我担心的。但李丁还是相信了我。没他的配合，试验不能进行。今天是第一次治疗，还算满意。我给李丁打了电话，末了说，谢谢你。李丁叫，贺梅，你是打我脸吗？他在大街上，我听得出来。我说，不，我说的是心里话，阿姨出院那天，我请你吃饭。李丁生气了，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我笑了笑，小心开车，见面再聊。

　　我不是心浮气躁、沾沾自喜的人，但那天有些兴奋。很想找个人说说话，最好喝上一杯。院长、助理、护士，想了一遭，没有合适的。我犹豫一下，给他发了短信。他是我的病人，失眠症患者，是我治愈的。在治疗期间和他有了关系。但我从不联系他，除非他给我打电话。他很忙，几乎每天都能从电视看到他。离婚后我独自生活，有的是时间，他发信号，我即刻赶到宾馆，像个应召女郎，但我不以为意。除了时间，我只有寂寞。他曾提出让我去个轻松的地方，那是他一句话的事。我说考虑考虑。他没说什么，冲这一点，他挺善解人意的。过了半小时，他回信了，检查组来了。没有多余的话，但我清楚那五个字的分量。每一个都超过我的体重。我并不怪他。我想起范大同，也许他可以。有些滑稽，怎么想起他了？虽然我不再恨他。时间确实是良药，但也没有彻底将过去放下，对饮欢庆？拉倒吧。

　　夜晚降临，我开了瓶红酒。法国的。我没要过他任何东西，除了酒。我还抽烟。院长眼毒，问我平时抽哪种牌子。我当然不会回答。我只在自己的房间抽，什么牌子都与他无关。我打开录音机，盛红敏的声音响起，是《昨日重现》。我录了好多，说起来，盛红敏是陪伴我最多的人。酒与歌声一道流进我的身体，带着些许醉意，我跳了一段舞，在昏沉中进入梦乡。

　　次日，我的脑袋有些沉，但没在床上拖延。仍旧步履匆匆。范大同是在我抚摸那把二胡时进来的。我停下来，问他睡眠怎样，是不是还需要开药。范大同扬扬手里的食品袋，说来看看庞丁的母亲。我说，这里都是特殊病人，没有家属的同意，不能探视，你问过李丁了吗？范大同说，我只是探望一下，送些吃的。我拿起电话，范大同可怜巴巴的，贺主任，求你。我说，那么，请你离开吧。范大同说，这些东西你交给她，好吗？我停了一会儿，说只此一次。范大同说我保证，如果……我竖起手指，他说，好吧，谢谢你了。他仍站着。我问，你还有事？他上前一步，欲拿二胡。我拦住他。范大同问，这不是庞丁父亲的二胡吗？我看了他好一会儿，你认得？范大同说，当然认得，你知道，那会儿我和庞丁天天腻一块，每次去，他父亲都拉二胡，喏，这缺了一个角，是庞丁碰到地上磕的，弦是刚换的吧？我说，没错，就是那把。范大同问，怎么在你这儿？我说，你开始办案了？范大同带了些歉意，对不起，我是好奇。或许是他歉意的神情触动了我，或许是我仍沉浸在治疗的兴奋中，对他简单讲了。范大同满脸疑惑，这管用？我说，你该离开了。范大同叫，我可以帮你啊。我冷冷地，这里不是刑警队。范大同急躁地，听我说行么？要唤起庞丁母亲的记忆，最有效的不是二胡。轮到我疑惑了。范大同目光闪亮，他生父不比二胡管用？我问，你什么意思？范大同说，你该明白的。

李 丁

突然看见了庞有亮。

　　我猛地踩了下刹车，坐在后排的女士几乎撞到隔离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迅速右靠，停车，往庞有亮行走的方向追了几十米，已无踪影。从路口拐进去是古玩市场，人头攒动。我扫了几眼，不甘心地拽回目光。女士问发生了什么，听得出她的不悦。我说实在抱歉，收你半价。女士立即不吭声了。从火车南站返回，我走进古玩市场。我不懂行，平时极少到这种地方。转了两遭也没扫见那个身影。或许是幻觉，但也有可能是他。虽然只看个侧面，但脸形，走路的姿势都错不了的。二十多年过去，庞有亮还有他犯的事早已被忘记，他本人也会这么想吧，那么他回龙门瞧瞧也极有可能。如果是这样，总有一天会撞见他。

　　用庞有亮治疗杨翠兰的病，我觉得实在荒唐，但架不住贺梅劝说。那些理论那一堆专业术语我听不懂，她打的比方我是明白的。她说如果汤咸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稀释。我答应配合，万一有可能呢？就不用整日把杨翠兰关在牢笼里了。

　　庞有亮的痕迹已剔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把二胡留了下来，和扳手、改锥一起藏在顶棚的角落。杨翠兰最该丢弃的是二胡，因为庞有亮拉起二胡便把一切抛诸脑后，杨翠兰深恶痛绝，几次扬言要砸烂二胡。可是，她没有丢弃。我想不通，问贺梅。贺梅说每个人心里都藏着秘密，本人也未必能破解。贺梅回答了我，我却不知道答案。但不管怎样，二胡是庞有亮的宝贝，唤起杨翠兰的记忆该是可能的。但愿吧。

　　庞有亮也移出了我的脑子。偶尔记起，也如飞烟，转瞬即逝。我以为和他再没有关系了。贺梅开始对杨翠兰治疗后，他频频闪现。起初只是一粒粒悬游物，慢慢连成一条条线，之后便一块块堆在那里，由模糊渐至清晰。那年中秋节，杨翠兰把排骨炖在锅里，让庞有亮看着，她去商场买月饼，这天月饼打折，她是会过日子的女人。她特意嘱咐庞有亮好好盯着。庞有亮倒是没拉二胡，值了夜班，他睡着了。杨翠兰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庞有亮刚刚被烟呛醒。杨翠兰的嘴可不是吃素的，庞有亮招架不住，便向我求救。是的，只有我能平息杨翠兰的怒气。事后庞有亮塞给我三元钱作为奖赏。我常常闯祸，庞有亮常被请到学校，校长、政教主任、班主任都训过他，彼时的庞有亮像罪犯一样弓腰点头，发誓要狠狠收拾我。他把他们都骗了，他所谓的收拾就是拉二胡的时候罚我站立。只有一次，他当着某女生的家长扇了我一掌，拎着我的耳朵怒气冲冲地离开。走出校门，他就说，如果他不动手，那个女人就先动手了，或许就不是一巴掌。他还说，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动心眼。

　　我想起了很多……

　　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出现幻觉，而并非庞有亮回到龙门？我不知哪种可能更大。我再难以专注，从早到晚，坐在车里左右扫视。当看到一个人，还在很远的地方，只是有几分相像，我便点下刹车，放慢速度。然后加速前进。我清楚，这很不应该，但就是不由自主。有一次，一个客人恼怒了，虽然我再三解释致歉，他还是叫我停车，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给杨翠兰送换洗的衣服，贺梅说进展还算顺利，如果治愈杨翠兰，盛红敏也有希望。盛红敏的歌唱得棒极了，她没准能重返舞台。贺梅吃了兴奋剂般。盛红敏家喻户晓，我当然知道。贺梅从脚底拎出一盒茶叶，让我带走，说有些家属蛮不讲理地谢她，她实在招架不住。我说，那是谢你的。他们不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她说，你该知道的。我下意识地瞅瞅贺梅的小臂，那儿有一道疤痕，是被家属划伤的。我当时说，干吗不改行？她回答我说，慢慢你就知道了。

　　我开始给阿姨减药了，贺梅仍沉浸在兴奋中，我找到一个愿意来医院拉二胡的人，在唤起阿姨一部分记忆后，我就让他当面拉给阿姨听。然后，她突然盯住我，怎么了你？心不在焉的。我说，没有啊。贺梅笑笑，骗我！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贺梅问，怎么啦？我说，没怎么，就是问问。贺梅摇头，我给不了你准确时间，心理疗法，我也是尝试。你安心开你的车，我在这儿，你尽管放心。费用的事，我已经向院里申请，应该没多大问题。我忙说，这就不必了，已经给你添了太多麻烦。贺梅反击，这话很伤人呢。我说，我检讨，不过，确实是，医院不是你家开的。贺梅说，不是没有先例，况且我在阿姨身上进行的治疗是试验性质的，在别的医院，所有试验药品都是免费的。我知道你这个人，怕麻烦别人。我不是别人，对不对？其实，应该感谢的人是我，没你的信任，我怎能进行下去？我说，好吧，听你的。贺梅说，这就对了，只要能治好阿姨的病，别的都是次要的。我说，是。贺梅打趣，那为什么还垂头丧气的？

　　我想向贺梅说的，见了她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在她追问之下，我讲了最近的一切。沉默一会儿，贺梅说，幻觉的可能更大一些，相隔二十多年，即便他真的回来，相貌体形会发生很大变化，你怎么可能一下认出来？我说，万一他真的回来呢？贺梅说，纠缠你的不是他是否回来的问题。我问，那会是什么？贺梅说，说起来缥缈，但你被困住了，他若回来，被你发现，你该怎么办？报警，还是视而不见？我被问住。

范大同

去年，局里将十宗案件列为重案，都是陈案。破获了几起，其中一桩命案，嫌疑人逃亡二十八年，更名换姓，娶妻生子，还是个小老板。此案的侦破给局里长了脸，庆功会副市长都参加了。海燕电子厂失窃案不在重点之列，根本就没人提起，似乎被遗忘了。如果不是去看庞丁母亲，我也想不起来。庞有亮外逃多年，或许练就了狐狸的嗅觉，但更重要的是缉捕他的网没有持久地张开，可能与涉案金额不大有关吧。如果庞有亮是一剂药，没有什么比把他本人带到杨翠兰面前更有效。我一直想为庞丁做些什么，我希望和他回到从前。那么，就从这个案子开始吧。

　　当年负责此案的队长三年前因病辞世，接手的警员也已经退休多年，在秦皇岛与儿子住在一起。我去了一趟，约老警员在餐馆见面。老警员双鬓斑白，但面色红润，状态很好。我迫不及待，直奔主题。老警员轻轻哦了一声，说，这是真正的海鲜，你尝尝，在龙门吃的不新鲜，即便是活的，也没这儿的味道。我说，我可不是来吃海鲜的，我更喜欢牛羊肉。老警员说，习惯就好了，我刚来也吃不惯，现在没海鲜喝酒都没味儿。我说，还是说案子吧。老警员问我多大了，我说这是你当年的习惯吧。老警员说，你四十上下吧，我在这个年龄也觉得自己跟铁块似的，一有案子几宿不睡，抓捕了嫌疑人，那个兴奋。但人毕竟不是铁，说老就老了，好些案子没着落，揣了一堆遗憾退休。哪能事事如意？可这股劲就是缓不过来。刚退那几年，做梦都是案子的事，现在好些了，那已不属于我。我理解你，但你纵有三头六臂，也难免遗憾，干吗这么急？我说，我已经订了返程票。老警员说，那么久了，总得容我想想，来，这是母蟹。

　　我拽掉螃蟹的腿，老警员缓缓开口。那个案子我记得，因为接手时我有点情绪。有一桩大案，没让我参与，理由就不说了。干咱这行，谁不想啃硬的？普通案子没什么劲。当然纵有情绪，我也不马虎。只是……我调查的时候，海燕电子厂已经被北京一公司收购，生产的也不再是收音机，工人退的退，调离的调离，认识嫌疑人且有过接触的也就三五个人。当时的两万块钱还算个大数，后来就不算什么了，我调查的那几个人对嫌疑人不是很了解，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傻，竟为两万块钱扔下老婆孩子跑了。当然，也有关于嫌疑人的传言，如受情妇蛊惑等，没有证据，不足为信。他们对抓不抓到嫌疑人毫不关心，反问我，为什么还查？就是把他抓回来又能怎样呢？觉得嫌疑人不值得，警察也不值得。只有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原厂长有些激动，他因为这个挨了处分，但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这桩案子在我手里没什么进展，我只是补充了些调查笔录，发了些协查函。你在卷宗里看到了吧。其实也没什么可调查的，窃款逃亡，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如果发现他的匿身处，直接抓捕就可以。我一度想从他家属那里寻找线索，做了那个女人很多工作，但没有收获。对了，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案子感兴趣？难道没有更值得破的案子了？我说，所有的案子都值得办，大小只是性质问题。老警员别有意味地笑笑，我差点忘了，你是个副队呢。我沉默一分钟，这桩失窃案发生时，我正读小学，嫌疑人是我要好同学的父亲。老警员点头，凡事必有缘故，祝你成功。我问，嫌疑人是否有同伙？老警员说，卷宗里不写着吗？我说，是写着，但我发现前后意见并不一致。老警员说，廖队长起先认定是有同伙的，后来排除了这种可能，理由写得清清楚楚，我倾向于有同伙参与，却写不到纸面上。我问，为什么？老警员说，只是个人感觉。我说，很想听听。老警员说，那天傍晚，嫌疑人去十字街口的商店买了一瓶二锅头，他常去那儿买东西，店主认得他。在他值班的办公室发现了瓶盖，但没发现酒瓶，应该是离开时带走了，或是扔到什么地方，反正厂子里没寻见。谁会在出逃时揣半瓶酒？我认为瓶里的酒已喝光了，他没那么大酒量，该是两到三人一起喝的。可是现场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还有，如有同伙，应一起出逃，但廖队长调查过，市区没发现无故失踪人员。他逃了，同伙像平常一样过日子，这说不通啊。所以，我只是感觉，你知道，干咱们这行的，有时管不住脑子。咦，快吃啊，都凉了。

　　从秦皇岛到龙门只有慢车，要坐十多个小时。距开车尚有两小时，我在街头转了转，买了几张报纸，好打发火车上的时间。广场入口处有一乞丐，蓬头垢面，每有人经过，就举起不锈钢茶杯。我扫他一下，没怎么在意，脑里似乎有东西在飘，我竭力抓住。走出十几米，我终于捕到，突然一个激灵。我返回，慢慢走到乞丐身边，将买报纸找回的一元硬币投进钢杯。当啷一声，很响。乞丐说谢谢，却没抬头。我摸了摸，没硬币了。我问，你饿吗？要不要吃些东西？乞丐仍未抬头，虽然头发长，脸也脏，但脸的轮廓还是看得清。那一刻，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我说，如果你饿，我可以买些给你。乞丐说，包子，猪肉大葱馅。乞丐猛抬起头，两笼我才能吃饱。我愣了愣，说快到点了，丢下二十元离开。乞丐在我背后说，你是好人，愿你长命百岁。

　　我边走边想，也许庞丁的父亲已经沦为乞丐，两万块钱够干什么？以往的思路，总认为他藏匿在什么地方，如果成为乞丐，就没有藏的必要，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逃亡，是被警方忽视的藏匿方式。甭说在陌生的地方，就是在龙门的街头流落，又有几个人能认出他？缉捕思路该调整一下。只是——我突然想，如果将已沦为乞丐的庞有亮拎到庞丁母亲面前，他是药，还是毒药？我和庞丁的裂痕就此愈合还是越来越宽？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那些疑问同时悬在了半空。

毛 头

我登上公交车，站在距黄理最近的位置。他说，我等你好几天，每天都揣着，恰今天没带。我说，我不是来拿钱的。黄理问，那你来干什么？我说，找你呀。

　　事没办成，黄理要把钱退我。接到电话那一刻，我觉得心被整个挖掉了。就在长途汽车上，我给其他人打电话。有的当场就拒了，有的过两天告知帮不上忙。妻子不知怎么和一个陪床家属搭上话，那人说试试。今天上午给了回话，又一扇门堵死了。我又想到黄理，他是唯一的指望。我没把钱取回，就是怕断掉这根线。到公交车上找黄理有些不妥，但我实在等不及了。

　　我小声讲了，黄理没吱声。到了终点，人下空了，黄理方说，不是我不帮，朋友说难度大，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再和朋友说说，使使劲呗。我掏出刚刚取出的一万块钱，说只要能成，钱不是问题。黄理乜斜我，毛头你疯了吧。他挡了一下，我还是把钱塞给他。你把我的话转给你朋友，帮帮我，行吗？我摇晃着，快站立不住了。黄理说他就再拽下脸试试。我说，无论如何也要办成。黄理说，没有这么说话的。我说，对不起，这两天我脑袋要炸了。黄理问，为什么非要去二小？大境门有学校呀。他已是第二次问。我没有正面回答，说哪怕砸锅卖铁。

　　从第二天开始，我不住地给黄理发短信，诸如，天热了，黄哥多喝水；吃了么，要不要坐坐？还有一些黄段子，让他解闷。黄理终于烦了，别催我好不好？我盯着那个问号愣了好一会儿，回复：对不起。我有催促的意思，但不完全是。

　　第九天，终于等到黄理的电话，他张嘴先骂我，但声音里满是兴奋。那时，我正站在架梯上干活，举一托板泥子。巨大的喜讯差点将我击倒，我晃了晃，一只手撑住墙，黄哥，谢谢你。黄理又骂，你小子，没日没夜地催。我说，今晚坐坐吧，我给黄哥赔罪。黄理说，还是免了吧，我都怕你了。我再三恳求，黄理应了。挂了电话，我仍打摆子一样抖，直到女业主进门。她是个孕妇。我的失态被女业主瞅在眼里，她问我是不是发烧了。我说没有啊。女业主说，你在抖哎，我瞧着都晕。我说，有点累。女业主说，那你歇歇吧。我笑笑，不妨事。女业主说，得给我刮平哦。我说，你放心，我干这个不是一年两年了。我凝神屏气，终于平静下来。女业主没有离去，这是要监督了。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提及孩子，我告诉她，小女儿在第二小学就读。女业主甚是吃惊，真的呀？你可不简单呢。我不是爱吹嘘的人，那一刻也不知怎么了。女业主问我家在哪儿，我说大境门。女业主叫，那更不简单呢。她说买这处房就是为了孩子将来能上二小，多花很多钱呢。我瞄瞄她的肚子，暗暗叹服，也就六七个月吧，与人家相比，咱那点本钱算什么？

　　中午，我买了两个肉包，一瓶啤酒，找处干净的台阶坐下。身后是女业主的小区，对面是第二小学，学校已经放假，校园空空荡荡。庆祝的彩色气球早已不在，只有旗帜在飘。我的小可就要成为这里的一员了。我觉得和这所高大上的学校有了某种亲密关系。一个人在校门前溜来溜去，立刻引起我的警觉。他有些鬼祟，我停止咀嚼，死死盯着他。如果他有什么企图，我会立即冲上去。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走到他身边，两人握握手，走向停车场。我吁了口气，继续吃包子。

　　啤酒只是庆祝序幕，晚上我和黄理猛猛喝了一场。我对黄理说，小可入学那天，要在龙门最高的旋转酒店摆一桌，约上他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黄理说等小可上了大学，我说那怎么行，一定要摆！黄理用手指点着我，你呀，真拿你没辙儿。

　　出餐馆，我踉跄一下，黄理问不要紧吧，我说再喝半斤都没问题，硬是把黄理送上公交车。路上的情景我仍记得，穿越小桥时，我坚持不住，趴在栏杆上呕吐起来。我醒来时，躺在父亲身边。父亲将水杯递给我，渴了吧？我揉揉发胀的脑袋，我怎么回来的？父亲哼一声，鬼知道你怎么回来的。我使劲地想，还是想不起。我说，这么晚了，怎么不睡？父亲说，我等着喝酒呢，你拎个空瓶回来。我看看表，已经后半夜了，说，赶紧睡吧。父亲说，睡不着，觉越来越少了，怎么喝这么多？我说，小可上学的事定了。父亲说，难怪，醉一场也值。又说小可的事解决了，该操心操心他了。我说，瞧你这话说的。父亲问，你问医生了么？我问，问什么？父亲很不满，我就知道你不上心。我想知道还有多少天，你就不能问问医生？我又气又好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非要掰着指头算。父亲固执地，我想知道。我说，那你问去呗。父亲说，医生不会告诉，不然我就去了。我说，不告诉你，就能告诉我？父亲说，你不一样，医生会说实话。父亲像中了魔，我的争辩和劝说丝毫不起作用。

贺 梅

二胡曲唤起了杨翠兰部分的记忆，虽然我说不准那部分究竟是多少。是温暖的，还是伤感的，我心里也没谱。但我清楚，那部分记忆如窗户的缝隙，终会变宽，直至彻底打开。也许会刺激到她——还有什么比目击丈夫的车祸过程更刺激呢？那是她应激性障碍的病因——但若能驱散她的阴霾，那也值得。

　　杨翠兰抱电话的胳膊松弛许多，我试着从她怀里拽出来，但未能成功。我一碰她又抱紧了。她紧张地，贺大夫，不能动。我说，我替你保管。她拼命摇头，不行，他李爸快来电话了。我说，好吧，咱边听边等。一天上午，我终于把她的宝贝拿到手。我轻轻放到桌上，继续和她听二胡曲。她很投入。一曲终了，她突然兴奋地叫起来，我知道了，这是《赛马》！我比她还激动，你确定？她的目光画画一样绕了一圈，就是《赛马》。我说，恭喜你。杨翠兰不安地，你真要奖我？我说，当然，有奖状，还有奖品。都是准备好的。奖品是一块放在塑料盒里的蜂蜜蛋糕。她吃了一半才想起电话。我说吃完再给她，她不肯，一定要抱在怀里。

　　半个月后，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电话脱离她怀抱的时间越来越长，最长的纪录是三小时。播放的那几支二胡曲，她均说出了曲名。我和杨翠兰讲，她表现越来越好，所以打算给她举办一场专门的音乐会。杨翠兰问是不是要去剧院，我说就在这儿，观众就你和我。杨翠兰问李丁可以听吗？我说那就把李丁也喊来。

　　那天，杨翠兰换了一身新装，我打趣她像新娘一样好看。我注意到李丁的眼神，这样的玩笑让他紧张。接到我电话那刻他心上的弦可能就绷着了。杨翠兰努努嘴，竟有几分羞涩。

　　乐师如约而至，灰色中山装，黑裤子，这是杨翠兰前任丈夫最喜欢的装扮。我窥视着杨翠兰，她没有特别反应。像正式演出一样，乐师深深鞠了一躬，我碰碰杨翠兰，她随我鼓掌欢迎。没有序幕，没有过渡，乐师往凳上一坐，直接开场。乐曲如瀑，我立刻觉得自己被浸透。再瞧杨翠兰，微张着嘴，要大口呼吸的样子。也就是三五分钟，杨翠兰突然喊，别拉了！乐师颤了一下，并没有停。他在等我的手势。杨翠兰坐在我和李丁中间，这样安排自然是以防万一。没想杨翠兰动作神速，猛跳起来扑向乐师。相隔不过两米，乐师根本没有躲闪的时间和空间，径直被她扑倒。我和李丁把杨翠兰拽开，李丁死死抱住她。我扶起乐师，说了一万个对不起。杨翠兰仍在跳叫，我暗暗想，亏得李丁在场。

　　回到医办室，乐师摸着被杨翠兰抓伤的脸，很是恼火。你说她是个病人，可没说她是个疯子！我说，她就是病人，这世上没有不得病的人，她的病不过特殊些。又说了些致歉的话，在费用上做了补偿。

　　杨翠兰已经安静下来，那部电话又被她牢牢抱在怀里。我让李丁忙他的，李丁不放心。我说，我心里有数。李丁压低声音，你要继续吗？我说，当然，疗效很好，为什么要停止？李丁说，药还是按量用的好。我说，心理干预也是药，而且是可以根治的药，你既然相信我，就相信到底。李丁垂了头，好吧，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说，你配合我的最好方式就是安心开车。李丁说，这几天我挺好的。我说，那就好。

　　我削了一个苹果，一半给杨翠兰，咱们边吃边听好吗？就像昨天一样，女人多听音乐会变得漂亮。我观察着杨翠兰的反应。她没有反对。播完一曲，我问，是不是比刚才那个人拉得好？她好像没听见，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电话机，但我知道她在听。好半天，她终于抬起头，带了些戒备。我笑笑，这是考试题，你必须回答。她的目光变虚，像被大雾笼罩住。我轻轻击击桌子，浓雾慢慢散开。我说，其实，我清楚你在想什么。杨翠兰缩缩肩。我说，乐师是我花钱雇来的，你把他赶跑了，不过，我不生气，他让你想起一个人，对吗？杨翠兰低下头，继续擦拭。我问，那个人，你恨他？杨翠兰顿了顿，说，不。我加重语气，你撒谎了，你还在恨他。杨翠兰抬起头，没有。我说，你该恨他，若是我，也会恨他。杨翠兰满脸惊愕。我说，不过，你细细想想，有些地方，他还是不错的。杨翠兰摇摇头。我说，不急，你慢慢想，咱们再听一次《赛马》好吗？杨翠兰轻轻点头。

李 丁

我刚发动着车，范大同拽门进来。我就知道你在家，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说，静音，没听见。范大同哼了哼。我也没好气，我犯了什么事吗？范大同说，想和你谈谈。我说，没空，还得挣钱呢。范大同说，我打车，你不至于拒载吧。我不情愿地，去哪儿？范大同说，南站，走西坝岗。

　　西坝岗堵车程度仅次于长青路，那天还好，踩油门的脚可以用力了。范大同喂了一声，慢点开。我问，什么时候司机归刑警管了？范大同掏出钱夹，将两张粉色的百元大钞拍在仪表盘上，是这个价吧，我包了。我没吭声。过了一个红绿灯，我放慢速度。我暗暗猜测范大同找我的目的。他肯定有目的。虽说后来我和他来往不多，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不需要问，等他开口就是。范大同发完信息，偏过头。我不理他，目视前方。范大同盯我一会儿，将头转向车外。我心里嘿嘿几声，你是刑警队副队长又能咋样，我不犯法，你还能把我铐了？我以为范大同只是暂时沉默，好大一阵，他仍没开口，不由扫扫他。他并没有陷入沉思或发呆状态，而是瞅来瞅去。这小子在欣赏风景？抑或是检查市容市貌？这不可能，他没这份闲。报纸上说他忙得没日没夜的，午饭夜晚吃，晚饭凌晨吃，他的时间像黄金一样。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人……突然一个激灵，不由踩下刹车，猛了些，范大同上半个身子几乎倾倒。没这么撒气的，他说。我没接茬。庞有亮才从我脑里淡出，最近几日，我再没看见他。或如贺梅所言，那不过是我的幻觉。但范大同的怪异举动……我只和贺梅说过，难道贺梅告诉了范大同？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范大同也不会放弃，我又想起记者的话。他是来追捕庞有亮的。一定是这样。他以为坐在我的车上，抓捕庞有亮就更有把握。他打小就想当警察，也确实是这块料。但这次他要失望了。我冷笑一声。

　　南站乱哄哄的，我说这儿不能久停。范大同说，谁说要停？往回返，走清河路。我有些恼火，你这是干什么？范大同说，我不能告诉你，别忘了，我是包车。我说，把你的钱拿走，我不拉你了。范大同说，小心我投诉你。我哈一声，随便。范大同语气柔软了许多，庞丁，我——我打断他，我叫李丁。范大同说，好吧，那就李——丁，我没折腾你的意思，绝没有！我直视着他，那你要干什么？范大同说，我会告诉你的，但现在不行，先开，好吗？如果我拒绝，他会乞求我，这也是他的本事之一。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我粗声大气，也是为了掩饰。我并不担心庞有亮被范大同抓捕，如果他确实溜回龙门的话。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紧张。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在范大同面前。

　　范大同仍是捕猎的神态。他在找人，确定无疑，也许还揣着手铐呢。这时，我倒希望他和我说说话。我几次偏头，他没有任何反应。快到古玩市场时，我感觉心跳在加快。范大同嘿了一声，我下意识地问，怎么了？范大同回头望了望，路面有一只被压死的鸟，我以为你会躲过去。我讥讽，警察都这样？范大同说，你可是为鸟举办过葬礼。那是放归锦鸡的那年冬天，我在西太平山发现十多只冻死的鸟，用捡来的石头垒了个坟包。我说，挺奇怪的，一个连誓言都能扔到脑后的人，却会记住一些烂芝麻。范大同说，你有资格损我。我说，我哪敢，除非你借给我胆子。我以为他会回击，但他只是笑笑。

　　依照范大同的吩咐，我把车停在路边。范大同走向明德北超市。我摸出手机，翻出贺梅的号。听到贺梅的声音，我突然语塞。怎么不说话？贺梅问。我深吸几口，喉咙畅通了些。昨天吃多了，我说。贺梅笑了一声，学会幽默了，吃什么大餐？我说，烙饼卷大葱，还有酱菜丝。贺梅说，故意来馋我。我能想到她板起脸的样子，忙说，打扰你了吧。贺梅说，真不经夸，是要和阿姨说话么？我说，不用了，晚上去看她。贺梅说，状态挺好的，安心开你的车吧。合上手机，我吁了口气。就算贺梅说了，也是无意的，怎么可以问她呢？

　　范大同出来了，拎了一大包东西。他把东西扔到后座，仍旧坐到副驾驶。西太平山，他说。我怔住，去那儿干什么？范大同反问，我必须告诉你吗？我说，开不上去的。范大同说，非要我一遍遍求你，你才答应？我一声不吭地发动了车。

　　山门在半腰，门是伸缩的。范大同亮出证件，守门人把门打开。我说，这算不算以权谋私？范大同笑了，你打算告发我？我反问，以为我不敢？范大同说，那我告诉你，我在工作。我说，这钱也是单位报销？范大同笑出声，审问我呀？我有权保持沉默。

　　就停在这儿吧，范大同指了指。路侧有几株山桃树，山桃拇指大小。山桃长不大，也就这样了。范大同拎着袋子走了几步，回头，下来呀。我说，我是司机，没义务陪你干别的。范大同走过来，算我求你，给个面子行不？我迟疑一下，推开车门。

　　范大同说到西太平山，我就想到朝阳亭。范大同从食品袋掏出火腿肠、鸭蛋、矿泉水、罐装啤酒，还有面包。他拧开矿泉水瓶盖递给我，自己开了一罐啤酒。你还记得吗？咱们比赛谁吐得远。我说，忘记了。范大同说，那时，什么都有趣。我说，成功人士都喜欢怀旧。范大同说，反正没旁人，你随便损随便骂，就像——我立即道，我可不敢。范大同并不在意我的冷嘲热讽，继续道，一晃就四十了，真他妈快。我说，报纸上说你忙得睡觉都没工夫。范大同仰脖，把整罐啤酒全倒进去。你生父酒量多大？他抹抹嘴角的泡沫问。我愣住。我见过他喝酒，不知道他酒量多大。似乎漫不经心，但我瞧出他是有准备的。是的，他从来是有目的的。我瞪他好一会儿，才问，你绕了半天，就是为了问这个？你直接问就可以，何必兜圈子？还搭上二百块钱。范大同笑笑，直截了当，你会回答？我恼怒地，你以为兜个大圈子我就会回答？范大同说，前几日在秦皇岛火车站广场碰到一个人，很像庞叔。我哼了哼，那你把他抓回来呀。范大同说，可惜不是，我想他说不准会回到龙门。我问，有人告诉你了？范大同说，这倒没有，仅仅是个人推测。我问，你什么意思？要审问我么？范大同又开一罐，做个碰杯的架势，怎么总是气冲冲的？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确实激动了些。静默几分钟，我问，你到底想干什么？范大同问，你不想知道他的下落吗？我没有任何犹豫，极其干脆，不想！范大同说，那桩案子历经三任队长，现在我接手了，但要破获，需要你配合调查。我重声强调，我不想知道他的下落。范大同欲拍我，我躲开。他说，我是警察，既然接了，就不会罢手。

范大同

出了戒毒所，我没有立即上车。腿有些沉，每次都这样。你他妈把两个女人都毁了。庞丁的声音带着彻骨的寒意，那是很多年前了。当警察一直是我的梦想，却被挡在门外。终于有了一线可能，我不愿错过，哪怕挤得头破血流。我是坏人吗？我不清楚。从帝王到乞丐，谁不设计谋划自己的人生？我没想伤害谁，许多事非我所愿。当然，不能排除我的嫌疑。那些被我抓捕的嫌疑人个个都要辩解，有时我挺羡慕他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我只能默默承受——干什么不付出代价？

　　我点了一支烟，望了望湛蓝的天空。一行大雁飞过，不留任何痕迹。我给岳母打了个电话，说若云挺好的，医院那边也已经联系妥当，明天一早我开车去接。老头散步淋了点雨，他没在意，夜里便发烧了。吃了药烧退了，却断断续续地咳嗽。老头似乎对医院怀有恐惧，我和岳母为劝他费了许多口舌。如果是我父亲，我早发火了。但对老头不能。以前不能，现在更不能。岳母压低声音，问那个专家的情况，我说没问题，放心。岳母不说话了，但并未挂电话，我眼前立马浮现出她嘴角下弯的弧度，于是补充了专家的相关信息。岳母嗯了一声，说听人说起过。

　　本来有别的事，路上接到小李的电话，我立刻拐了方向。小李一路小跑迎上来，叫声范队。看得出来，他已在台阶等候多时。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嘴硬得很，小李解释，掩饰不住他的恼火。我摆摆手，让他先去休息。小李略显不安，范队？我说，后面还有任务，你把觉补够了。

　　嫌疑人看见我，坐姿马上有了变化，垮塌的腰立时竖直。昨日抓捕的，入室盗窃。审问非常顺利，连以前的两起也交代了。但问题就在于太顺利了，他有急于交代的迫切，似乎被“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几个字震住了。实话说，我之前没太把他放在心上，觉得不过是个小毛贼，他尚显青涩的脸在戴上手铐的同时几乎被恐惧扭歪，整个人都在战栗。审讯时依然战战兢兢，一度不能进行。我和颜悦色，说了些改邪归正之类的话，他方放松下来。其实，他交代的同时我就有所怀疑。他言语流利，眼神却游移不定，完全不在一个节拍。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不是普通窃贼。审讯交给小李，他需要锤炼。小李撬不开，只能我来。

　　我盯着他，一言不发。审讯时我有隐秘的难以言说的兴奋，因为在嫌疑人面前我不会矮着。我从不抱怨忙碌，闲着对我是折磨。

　　和我对视一会儿，他的目光缓缓移开。该说的都说了，他等了几分钟，见我没反应，补充道，没什么可说的了。闭嘴！我喝。他甚为惊愕，眼神带着试探。我仍旧瞪着他，目光不凶，并非凶才起作用。有些嫌疑人耐不住我的瞪视，十多分钟就缴械。当然有例外，不是百发百中，那样我会改变套路。我是不是要坐牢？他想装嫩，但太嫩了。我几乎要笑了，脸肌外扩，然后慢慢收拢。他低下头，像睡着了。但我清楚他仍能感受到我的瞪视。他有点儿慌，低头不过是掩饰。许久，他偏偏头，我立刻将他的目光攫住。坐直！我喝。

　　我掠过墙上的钟表，整整一小时。仅仅有些慌张，绝对是个老油子。开始吧，我轻声道，甚至有几分温柔。你先说，还是我先说？他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总不能让我胡说吧。我说好，那就听我说。

　　我就讲去年破获的重点案件，嫌疑人潜逃二十八年，终于落网。抓捕他时，他和家人正在饭店为十六岁的女儿庆祝生日。我们没有立即冲进去，一直等到他们唱完生日歌，吹灭蜡烛。带他离开的时候，他女儿扑上来，认为我们抓错了人。她哭叫着我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嫌疑人提出想和女儿说句话，我们同意了。知道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摇摇头，看得出来，他很好奇。我说，我们没听到，他是咬着女儿耳朵说的，但是他和女儿都流泪了。

　　接着讲另一起，也是潜逃数年。因为一个女孩，一个男孩把另一个男孩捅了，一刀扎在胳膊上，另一刀刺偏了，只伤及皮肉。持刀男孩连夜登上南下的列车，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最多半年。也遇到心仪的姑娘，姑娘也喜欢他，但他不敢和姑娘发展。逃亡九年没睡过一天踏实觉。他决定自首。被捅的男孩当年就和女孩结婚了，两人还到刑警队为逃跑的男孩说情。捅人的男孩知道这一切后，追悔莫及。他自己把自己毁掉了。

　　你为什么和我讲这些？嫌疑人问，我又没杀人。我说，你害怕听这些吗？嫌疑人说，我有什么害怕的？随便你。我说，如果犯困，就说，我最会治了。嫌疑人马上端正身体。我接着讲破获的案子，抢劫、杀人、偷窃、纵火、强奸。说到案子，我记忆力出奇的好，许多细节都能说出来。

　　小李进来一趟，把盒饭和矿泉水放下便退出去。他知道我的习惯。从中午到黄昏，从黄昏到深夜。嫌疑人问能不能吃点东西，我说，到现在我连早饭都没吃。嫌疑人说想喝点水，我指指自己的喉咙，谁才有资格喝水？嫌疑人说，你不能虐待我。我说，你懂的词挺多呢，你没吃没喝，我也没吃没喝，我和你一样待遇，这叫虐待？嫌疑人问，吃点再讲不更好？我说，我有个习惯，得把自己掏空才吃得下去。嫌疑人说头晕，坚持不住了。我说我可以帮你坚持，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需要吗？嫌疑人揣测地看着我，摇摇头。他的目光已不如白日有神。

　　凌晨三点，嫌疑人已是满脸的困顿和倦意。审讯正式开始。半小时后，嫌疑人终于招供。确实不是普通窃贼，有命案在身。我喊进小李，让他做笔录。

　　五点半，审讯结束。

　　小李敬服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没有根据，只是感觉。小李劝我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我说得去医院了。

毛 头

等车的人实在多，我费了点儿劲才挤上去。黄理喊，往后走，别堵在门口。然后，他看到了我，皱皱眉。我没有朝后挤，我不是来坐车的。连续找他三天了。开学前，黄理托的人回话，校长让缓一星期，等开了学，稳定了，再往班里插。开学一星期，小可仍不能入学，回话说还要等，教育局和市政府收到了状告第二小学的信，上面正在查。两星期后，答复今年班容量实在太大，只能明年了。小可已经到了上学年龄，明年？那不是胡说八道吗？若明年还不行，那是不是要推到后年？我让黄理再叫朋友找找校长，黄理不肯。他说如果不愿意等，就让朋友把钱退回来。我并不是担心那两万五打了水漂，小可上不成学，我没法和妻子及小可交代。妻子打听到，开学后仍有插班的，校长给出的理由不足信。小可进不去，只能说明关系不硬，也可能嫌钱少。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可以再拿么。黄理认为不是钱的问题，并劝我别再砸钱。可不砸小可就彻底没了希望，我急得起了满嘴泡。

　　到展览馆下去一堆人。一个女孩登上来，身后跟一个中年男人，个头高，几乎摸到车顶。我偏了偏身，但两人没往后走，女孩几乎与我并立，她抓扶杆的手与我碰在一起，她往旁边稍移了移。抓牢了，男人对女孩说。刚才上车时，女孩稳稳的，他却做着护的架势。有些怪，但我没多想。

　　你连活儿也不干了？黄理问。我说，哪有心思干活？黄理说，你就是天天跟着我也没用。我说，再催催你朋友。黄理说，已经答复了，再等一年又能咋的？我说，不能等了，今年必须上！黄理苦笑，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说，只要能进，什么条件都行。黄理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摇摇头，不能再往里陷了。我拼命克制，还是带出火气，我已经陷进去了！

　　车颠了一下。

　　我的肩感到厚实的力。是刚才上车那个高个男人。不要和司机讲话，他的目光像他的手一样有压迫的感觉，车上不是你一个人。虽然他高出我许多，但我并不怵他，满腔的怒火正没处发呢。你管得着吗？我有些恶狠狠的。我是乘客，当然管得着，如果你不把别人的安危放在心上，我就把你揪下去。他抓住我的胳膊，我不由龇了牙。女孩喊声爸爸，他松开手，仍死死盯着我。静默了两分钟，我向车尾走去。

　　只能躲开，骨子里我是怯懦的。车空了许多，我坐在最后一排，等男人和女孩下车。到白桥站，只剩下三名乘客。男人和女孩在前，我在后。男人偶尔扫扫我，他像猜透我的心思，故意和我耗着。我暗暗骂娘。我就不信他能陪到底。我有的是时间，看谁能耗过谁？他能耗下去，莫非他女儿会陪着他耗？

　　两个来回，上上下下，男人与女孩竟然没下车。我简直要疯掉了。到明德北，我冲下车。我疯了不要紧，小可怎么办？我打算明天继续找黄理，不信还能碰到男人和女孩。明天是周一，难道女孩不上学，男人不上班？

　　睡了一觉，我改了主意。我是个笨人，但某一刻突然灵光闪现。为什么非要黄理的朋友送钱呢？我自己也可以。校长已经拿了我两万块钱，并已经许诺，对小可的名字自然有印象。何必求黄理？何必让黄理找他朋友？捷径对我、对校长都有好处。我打算先送一万，加上先前的已经三万，该差不多了。后来一想，再送两万胜算更大。妻子不同意，说四万块上大学也用不了。我好一顿劝，妻子仍不同意，还摔了碗。存折她保管着，她不同意我就拿不到钱。她下班回来，我接着做工作，她还是不肯。我火了，揪住她的头发揍了一顿。

　　取出钱的当天，我便守在第二小学门口。我见过校长真人，登她照片的报纸就在我枕下压着，出门那刻我塞进包里。我仍怕认错，隔一会儿就拿出来瞅瞅。有些紧张，有些激动，在我心目中，第二小学校长比市长分量重。脸被妻子抓破了，火辣辣的。

　　一个牵着狗的女人走过，那狗长得像狮子，浑身金毛，极长极长，脑袋上也是，几乎把眼睛盖住了。狮子狗在我裤口处嗅了嗅，我正想伸手摸摸，那女人喝叫一声。小狗好像没听见，倒是我吓了一跳，立刻缩回。一个背着手的老年男人走走停停，一瞅就是那种有退休金拿着、闲得近乎无聊的人，遇见下棋的观一阵，碰上吵架的必伸长脖子瞅个究竟。经过我面前，他顿住。肯定是脸上的伤痕引起他的注意。我的目光直定定的，他立刻扭开。我摸摸伤痕，问自己，这么做会不会鲁莽了些？要不要和黄理商量商量？下课铃响了，校园立刻开了锅。里面本该有小可的声音。我的心立刻被油煎了，一阵阵抽搐。试试也没什么不妥，我想，小可实在是不能再等了。

　　校长是最后出来的，和一位教师相跟着，到门口两人说了几句话，校长似乎在嘱咐他什么。趁这个工夫，我又拿出报纸对了对。校长朝停车场走去，我跟在她身后，有十米左右的距离。她拉开车门，我喊了声孔校长。孔校长转过身，我快跑几步，自报家门，我是毛小可父亲。孔校长问，学生家长？我连忙点头。孔校长说，有事找班主任，几班的？我的脸突然就红了，还没上呢，黄理的朋友找过你，毛小可，想上一年级，你有印象吧。我的手已伸进包里。孔校长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人一闪，砰地关了车门。我呆呆地站着，眼瞅着轿车驶离。

　　回想整个过程，我没说不当的话，如果有不妥，就是不该当下就掏钱，那可是停车场。虽然没掏出来，但我的动作她是明白的。那时似乎有人经过，我听到了说话声。好在她没有翻脸，我有补救的机会。

　　我吃了几个包子，梦游似的转了半天，下午再次来到第二小学门外的停车场。看到孔校长的车，我长吁了一口气。然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商量好价钱，我让司机把车开到孔校长车的对面，那儿正好有个空位。停车费我出，不待司机张口，我就说了。我给他指指孔校长的车，告诉他，一会儿跟在那辆车后面。我不干犯法的事，司机从后视镜窥窥我。我说，你看我像坏人吗？你大可放心，我们祖宗几代连个小偷都没有过。司机没再说什么。他的后脑被削了似的，比面板还平。他不是那种饶舌司机，除了必要的问题，没说过多余的话。正合我意。我无法预知结果，但我觉得运气正在转好。

　　孔校长终于出来了，她换了身装扮，穿了裙子。天气转凉，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很少穿裙子了。我让司机跟上，别太近了，不跟丢就行。司机一言不发。大街上车水马龙，车厢内静得能听见心跳声。我换了几次姿势，但眼睛始终盯着前方。司机不错，始终与孔校长隔着两三辆车的距离。我还是不放心，生怕跟丢了，那样还得多花一天时间。我耗得起，小可耗不起。

　　堵了。我不由得骂娘。虽然孔校长的车也被堵在路上，我以为司机会有所回应，但他仍沉默不语。孔校长的车过了路口，绿灯开始闪烁，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在变成黄灯那刻，出租车冲了过去。孔校长原来住在富丽山庄，我在这个小区干过活的。我把钱塞给司机，车一停便推开车门。

贺 梅

我煮了碗面条，倒了杯红酒。碟子里半截吃剩的黄瓜，一块豆干。晚餐越来越简单，有时生个火都懒，两杯红酒，一碟小菜就打发了。刚吃两口，收到他的信息：我十点以后有空。这是他的信号，是他的召唤方式，没有多余的话，没有任何温度。这是多年修炼的结果，什么场合都滴水不漏。我把手机放到一边，虽然知道他绝不会有第二句，还是瞄了好几次。我吃完面条，喝掉两杯红酒，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然后开始化妆。当然不会浓妆艳抹，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

　　我踏上宾馆台阶。坦然，平静，有时自己都怀疑是来约会的。刷门卡时，我下意识地看看表。十点一刻，刚刚好。我不是刻板的女人，但约定还是要守的。

　　凌晨，他还在熟睡，我悄悄起身。怕影响他，我从不开灯。但灯突然亮了。他坐起来，梦游似的看着我。我怔了怔，轻声说，还早呢。他没说话，直到我穿戴妥当，才提醒别落下东西。我笑笑，替他把灯关了。他的提醒得体、温暖，但我有奇怪的感觉。等电梯时，我拉开手包，多了一张银行卡。一定是趁我洗澡时放进去的。没有密码，但我猜得到。传言他要调离，这么说是真的。那么，他突然开灯算是告别仪式了。这是他的方式。我并没有什么不适。我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这张银行卡是他的补偿费了。可我并不觉得需要补偿。电梯上来了，无声地打开。我返回，把卡从门缝塞进去。

　　走出宾馆的旋转门，我打开手机，没有来电提示。我松了口气。回到家，我又看座机的显示屏。时间尚早，眯一会儿绰绰有余。但总觉被绳子拽着，煮了碗燕麦粥，煎了个鸡蛋，吃毕便往单位走。

　　下午三点，我把乐师带进病室。我讲了杨翠兰的故事后，乐师同意与我合作。这已是第四次演奏了，杨翠兰安静了许多。乐师落座，杨翠兰便主动把那部电话放到桌上。这次拉的是《良宵》，我不时观察着杨翠兰，她的身子微微前倾，虽不能用沉醉形容，但已经入戏。上次用了两分十秒，这次只用一分九秒。如果乐师换成她前夫……我不能预判她的反应，但我敢肯定，她不会抓狂。我已成功地帮她从记忆里捞起前夫的许多好。一旦扎根，那是会繁殖的。当然，那是个缓慢的过程，快了未必好。

　　院长不声不响地闪现在门口，我正要起身，院长摆摆手。这一段没出什么乱子，院长似乎不大适应，一趟趟往精神病房跑。以往不是这样，没有事故，很难见到他。送走乐师返回，院长正和杨翠兰说话。杨翠兰双臂垂顺，规规矩矩地站着。我对杨翠兰说，院长只想知道你吃得好不好，不用紧张。我推推院长，小声说，这不是你待的地方。院长边走边说，你还给我划定范围了？问我晚上有无安排，想请我吃顿饭。末了强调，我每次请客你都不到场。我说，你知道的，我不喜欢人多。院长说，今晚单独请你，赏个脸吧。说到这份上，我只好点头。

　　我准时赶到明德北红焖羊肉店，院长已经在座。桌上立了一瓶红酒，我的目光不由自主扫过去。院长说，拉菲，九六年的。我怔了怔。院长说，红酒，你该比我懂。我很弱智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喝红酒？院长说，猜出来的。我知不是实话，但这个也没必要认真。院长问还要为那个女人演奏多少次，我纠正，是治疗。院长说，好吧，还要治疗多少次？我说，十次左右。院长说，请乐师是你自掏腰包吧。我说，我不能预知结果，不想加重家属负担。院长说，你可以找我啊。我甚感意外，顿了顿说，你已经减免了她的住院费用……院长说，这种带有试验性质的治疗，院里应该支持的，你何必？我不知该批评你还是表扬你。我说，那样最好，只是……院长摆摆手，就这么定了。我举起酒杯，我代病人及家属感谢院长。

　　聊了一会儿杨翠兰，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他的家事。一箩筐。他女儿所在的企业倒闭了，又遇上婚变，她整日待在家里，他担心她精神出问题，想让我帮帮忙。我以为要我做心理辅导，但他说明意思，我突然愣住。我想起那张房卡，以为没人知晓我的秘密。许久才道，我不过是个医生，怎么和人家说上话？院长说，你治好他的失眠，你去找他，他肯定给你这个面子。在回来的路上，我曾想，如果范大同把李丁的生父抓回，找找他，或许会判得轻些。但也只是想想，因为一切都是假设。现在我与院长面对面坐着，他的要求实实在在。院长声音低沉，听说他要调走了，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端起杯，一点点地啜尽，斟酌着，院长这么信任我，我很感动……然后，我看看窗外，说，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范大同

我找见了庞有亮曾经的两个同事。接到出警电话，我正和其中一个聊天。是的，聊天，而不是询问。我已经找过他两次，这是第三次。基本上是废话，但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在废话中。这和淘金一个道理。只要有耐心，不愁没收获。庞有亮曾在元旦晚会上拉过一曲《赛马》，那人说以前并不认识庞有亮，他本人平日爱哼唱，所以散场后找到庞有亮，还给了庞有亮一支烟，谁知第二天庞有亮就不认识他了。不过也正常吧，有才的人难免古怪。我让他哼唱《赛马》，他刚唱出腔，电话响了。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有紧急任务。

　　案子有点儿特殊，死者系第二小学校长，社会影响大，市领导作了批示，要求尽快破案。局长也立了军令状。在案情分析会上，局长连鞠三躬，甚是动情。然后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破了此案，我将由代理队长正式升任队长。其实，他不许诺，我也不会懈怠。

　　死者被扼颈窒息。显然双方打斗过，其指甲处提取的血迹非她本人。但现场只有一个打碎的杯，其余并无损毁。死者包里的钥匙、身份证、银行卡、美容卡均在，另有八百元现金。连夜从外地赶回的家属确认没有丢失其他物品。盗抢钱物，基本可以排除掉。

　　监控显示，死者的车进入小区不久，一个男子跑进来。死者往三号楼方向行走，男子尾随其后。死者边走边打电话，显然没注意到身后有人。男子没有任何遮挡。我注意到他的挎包，不大。如果是凶器，那就是蓄意的。两人在楼道口消失，二十四分钟后，男子仓皇离开。小李问要不要把嫌疑人的照片打印出来，我说暂时不用。我觉得在哪里见过嫌疑人，但脑里总有一个地方卡着。调看小区门口的监控时，突然记起来了。我对小李说，走，去公交车公司。

　　二十三小时后，嫌疑人被抓获。还没到审讯室就交代了。结果令人瞠目，亦令人唏嘘。

　　次日一早，我在刑警队门口看见那个老头。昨日抓捕嫌疑人费了些周折，嫌疑人没抵抗，但老头死活不让带人。他显然身有重病，不说话还喘，激动起来更是剧烈地咳嗽，脸膛紫黑，似乎随时会昏厥过去。我解释半天，甚至嫌疑人也劝他，他仍颤颤巍巍守在门口质问为什么抓人。半小时过去，老头没有松动迹象，我试图拖开他。岂料老头突然抱住我的腿，说我们一定弄错了，他娃连个蚂蚁都不敢踩的，不会做犯法的事。我说只是去问个话，稍后就放他回来。他这才有所松动，说不放他娃，他就死在公安局门口。没想到他还真来了。

　　老头一手扶墙，一手掐着佝偻的腰。喉咙卡着，他费力地咳，感觉脖子要抻断了。小李端过来一杯水，老头接了。他喝水的工夫，小李告诉我，老头早就来了，非要在门口等。

　　喝了几口水，老头呼吸通畅了些。然后被小李搀进办公室。说话不算话，老头坐定便这样质问我。我说，你家人呢？老头说，家人让你们抓了。我笑笑，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老头的反应出乎意料，半天才骂，傻娃子！然后冻僵似的定住。良久，脸化开，两行泪蜿蜒而下。我说你打车来的吧，让小李送你回去。老头猛又咳嗽起来，脸由青转紫。我让小李打120，声音不高，老头竟然听见了。他挥舞一下胳膊，大喘着粗气说，用不着，给我点儿水。喝过水，老头缓过一些。他问能判几年，我说我不是法官。老头问他娃有立功表现呢，我说当然没坏处。老头提出要和儿子见面，我说现在还不行。老头瞪着我，目光并不凶恶，像是揣测我。我示意小李，小李去搀他。老头甩了甩。我说，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老头说，我要是犯人，你就不赶我走了吧。我笑笑，抱歉，我很忙。老头大声说，我没说假话！我怔了怔，盯老头一会儿，说，主动说出来，就是自首。老头问如果他自首，他儿子是不是可以减刑。我说这是两回事，你自首可以对你宽大处理。老头说那我不自首了。我说随便你。小李看我，我用眼神制止他。老头不像玩笑，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老头咳几声，我快死了，宽不宽大都一样，我只盼毛头……你请示一下上级。我说，那你等着。出屋，我在门廊站了片刻。打了个电话，是给岳母的。转回去，老头满脸期待。我说，打了。顿了顿说，上级说可以考虑。老头急切地，能减几年？我说，这不是做生意，不可以讨价还价。老头说，你别骗我。我说，还是送你回去吧。老头说，海燕电子厂。我突然一个激灵，然后盯住他。老头说，窝在心里二十多年了。我生怕老头反悔，小心翼翼地，你知情？老头神情里竟有一丝嘲弄，当然知情，那就是我做的。小李已经记录，我倒了杯水，让老头润润嗓子。

　　断断续续的，说了近两个小时。中间，我问了几个问题。躲了这么久，还是没躲过老天的报应，老头最后说。

　　关系重大，我立即向局里做了汇报。隔天，两台挖掘机开进海燕电子厂南侧的荒地。电子厂连同南侧的荒地被两米高的红砖圈着，这一区域已经属于某房企，不日高楼将拔地而起。白天，老头被救护车拉至现场，夜晚再送回医院。虽然安排了警察轮流监守，我还是不放心，当然不是担心他逃了。扑朔迷离，关键时刻，老头绝不能出意外。

　　第八天中午时分，白骨被挖出。法医摆出一个完整的人形。身份需要进一步确认，但基本明了。做DNA亲源认定，庞丁和母亲必须到场。我不知怎么和庞丁说，交给了小李。这不妥，大不妥。很快，我叫回小李。必须我去。

　　过程我不想说了。比对结果出来，我立刻回到病房。和这个红星锁具厂前技工聊了一会儿，我话锋一转，你说谎了。老头瞪大眼睛，都挖出来了，这还有假？我说，庞有亮死了这没假，但你还有隐瞒，没有全交代，我之前没问你，就是等你主动说出来。老头皱巴的脸轻轻抽了一下。他说，该说的，我全说了。我说，你有同伙。一丝慌乱掠过老头的脸。一阵猛咳。我说，有一点点隐瞒，那就不算自首。告诉我，同伙是谁？半晌，老头抬起头，告诉你也没用了，他死好几年了。我冷笑，既然死了，你为什么还替他藏着？独自担罪有什么好？老头说，钱大半归我了，我发过毒誓的。我审视着他，两人作案，你分了大半的钱？老头嗫嚅，他还得了别的。我问，什么？老头说，说了你未必信。我有些不耐烦，到底是什么？老头说，他娶了那个人的女人。

庞 丁

昨天下了一场雨，冷飕飕的。花谢了，花枝已被风雨摧打得满身污泥，不成形状。半山腰的枫叶仍红得耀眼，再有个把月，枫叶也该凋落了。

　　车停在山脚下，我一手拎锤，一手拎锹，拾级而上。不是很陡，但拐来拐去的。台阶两侧的松树一样高，据说长到一定程度就不长了。这里是北山墓地，从西太平山可以望得见。他的墓地是我选的，不在中心，但也不是角落，我觉得这个位置刚刚好。墓碑是白色的，上面两行字，黑的一行是他的，另一行没颜色的是杨翠兰的。杨翠兰说过要和他埋在一起，人过世，字才能漆黑。墓前的石板颜色灰暗，那是焚烧冥币留下的痕迹。每年我都要祭奠三次，清明、中元，还有年根的时候。这个人，我先叫叔，后叫爸，连姓氏都改了。我至今难以相信，那又怎样呢？铁证如山！所以他不能再躺在这儿了。他失去了这个资格。我脱掉夹克，抡起铁锤，狠狠一击。墓碑竟然纹丝不动。我又一锤，再一锤。终于裂开，仍然没倒。似乎有什么声音，我扭头四望。也许他就在附近，在某个树杈上蹲着。我希望他在场，让他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他有疼的感觉那就更好。

　　再次举锤，双臂却抖起来。我不知何故。终于，胳膊垂下来，还有我的脑袋。我本该咬牙切齿，本该仇恨他，可鼻子一阵一阵地酸。我稀泥一样坐在地上。脑里过电影一样，全是他和杨翠兰那些事。他做的红烧鱼很好吃，那天杨翠兰或许是太饿了，粗心大意，一根鱼刺卡到喉咙里。她吃掉两个馒头，喝了半斤醋。没什么感觉了，以为没事了。第二天她的脖子就肿了，送到医院已经说不出话。做了两次手术才把那根鱼刺取出来。他二十四小时守护，我要替他，他坚决不让。杨翠兰出院，他瘦得脱了形。自那之后，餐桌上再没出现过鱼。他对杨翠兰的好，我能说出来一箩筐。可怎么就……我知道了真相，却更加糊涂。如果不是那场车祸，他至今……他换煤气回来，杨翠兰正好走出明德北超市，两人是斜对角，杨翠兰看见他，喊出来。他本该等在那里，杨翠兰的声音似乎有魔力，他连红灯都忘了。在那个上午，杨翠兰的喊叫也毁了她自己。他是这样一个人。可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本想稍歇歇，可坐下去就是半天。中午，我缓缓站起来。墓碑砸碎了，但我没有把他挖出来。让他躺着好了，虽然墓地很贵。独自躺着吧，让他。

　　我不能把庞有亮埋在这个墓穴。

　　我在东山买了块墓地，花光我仅有的积蓄。这是我唯一能为庞有亮做的。埋葬那天，范大同也来了。我和他不是一路人，来往渐少，不过，这件事我挺感激他。庞有亮不再是畏罪逃亡。

　　从山上下来，我走得极快，远远地把范大同甩在后面。不知为何，我有一丁点紧张。范大同喊我，我假装没听见，径直走向停车场。庞丁！范大同突然提高声音，我只得站住。多陪陪阿姨，范大同拍拍我的肩，转身离去。

　　临近中午，我去清真食府买了一斤焖丁，胡萝卜牛肉馅。快到明德北，又堵车了。我给贺梅打电话，让她转告杨翠兰。到精神病院已是十二点一刻。贺梅在楼梯拐角站着，吁了口气，总算来了，阿姨等急了，进去吧。

　　以为你不来了，杨翠兰盯着我手里的餐盒，那是什么？我说，你猜猜。杨翠兰说，我闻到香味了，肯定是饭。我竖竖大拇指，真聪明。打开餐盒，杨翠兰欢叫，焖丁！我夹到不锈钢碗里端给她。她小心翼翼咬了一口，有汤滴出来，她吮了吮，咬第二口。我问，好吃吗？杨翠兰嗯一声。顿了顿，我又问，你记得第一次吃焖丁和谁一起吗？杨翠兰指指我。我问，还有谁？杨翠兰的眼珠不动了。她是想转的，但有些吃力。我忙说，快吃吧，趁热。杨翠兰的神情浮起一个大大的问号，你……不吃？我笑笑，指着墙上的二胡，你吃，我伴奏，想听什么？